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先生回忆录《关山夺路》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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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关山夺路》谈时人自传

 王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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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公2005年在百度《王鼎钧吧》贴出的讲稿原文
地址：http://tieba.baidu.com/f?kz=70732354



我的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後期到大後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鍊。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驰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後我还要写第四本，写我在台湾看到甚麼，学到甚麼，付出甚麼。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後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後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我们常说文学表现人生，我想、应该说文学表现精采的人生，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不能做文学作品的素材。甚麼叫「精采的人生」？

第一是「对照」。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釆。

第二是「危机」。比方说，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我在天津，我是国军後勤单位的一个下级军官，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军占领天津市，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话：「出来！出来！交枪不杀！」紧接著，咚咚咚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的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采。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釆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采，叼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采！

第三是「冲突」。比方说，平津战役结束，我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今天想起来很精采。後来由於一次精采的遭遇，我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我的衣服又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采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采。

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结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我还听到过一首歌：「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采的人生。
 
由第二册回忆录到第三册，中间隔了十三年，这是因为：这四年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采。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我办不到我也不写。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啦啦队的时代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份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也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麼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我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有些年轻朋友很谦虚，他说他的父亲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发生了甚麼事，他知道的太少，所以对父亲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读丁这本书多知道一些事情，也好进一步了解老人家。这太可爱了！

国共内战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希望读者由我认识内战，由内战认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能吗？我本来学习写小说、没有学会，小说家有一项专长：「由有限中见无限」，他们的这一手我学到了。当初我在台湾学习写作的时候，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他说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照他的说法，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我一直思考他说的话。
 
我发现，凡是「精采」的事件都有「符号」的功能，「一粒砂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那粒砂是精釆的砂，那朵花是精采的花。我本来不相信这句话，诗人帮助我，一位诗人颠覆庄子的话作了一首诗，他说「我把船藏在山洞里，把地球藏在船上。」还有一位诗人写＜下午茶＞，他说下午在茶里。牧师也帮助我，「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法师也帮助我，他说「纳须弥於芥子」。四年内战，发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用符号来处理，我写成一本书。

中国人看国共内战，这里那里都有意见领袖，这本书那本书都有不同的说法。我写第一册回忆录＜昨天的云＞尽量避免议论，维持一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写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几十年後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现在这本＜关山夺路＞，我又希望和以前两本不同，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

.文学艺术标榜真善美，各位大概还记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过，咱们别因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轻了它，写歌词的人还真是个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賸几个真善美。…真善美，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

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海内海外也没产生几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千思万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我有千言寓语，欲休还说。我是後死者，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一个玩艺儿来。…..我也不知道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一本书出版以後有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因缘。

表演事业需要鼓励，作家写作也是一种表演，他和演员、音乐家一样需要掌声，大家热烈鼓掌的时候，作家、演员、歌手都是小孩子。读者是有影响力的人，请妥善运用你的影响，不要置身事外。如果买书像买香菸一样，有多好！如果吸菸的人戒了菸买书，有多好！与其支持一个香菸公司，不如支持一个出版公司。如果买书像投票一样，有多好！选民投票才会产生你喜欢的市长州长，读者买书才会产生你喜欢的诗人小说家。

最後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3340字

战俘余悸——天津被俘与上海脱险追忆
王鼎钧

滚动的石头往那里滚

    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渖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渖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国军收复东北最后的象征消失。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义民」十四万人。屈指算来，国军从秦皇岛攻出山海关，又由葫芦岛撤往秦皇岛，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芦岛撤退后，空军派飞机侦察东北，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无任何战斗迹象（陈嘉骥《白山黑水的悲歌》），历史像擦黑板一样把他们擦掉。只有松花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堡中孤军还没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个「顿点」。陈嘉骥感叹国军下级官兵忠勇，高级将领误国【1】。只有顿点没有文字，顿点已没有意义，只是给文史资料添一段笔墨，记述共军怎样心战劝降。

    东北决战应该居「三大战役」之首【2】，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郑正隆着《雪白血红》【析世鉴：「郑正隆」，原文如此，下同。】，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3】。

    那时我虽在关内的补给单位供职，补给地区却在关外，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起初，许多事出乎意料之外，后来我们从事物的发展中摸索规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来的规律，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渖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4】。林彪的作战计画稳操胜算，可是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六月围城，十月占领，民间传言饿死三十万人【5】。依解放军作家郑正隆引述的资料，长春市饿死十二万人。林彪不失爲军人，毛泽东毕竟是谋略家。

    那时我在秦皇岛，长春大飢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6】。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飢饿」！【7】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渖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衆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8】。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爲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飢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飢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的放过飢民，或者自己偷偷的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9】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我也流下眼泪，我的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10】，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惟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林彪的办法比毛泽东的办法好，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他有必要，他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11】。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砲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再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12】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我青年时代的老板，中国时报的余董事长，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年他在纽约，他和报社驻美人员聊天的时候透露，当初国军出关，攻下四平，国民政府蒋主席命令停止前进，杜聿明坚持拿下长春，蒋氏派白崇禧到东北处理。他们在火车上开会，白对杜说，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长春，你可以去打，我负责任；如果长春拿不下来，你自己负责任。杜一举攻入长春，这才有后来的大围城，大飢饿。有人抱怨国军没有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如果真的深入北满，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当年我们的副团长要「整」我们的连长，最好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连到长春，可是官场斗争之道是把你最麻烦的部下留在身边，副团长也像杜聿明毛泽东，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13】，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郑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飢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爲爨、易子而食」，郑正隆以现代报导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相，爲人间留信史、留痛史，有此一章，《雪白血红》可以不朽，有此一书，郑正隆可以不朽。此书从中共的角度全面扫瞄东北内战，除了功勋显赫，也暴露了恶行重大，既揭开中共文宣的粉饰，也洗去反共文宣的涂抹。它显示伟大的功业与卑鄙的行径有某种共生关系，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14】，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那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长春围城对我的影响，好比波兰亡国对邱吉尔的影响。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史达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15】，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爲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邱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加强已有的防御设施，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于铁丝网外，这些人飢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穿平民衣服，昼夜跋涉，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后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道最后停留在什么地方。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爲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渖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渖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砲，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爲水，试看当前不辨天」。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栾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战乱时期，他不但常常免费医治难民，也常常觅费照顾过境的伤兵，令我钦佩感动。撤退的行动祕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站在码头上怅望陆地，对秦皇岛忽然有依依不舍之倩。这地方对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阳（我求学的地方）、山东临沂（我生长的地方），同样重要，当然，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当然还有台湾（我在台湾脱离青年，渡过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了。对秦皇岛，我惜别的情怀落实在栾大夫身上，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爲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着，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只见车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爲太鲁莽了！栾大夫诊所的门关着，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着救人。他并没有教我坐下（幸亏没有），我俩站在诊所里，他爲我祷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惟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16】。

