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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草莽”英雄——李定国
    “草莽”英雄——李定国

    1621年(明天启元年)6月,李定国(字鸿远)生于陕西延安。
    1630年(明崇祯三年),四川农军首领张献忠“喜其(李定国)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一直随张献忠军东奔西走。
    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云枝(能奇)”。

    1637年(崇祯十年),十七岁的李定国便能独率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趋淮、杨,袭安庆,进逼南京。”

    1639年(崇祯十二年),李定国随张献忠军打败明左良玉军,转战川楚。
    1640年(崇祯十三年),李定国随张献忠军入川,破泸州,攻成都。
    1641年(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克襄阳”,得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  

    1642年(崇祯十五年),李定国随张献忠军破庐州、太湖、黄梅。
    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定国随张献忠军破武昌,因战功被张献忠赐姓张,为张定国,称“四王”。

    1644年(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年为大西大顺元年,李定国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率部北略汉中。时年二十四,他“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名为小尉迟”,“骁勇超逸,更称万人敌”。
    李定国治军严明,其军队秋毫无犯,时人记载“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

    1645年(大西大顺二年),李定国率兵三万回援重庆,兵败。
    1646年(清顺治三年)11月27日,清兵入川,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献忠死后,各营大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南破重庆、綦江,杀明总兵曾英,使十几万明军“顷刻瓦解”。
    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

    1647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李定国复姓李。与孙可望等人共破贵阳,下昆明。李定国率部平定云南迤东。
    在贵阳,孙可望立意“至岭南,急则入海”,李定国主张“复明”。
    李定国认同张献忠生前说的话“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李定国说:“今蜀事不成,是天未厌明德也,我等何可终踵败辙,盍相与反正扶明。” 提出联明抗清,进占巴蜀、饮马长江的主张。为此孙、李两人争执激烈,李定国气极后说:“公能人,自为之,毋污我也”,拔刀自刺。众部将夺下李定国的刀,一致表示:“吾辈唯安西将军所命。”
    孙可望见状,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并与李定国四人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建立起四王共立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李定国忍辱负重、尊重孙可望的国主地位。
    攻占云南后,孙可望又意割据云南。李定国劝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
    明云南副使杨畏知孙可望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孙可望心动。在昆明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

    1648年(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李定国南下开远,擒作乱云南的沙定洲。
    由于李定国的声望大增,深为孙可望忌惮,四月中,孙可望令各部队进演武场集合,李定国率队入场,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借此指责他“目中明无我”,令军士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气得说:“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部将白文选劝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屈从大局,忍痛受了五十军棍。

    1649年(顺治六年、明永历三年),李定国率部平定贵州,使滇、黔两省联成一片。李定国则是往返于贵州与各地将领议事。
    孙可望四月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联合恢剿”,并求封秦王。其要求却被永历帝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于顺治七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

    1650年(顺治七年、明永历四年),李定国东出贵州破安顺后回镇云南。
    1651年(顺治八年、明永历五年),南明朱由榔封孙可望为冀王,孙“犹不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与明谈判。

    1652年(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春,清命令定南王孔有德攻贵州,命吴三桂攻川南。
    3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战,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
    5月,李定国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
    6月,李定国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克全州,在广西严关“象亦突阵,王师(清军)大奔,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孔有德逃回桂林,李定国围桂林,孔有德“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
    11月,清敬谨亲王尼堪抵衡州,李定国攻衡阳、斩尼堪,获其铠甲、绣旗。此战后,李定国绘孔有德、尼堪像,发粤楚“露布告捷”。  
    桂林、衡州两战,“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
    后黄宗羲赞曰:“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南明封李定国为西宁王。
    李定国在云南,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局面,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

    1653年(顺治十年、明永历七年),李定国东围肇庆,再攻桂林兵屯柳州。
    1654年(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明张名振率海舰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攻崇明。李定国乘势率数万人和十三匹战象,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占领罗定、新兴、阳春等县。五月,攻高州,清守将张月降。六月,再攻梧州不克。七月,李定国信约郑成功合攻新会(广州):“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自己连攻两月,十二月,清尚可喜、耿继茂等率十万兵来战,“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李定国连夜退回南宁。

