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在小寒的寒风中，审看旧文，别有一番感慨。干脆，也把这一篇贴上美华。[/I]



韩 松  
廖钺同志去世了。侨界失去了一位老前辈、老领导，文化界失去了一位阅历丰富的多面手，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失去了一位好顾问和热心人。作为跟廖老认识27年的晚辈，有一些话要说。
大千世界，熙熙攘攘。人跟人相遇，有时会很偶然。而人跟人相熟、相知，也许就不是偶然因素决定得了的。当然，我不能自认“知音”，但是，近年来，特别受到廖钺同志的鼓励和鞭策，因此，总想将所知道的廖钺同志写出来。
1979年，我调到广东省侨办，参加《广东侨报》复刊的工作。在海珠广场侨光路四号大楼里，既有省侨办，也有省侨联，一家是政府机关，一家是群众社团。但大家都从事侨务工作，有的老领导还身兼双职。有的人，历史上两样工作都做过。两家单位关系十分密切，人员见面的机会也很多。那时我刚届而立，又是从新闻单位调进来的新人，黑黑瘦瘦，很不起眼。但我也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领导和同事。
廖钺同志在二楼办公，戴一副宽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总是很宽厚的微笑，一派儒雅长者的气度。那时，他是广东省侨联和华侨历史学会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侨办侨联被“拆庙”、“赶走菩萨”，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重整旗鼓，重振声威的时候。侨界的同志们精神抖擞，工作热情高涨。廖钺同志也是这样。他与王绵长合著的《华侨出国原因初探》学术论文一鸣惊人，被《新华文摘》1980年9月收录在总第21期上。这篇论文，立论严谨，材料丰满，文笔流畅，颇有创见。“文革”后，侨务机构的“庙”是在1978年才恢复的。而陆陆续续将“菩萨”找回来，多在1979、1980年。真正能很快拿出成果的侨务工作者，当时还是屈指可数的。廖钺同志与他的合作者王绵长教授的论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此后，廖钺同志的学术成果更多更引人注目了。1983年《南洋问题研究》第一期发表了《略论华侨的现状》。1994年《中国东南亚研究通讯》第四期又发表他的文章《试论华人文化问题》。著书立说，他甘之如饴。而更多的时候，他在省内外各地、各种场合，大力推进华侨历史研究，倡导侨乡文化建设。
在许多侨务工作场合，由于职业原因，我都可以见到他。当然，他在主席台，讲话或者关注别人讲话，我在台下，忙着记录或者照相。因此，找找底片，竟也可以找出一些当年留下的照片。这可真是珍贵的历史记录呢！
我猜想，廖钺同志对侨务侨联工作的热情，总会跟他的经历有关。他是20世纪40年代的泰国归侨。1956年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成立时，他是积极的参加者。在几十年的侨联工作中，他一直担任领导职务。
作为有相当历练的文化人、民主同盟人士，廖钺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人民和政府也给了他相当的职责和荣誉。1954年，廖钺同志担任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1957年5月，担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有一个高规格的成员队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有王匡、王源兴、王宽诚、朱光、杜国庠、何贤、陈汝棠、陈序经、郭棣活、黄洁、蚁美厚、饶彰风。筹委会设办公室，由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梁奇达任主任，张泉林、廖钺任副主任。
1919年出生在广东紫金的廖钺同志，194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从此，他的身影出现在广东、香港、泰国，从事着文化、出版、教育、学术研究等工作。关于在香港的这段经历，也许对他的人生有重要的影响罢，因此长留在他的记忆中。1988年5月，他以《青山旧事》为题，写下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收入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1998年出版的会员作品选《天涯芳草》中。
廖钺同志写道：
我是1946年冬在梅县南华学院的学生运动失败之后来到香港的。起初在民盟南方总支部协助该部宣传部长黄药眠老主编的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光明日报》前身）为编辑。差不多在同个时候，广州中印文化企业公司办了《每日论坛报》和中印出版社的《论坛》杂志。出版社的社长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刘渠教授。这个文化公司是在广州白色恐怖下的广州进步文化阵地撤退之后崛起的，由印度公司出资兴办。这一进步文化事业可以说是当时的“黑夜中点起的一盏明灯”。
可以说，廖钺同志在漫漫长夜里，在师长和好友的相互激励下，追求光明，撒播火种，是令人敬重的。