    我独自沿着大街走回，一路听自己的脚步声，我从不知道我的脚步声那样响亮。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史，据说我回到市区的时候，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无守军，这怎么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裁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17】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我们奉令进舱，听见砲声，国军军舰发砲射击，掩护撤退，运输船只缓缓离岸，我如果在市内再多逗留十分钟，就会被海军撂在码头上了。我听见砲声，想到当前并没有敌情，海军照本子办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买来的砲弹，而且射击之后，大伙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砲膛。船到海中，有人等着眺望码头仓库爆炸的声音烟尘，据说爆破部队已完成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可是上面改变了心意，最后命令没有下来。东北各地国军撤守时，炸毁了一些军火库，没有破坏道路桥梁自来水和发电厂，记得那时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加以称赞，社论中也隐然有和平的主张。

    船行一二七海浬（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此登陆，给国军多留下一个「活眼」。东北失守以后，华北唇亡齿寒，南京中央打算把华北的国军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运往南方，那时傅作义主持华北军政，反对南迁，我们在塘沽住了大约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后决定。记得居住的环境像一个朴素的小镇，记得附近有个地方叫新河，国军三千人驻扎，我们奉命去设立弹药堆积所，以利驻军久守，可是一夜之间新河失守，一切尽入共军之手。记得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中尉押运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说过「恶徒向来爱村姑」，我想起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要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传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出发。塘沽距离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说，当我们的专车开动的那一刻，华北国军的命运业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没人发薪水给我，我怎么寄钱给父亲？滚动的石头只好继续滚动，我以后的命运也在那时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祸福常系于大人物的一步棋【18】。

    我很后悔，由一九四二年离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时，我第一次爲做过的事后悔下已。那时，我如果知道四十几天以后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们一同撤往上海了【19】，可是我犹豫难决，我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空军天天侦察，不见部队调动的迹象。共军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他们要先打山海关，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我怎么可以一年没有收入？父亲断了接济，怎么支撑？不料通货膨胀那么快，平津的局面又维持得那么短。

    我硬着头皮北上，领到本月所得，直奔银行。我在天津只领到一次钱，然后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爲这笔钱赴汤蹈火。后来父子重逢，父亲说他看到汇款通知，没有去领这笔钱，那点钱只能买几粒花生，那时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买。我奋不顾身的全部所得啊！【20】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爲财死」，而我只是爲了一叠废纸。

    多年后，一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参与情报作业的某将军告诉我，那时国军根本没有从东北来的情报，只能凭空军侦察，共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越过长城，瞒过空军。华北国军只注意山海关，根本忘了长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来，长城从未挡住入侵的军队【21】。解放军入关以后，悄悄埋伏在乡村里，监视天津塘沽，「一面包围、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对生活环境只有最浅的印象。我们住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着长长的钢鍊，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长鍊上紧发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钟摆！爲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钟！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那时中共憎恶西方的东西，我一直揣摩他们会怎样对付这些洋房。

    我完全没有心情游览，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那年代左派文人大骂天津电车，电车抢走了人力车的顾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样对付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么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桥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左派文人也曾大骂他们，我揣摩中共怎样对付银行。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采，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砲。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22】。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暍，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渖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砲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爲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爲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爲了减少战时损失，也爲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日一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23】，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共军砲兵向城中射击，弹道画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砲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登出来。公然爲中共宣传！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24】。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爲两段。以平津之战爲题材，中国大陆摄制了剧情片，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援军，最后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覆，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后来的报导说，陈长捷惟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谈「投降」。他怎会不知道「兵不厌诈」也包括对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见到传作义，还说出怨言。

    天津防守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25】。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枪声停止，我们躺在地下室里还不敢乱说乱动，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来打背包。我很纳闷：你这是做什么！他有作战的经验，也有被俘的经验，他知道时候到了，我应该照着他的样子做，可是我没有那个智慧。然后，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叫：「出来！出来！交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的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26】。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以后许多年，我每次想起这段奇遇浑身冰冷，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我常常梦见像踢足球一样踢一颗手榴弹，它飞出去，又折回来，还是在我们面前爆炸了，我们彼此相看，个个好比风化了的石像，一张脸坑坑凹凹，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来，他说解放军已经知道我们是后勤人员，没有武器，欢迎我们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阶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迟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后面。他年轻单纯，未经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个人，一个年长厚道、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有样学样【27】。朱少校并未教他怎样做，他自动模仿，只做不问。事后证明他做对了。

    我们蛰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毕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气，院子里只有寒风，这温差教人怎么适应。我们在解放军军官指挥下，十几个人踏着残雪，排成横队，一律不准行动，人人羡慕朱少校有先见之明。军官声明优待俘虏，我们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请解放军战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行李原封不动存在地下室里，等你们受训完毕再来拿走。」

