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blue][SIZE=3][B]王鼎钧作品中的“大我”因素[/B][/SIZE][/COLOR]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第一届人文社会资优班国文组专题研究）


[COLOR=blue][B]摘 要[/B]

一般人对王鼎钧的印象是一位散文大家，他的作品呈现多种面向─不论励志、宗教、人生、评论等书写，皆能各擅胜场，这也是我对王鼎均的初期认知。国小时接触他的励志散文《人生试金石》，对其简白的文风深感兴趣，升高中之际，又接触王鼎钧不同类型的作品；尽管如此，我对于他整个创作背景和文风如何形成，仍然不甚了解。

近年来，旅美的王鼎钧仍创作不辍，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讲述他在大陆不同时期的「回忆录」作品：王鼎钧不仅详述自己的前半生，更试图去保存那个大时代所留下的历史轨迹。在反覆阅读中，发现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身为中国人因着相同的集体经验所产生的共同意识，是一份联系民族的情感，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生存考验─我姑且称之为「大我」因素。不只是回忆录，在相关作品如抗战小说、关于海外中国人的书写方面，也同样能见到这影响穿梭其中。此一因素不仅影响王鼎钧的人生，更塑造他在相关作品上一种含蓄而深长的内在情怀，这正是身为读者的我所好奇、着迷的地方。

故本文乃决定以「大我」因素为主轴，选择几部代表性作品，探讨王鼎钧受大我的影响和王氏独特文风的形成。首先是「回忆录三部曲」，分别为：少年时代的《昨天的云》(1992年，作者自印)，流亡学生时代的《怒目少年》(1995年，吴氏图书)，记叙国共内战的《关山夺路》(1995年，尔雅)。其次是抗战小说，以自身少年经验为本的《碎琉璃》(1978年，九歌)，述说流亡学生经历的《山里山外》(1984年，洪范)。最后是关于海外中国人的书写，为描写纽约和中南美洲华人困难处境的《海水天涯中国人》(1982年，尔雅)和《看不透的城市》(1984年，尔雅)，以书信形式回忆过往的《左心房漩涡》(1988年，尔雅)。架构既定，藉由观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书写，探讨「大我」意识在王鼎钧的作品中如何呈现，「大我」对于王鼎钧的影响以及如何塑造其独特文风等。

由于时间急迫和受限于个人才力，使得原先立意在实际书写时遇到瓶颈，而在研究方面无法达到完备的地步；上述固然是种遗憾，但在阅读鼎公作品中体会到背后流露的人文关怀，如鼎公在回忆录期盼的：「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这是鼎公想传达给社会大众的概念，也是我们这年轻一代所欠缺的，这样的怀抱相当程度令我感动。我期许未来能加强自己较不足的理论依据和文学基础，以求日后阅读同类型作品时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及对鼎公文风的造成和影响上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B]一、 绪论[/B]

（一）研究动机

小学时因为阿姨一本「人生试金石」，开启了我对于王鼎钧的印象：简单透入人生哲理，如一块温润的宝玉。这样的小品文把我从犀利尖锐的刘墉风格拉了出来，进而去阅读这样一位言简意赅的作家。幸运的是上高中时的暑假作业选读名单上，赫见鼎公的名字，这个作业让我得以接触鼎公在散文之外的作品面向。因为从小对鼎公作品的喜爱，鼎公作品自然成了论文研究对象首选。

一开始是要以王鼎钧独特文风进行探讨，而小说、励志散文、回忆录等皆入参考之列。然这样的探讨目标不仅过大，同时容易落入言之无物的窠臼里，故范围逐渐缩小至以王鼎均个人─就其本身经历(回忆录)为主。在不同时期的回忆录中，均可以察见一种「大我」的意识或隐或现在其中。本文乃选定以此作为一种影响作品的要素，分别去考察王各个时期的作品，希望透过这样的探讨，能够对鼎公文风的形成，以及其作品的独特魅力有进一步的发现。

（二） 研究方法

1.作者生平略述

（1）出生(1925年)：王鼎钧1925年生于山东省临沂县，在大陆的时间是出生到青年(25岁随政府撤退来台)，这段时光正值中日对战和国共内战，是整个中国面临剧烈变动的时代，对于王鼎钧而言有重要的意义。

（2）童年(1925年至1941年)：幼年的王鼎钧处于家族的庇荫下，并在家族学校里得到长辈大老师的指点，造就其精简的文风。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举家流亡，四处找亲戚落脚。为避免进入日人伪校，王鼎钧选择后方的流亡中学就读。

