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blue]  [B] 文学圣地的气流[/B]
                           [B]——王鼎钧故里行[/B] [/COLOR]
                    
                         [COLOR=blue] 山东枣庄师院    杨传珍 （插柳学诗）[/COLOR]

   我的文学圣地不是巴黎，不是圣彼得堡，不是斯德格尔摩，而是山东的兰陵。1991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去兰陵朝圣，吸纳这里的文学地气。
   是因为荀子吗？不是，我虽然敬畏这位先贤的深刻，却不喜欢他的精明，默认他的性恶论，却对他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两个王权专制的设计者不以为然。是因为李白的《客中行》吗？我喜欢李白，却没大看中他的这首诗。那么，是王思玷？不错，这位新文学的先驱，曾经是我心中的圣人，我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五四新文学的另一面相。可是，1991年，当我读了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我的文心迅即被俘虏，东张西望的目光得以集中，耶稣门徒皈依基督一样皈依了王鼎钧。兰陵这个孕育了王鼎钧的鲁南小镇，自然成为我心中的文学圣地。
   说起来，我的出生地距兰陵只有十几华里，小时候，一刮东北风，我就能闻到醇厚的酒香，也经常听到家人断断续续的说起兰陵王氏知书达理的故事。书香和酒香，与兰陵浑然一体。
   大概是1990年吧，我和徐州教育学院的张远芬院长谈起王思玷，谈起诗人田兵（王言诚），谈起兰陵王氏家族在清一代出了六个进士，感叹这块土地文气的旺盛。张远芬问我，你知不知道王鼎钧？我说我不知道。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王冠才？我说我没听说过。他遗憾地摇摇头，说，王鼎钧也是兰陵人，原名王冠才，他的文学成就，超过王思玷。我们两人当时的这番对话，如果不是后来的接续，可能会被我忘记的。感谢上帝，1991年的某一天，我到作家王善民家里拜访，他把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送给了我。
   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走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甚至可以说，在读《左心房漩涡》的那一刻，一个高贵的灵魂就动摇了我的精神系统。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又陆续拜读了《情人眼》、《碎琉璃》、《山里山外》、《灵感》、《单身汉的体温》、“人生三书”、“作文三书”、《昨天的云》。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我于是想到王鼎钧的家乡兰陵去朝觐。
   置身这个孕育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兰陵古镇，我没有见到出现在王鼎钧笔下的城墙，也没有见到一处四合院。这里只有简陋的店铺，满街的商品广告。酒香没有了，只有刺鼻的酒精味儿。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这里的神圣。
   我不知道，哪片建筑下面，是王鼎钧家的旧宅基，可是我知道，这样在兰陵镇走一趟，我的脚印一定能够踩在王鼎钧踩过的地方，说不定，我们的脚印能够重叠。
   那是暑天，阳光好像有重量，压得我热汗奔流。乱糟糟的大街上，尘土和塑料袋相互追逐。我连声叹息，为王鼎钧离开了这块土地而庆幸。如果他现在仍然生于斯长于斯，那些改变了汉语面貌的文章，会出现在世上吗？如果他还在兰陵，是普通农民、小学教员，还是已经在“三年困难”时期就结束了生命？如果他有幸成为政府供养的专业作家，我这个对文学痴迷的人，会看重他的作品吗？莫说他在文体和语体上的创造，他文章的立意，能够继承“五四”进而走出“五四”吗？我不否认“五四”精神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气象，但是，“五四”精神哺育出来的一代作家，注定了不会成为中国人永远的骄傲。曾经注目过“五四”新文学的王鼎钧，与“五四”擦肩而过。五四很复杂，后人解读为启蒙与救亡。单说启蒙，那时候所谓的启蒙，不是开启民智，是培养国人的理想、勇气和血性，是牺牲精神，是反叛传统，救亡则是在宣传抗日的同时，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纯文学作家的王鼎钧，只接受了“五四”白话文这个书写工具，而没有继承五四精神。