    我一点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经知道，你在最紧要的关头总是最孤独。天不绝我，我们的何军械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只有他还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多么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给他父亲取来大衣。正好我和何军械官并肩站立，趁势请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来，说时迟那时快，当这位小朋友抱着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时侯，我们也在解放军的押送下整队出发，我们都是滚动的石头，身不由己，何军械员频频回首，他急得脸色蜡黄，惟恐丢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干，一路小跑追上来。我接过大衣，悲喜交集，那时阳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阴历腊月，节气在小寒和大寒之间，没有这件大衣我怎么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头！我多么感激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这天，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很合作，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的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耽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爲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扫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那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菸，看不出香菸牌子，闲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菸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菸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分呢。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祕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楼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仁，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的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爲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烘烘到冶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虚，胡思乱想，想起滚进地下室的手榴弹，想起德国纳粹把俘虏运到郊外集体枪决。

    还好，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杨柳青，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仓，看见碉堡残破，交通壕翻边，铁丝网零乱，大概是砲兵猛轰造成的吧，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我们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这夜无星无月，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爲什么？）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身旁没人监视，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老大娘爲我们烧火做饭，整天仅此一餐，可是并不觉得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希望能看到有名的「小米加步枪」。那时，「共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砲」，已经成爲流行的口号。很可惜，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懔，想起我在渖阳背过擦过的那枝枪，那枝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我至今不知「小米加」什么样子，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砲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小米加」在那里？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八年，内战四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五十万枝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三十万枝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韩战发生，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是用「中正式」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沿，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蒙蒙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时我只爲眼睛耽忧，作家可以没有手，没有脚，必须有眼睛。现在我知道，那天我们遇上了「沙尘暴」，西北风挟带内蒙的尘沙，向南扑来，它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天灾，华北东北都成灾区。现在「沙尘暴」过境的时候，人取消户外活动，飞机停飞，沙尘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没法耕种，人民没法安居。专家总是往坏处想，他们忧虑 多少年后，东北华北一半变成沙漠。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国共两党兴兵百万，血流成河，争的就是这几粒沙【28】。

    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那会想这许多，我只耽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能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似乎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阶级斗争」取走了一切浮财。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伕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彿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大概有两百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一以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敦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这并不是侮辱蒋氏，而是侮辱我们的知识程度。我读过教会历史，当年罗马帝国打算消灭基督敦，把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拆来摆在地上，命令教徒一个一个践踏【29】，如今解放军玩的是同样的把戏，可是跟罗马统治者比，格调太低了。大约人同此心，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爲什么不唱？爲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爲什么下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唱了两句，马上换另外一首，「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再换一首，「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再换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你到这里来受训，就是教你赶上形势。」我说报告指导员，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那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那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后来知道，他们认爲抗拒争辩都是真情流露，他们对「真情」有兴趣，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他反而认爲是虚伪，他们厌恶虚伪。

    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准，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30】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尘沙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冷风吹拂，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标。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也许因而不能脱身，我那年才二十四岁，对中共多少有用处。

    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31】，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仪队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其实「自由」也有阴暗面，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

    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幢憬，无论是人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无法达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我必须奔向南京。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显然没有。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必定失明，中共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那样我就可以一只眼睛去南京。我猜父亲看见一个「眇目」的儿子回来，不会有快乐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损失一个儿子、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只眼睛。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后来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

    左眼越来越痛，「难友」朱少校帮助我，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我到附近农家讨盐，一位太太说，她家的盐用光了，还没有补充，她让我进厨房察看，柴米油盐一无所有，锅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进另一农家，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但是必须班长许可。我又到处去找班长。

    讨到了盐，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护士。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好一个慈悲的班长，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六英呎左右跟着，他沉默无声，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我有机会看到「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我没看见男人。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打麦场边怎么没有一群孩子嬉戏，没有几只狗摇着尾巴团团转，怎么没有老翁抽着旱菸袋聊天，怎么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杆高梁杆。安静，清静，干干净净，一切投入战争，当初「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而今「人民不留一针一线」，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这就是每一个班长的骄傲。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我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提到总统「缺位」和总统「因故不能视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班长声调平静，用字精准，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衆，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资料显示，内战第一年，六十万俘虏参军，第二年，七十万俘虏参军。济南十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中共占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双方必然产生矛盾，他们纵然抗拒洗脑，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成爲活性的「病灶」。世事总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必须说，中共这一着高明！国军退守台湾，大陆失败的教训深刻难忘，万事防谍当先，尽力布置一个无菌室，那千千万万「匪区来归官兵」跟有洁癖的人吃一锅饭，难免动辄得咎，军政机构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额外消耗多少元气。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大约是爲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量丰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做中国的「国风」。他们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唁一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

    团政委登台训话，我用我的一只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记得牢。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句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我被俘以后见到的解放军人，跟我在抗战时期见到的共产党人完全不同，后者比较阴沉。有人解释，中共阴沉是由于俄共阴沉，俄共阴沉是由于气候严寒。有人作另一种解释，中共阴沉是因爲他们舍身革命，生活在逮捕和屠杀的阴影之下，因而培养出特殊的气质。还有一说，中共党员长期浸润在唯物辩证之中，而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阴术。

    家乡父老常说「一分材料一分福」，团政委口才奸，胜过连指营指。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他伸出双手欢迎。然后他加强语气，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解放军发路费，发路条，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解放军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番话铿锵有声，惊心动魄。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说话算数，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任你们行动自由。大家听呆了，「啼笑俱不敢」，没人鼓掌。演说完毕，团政委上马，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

    解放军说话算数，第二天路条到手，我打开一看，有效期间只有两天，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明天路条就成废纸，以后的路怎么走？路条的效期是两天，路费也是两天的伙食钱，他们好像假定我两天以后就可以到南京到广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导员申述困难？正在犹豫不决，有个小伙子在我身旁急得团团转，他反覆自问：「我的戒指呢？我的手表呢？」