（3）流亡学生(1942年至1945年)：王鼎钧在阜阳流亡中学的学生时期，在阜阳渡过两年的学生生活。因战争影响，中学于1944年西迁至汉阴。

（4）军旅生涯(1946年至1950年)：为了考量家中生计和自力更生，王鼎钧投入军人工作，随着部队需求而调动。此时国共内战，四处硝烟冲突再起，王鼎钧在天津时更遭到共军俘虏达半个月。脱险后的王鼎钧随着政府一路撤退，最后在上海撤退时来台。

（5 ）旅美时期(1979年至今)：王鼎钧于1979赴美编制华文教材，经大学续聘，定居纽约至今。

2.所谓「大我」意识

所谓的「大我」意识，是指身为中国人(或广义的中华民族)，在个人或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秋，激发出「那个年代的集体经验」形成的共同意识。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大约有以下不同诸端：

（1）日本侵华─为了抵抗这股外来势力、维护民族声誉，无形中凝结了一份不分男女、党派、信仰且高度集中的集体意识，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打败日本，保住民族命脉。

（2）国共内战─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背后为苏俄所扶持，藉由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而壮大，清党之后独立。于抗战时期提出「共赴国难宣言」，实则采取「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扩张党的势力，以致抗战结束后国共长期冲突爆发，引起国共内战。「因为政权变动太频繁，村长办公室干脆放个两面肖像：今日国民党来，挂蒋先生肖像，明日共产党来，转面挂毛先生肖像。」政治的撕裂让人民不能拥有以前单纯的「大我」意识：民族团结一致，而是被迫作出政治、思想上的选择。

（3）流亡海外─最后当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大变动，使得部份中国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这些零散于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于是重新去定义、寻找民族的存在。

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对于「大我」的认知随着时代而更动，充满不确定感，对某些人们而言是一种不愿意去回想的惨痛回忆，王鼎钧却选择以书写来面对这段历史，将「大我」融贯于不同的书写题材中。


3.本论文探讨方向

综上所述，以作者生平结合大时代的变迁，从作品中撷取三类作为本论文探讨范围。首先是「回忆录三部曲」，分别为：少年时代的《昨天的云》(1992年，作者自印)，流亡学生时代的《怒目少年》(1995年，吴氏图书)，记叙国共内战的《关山夺路》(1995年，尔雅)。其次是抗战小说，以自身少年经验为本的《碎琉璃》(1978年，九歌)，述说流亡学生经历的《山里山外》(1984年，洪范)。最后是关于海外中国人的书写，为描写纽约和中南美洲华人困难处境的《海水天涯中国人》(1982年，尔雅)和《看不透的城市》(1984年，尔雅)，以书信形式回忆过往的《左心房漩涡》(1988年，尔雅)。架构既定，藉由观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书写，探讨「大我」意识在王鼎钧的作品中如何呈现，「大我」对于王鼎钧作品的影响以及如何塑造其独特文风等。



[B]二、 回忆录作品中的「大我」因素[/B]

（一）      回忆录之一──《昨天的云》

「我不是在写历史， 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这是王鼎钧在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小序里的自言。身为一位作家，他并不急着对作过往的历史作评论，那显然是历史学家的范畴。王鼎钧所想作的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小棋子，描写这颗棋子所发展的轨迹，以描绘整个棋盘的格局─那个动荡不安的中国。第一步棋总是最难找到立足点，《昨天的云》即是如此，故王鼎钧写家乡、家族、逃亡，从茫然中找寻轨道，由小写大，隐隐揭开作为背景的战争影子。