   按说，我是最容易对“五四”精神照单全收的人。我早年的经历，最容易转化为反叛意识，心灵和肉体上所受的摧残，极为适合借用鲁迅的思路予以表现。可是，在1976年之前，我没有机会阅读当时被钦定为文学与思想正宗的鲁迅杂感。我的表现欲，只能服从来自生命深处的冲动。当然，我对专制势力的疾恶如仇，还是与鲁迅的某些思想相通。我从来都矫情地自谦过自己缺少文学天赋，自认为是一个有能力把不完整的信息理出情节的人，是一个能够把乏味的事实变成有趣话题的人。这种人也许不少，但是能够成为作家的人不多，就像漫天飞舞的柳絮中具有发芽潜质的种籽很多，最终能够长成大树的却寥寥无几一样。中国经历了文革前17年的禁锢和十年浩劫，1979年言路松动之后，许多文学之苗破土而出。但是，特殊的环境决定着特殊的精神生态，举国上下文学资源的匮乏，决定了这些人的根系单薄。他们仅靠生命冲动，靠亲历的生活和有限的文字功夫，以及“鸟在笼子里的自由”，经营出幼稚浅嫩的作品，自以为已经大逆不道甚至石破天惊，其实没有跳出“遵命文学”的圈子。因为当时的文坛一片荒芜，这些作品得到官方认可和读者关注。这些人，一经成名，就迅速接受招安，身份地位的改善，并不意味着艺术品格的登堂入室，可是他们却自以为修成正果。此后，虽然境界没有长进，文章再也没有达到“处江湖之远”时的水准，却晋升为“国家一级作家”。而后，又身兼编辑、评论家、文学奖的评委、文学官员什么的，为了保住交椅，于是不择手段压制掩埋后来者，或者以文学杂志掌门人的身份优势，灌输自己的文学理念，广收门徒，使后来者拜倒在他们脚下，成为小他们两号三号的文学侏儒，以陪衬他们这些巨人。  
   对此，我是不甘心的，因为我的经历，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要求制作出轻薄短小的玩意儿，想自己转化成厚重坚挺的作品，又苦于找不到途经。只能在文坛之外着急。
   看着一个个浅薄之徒在文坛兴风作浪，我心生不平。早年所受的迫害与当下所受的压抑搅在一起，我几乎发疯。感谢上帝，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幸遇到鼎公，让我明白了文学的正路是爱而不是恨，文学虽然是主观的、个人的，但不是只为自己说话的，也不是为党派说话的，甚至也不能仅仅为自己的民族说话。伟大的作家，是人类的作家。在现代交通和通讯使得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的今天，在人类能够同享精神产品的今天，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没有成为人类作家的抱负，不想成为穿越时空的作家，与其经营文字，还不如去从事其他不需要智慧与良心检验的职业。这样一想，我的心境平和了，对那些以小格局换取了暂时大名气的作家们，既不眼红也不欣赏，对早年伤害我的人，也不再耿耿于怀。
   那一趟兰陵之行，我感悟很多，因为密度很大，当时自己也没有化开，理解不透。可是，我坚定了沿着王鼎钧所走的路走下去的信念。
   我接受的学校正规教育很少，只有六年小学（其中三年是在文革之中），两年中专（还是医科）。今天，站在远处的坐标上回顾这些，我应该为没上文革时的初中和高中远离了那时候的恶劣教育感到幸运。据说，人脑的容量很大，能够容纳得下比任何学者头脑中的知识多出十倍二十倍的知识。如果我在文革中没有失学，那时候所装进去的东西占据不了多少空间。可是，人对信息的接纳与拒绝机制，对知识的编码与认定，却容易固定，一旦固定，形成了顽固的格子，就很难击破。好在，我的意识里，没有多少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八个月的牢狱之灾，所受的只是皮肉之苦，容易平复，容易消除。不像我的两个亲戚，在特殊年代接受了特殊方式的洗脑。我的一个表哥，天资聪明，文革期间，思想反动，拒绝接受国家意志。他想尽办法窃取当时只让干部看的《参考消息》报，为的是搜集外界攻击国家的消息。这样一路下来，他的脑子里不知不觉装满了主流话语。2002年，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意识比当年的红卫兵还可笑。另一个远亲在1971年因反革命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他成为写宣传段子的“小秀才”。1980年平反释放，安排到县文化馆做创作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始终处在“拨乱反正”之前的“极左”境界，成为实足的“宣传炮灰”，在圈子里被当作笑料。