    我想起来，我们进村子那天，人人把财物掏出来，一起放在大箩筐里，交给解放军保管，当时指导员明确交代，受训期满之日发还。这时候，有一个人，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人，现在我才下笔写到这个人，他也是个俘虏，看样子是个中年人，是个病人，每天闭目打坐不说话，如果夜晚我们上了床不睡觉，如果我们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他才喝一声「赶快睡觉！不要扰乱别人！」倒还有几分精气神。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在院子里闲谈几句，他也要站在门口喝斥：「走开走开！」声调毫不客气。他真有先见之明，总是我们听从他的喝斥之后，班长就像猎犬一样跑过来，察颜观色一番。当那小伙子满口戒指手表追问不舍的时候，那个沉默的中年人又暍一声：「你这个混蛋！还不快滚！」人间确有当头棒暍，我和那个小伙子陡然醒悟，两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杂在一个大筐里，那个是你的？怎么发还？当初解放军收集俘虏财物的时候，并没有一人一个封套包装起来写上名字，可见压根儿就没打算发还，那还噜嗦什么？难道想留下不走？我们大澈大悟，四大皆空，万缘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写到这里我思念他，不知他后半生何处浮浮沉沉，可曾风平浪静。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过年，我次日释放。中间管训十五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无奈人心不足，我时常想起某某公司设计的一张海报：美女当前，含情望着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诺：某月某日这位女郎全身脱光」。人人记住这个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报，海报换新，女郎果然全裸，海滩辽阔，她只是个遥远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水远信守承诺」。

为一只眼睛奋斗

    没人愿意待在俘虏营里，可是我走出俘虏营以后，忽然觉得非常空虚，我不属于共产党，我也不再属于国民党，我也不是一个老百姓，大地茫茫，顿觉失去重心，飘浮在大气之中。我那时的感觉正如今天一位诗人所说：天空是没有彼岸的。

    人，有时候我觉得像演傀儡戏【32】，总得有根线牵着你走，如果所有的线都剪断了，他会瘫痪下来。我们单位有位姜参谋，秦皇岛撤退，他回老家，平津不守，他带着家眷走出解放区，奔到国军控制的青岛，眼看青岛不能久守，他又带着妻小回头走，走回老家，因爲他全身的线都剪断了！咳，这一去再也没有音讯！他是个老好人。

    我身上还有一根线没断，我有一个大家庭，我家老父、弱妹、幼弟都在「国统区」漂泊，母亲临终时托姨母带话，要我负起长子的责任。母亲晚年受尽辛苦，我没能还家给他一个笑脸，甚至没能亲亲热热给她写一封信，若说报答于万一，也只有照着她的心意全力以赴了。这是我今后生存的意义，我还得继续向前，今天回想，当时本来无路可走，凭此一念，我终于走了出来，虽然后来国事家事双重折磨，但若比起土改、反右、文革，又算得了什么？我不应有恨，不应有悔。

    俘虏营设在天津市以北的乡镇里，我们不知道地名，我也曾向当地居民打听，没人回答。出了俘虏营，行人问行人，才知道地在宝坻县境内，铁路资料显示，宝泜站到天津站一百一十五公里。离开宝坻，我由河北而山东，由青岛而上海，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我一向能够正视痛苦，反刍痛苦，惟有这一段经验不堪承受，我一直逃避它，隐藏它，尽可能遗忘它【33】，于今细数平生，我曾想省略它，越过它，只因爲这条路上有几位好人，我要用文字纪念他们，这才不得不写。

    我和朱少校、富上尉一同直奔天津，路旁风景和来时不同，农家在门口摆摊卖菜，村头也有人吸菸闲聚，我们的狼狈逃不掉他们的欣赏。我的左眼发炎，用纱布蒙住，他们以爲解放军的砲火打瞎了我一只眼，特别爱看。衆多「难友」们三二两两各奔前程，没人互相交谈，歧路分散，谁也没看谁一眼，砲弹震碎了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群民衆揪住一位难友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这个「混蛋」！我低头疾走，不敢多看一眼。

    我一心记罢留在天津的行李。我们被俘的时候，解放军的军官说过，「东西放在这里，你们受完了训回来拿。」我身无分文，半丝半缕对我都很重要，解放后的天津市很安静，路上也没人盘查，房东仍然和气。他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当天就被解放军取走了！料想如是，果然如是，总要到了黄河才死心。

    天津不能停留，朱少校问我下一步怎么走。我必须设法保全我的左眼，想起秦皇岛那位好心的眼科医生、栾福铜大夫，我断然作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回头两百八十六公里，深入解放区，独自再去秦皇岛。

    由天津车站登上火车，没人向我要票，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秦皇岛下车，没人多看我一眼，来到海阳路，街宽海风大，没灰尘，也没什么车马行人。我向瞎子学习，一只手扶着墙，低下头慢慢走，门巷依然，墙上的标语全换了，据说解放军第一天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刷掉旧标语写上新的，他们看重意识型态【34】。重写标语表示要重写一切，标语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开始，我一向看轻了标语，现在才发现它关系重大。

    听见锣鼓秧歌队迎面而来，交臂而过。有什么东西劈脸搧我一个耳光，急忙抬头，秧歌队的排头人物撑着两面大红旗纵横飞舞，旗角扫到我的右颊，没碰眼晴。我用右眼看清楚了，左上角镰刀斧头，竟是苏联的国旗。后来才知道当时并没看清楚，那是苏联的党旗，比国旗多一颗星。那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旗都跟苏共一模一样，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

    栾大夫的诊所容易找，海阳路上，以前我们办公室旁边。我进门第一句话是：「栾大夫，我求你看眼来了！」他急忙起立，把我安置在就诊的位子上，按部就班检查了，用药水洗眼，点上眼药。我问病情，他这才说出第一句话来：「你多祷告。」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他劝人祷告已成习惯，可是我顿觉凶多吉少。

    栾大夫的眼科诊所和一位李大夫的牙科诊所共用一个大门，进了门，中间是两家诊所共用的候诊室。李大夫原籍哈尔滨，辽渖、平津两大战役之后，东北华北一统，李大夫好不容易有返乡探亲的机会，只留下他的学徒看守诊所。栾大夫安排我跟这位青年一同吃饭，晚上睡在候诊室里。我遵照当局规定去申报临时户口，窗口里面军人当家，我把路条送进去，他瞄了一眼丢出来：「准你住半个月」！快刀切梨，好不爽快。