    1655年(顺治十二年、明永历九年),李定国守南宁,分兵东出浔、横,谋图两粤。
    1656年(顺治十三年、明永历十年),孙可望挟制南明桂王,意欲取而代之。永历被逼,以血书召李定国救驾
    李定国知道后说:“今可望上欺天子,下凌群臣,专横跋扈,奸佞堪比曹马,忠义之士莫不怒欲诛之,况我自比关张,岂有主请而不救之理?”于是率兵突破孙可望田州防线,进抵安龙,在安龙城面谒南明永历帝,帝对李定国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泪流满面:“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三月二十六日,偕南明桂王从安龙入昆明,改昆明为“滇都”,暂把云南贡院作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南明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

    1657年10月(顺治十四年、明永历十一年),孙可望起兵反明,被李定国、白文选大破于交水(云南沾益),孙可望逃到长沙投降了清洪承畴。
    交水胜利后,李定国掌兵马大权,“小心臣节,进奉极丰”,喜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之奉承,进而重用马吉翔。
    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大搞“论功行赏”,“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
    李定国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的行为不满,“召之还”遣其经略川南,致使刘文秀郁郁而病死,可惜一员骁勇之战将。

    1658年(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进逼云贵,清平西将军吴三桂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从广西进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从湖南进攻。
    不久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威胁云南。
    由于明军不断兵败,贵州全失,清军直逼昆明。举朝纷纷指责李定国,李定国说:“兵败至此,固难辞其咎,然自受封晋王,我立志于摧大敌、扶弱主、垂名于万世!何有一日贪私?我之忠心,唯天可鉴。”上表请求免去职务,永历帝降其三级,仍掌军权。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加黄钺,部署迎敌,李定国兵败盘江,西走永昌;遣靳统武率兵四千护送南明桂王(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永历帝却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失去了联系。
    11月,李定国率主力三万与清卓布太决战,在炎遮河双河口,清军攻破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处死,李定国说:“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

    1659年(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李定国在磨盘山与吴三桂追兵交战,“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战斗中三分之二大西兵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李定国余众数千,只好南走孟定会合白文选退入缅宁。

    1660年(顺治十七年、明永历十四年),李定国在云南边境上先后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而永历帝被清军吓破了胆,甘心苟安于缅甸,不肯回来。李定国便决定攻缅抢出桂王,始与缅王交恶。
    9月,李定国与白文选分别入缅,11月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 永历帝竟下诏命李定国撤军,李定国望诏哀叹:“大明亡矣。”有部将责永历帝不义,劝定国降清,定国怒道:“自受大明之封爵,我便是大明之臣子,为人臣者不为人谋,可乎?今社稷狞沦,主上托于异邦,为臣者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焉能为一己之安,背宗弃祖,剃发受辱,投降满狗。”
    此时,清吴三桂也挀李定国部下贺九仪妻子来劝降,贺九仪“将出降,定国杖杀之”,从此无人敢言降字。12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桂王)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

    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帝福临死,立玄晔,来年年号为康熙元年。李定国败缅军于洞帕,因势单进洞乌。

    1662年4月(康熙元年),李定国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5月,李定国与暹罗(泰国)与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蜀人马九功从古剌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不幸李定国军瘟疫流行,乃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6月11日,四十二岁的李定国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四月二十五日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在昆明一小庙内用弓弦勒死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他“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
    6月27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一说景线),临终前还嘱咐儿子李嗣兴及部下:“宁死荒徼,勿降也!”一代豪杰终于赍志以殁。

        李定国去世后,刘文秀世子刘震等降清。李嗣兴也于康熙元年九月拜表降清。但部下仍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奉李定国为神,于后山复建“晋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

        章太炎在1902年4月,革命党和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起草的宣言里声称:“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 将李定国与郑成功等人并列,足见对李的肯定。

        呜呼!李定国起于草莽,能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且具文韬武略,爱民如子,言行表里如一,大义凛然,故清史里也能占一席只地。李定国也同文天祥、张世杰一样,留取丹心照汗青!