本书前段重心是放于王鼎钧童年时的环境，从第一章〈吾乡〉到第四章〈荆石老师千古〉，描写王鼎钧家乡兰陵、家族走向没落以及自己受到家族长辈大先生的影响，其中穿插着时代背景，他描写当时抗战之初，未被侵略的地方「日子仍像在泥里水里」：「倘若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我，我这一代，也许都是小学毕业回家，抱儿子，抱孙子，夏天生疟疾，秋天生痢疾，读一个月前的报纸，忍受过境大军的骚扰，坐在礼拜堂里原让他们七十个七次，浑浑噩噩寿终正寝，发一张没有行状的讣文，如此这般了吧。」 漠视、忍受、不痛不痒，那是温和的中国人一向面对战争的方法，此时的大我只是一个模糊却无所不在的网子。从第五章〈血和火的洗礼〉开始，面对日军无情的轰炸时，沉睡中的中国人被惊醒了，毫无对策的他们只能四处流亡。在流亡的过程中，王鼎钧纪录逃亡时的情景，藉由流亡时和当地居民的互动，说出战争的样子：「战争只剩下一个影子了，现在是『日本人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 日本人不停侵略着中国，国民政府下部分军队贪污扰民，共产党八路军如传教士般教人歌唱，渗透乡野扩大势力；而部分遭受战争迫害的人民和军队欲求振作却「孤臣无力可回天」，还未遭受战争残害的地区的人们则浑浑噩噩，且过得过的过日子。在战争的场景里，中国人是如此接近战争又如此疏远，一直到后来全面抗战时所凝聚的「大我」意识，并非一日之寒，而是中国人终于打破长期以来对战争的不解、迷惘，决定要挺起背脊来了。

在《昨天的云》中，战火味还没有如此弥漫，是因为王鼎钧维持「一个浑沌未凿的少年」 形态，以那时自己的眼光去解读战争的开端，随着战争而成长，从模糊到清楚，形成全书的轮廓。


（二）回忆录之二──《怒目少年》

经过《昨天的云》安排铺叙后，《怒目少年》里王鼎钧已经逐渐了解战争，为避免入日人伪校而加入了流亡中学，在这个被保护的团体里得到较完整的少年生活，直到战争影响、学校西迁时，王鼎钧才又真正碰触到战争。在这里，王鼎钧丢出许多对于战争的疑惑，「用几十年后的眼睛去分析四十年以前的世界」 ，以宗教信仰和自己认知，去一一解答。
      
《怒目少年》全书主要描写流亡学生，在抗战中，流亡学生是个特殊产物，他们本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为了不进沦陷区(日军占领区)的学校，他们不顾危险穿过封锁线，跑到大后方来，成为流亡学生。许多专设学校收留他们，随着战事而四处流亡，为所谓的流亡中学。王鼎钧在此书的前半部叙述于阜阳流亡中学时一些少年校园的生活情景，也呈现这群学生的民族情感。历史课时老师讲述金兵侵宋时：「……唉，那堂课，老师口里说的是金兵，心里想的是鬼子，我们耳朵里听的是顺昌，心里想的是淞沪、台儿庄、长沙！」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课堂经验，当师生有着共同的抗日情怀时，当学生关心抗战讯息时 ，一种「大我」的启蒙就开始形成了。有这样的使命感固然是好事，然而这样的使命感也给了青年们莫名奇妙的骄傲，加上学校的封闭环境，反而失去和外界的情感交流。

「回想起来，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没有交流。……那时，我们的形象一定很骄傲，我们只想到自己：我是爱国青年，应该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我是兵，应该得到供应；还有，我是总司令的学生，……」 王鼎钧在〈西迁〉后的部分开始关心这个问题：骄傲的救国使命感加上热血的少年憧憬，学生们对抗战军队和其经历有着景仰，却不了解其中的复杂和黑暗面，以致两党招收军队和日后共党融入校园时，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加入军队或倾向左派思想，成为两党相斗及日后文革下的牺牲品，也影响了中国日后的发展。简而言之，在学校时他们是充满救国抱负，却与现实脱节的理想家；离开学校后，他们是抗战中一心要护卫「大我」，却易沦入军队陷阱的革命者。
        
在《怒目少年》里，战争已如火如荼的展开，但对那些流亡的学生而言，他们依旧离战争很远，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踏出学校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陷入迷惘。王鼎钧透过此书想表达的是，战争以及「大我」意识如何在这群青年身上，以至于整个国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三）回忆录之三──《关山夺路》

当流亡学生离开学校时，他们要面对的是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对外抗敌，还有国共两党间一触即发的内战。前者还可团结一心，一致向外。后者使得人民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的矛盾。因热血沸腾而慑人的怒目，在一次次被欺骗和伤害后，从眼睛里看到的，只剩绝望。这就是为什么王鼎钧花了十年的时间去阐述这段历史：为何短短四年的内战，其杀伤力和影响竟然更胜于长达八年的对日抗战？
        