    栾大夫每天爲我洗眼两次，我按时点眼药，病人稀少，我可以坐在候诊室里闭上眼睛背诵唐诗。我绝不出门，但是我已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个小青年天天来东拉西扯，我在补给单位工作的那些日子早就认识他，他好像没有工作，但是营养良好，笑口常开，形象高出游手奸闲的小混混，那时对他难猜难度。等到华北一统，他的生活方式未改，对我这样的人有兴趣，我对他的动机也就无须再猜再度。我知道我必须给他情报，否则他爲了交差，一定胡编乱造，非常可怕，我提供情报时选择内容，也就控制了影响。我从来没有机会两利取其重，只懂得两害取其轻。

    我告诉他，解放军作战英勇无敌，我很佩服。我抄袭团政委说的话：国军退到那里，解放军会追到那里，那怕是天涯海角。我把对连指导员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我是该死没死的人，感激中共宽大，我对国民党毫无幻想，但是我必须到南京一带去寻找我家的老小三口，照顾他们，即使回山东老家种田，我也得带他们一同回去。

    我知道我也必须有一点牢骚，对他们有几句批评，才可以减少他们的猜疑。我说我只是一个出门找饭吃的人，别说我反革命，我什么都不反，只反饿肚子。我说我也承认地主制度不合理，但是对付地主的手段太过分，弄得我在抗战胜利后无家可归。我说我是小人物，随波逐流，有奶便是娘，那能跟共产党员一样？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国民党的饭他们不要吃，国民党的官他们也不要倣。

    这些话，小青年听得津津有味。

    我偶尔聪明，常常糊涂。星期天，栾大夫带我到教会，那时信徒还可以聚集，但是没人讲道，牧师知道神的意思，不知道人的意思，这时候人比神大。教友人人带着圣经，但是没人打开，那时候，当局允许整本圣经存在，圣经里的话未必句句可以存在，他们惟恐读错了章节。取消聚会，惟恐得罪神，参加聚会，又惟恐得罪「人」，个个像缠足的小媳妇，我这个「伤兵」突然出现，更增加了几分戒备的气氛，大家静坐，默祷，散会，彼此几乎没有寒暄。

    乐大夫安排我跟教会管理人面谈，对方认识我。这一次我犯了糊涂，他对我说，「你要感谢神」，我说世上只有人，没有神。他立刻对我严阵以待。他说「你心里有魔鬼」，我说世上也没有魔鬼，只有人。他厉声说，「上帝已经降下刑罚，世人要知道悔改。」我说共产党创造历史，世界照着共产党的意思改变，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改变。依照逻辑，他只有说共产党执行神的旨意，神借着共产党行使权能，可是他说不出口，他还没有进步到那些程度。直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进步仍然有限。

    我们不欢而散。今天回想，他希望听见「我是罪人」，求神垂怜。他希望我能提供神迹，例如我在天津市的地下室里祷告，手榴弹滚到我的身旁，天使出现了，手榴弹没有爆炸。栾大夫带我去聚会，也许是想替我争取一丁点儿关怀，可怜我身处绝境还不知道取悦于人，我跟在栾大夫后面一路走回，他一句话也没说，今天回想，他的沉默就是批判。。

    我在秦皇岛住了一个星期，慢慢看见我给栾大夫带来的压力。他越来越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终于他对我说，明天有一班火车可以把我送到山东，机会难得。至于我的眼睛，他说没有问题，我带着眼药水上路，每天点三次。他问我有没有盘缠，我那有一文钱，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对好人需求太多伤天害理，我咬紧牙关说「有」。

    这夜我作梦，又梦见驾着一架小飞机漫天飞，没有目标，也飞不高，急得出汗。拂晓时分，栾大夫带我从火车站贵宾室特别入口到月台，他做过铁路医院院长，有人脉。

    栾福铜医师是河北清宛人，存心慈悲，助人无数。四十年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辗转找到他的大公子，这才知道老太爷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还有老太太健在，我说明原由，献上感谢。栾医师敬畏上帝，一生执心救人。人生自古谁无死，怎么说他不该死于唐山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仅十几秒钟时间，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二十四万人死亡，十六万人重伤，没有办法给死者个别营造坟墓，只能找许多地点集体掩埋。天心难测，难怪无神论者振振有词：所幸他的两位公子、一位女公子也都成了名医，驰誉国际，有神论者也还能找到支点。

    火车离开秦皇岛直奔天津，把这两百八十六公里再走一遍。车上人多，汗流浃背，不能转身。没看见女人小孩，个个男子汉都穿着深色的便服，只听见呼吸声。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小站不靠，大站也没全停。天津站有人下车，我们沿津浦线南下，奔驰三百六十五公里到济南，一路上没见随车服务的铁路员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我到底是托了什么人的福。

    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车到沧州，站务人员减少客车车厢，加挂一串平台车，继续南行。车入山东境内，我知道要经过黄河，我也知道离黄河最近的车站，南有滦口，北有鹊山，中间是有名的黄河大铁桥。我很想下车步行，到河岸的草棚底下喝一碗鱼羹，到河中的浅滩上印几个脚印。

    我也料到火车可能不在滦口或鹊山停靠，我走出客车，坐在平台车上，等候看河。乘客坐在平台车上违反铁路局的安全规定，幸而没人干涉。车到鹊山，我扯下眼罩丢掉，火车果然直上铁桥，河水安静，火车匆匆，冬天的黄河水少，沙地枯草多，像缺水的湖，不像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河【35】，也不像是多少母亲投水自尽的河。一九四六年出潼关，入河南，我有机会远望五月的黄河，一九四九年过山东，我远望二月的黄河，缘分比冬天的河水还浅。河宽桥长，奈何火车飞快。没有兴奋，没有伤感，烟景稍纵即逝，我只是像尽义务一样用心看，用力看，对中国工程界引以爲傲的铁桥，对小学老师满口赞扬的铁桥，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黄河留在我的血管里，四十年后我六十三岁，它忽然沸腾，倾泻出一本《左心房漩涡》【36】。

