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后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出生。幼年丧父，由祖父和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考入于天津府立中学堂就读。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傅斯年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学时俨然是“国学小专家”。
罗家伦回忆说：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1918年，
傅斯年在北大与罗家伦、毛准等等二十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
周作人讥讽傅斯年和《新潮》：
“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消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做义民。”和“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
1919年，
“五四”运动，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是北大颇具影响的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不久因为思想上反对“过急”，退出学生运动。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争议。傅斯年不是哲学系学生，在顾颉刚鼓动旁听了胡适的课。听完非常满意，对哲学系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后来胡适回忆说：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大学毕业，赴欧洲留学，先进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留学六年多时间中，大部份时间研读实验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后期才开始阅读比较语言学、东方语言和考据学。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说：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用全副精力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之间事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风气中，傅斯年连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
1927年，
傅斯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同年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四•一二”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赞同国民党的清党。
1928年，
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组织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殷墟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年，大小十五次。
1929年，
傅斯年担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他先后出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1年、
4月21日。傅斯年给王献唐信，肯定明代学人：
“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
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
1932年，傅斯年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赞成抗日，对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评。
1934年，
8月，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所谓国医》的评论，他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他把国人迷信中医的原因归为三点：
一、“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错了。”
二、“头脑不清楚，人云亦云，生病请医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
三、“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接着引发了的8月13日赵寒松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文。18日陈泽东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等文章批驳傅斯年。
1935年、
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安阳指导殷墟发掘工作。
石璋如回忆说：
“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摆脱故纸堆的束缚，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这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1936年，西安事变后，傅斯年连篇累牍地在发表文章声讨张学良、杨虎城，他始终把以蒋介石看成是国家的正统代表。
1937年，傅斯年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
1938年，
傅斯年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参议院说：
“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1939年、5月，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1942年、
12月，傅斯年大病后回到云南李庄史语所后写信对胡适说：
“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
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
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
1944年，
傅斯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骂其为皇亲国戚、贪污舞弊。
事后蒋介石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5年，
7月1日，傅斯年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六人访问延安，傅的加入是受黄炎培等人的鼓动，对此，罗家伦劝说过傅斯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
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子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新潮》，两杂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傅斯年单独交谈。毛说傅在五四运动中，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里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回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
便笺：“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七月五日”
条幅为：“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1946年，
西南联大解散迁回北平，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就职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他的目的是为胡适铺平道路，接管之初，棘手问题很多，他在给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
“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认定“汉、贼不两立”，严格执行“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周作人在不录用之列，尽管有许多人为周作人讲清，周作人还是被清除出北京大学。故周恨恨地说：傅斯年“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
在日伪时期当过教授的荣庚，找傅斯年请求回北大任职，傅见面就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不用来见我”。此事第二天见报，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1947年、
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
《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痛批行政院长宋子文。文中说：
“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1948年，
傅斯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1月底，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等人会议，商定迁台准备。
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分三批将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运往台湾。
史语所运去“内阁大库”档案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静观待变”。
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除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下外，大部分人员携妻带子迁到台湾，这是唯一的一个“兵随将转”的单位。
12月17日，胡适五十七岁生日和北大五十年校庆，在南京的北大学生举行宴会，中央研究院礼堂大厅会上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自谓“乃一不名誉之逃兵”。
傅斯年致词，先祝贺老师寿诞，后说北大“以北大50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
代总统李宗仁主政，与中共和谈，谋求保住江南半壁，他希望傅斯年能助一臂之力。傅斯年致信李宗仁直言时局：国民党的“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皆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以致到这不可收拾的局面。
1949年，
1月，国民党中央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晤谈，请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接受并称自己欲“跳这一个火坑”。他主持台大，尽力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为我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1月5日，台湾省主席陈诚迁入台北主持政事，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傅斯年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的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傅斯年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这话十分中肯！