由于身在国军，王鼎钧看国民党看得十分透彻，也点出国民党内种种问题 ，一是军纪不良：「他们要把我打造成没有个性、没有正义感的动物」 藉由斯巴达训练下产生的弱兵，被剥夺思想和良知，有些大兵受到了罪恶的污染：贪污 ，有些受伤的伤兵未受到政府的妥善照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由小见大，可见军纪败坏和管理不佳；二是欺骗百姓的金融政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战前法币一元可以买到一只牛犊，战后一元法币只能买到一根油条……钞票变垃圾，景象恐怖，现实成虚幻，生存被彻底否定。」 三是成立许多保安团，却也制造更多的贪污来源，引起民怨，自然造成第四点问题─面临中共军队时频频战败，更显弱势。
        
对照国民党在抗战后的狼狈，显得共产党军纪有条理，军民一心的强势。不被表面所欺骗，王鼎钧点出共产党改造百姓的手段 ：「中共有本事彻底拆散家庭、宗族、邻里、朋友，每个人都孤立无助，都只有依靠党的组织。经过中央组织训练，人的个性泯灭。中共用『相互清算、舍人之不能舍』改造每一个人。」 ，以及用推动学潮的方式制造乱事 ，可以得知共产党是如何蚕食鲸吞控制百姓、进而控制整个中国。
        
在探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余，王鼎钧也回过头去观看战败后仍在中国居住的日侨日俘 ：他们是战败的一方，愿意投降的军人为中国修路施工，不愿投降的只得选择集体自杀；他们的妻女中，幸运者尚可回国，无法离开者则是让中国人欺负。这是一种战败的忍耐和温驯，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接受。「『忍』能维持自尊」 日本人的忍，反而产生一种面临风雨而产生的民族意识，战败后的种种屈辱将他们更结集起来，就是卖淫的日本女子「在床上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她完全撤除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她们不单单为了求生，这些日本女子心中也清楚，她们要为犯了错的国家赎罪，让战胜国的男人欢愉是唯一能行的办法……这是日本人为国奉献的民族性。王鼎钧对日本人并无苛评，在他眼中，日本的民族性像是一个镜子，反照出战胜后的中国人的「大我」因内战逐渐分歧而瓦解，更显得「胜利」名存实亡的讽刺意味。

「对照、危机、冲突」这是王鼎钧在〈关山夺路出版后〉 中所谈到：「精采人生的元素」。在《关山夺路》王鼎钧运用这些元素，显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对错，在章节中叙述事实，历史反覆不停的对照、冲突，正如一波波浪潮向读者涌来，让读者去思考夹在中间百姓的无奈和矛盾。「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

从《昨天的云》到《关山夺路》，王鼎钧历经不同的身分转换：百姓、学生、军人，他们的角色分别对应只能接受战争的受害者；热血充满抱负的理想家；以及真正接触战争却身不由己的棋子，体验到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可怜。王鼎钧的回忆录成书年代相隔15年，时代已然跨越到21世纪，随着时间转换不同角度的写法使未经历战争的我们对于抗战有更多的认识，也从这三种身分切面中观察出大我因素如何呈现不同变化，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也可见王鼎钧特殊的文风。



[B]三、抗战小说中的「大我」因素[/B]
        
本文选定《碎琉璃》和《山里山外》二书，作为王鼎钧抗战小说的代表，探讨其中的大我因素。探讨过程中不难发现到和回忆录作品重叠的部分。在回忆录中，王鼎钧想浓缩中国抗战时期的动荡不安，呈现的是一部精华。而抗战小说，像是王鼎钧把自己生命某部分从历史抽离出来，加以注解、说明的精致小品。正因为抽离了「王鼎钧」这个名字，更增加了小说的客观性和视野，佐以超写实风格和戏剧手法，让「大我」意识得以无所不在的出现于小说中，是王鼎钧抗战小说的一大特色。

（一）《碎琉璃》

在《碎琉璃》中，王鼎钧以短篇形式和戏剧手法，呈现他的故乡、家庭、爱情、参与游击队的见闻……等面向，是一本半自传的小说。
      
《碎琉璃》书名出于书中短篇《一方阳光》王鼎钧母亲的梦境里：她的双足埋在一望无际、厚达数吋的碎琉璃中，怀里抱着是光着身子、睡得正熟的儿子，承受着琉璃刺骨的痛苦。突然，她的身旁一小块干净的土地，像一方阳光那么大，她赶紧把孩子放进那块土地里，却发现那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斜坡，着地后的孩子快速的滑落。 「母亲大叫，醒来之后，略觉安慰的倒不是我好好的睡在房子里，而是事后记得我在滑行中突然长大，还遥遥向她挥手。……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 这段叙述关乎全书的中心主旨：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人可以躲在父母或家族的庇荫之下，你必须学习离开父母的怀抱，学习接受安逸的生活已被战争击成遍地琉璃，学习在无可立身的斜坡中长大。这是战争的年代中每个人的必经之路，而王鼎钧所经历过的路程，便浓缩成这本《碎琉璃》。
        