    一九四六年远望黄河，排长提起「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九四九年远望黄河，我想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行走在外，多少人问我这个山东人，这两句谚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猜第一句嘛，黄河之水天上来，它的长度，古人无法绕过，它的宽度，古人很难越过，它的深度，古人无法涉过，到了黄河就是到了尽头，到了绝路，只好放弃一切妄想。第二句嘛，人生在世要注意避嫌，一日一蒙受某种误解，可能永远无法剖白，纵然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也无法洗净他的污垢。

    那天过黄河，我忽然另有一番领悟。黄河水多，但是非常混浊，书上，说这条河一年有十六亿吨泥沙，世界第一【37】，每立方公尺河水含沙三十四到九十公斤，龙门段的泥沙达到百分之九十，出海口的海滩每年延伸一百公尺。「黄河洗澡一身黄，黄河烧茶一锅汤，」【38】河边居民用水，必须先用明矾把泥沙沉淀下去。所谓「跳进黄河洗不清」，应该是说，你已经跳进了黄河，还想洗清？你跳进了黄河，「所以」洗不清。是了！那时候我走出渖阳，天津被俘，正是跳进了黄河。

    眼药水用完，左眼算是康复了，但视力未能完全恢复，也比较容易疲劳。后来经常看医生，医生说心理作用大，「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39】。我喜欢眼科医生，轻柔如一阵和风。医生叮嘱注意保养，我看书写稿一小时就闭上眼睛休息，常有人以爲我在祷告。不喝酒，不抽菸，后来又加上不喝咖啡，不吃辣椒。常读有关眼疾的资料，偶尔难免紧张过度，自以爲出现什么症候，这样那样检查，浪费医生的时间精力。医生说，《疾病大辞典》之类最好别看，看见什么病就好像得了什么病。没错，「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

胶济路上的人间奇遇

    我在济南车站下车，没有立即沿胶济铁路东行，这是山东首府故乡的大门，我得上街走走。

    久闻济南马路用石块铺成，可是我没见「家家流水、户户垂杨」，路旁有垃圾，有斗象棋的摊子，也有游手好闲身分不明的人。也许是快要「白日依山尽」的原故吧，色调灰暗，气象萧条，解放五个多月了，还带着战后的病容。

    我站在十字路口向南看，若要回老家，就从这里一直走。我已来到离临沂兰陵最近的地方，死火山忽然复活，我心潮汹涌，由拂晓离家的蒙昧，到流亡学校的热血，仓促投军的懊丧，不甘堕落的煎熬，生命归零的恐惧，瞬息之间重演一遍【40】。我的心里装着一具指南针，泰安、曲阜、兖州、滕县、峄城、枣庄，这些地名都是磁石，我努力把身体钉在地上，这才明白爲什么旧约里面的罗德之妻要化成盐柱，只有那样他才可以牢牢站定【41】。

    我站在那里看了又看，我没有还乡的权利，只有漂泊的命运。我不是盐柱，我是无头苍蝇，凭本能横冲直撞。天色不早，费了一番力气转过身来回到车站，这才发现坐车必须买票，车站对客运管理已经有效执行。我扬起下巴看天，今晚无风无雨，决定沿胶济公路步行，抗战后期，流亡学校西迁，我曾一个人步行横跨河南全省。

    夜行省得宿店，而且走路可以取暖，第二天肚子饿了，就到路旁村子里去乞食。我有过乞食的历练，抗战发生后，日军打到家乡，父亲带我们逃到苏北避难，那时沿途难民也是无头苍蝇，成群结队，一家人常被日军的骑兵冲散。父亲一生谨慎，他设想了一种情况，万一孩子脱离了大人的掌握，没有饭吃，要懂得怎样乞讨，我曾奉命实习。他老人家万万没料到他的训练如此这般有了用处！

    胶济路乞食的经验很难堪。那时我穿着国军的军服，村头百姓大声嘲问：「老总，我家还有一只老母鸡，你要不要吃？」那时乡人跟国军士兵叫「老总」，国军纪律坏，老百姓家养的鸡捉来就杀，一个连长曾经得意洋洋的告诉我，他在山东行军作战的时候，炊事班长每天早上向他请示，问连长今天想吃什么菜，他眉头一皱：「来盘鸡心！」炊事班就挨家捉鸡，剖腹取心，炒一盘鸡心奉上，鸡肉丢进行军专用的大铁锅清炖，全连士兵享用。有时候他吃鸡肝，有时候他吃鸡脑。现在老百姓要出气，我只有装聋作哑。有人特别注意我的眼睛：「你的左眼怎么啦？是不是解放军的砲火打伤的？怎么没把你的两只眼睛都打瞎呢？」咳，我把心一横，挺胸昂首走过。

    心软的人肯施舍，然而他们穷苦，有人掀开锅盖，双手捧出地瓜叶豆饼混成的食物给我，他们自己也吃这种东西，我来增加他们的负担，心中另有一种羞愧。我双手接过食物，立刻上路，边走边吃，我是不祥之物，惟恐给「施主」添麻烦。

    有时候，我必需站在厨房里喝一碗开水。虽然我总是在村头村尾乞食，村干总会立刻出现，村中显然有高效率的通报系统。村干不跟我交谈，他站在厨房里盯着我把水喝完，那一碗水特别烫嘴。我在村干目送下离开村庄，眈心他会责备那个施舍的家庭，咳，我成了那条路上的一害。

    那年山东半岛冬暖，走到中午，就像童话书所说「太阳劝人脱掉大衣」。我穿的是寒冷地区作战的美式装备，老天不会把我冻死，由济南到青岛三百多公里，乡亲也下会让我饿死。睏倦来了，太阳劝人合上眼皮，我到空旷的田野里寻一个低洼的地方躺下，趁着一天之内温度最高的时分睡上一觉。

