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刘师培

刘师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为《春秋左氏传》作新疏，列名《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八岁学《周易》的变卦方法，十二岁读四书五经，遍览家藏图书，作《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
1898年，刘师培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他“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
1901年，刘师培考取秀才。
1902年，刘师培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举人。
1903年，刘师培到北京会试未中。归途中停留上海，寻求教员职务。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的反满清志士，受到他们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一时兴起改名为刘光汉，表示“攘除清庭，光复汉族”的决心。
刘师培结婚后立即将妻子何震，送到上海进“爱国学社”读书。夫妇都激进，“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冬，刘师培以“光汉子”名发表《中国民族志》和《攘书》等文，论述异族入侵和各族融合的历史，说“夷夏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民族革命。
1904年春，刘师培再赴开封会试。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
刘师培落第后回扬州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一文，疾呼“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作《黄帝纪年论》一文，提出用黄帝纪年取代帝王年号。
秋，刘师培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等一道进行反清活动，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编辑、主笔。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排满革命”。写《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等文章。他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反清组织，参与行刺王之春的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
时刘师培已作《甲辰年自述诗》四十余种。中有《攘书》、《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教育普及议》等。
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查封，刘师培避居浙江平湖。半年后化名金少甫，到芜湖皖江中学和安徽公学等处教书。
1906年春，刘师培在安徽芜湖，除教学外，编辑出版了历史、文学、伦理、地理、经学等《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安徽、江宁）》之类的书。
刘师培、陈独秀等人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反清，发展党人，培训杀手。
1907年春，应章太炎邀，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到东京担任《民报》编辑。认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加入同盟会，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以“韦裔”、“豕韦之裔”笔名发表《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宣传“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
夏，受日本社会党人北辉次郎等人的影响，转而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仅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才是真正的平等观。
刘师培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普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等文章，均刊登在《天义报》。
在日本，刘师培主编出版《天义》第16—19卷合册。
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作序称：
“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迫于经济压力，年底刘师培派妻子何震与清两江总督端方洽谈，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书》中称：“谓居今之世，学崇实用，成编所载，用以施治，未必悉适于今。不知泰西各邦，学士大夫，敦崇考古，埃及残碑，希腊诗曲，均参互考验，遁相阐明，则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若侈陈通今，罔知监古，本实先拨，用于何有？”
刘师培走向为清朝、为端方效命，组织齐民社，与章太炎决破了。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回国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
1909年夏，刘师培在上海向端方密告浙江革命党人起义计划，致使革命党联络机关被破坏，同盟会员张恭被捕、起义失败。革命党王金发持枪直指刘师培，误杀了他的姻弟汪公权。
端方任刘师培为两江督辕文案兼两江师范教习。就办学事他向端方上书：“自外域之学输入中土，浅识之士，昧其实而震其名，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为无用。端倪虽微，隐忧实巨，道衰学敝”，中国学术“足俟百世而不惑”，希望设“两江存古学堂”，培训国学教员以振兴国学。
刘师培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
1910年，1909年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调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职，后任参议官。
1911年9月，刘师培随端方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在资州，端方被革命军杀死，刘师培被拘捕。
先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与上海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一旦得知刘师培下落，蔡元培立即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同时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与人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
刘师培获救后到成都任国学院副院长，在四川国学校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课。与谢无量、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写《废旧历论》等文章。
1913年6月，刘师培与南下寻夫的何震会合，北上山西在友人南桂馨家当教师。经南推荐给阎锡山，被阎聘为高等顾问。
1914年，阎锡山荐刘师培给袁世凯，到北京就被委为公府咨议，刘师培感激万分，上书说“宠光曲被，损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称报。”
1915年8月，刘师培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任理事；刘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说：“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鼓吹帝制。
10月袁世凯任刘师培为署理参政院参政；11月授刘“上大夫”。
1916年6月，洪宪帝制失败，刘师培流落天津，借住庙里十分狼狈。
1917年，经陈独秀推荐，“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刘师培讲授汉魏六朝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主要教义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
蔡元培说这时的刘师培，已“病疾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即《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甚为学生所欢迎”。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有不足之处，其文“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由之。惟是捈欲通 ，紘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读来如云山雾罩，很难体会他的真实的思想和意境，他喜欢用冷僻字，如“迅雷不及掩耳”语，通俗易懂，何苦要说成“疾雷无暇掩聪”，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让人啼笑皆非。
学生杨亮功说刘师培教学：“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说：“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他的博学已无疑质疑的了！
1918年1月19日，刘师培加入蔡元培成立的北京大学进德会。
4月30日，刘师培以华丽的骈文祝贺北大建校二十年，其文《题词》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发行。
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
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刘师培坚决反对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准备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来对抗《新青年》等新文刊。
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地道的国粹派。刘师培总编《国故月刊》，他“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
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年三十六岁。
12月3日，陈独秀出资，蔡元培主丧，在妙光阁殡、祭，有文章说“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尽然如此，北大很多同仁和学生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
1920年3月，刘师培学生刘文典等人护灵柩归葬其故乡扬州。
刘师培身后萧条，妻子何震削发为尼。

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三年里，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曾说，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他宣称“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实行共产制度”；引经据典来佐证他的信念：“儒道两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先”。其实他对于政治和政权始终是门外汉，他的国学才是他的最高成就。
刘师培为世俗、功名所累，也为那显赫的家世所累，刘师培自题说：“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甲辰年自述》）这就是他的心态。
刘师培继承家学《左氏》，同时他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颇丰：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以及研究《左传》所著《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研究《周礼》所著《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著作，后由南桂馨、钱玄同（作序）等搜集整理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共七十四种（其中经学小学论著22种，学术文辞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札记5种，学校教科书6种）。
北大1998年百年校庆，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都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可见一斑。
他主张以字音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通过古文字结构探究中国的“人群进化”。他认为古代文词不可骤废，主张“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论文杂记》），这种观点，在今天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上也是可用和极有价值的。
钱玄同、蔡元培、冯自由、邹鲁等人谈刘师培时，都说他“杂而多变”。朱维铮在《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中称刘师培“善变”。确实刘师培的思想和行为“杂而多变”，从热心科举功名到反清排满，从信奉同盟会到热衷无政府主义，再投入清朝大员端方幕府，从“筹安会”理事到北大教授，从主编《民报》到《国故》月刊，始终在变，始终在寻求仕进之路。他醉心于浮世利祿，他的学问可以名垂千古，他的政治活动却是昙花一现，让人扼腕！他的悲剧当是万世读书人之戒！我读史，真的为他惋惜。
刘师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是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典范”。北大的“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秦定大学堂章程》是京师大学堂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的先河。它是第一部借鉴、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裁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刘师培在1905年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章中论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史，引用《罗马文学史》证明“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
刘师培认为国学应当“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
鲁迅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中推荐：“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钱玄同讲刘师培治学：“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说：刘师培“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风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学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又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深为惋惜他的学识没有发挥出来。
当年章太炎评说刘师培：“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
刘师培的性格是复杂多变，但是是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治学的态度却是客观、严谨的，他涉猎广博、著述宏伟，还多有创见。适值新学广播，旧学之人能创立新义，富且精。尤为难的了！而且他的史学和文学论著，均具时代特色，形式和内容与旧学不同，这就更难得的了。所以他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

《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刘申叔遗书》之《刘君申叔事略》蔡元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旧学之殿军新学之开山刘师培》文史知识1999(3)。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洪范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