1月19日，傅斯年搭乘军用飞机抵台湾。20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亲拟“敦品，办学，爱国，爱人”八字为台大校训。力求把台大办成台湾的学术中心。
傅斯年到台大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要来听课，请不要见怪。教课的优劣可以决定人的去留，用此一招，顿令台大教风为之一变。
台湾《国语日报》创刊，傅斯年担任首任董事长，直到去世。
4月6日，国民党军队闯入校园逮捕师生，傅斯年对不经法律程序的行为极度不满，他向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7月11日，任卓宣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就六月文学院外文系李霁野教授逃离台湾事件，指控傅校长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
傅斯年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表示“对于文学院教授李霁野无故离职，传闻前往共区一事，已经校内行政会议决议予以停薪处分，并函请警备司令部派员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办理，岂有袒护亲共分子之理？学校必定有闻便查，查明便办，绝不护短。”
声明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
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抨击：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1950年，
12月20日，傅斯年参加中华民国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因为台大的经费被质讯，议员郭国基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
傅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
议员郭国基又问：“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
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突发脑溢血倒下去了。
他到台大时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宿舍没有宿舍对于较有办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没有办法的子弟，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不到一年，解决了全校60%穷人学生的住宿问题。
蒋介石闻讯，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守候在电话旁，听陈诚每半小时一次的汇报。
傅斯年病逝，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斯年先生弃世了”。此话被记者听成“傅斯年先生气死了”，因此媒体登出“傅斯年先生被郭国基气死”的报道，于是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参议会，要求法办郭国基。经台最高当局多方说明，事情才得以平息。
12月22日，前往灵堂吊唁者上千人，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和元老以及知名学者：陈诚、于右任、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钱穆等人。
泪流满面的学生们手执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的小旗。
侄儿傅乐成回忆说：“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此情景台湾记者于衡1973年的回忆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2月31日，追悼大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
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正中，悬挂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两旁分挂台湾各界人士的挽章、挽联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当日致祭者五千余人。
此期间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于右任挽傅斯年：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胡适在美国闻听噩耗，致电台湾，称“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作诗寄托哀思：
“人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的报纸一致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
12月22日，蒋介石唁函致俞夫人。30日频布褒奖令：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性秉刚正，学造渊微。早岁从事文化运动，克树风声；留学欧西，益增渊涉。都讲大痒，成材綦众。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商量邃密，纂记繁丰；绝学昌明，有光盛业。中间历膺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谠论渊谟，时政多所匡正，清议资以转移。比年膺任台湾大学校长，教学水准，日渐提高；青年思想，入于正轨。其苦心诱导，力挽横流之功，尤堪矜试。揆其生平始末，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方期遗大投艰，更隆厥用，乃以国步艰屯，自忘痼疾，巨细躬亲，卒致脑溢血而逝。缅怀猷绩，痛切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交由行政院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忠贤之至意。”
傅斯年葬于台大校门内右侧一地，名为“傅园”。学校行政楼对面架设一口“傅钟”，上下课的钟声都响21下，因为傅校长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的两个侄儿：傅乐成随他到台湾，在台大历史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国通史》。傅乐焕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51年从英国回中国大陆，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傅斯年的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论文百余篇：《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均编入《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1993年，山东聊城市政府成立“傅斯年陈列馆”。
1994年，程思远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季羡林为傅斯年陈列馆题写匾额。
傅斯年是我国近代与陈寅恪齐名的大师，因此后人称他俩之后“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之萎靡，学风之败坏，金钱名利之角逐，弄虚作假之盛行，还有一个半个学者专家的品德和才学能有他们之一二吗？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七十余种，组织殷墟甲骨发掘十五次，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专门组织整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一生特富传奇：他对国外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只承认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余者则都称之为“洋骗子”。
傅斯年体胖，虽满腹经纶，却生性率真。一次在议院为中医问题，与议员孔庚议案意见相左，展开了激烈辩论，孔庚词穷便辱骂傅斯年，傅斯年气极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
散会后，傅斯年在门口拦住孔庚，一见到七十几岁、又非常瘦弱的孔庚，便丧气地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后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
傅斯年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前，恨其政治立场，当着胡适得面骂他：“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两人却成为莫逆之交。
蒋介石对桀骜不驯的傅斯年欣赏有加，一心想让傅斯年做官。
1946年初，蒋介石想要傅斯年当国府委员，指示陈布雷“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依旧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是任你说破了天，傅斯年坚辞不入政府，并说：
“如在政府，与政府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书生本色，彰显无疑。
蒋介石又想胡适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希望傅斯年去做他的说服工作，傅斯年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毁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不管傅斯年是怎样的不与政府合作，在蒋介石面前从不毕恭毕敬，蒋介石始终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
傅斯年不入官场，他的正义感和敢讲的作风常让国民党内大员头痛。
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曾说：
“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记傅孟真》程沧波，台湾《新闻天地》第156期）。
罗家伦回忆：
“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罗家伦，台北《中央日报》1950、12、31）。
《观察》周刊的主笔储安平于2月16日致信傅斯年说：
“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词，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
《李敖有话说》中记述到：
“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傅斯年对北京大学的贡献，北大校长蒋梦麟说：
“当我在民国十九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胡适为《傅孟真先生集》写《序》说：
“孟真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在这不到200字的一段话里，胡适用了十四个“最”字准确而又全面地描绘出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
有人说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傅斯年用心专注，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不只是有其心，更要有其行，他的做人之高风亮节，就更值得后人学习了。
主要参考书籍：
《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斯年传》、红旗出版社2009、5。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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