1947年，廖钺进入大名鼎鼎的达德学院，讲授社会学概论。前些年，在广州图书馆举行的达德学院回顾展上，廖钺当年手写的讲义赫然展出，令师生和参观者感慨系之。
达德学院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根据廖钺同志的回忆，他们是：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侯外庐、邓初民、黄药眠、沈志远、萨空了、刘思慕、翦伯赞、胡绳、陶大镛、狄超白、林伦彦、朱智贤、曾昭伦、莫乃群、千家驹、杨东莼、司马文森、周钢鸣、楼栖、石兆棠、林林、张殊明、许涤新、高天、陆诒、宋云彬，等等。
在《青山旧事》中，廖钺以深情的笔触，写道：
“陈其瑗院长、杨伯凯（逸棠）总务长、陈此生教务长，教授钟敬文、黄焕秋、马特（梁嘉）、丘克辉、张明生都是青山圩的住户。我和新专班李显仁老师住在青山湾的一个破庙里，新闻系梁若尘老师一家也住在那里。一个庙里，无神论和有神论相安无事的聚在一起亦趣事也。这个破庙座落在绿树丛中，面对海湾和山岭，风景幽美。每当海风吹来阵阵清凉，颇利于读书、写字。”
离开达德学院以后，廖钺同志远赴泰国，在卓炯同志任校长的南洋中学任教。湄公河畔的峥嵘岁月，留给廖钺同志许多难忘的回忆。卓炯同志去世以后，他挥笔写下《一个丹顶鹤的故事——记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颂扬卓炯同志的卓越贡献和高风亮节。
廖钺同志喜爱书法，尤其擅长隶、魏、楷书，兼及绘画。他还激情洋溢的从事诗词创作，集有《芜草集》诗稿八百首。他的书法作品曾入选1984年广东、广西两省及1954年广东、浙江两省书法联展，香港《文汇报》创刊30周年和创刊35周年书画展等 。20世纪90年代，他将多年来的创作文稿编辑出版了《廖钺文集》。这是廖钺同志才情与勤奋的结晶。
越是名士，越是谦和。近年来，廖钺同志积极参加归侨作家联谊会的活动，对新当选的会长工作给以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从2003、2004到2005年，每次会员大会都参加，凡参加必有热情洋溢的讲话和叮嘱。
在2005年的大会以后，深秋的一天傍晚，我接到廖钺同志的一个电话。他说：“《男儿心》蛮好。我不是看的，是听的。因为眼睛不好，只好请夫人读。以前只知道你长于新闻报道和评论，原来你的散文也写得很好，有真情实感，有独特见解。你是有才华的，希望继续创作，同时把归侨作家联谊会的事情办好。”
也就是在这次电话中，老人家告诉我，我原来工作的《广东侨报》，就是在他的手中创办的。他对《广东侨报》在上个世纪末停刊，不胜感伤和惋惜。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代侨报人士，找到了共同语言。但是，《广东侨报》停刊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此事与我无关。廖钺同志也早已离休，更与他无涉。但与我的感情关系重大，因为我毕竟在那里服务了14年，当了8年副总编、总编辑。那是我贡献了青春年华的地方，那也是我的师长创办的报纸。但是，今天，我无语。我静默。
这次电话交谈，足足有16分钟。我在开车，不方便多说。
我深深知道，这是一个老文化人、老侨务工作者对后辈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他的过誉，与我的事实不符，但与他的深情与厚爱相称。
我绝不相信，这番话，是我听到的老人的最后一段话。2006年4月20日，这一天是农历谷雨。羊城欲雨未雨，阴霾满天。我突然接到廖钺同志夫人的电话，报告廖钺同志离开我们的噩耗。在悲痛之中，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撰写一副挽联，献给廖钺同志。第二天，我完成了。这幅挽联是这样的：
是好师长是真名士走岭南奔暹罗赴北国居穗城下干校主侨务数十年风雨不改赤子心益见风骨
有大本事有好情趣办教育编报刊做研究著美文赋诗词治书法一辈子挥笔抒写丹青意尽得风流
参加廖钺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领导和同志们，无不深情追忆廖老的功绩和风采。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留给人们以战士的风骨与名士的风流，老人家应该是欣慰的。
2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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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钺先生生前关心归侨作家联谊会。病中仍然由夫人陪同出席年会。图中站立者为杜埃夫人林彬。如今，廖钺、林彬已经离开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教诲和音容笑貌。

“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留给人们以战士的风骨与名士的风流”。
“是好师长是真名士走岭南奔暹罗赴北国居穗城下干校主侨务数十年风雨不改赤子心益见风骨
有大本事有好情趣办教育编报刊做研究著美文赋诗词治书法一辈子挥笔抒写丹青意尽得风流”
老人的风骨、风流千古流芳！

侨界精英、文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