        李定国可称南明万历朝的第一忠臣,他不惜以死来说服孙可望降明抗清,他说:“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辩华夷之界,以中国为重。”此言足以证明李定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遵感,根本就不是许多史书说的“李定国耻于作贼,求青史留名。”而是秉承了岳飞、文天祥的大义凛然、民族气节,拋弃唯我独尊的山大王地位,拜伏在与之浴血奋战几十年的敌人阶下称臣,这是需要何等的胸襟!况且,那个风雨飘摇的南明小王朝,实不堪李定国轻轻一掌,而之后李定国对南明小王朝是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足以证明他的胸襟。
    李定国在桂林战后,曾对明兵部尚书刘远生等人说:“文、张诸公(指文天祥、张世杰)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

        1654年(顺治十一年二月),李定国由广西柳州出兵入粤,行时召集诸将慨然道:“诸君平日仰慕文山、世杰诸公之忠义,而今之势恰如宋末,驱除鞑虏,以身报国,只在今日,盼我等追先烈之遗志,毋得其憾可也。”他的种种语言都表达了决心抗御外辱、复我中华的志向。

        李定国平日读史书时,常责曹操、司马懿“求名于万世,却博后世之笑骂。”他不愿做这样的人,同时,他也不愿象他所崇敬的文天祥、张世杰一样,死得轰轰隆隆,却是遗憾终生,死不瞑目,他要尽一己之力来完成“驱除鞑虏”的事业,只可惜他才能有限,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政治才能,这囿于他的学识和经历。

        然一个十岁就在马背上摸爬滚打而长大的人,接触的全是张献忠、孙可望这类枭雄,他全没有流寇的习气,草头王的妄自尊大,而是要学诸葛亮做一个万古留名的忠臣,实在难得啊!

        他无统帅之才,却能在张献忠死后,把孙可望在内的大西军紧密的团结起来,军中“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平东王孙可望,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定北王艾能奇,虽军中多头,居然也能号令一时一地而不乱。这样的怪现象是不能长久的!久而久之军令不能统一,四王各统一军、各自为政,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团体能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吗?

        李定国没有政治家的思维,对完全腐朽了明朝政治几乎是毫不知情,不然,一个南明流亡小朝庭里会三卿六部一应俱全,且任由那些朝官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终于将明桂王怂恿到缅甸,使李定国完全失去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还有其他一些自身的不足和天下大势,李定国注定只能是壮志未酬的英雄!

        我读史书,见古人刘蒞评李定国:
        “嗟嗟!晋王误国之愆,即一死但可赎其半尔。汉之亡,亡于天意;宋之亡,亡于兵弱;明之亡,非无将无兵,而亡于谋虑之不长,非时势之不然也。故曰:清之兴天也,非人也;明之败人也,非天也。”

        此话我深不以为然,他不责帝王之昏聩,不责汉奸之猖獗,反责出身农家,少受教育,且在力挽残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李定国,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况当时的天下大势,自清兵入关后,明朝的残存势力各自拥立新君,福王、唐王、鲁王等,互不统属还相互撕杀,终让清军各个击破。李定国处云南边陲之地,安能与并吞了中国十之八九的满清虎狼之兵来抗争呢。

        我以南明刘彬诗为结尾: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


    参考的书籍: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清史稿》。  
    王夫之:《永历实录》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计六奇:《明季南略》
    黄宗羲:《行胡录》
    《明清史料》丙编:《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屈大均:《安龙逸史》。
    查继佐:《罪惟录》。
    邵廷采:《西南纪事》。
    珠江旧史:《劫灰录》。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
    刘湘客:《清世祖实录》《行在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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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兰文章,写了一个出身草莽,却忠心义胆的有为将帅。他的一生,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的时候。“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辩华夷之界,以中国为重。”他的认识和作为,足以使他在青史上留下一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他的成败,也留给了后人很多的思考和启发。
      谢谢剑兰探春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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