    心神不安，我总是突然睁开了眼，好像出现了危机。真奇怪，一只猪的大脸逼近，我在熟睡中感受到牠的压力。猪于人无害，我从容看牠，距离近，牠脸上的皱纹都放大了，线条古朴，形象居然有悲苦之美【42】。我从来下知道猪的脸这样好看，许多年后，有人发表他的审美观念：「远看女人近看猪」，闻者失笑，我没有笑。又过了许多年，台湾的摄影家黎汉龙以猪爲题材，多次得到国内外大奖，别人觉得奇怪，我不诧异。

    另外一次，我突然醒来，看见一只狗，它的嘴巴离我的脸大约只有一英呎。这还了得！它想干什么！父老相传，战场附近家犬多半吃过人的尸体，从此有了狼性，爱吃人，它即使不敢吃大人也敢吃小孩，不敢吃站着的人也敢吃躺着的人。胶济沿线正是国共两军多次激战的地方，我确实吓了一跳，不敢动也不敢不动，还好，它看见我睁开眼睛，掉头走开。它还是一只善良的狗。

    我遭到解放军人的搜查，我说「解放军人」，因爲我料定是他个人的行爲。他独自徒手站在十宇路口，只对穿国军军服的人有兴趣，他不看路条，不搜口袋，仔细摸我们衣服下襬的边缘，那时候流行把金戒指缝在那里，他大概尝到过甜头。任何人都能判断，这不是依照规范执行勤务的方式，我的衣服货色好，档次高，但是搜不出任何值得一看的东西，他观察我的脸，流露出怀疑的神气。

    盘查总以避免爲上，我离开公路沿着铁轨走，这条路上没有行人，尤其是夜间，远处的人看不见我，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到路基下面卧倒隐蔽，不让车里面的人发现。沿途有几处简易的桥梁，铁轨悬空架设，人走在上面没法躲避火车，我使用打游击学来的方法，过桥之前，先用耳朶贴在铁轨旁听一听，如果远处有火车驶来，可以听见地壳震动的声音，我躲一躲，先让火车通过。后来回想，我的做法包藏着好几种危险。

    自作聪明的人总要受到惩罚。记得那天我进入潍县境内，庆幸全程已走过一半，仍然是夜间，仍然走在铁轨上，黑暗中突然听见哗喇一声子弹上膛，同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 举起手来！」我站好，双手举高，说明自己的身分，对方命令：「你拍着巴掌走过来。」真好笑，我打游击的时候听到故事，敌人教他拍巴掌表示手中没有武器，他左手打自己耳光【43】，右手握紧手枪，这个解放军战士居然没听说过。

    解放军在站外布哨，我进入警戒网，这又是以西各站没有的措施，可以看出中共对占领区的管理正在一步一步加强。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据点枯坐，天亮以后接受军官审问。

    受审时我呈上路条，他说你的路条早已过期作废了，我默然。他说你离开路条上的路线私自行动，违反规定，我又默然。我的天！他把路条撕了，他说我在河北山东一逗留究竟有什么目的，他要调查，调查期间我到连队学习。

    班长拿来一套土布做的棉军服，换走我的美式装备。抗战期间我穿过那种土布军服，纤维疏松，粗细不匀，很像装米的麻袋，棉花薄，后背的棉絮沉淀到下襬去了，简直是一件夹衣，他们自己已经不穿这种衣服了，也许他们准备报废的东西，故意发给我这个可以报废的人。他们有棉大衣，也没给我，换装以后，立刻寒气逼人。没有路条，我不能行动，没有那套防寒的衣服，我怎么度过春寒？我是跌入谷底了！

    我加入连队以后，并没有人教我这样那样，他们几乎都不理我。有一天，我信步外出，试一试有多少自由，没人阻止盘问或跟踪。我看见一家中药铺，产生灵感，我对掌柜的说我想写一封家信，请他们借笔砚一用。

    果然人要衣装，掌柜的把我当成解放军战士，十分客气，立时端出文房四宝，还摆上茶菸。我仿效当年八路军的作风，一口茶没喝，一只菸没动，我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把那张纸取出来，那张我在俘虏营的书本上偷偷撕下来的纸，上面印着「东北军政大会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室」的图章。我用那张纸写了一张路条，然后我按照当年八路军的传统，向掌柜的敬礼道谢。

    没人防止我逃走，他们也许盼望我逃走，看样子他们只对我的一身冬装有兴趣。我不必再回连队了，沿着胶济公路一直往东走。

    没错，人要衣装。走着走着，一辆汽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民间商用的货车。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跳下来，问我要不要搭顺风车，他们的目的地是胶县。太好了！我又遇见天使，那时中共治下火车通到胶县爲止，胶县以东是国军防守区，坐汽车去胶县简直一步登天。后来有人替我分析，也许车上有私货，他们要借你这一身老虎皮挡一下，我可不愿意那样想。

    胶县和城阳县相望，城阳是青岛的外围据点，国军尚在驻守，两者中间有一道「无人地带」。我路上遇见六七个「难友」结伙前行，国军哨兵制止，我们到哨所接受盘问，填表登记，交出証明文件，我就凭自己伪造的路条申请国军收容。

    那时代总统李宗仁派「颜邵章江」四老北上，正与中共商谈和平，考其时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底。那时国军征兵，把南方征集的新兵送到北方，防止他们逃亡，这些人想家，盼望和平。我对国军防地第一个印象是，守在碉堡外面和桥头的国军士兵都在翻看地图，看他的家乡在那里，有一个小青年从未使用过地图，他请我教他怎样在图上找他的家乡，教他怎样估量离家乡有多远，他是江西赣县人，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后来我在台北听到青岛撤退的消息，还想起那个小兵，不知道他回到家乡了没有，咳！那年代，世界上最难到的地方就是老家【44】。

    我在秦皇岛工作的时候，参与收容东北溃散的国军，发棉衣，发路费，车辆早已备妥，立即送往后方安置。我以爲驻守青岛的国军也会这样办，我忘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辽渖战役结束时，平津的局面尚能维持，淮海战役还没开打，国军当局办事还有旧谱。平津既失，徐蚌又败，加上统帅引退，危局之中，就没有心情再谈大计顾后果了【45】。我一路行来，发现中共乱中求治，天天改进，两相对照，看见国军阵营的「失败主义」。