从这段梦境中，能看出王鼎钧的超写实风格和隐喻手法。同样的，在另一篇〈红头绳儿〉中，描述淡淡的初恋情怀和战乱失散的悲哀。「征途中，看见挂一条大辫子的姑娘，曾经想过：红头绳儿也该长得这么高的吧？看到由傧相陪同、盛妆而出的新娘，也想过：红头绳儿嫁人了吧？自己也曾经在陌生的异乡，摸着小学生的头顶，问长问短，一面暗想：『如果红头绳儿生了孩子……』。我也看见许多美丽的少女流离失所，人们逼迫她去做的事又是那么下贱……。」 虽然，那位在轰炸中失踪的红头绳儿不见得真有其人，但在王鼎钧的笔下，这位少女已成为中国多少悲哀女子的写照，同样的，加入游击队后逐渐失去人性的李兴 ，军队中厚颜无耻的「娃娃」和中队长 ，也是百姓被时局所迫和军队里败乱的象征。
        
从取材和洪观时代的书写风格看来，《碎琉璃》和《昨天的云》颇有相似之处，但王鼎钧在后记如是说：「这本书以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为底本，但它不是要纪录我自己，我的生活并无可诵可传，只因为我个人生活背后有极深的蕴藏，极宽阔的幕，我想以文学方法展示背后的这些东西。」 由此可见，王鼎钧希望藉由虚幻的小说形式中，以自己的人生为底，建构出那个难以形容的时代。

（二）《山里山外》

《山里山外》取材为王鼎钧在阜阳流亡中学的经历，是关于抗战时流亡学生的描写。

因为题材缘故，本书和回忆录《怒目少年》多有重叠，两者虽都是描写流亡学生，相较之下，《山里山外》有更多篇幅去描写流亡学生的校园互动及西迁过程。西迁时流亡学生翻山越岭：「我想翻越一座山，山以严峻的脸色看我。它是万古千秋生了根的闸门，阻挡兵马，过滤游子，保护林木鸟兽。行人如水，自古绕山而行。抗战是对这一规律的破坏，是对山的侵犯。我们要践踏它。我仰脸看那涓涓细流一般又像挂下来又像贴上去的小径，思量如何办得到。」 山可说是流亡学生迁徙时最密切的事物，因此王鼎钧赋予了山丰富的形象，「有一座山叫做飞母峰。这个名称的来历是：一个母亲，戴着她的孩子，走那悬藤般的小径，下面是一泻千里的大河。突然，孩子失足掉下去了，母亲看见波浪接住了孩子，缠裹着孩子，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把孩子冲到下游去了。她，一个弱女子，长啸一声，绝命追赶，竟然赶上了孩子，竟然飞到波浪的前面，立时化作一座大山，挡住了河的去路，要河交出她的孩子。那凶神恶煞似的河水吓了一跳，急忙转了一个弯儿，翻了一个觔斗，兔脱而去。而那母亲，已经化作了山，不能移动，眼睁睁看着孩子消失，至今待在原处无计可施。」 这段书写中看似写人，实则赋予山母亲的形象，也是抗战时母亲替受苦儿女们担忧和无力的情景。在本书中王鼎钧运用许多超写实的手法，把抗战时的众生相化入重重山峦中。

书中有两个章节〈山里山外〉、〈小媳妇〉，叙述百姓因战乱失去亲人音讯的窘境，以及流亡学生是如何帮助这些悲伤的人们。王鼎钧用了更多的心思去描绘这些受到战争影响的老弱妇孺和流亡学生之间的互动，算是弥补在《怒目少年》中所提及到的「中学学生未能和当地居民有情感交流」的遗憾，也让本书更具有人情味和社会关怀。


[B]四、旅美散文中的「大我」因素[/B]

王鼎钧晚年移居纽约，有助于建构层面更广的「多重视角」，对于经历抗战、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亦有更深的认识。王鼎钧在书写这群同胞时，不单是纪录他们的心酸血泪，更试图去探讨战争的影响，厘清随着中国人的分散，「大我」意识是更淡薄还是更浓烈？
      
