值 得 深 思

    沈荩，中国新闻记者首位蒙难者。他躺在八个手持特制大木版的狱卒的中央，被他们轮流敲打他的四肢和背部，直至到血肉模糊， 四肢骨折而死。为什么他受到如此的酷刑呢？原来他是个受聘于日本《天津日日新闻》的记者，当他从一个贵族的口中，得知中俄将签定一份秘密协议，中国将东北铁路沿线的路政税权和其他主权送给俄国。于是这个中国记者，凭着良心，将此份丧权辱国的文件，昭示于众，使得当时的请政府大为恼火，在1903年七月，他被捕，并处以极刑。沈荩死后，引起全国舆论的一片哗然。在上海有数百人，公开集会，隆重地纪念这位记者。事情激起了全国反专政的怒潮。运动使当时的老百姓知道，他们还有一种权利，就是“言论自由”。
    在当权者的眼中，沈荩是揭露“国家机密”的要犯，他的死，是罪有应得的。在当权者的心中，最不喜欢人家知道事情的全过程，更不喜欢人家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历史又是奇怪地重演，近日，中央卫生部的一位主任，声言要建立暴露食品安全记者的黑名单，原因是近日，记者们大力在电台，报章上，揭露令人生畏的食品安全问题，主任气匆匆地说，不是你们记者的报道，群众怎么知道的呢！你们说要建立食品安全工厂的黑名单，我看也应该建立暴露食品安全记者的黑名单。现在国内人们对于食品安全，已经达到信心危机的地步，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不去感谢记者们的帮助，反而抱怨记者的揭露，这是何等的道理啊！
    当权者不希望听到事情的真实，但他们又很难听到事情的全部。韩非子曾说过：“一个通晓治国方法的人，一定要有远见和明察。因为那些重权者是不会依照法令为国家做事的，而他们总是自作主张，利用国家的法制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最会讨好国君的心意，投合国君的好恶来取得君主的信任。他们高官厚禄，党羽又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去为他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以便向国君求得更多的好处。然而想去揭露他们的虚伪，纠正国君错误的人，他们常常是地位低微，又没有党派支持，处于孤立无援的位置。重权者，大可以利用国家的法律，给他们强加罪名，用现行的法律来惩治他们。对于那些不能强加罪的，重权者可以顾用刺客把他们杀死。在如此情况下国君真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不受蒙蔽。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如果没有魏征的坚持，唐太宗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事情和塑化制的风波中的某位领导人的处理，大相径庭了，领导人说：“不要怕家丑外扬，坚决把事情严肃处理，毫不留情。”两者的态度，不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吗！

最喜欢读竟生先生的小故事。流畅，生动还道理深刻。
中国离真正的言论自由还有多远？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