我一度没有意识到失学是命运对我的恩赐，想起自己没能读中学，就痛心疾首。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抛家舍业，到一所大学去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当然，没有忘记带上王鼎钧的全部著作……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王鼎钧认为是文学正路的路上探索。虽然，我至今也没有进入中国文坛的主流，但我的文学根系蓬勃了。十八年读王，我直接得到的营养，足以让那些红得发紫的作家望尘莫及，而我通过读王所开阔的视野、提升的境界和学到的方法，又远远超过直接得到的财富。
   王鼎钧是有着大悲恸的人，他所承受和见到的痛苦，都是空前的。他的胸怀和智慧在于知道这属于历史悲剧，不是人类的永恒宿命，由时代所激发、放大的恶，不是人性的本质。对历史悲剧的正视、对某种主义的唾弃，并不意味着对人性的失望。剑属于战士，笔属于诗人，实用主义属于政治家。作家与政要有时候势不两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理想打造世界，在争夺这同一个领域时，作家呈现的真相常常否定官方编造的版本。所以，只有坐牢的文学，没有做官的文学。尽管如此，他并没在政治上犯忌，也没和官府合作。他要生存，活下来，养家活口，不与政治风潮拔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鼎钧自称读书不多。我的理解是，比起那些以阅读为职业的人，他读的教科书的确是少了一些。而教材只是工具，只是视野，置身教材之上，可以眺望许多东西，但那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创造。王鼎钧的根扎在了社会生命深处，扎在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他吸取的是生命气息，走的是“取法乎下，而得乎上”一路，而不是学院派的“互文”式经营。
   人类的精神财富，有的以教材为体系存在，有的是以碎片和结晶的形式存在。学院派接受教材，天才往往看重结晶和碎片，学院派在接受体系和建构体系时平均用力，而作家常常在断层中从事创造。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是靠作家的智慧与天性琢磨出来的，作家愈是不倦地扩展他认知和感受的经验，他对自身性情的发掘和呈现愈见广阔、鲜明和有力，也愈会使他的艺术独特而完美。
   2006年，我斗胆筹办了“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论坛”。在制定论坛议程时，许多与会者提出，要寻访王鼎钧先生的故居。我不知怎么是好，因为，在兰陵，只能找到王鼎钧故居的旧址，他家的四合院已经没有了踪迹。至于他 “插柳学诗”的进士第，别说没有剩下一砖一瓦，就连柳树也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充当了燃料。作家离开家乡快70年了，在许多游子纷纷回乡探亲的大潮中，王鼎钧因为不能乘坐飞机而没有回乡，我觉得这是文学史的幸运，他如果回到魂牵梦萦的兰陵，看到眼前的一切，哪还有写作《昨天的云》的心情？他不应该回来，以便保留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他对故乡的牵挂，也应该是世界公民对祖国的大牵挂。如果在世俗的意义上牵挂乡亲，即便把退休金全部捐出来，也只是杯水车薪。
   论坛期间，与会人员去了兰陵。本来，我是准备陪同的，而且要在王鼎钧旧居的地基上，与王鼎钧著作的出版人隐地先生合影留念。没想到偏不凑巧，会务中出现了棘手问题，我只能留下来弥补。我不知道，那些漂洋过海来到兰陵的人，面对台湾散文八大家之一的王鼎钧不存在的旧居，会有何感想？
   王鼎钧以他的文章回报了故乡，可是故乡却有愧于王鼎钧，他增加了中国文学的厚度，祖国的读者却没有投注相应的热情。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一个在一年之内为某个著作家带来上千万版税收入的中国，“人生三书”出版后竟然无声无息。
   在“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论坛”闭幕之后，我再一次来到兰陵。站在看不到文学景观的街头，感受着从我心中穿过的文学气流，我为自己这些年来能够读到王鼎钧的作品感到幸运，也为那些渴望过一种形而上生活的读者早一天读到王鼎钧的作品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