《海水天涯中国人》分为〈匆匆中南美〉和〈纽约笔记〉两个部分，探讨中国人在中南美洲和纽约的处境，说出中国人看似在当地落地生根，实则格格不入的窘境。在《海水天涯中国人》的广泛后，《看不透的城市》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描绘纽约华侨众生在陌生的城市讨生活的各种情景。
      
《左心房漩涡》成书原因于《关山夺路》中曾如此描述：「黄河留在我的血管里，四十年后我六十三岁，它忽然沸腾，倾泻出一本《左心房漩涡》」。

1949年，王鼎钧看着二月的黄河，说「冬天的黄河水少，沙地枯草多，像缺水的湖，不像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河」四十年后，王鼎钧在纽约听到了海韵献唱的黄河，「八年苦战，而今剩下的是乐评家笔下的演奏技巧，影评家笔下的表演方法，文评家笔下的描写深度，当年在原野中先看看风向再唱歌的人，今日几人有幸为听众为读者。」 当战争已经离去很远时，这些在战后存活下的人们分散于世界各地，对他们而言「黄河」不只是一条河，一首曲子，那代表了他们的故乡和回忆，亦是激发民族情感的根源。当这样深厚的情感被简化到只剩下单纯的旋律时，让中国人感叹岁月的流逝，更忧伤于民族经验的稀薄。故王鼎钧在此书中诉说当年抗战经历之余，也抒发自己对抗战后民族情怀遭到撕裂的悲痛，「大我」在此处是浩荡而悲壮的。

王鼎钧在这系列的作品中赋予中国人漂泊的形象，和我们传统认知中是有冲突的：以农务生的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然而在这近一百年前的战争巨轮辗压下，部分中国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出走家乡，来到陌生的异国求生存。这辗转流离的过程正是王鼎钧人生中的一部份：从大陆家乡至四处流亡、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王鼎钧在写别人的人生之余，也把他自己在美国的人生历程放了进去。「大我」宛若蚕丝，将王鼎钧自己及众生的生命经验化作无法分隔的绵密情愁。


[B]五、结论[/B]

王鼎钧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因着需要，转换不同的书写形式，「回忆录」作品中为了完整呈现大时代，王鼎钧以自己的人生角色：孩子、学生、军人的成长来连贯时间的发展，以事件加强历史的结构；抗战小说中为了视野的扩大和形式的自由，则以小说的虚幻及戏剧架构去呈现战争和其影响；旅美散文方面则是藉由短篇的抒情散文，便于描写中国人在海外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抒发对同胞们的关怀。

藉由不同的书写形式，「大我」意识在这三类作品中占了不同的份量。回忆录中虽多叙述个人经历，实则以「大我」为主轴，使其成为贯穿全书的背景，「大我」的呈现可谓历史与个人的相辅相成。抗战小说专注于战时人民的描述，在适当的时机点出「大我」，写意但不离现实。旅美散文直接以「大我」为探讨主题，探讨「大我」凋萎的过程中，带有无奈和面临现实的坚韧。

王鼎钧作品中，「大我」意识渐趋浓厚的回忆录预计出四部曲，目前完成到第三部曲《关山夺路》，对于第四部曲的内容，王鼎钧表示将接续《关山夺路》国军撤台的部分，「写我在台湾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付出什么。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那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在王鼎钧作品中潜入、发展，不论书写的形式为为何，始终是准确清楚的动机旋律。王鼎钧在回忆录及旅美散文中，交代了受「大我」意识影响的人们的过去与现在，半世纪以来的台湾正是一个过渡，而王鼎钧会如何呈现内战变革下「大我」的灰色地带？值得我们去思考、期待。

（研究学生：二忠　曾于珊 指导老师：郭美美  200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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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一、书籍

王鼎钧《昨天的云》1992年，作者自印
王鼎钧《怒目少年》1995年，吴氏图书
王鼎钧《关山夺路》1995年，尔雅
王鼎钧《碎琉璃》1978年，九歌
王鼎钧《山里山外》1984年，洪范
王鼎钧《海水天涯中国人》1982年，尔雅
王鼎钧《看不透的城市》1984年，尔雅
王鼎钧《左心房漩涡》1988年，尔雅

二、专文

王鼎钧〈《关山夺路》出版后〉原载于2005年8月12日中央副刊[/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