    我们奉命住在城阳县城周边的村庄里，每天每人发给主食大米，没有菜金倒也罢了，没有燃料、生米如何煮成熟饭？那时青岛地区由山东名将刘安褀驻守，保境安民、抚慰流亡都是他的职责，将在外，国防部必须尊重他的意见，有些事情只要他认爲重要，他可以弥补、挽回、便宜行事。我们这批残兵都从他眼皮底下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打算要我们怎么活？四十二年以后，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口述历史，书中细说青岛勋绩，娓娓动人，只是对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这些到了黄河不死心的「余数」，只字未提。

    我们每十个人编成一班，生活各自料理。起初，我们卖掉一部分食米换钱买柴，马上发现食米的斤两本来不足，拿米换柴之后更吃不饱【46】。我们两人一组轮番打柴，说是打柴，谁也不敢离村一里，一里之外都是解放区的天。村头村尾大树不少，我们没有工具，没有技术，没办法爬上去锯几枝下来。我们只能朝农家种的果树下手，果树枝木牙多，姿势低，木质松脆，举手之劳喀嚓一声，「桃李杏春风一家」，桃李杏一同遭殃。我们的锅灶变热了，农家的脸和心变冷了。

    农民总有上诉的管道，我们奉指示（也不知谁的指示）保护果树。好吧，果树当然应该保护，我们又岂能「冻死不拆屋」？那时铁路两侧有很多碉堡，下面用木材支撑，上面堆土，时局演变到这一步，那些碉堡已经没有机会使用，里面的木材也干透了。三年前，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中共要求拆除胶济铁路沿线的碉堡，国民政府坚决拒绝，现在轮到我们动手。破坏碉堡是死罪，每座碉堡前面都挂着牌示，大家模黑动工，我的后脑勺阵阵发凉，随时可能背后一声不许动！回身只见枪口，第二天就死在法场上。但是轮到干活的时候就得干，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饭来张口。幸亏边防巡查的部队贪睡怕苦，打牌喝酒， 留给我们一线生机。哀哀父母，你们说过一千遍：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行爲）不做。哀哀天地，你们普降下民作匪作盗，终于轮到我作恶。我至今痛恨自己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人生完全失败了！【47】我也责怪刘安褀，他本来可以使我们不必做这些事情。

    解放军发给我的棉军服，增添了许多写文章的材料。「只看衣裳不看人」，别人总以爲我是参加了解放军再逃回来。他们推想，参军之前要做积极分子，坑害一同被俘的人，参军之后多多少少对着国军放过几枪，他们如何能容纳这样的败类？我成爲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用白眼看我，没人跟我讲话，分配工作的时候，多数人拒绝跟我联手，他们之间若是必须提到我，就说「那个匪兵」。那时国军还没有推行整肃清洗，他们对我只能止于歧视，我把心一横，不屑寻求谅解。（我错了吗？）

    这套军服褴褛不堪，抗战时期，我们称之爲「麻袋装」，没想到抗战胜利四年以后，还有这种衣服，没想到年光倒流，我又穿这件衣服。我困在城阳大约一个星期，查万年历，阴历节令大约元宵节后，「六九」和「七九」之间，冬天还在当令。那年冬暖，白天好过，胶东半岛海风大，夜晚难熬，我仅这样一身衣服，加上食物的热量不足，单凭一句「春天还会远吗」实在挺不住。我们寄宿的农舍也是没门没窗，他们垄断铺草，占据「避风港」，我的位置正对房门，风吹进来正面泼在我身上，真箇「一寒凉到骨」！我的胸腔腹腔好像成了冰箱，放出来的屁都成一股寒流，我夜夜咬紧牙关，白天满口牙根都痛。寒气由地下冒上来，我根本没法躺下去，幸亏还有一面破鼓没人要，我可以坐在鼓上，幸亏有一只猫没人发现，它悄悄挨过来，我把猫抱在怀里，贴近胸口，它像输血一样把温度输进我的心脏里，我趁此机会打个盹儿【48】。

    事后回想，那又是我的「最危险的时候」，只要一场大雪，或者害一场重感冒，我就得劳动他们到乱葬岗挖一个坑，听他们一面挖一面咒骂。

    按规定我们不能进城，千幸万幸，当局说过也就算了，并未严格执行，竟有人跑到青岛市逛了一圈儿。我夜间身体缩成一团，白天天气好，也想出去舒展一下。我走到县立中学门外站住，学校永远是使我沉吟的地方。它立在大路旁边，围墙很高很长，大门两侧靠路的这面墙，石灰粉刷，平坦洁白，上面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行人的留言：

    祖宗保佑青岛见面不见不散

    城阳不能待我带孩子先走了

    但愿你能看到我留下的这行字谢天谢地    

    围墙上密密麻麻。我明白，这些题壁留言的人，城阳是他们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第一站，很显然，他们和亲人分头行动，或者途中和亲人离散，他们盼望亲人随后来到，读了放心，他们盼望彼此之间的某些约定能够实行。那是一个连一根游丝也要抓住的时代，他们在空中留下游丝【49】。

    这时，学校大门里走出一个胖子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居然是我中学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训育主任。他是胶东人，我在《怒目少年》里仔细写过他，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可是谈到训导管理，我是他的一个麻烦，加减乘除，他是宽大的。我上前敬礼，他的表情很难解读，好像说，怎么这样不争气，瞧你这付德性！他没有多讲话，把家中的地址告诉了我（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服呢！）晚上我到他家，吃到一顿饱饭，听他如何立志教育家乡子弟。他目前正是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他说他可以安排学校雇用我，他知道我能用毛笔写整整齐齐的小楷（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共军的制服呢！）听到我的婉谢，他掏出一块银圆给我，难得啊难得，他当天下午才领到薪水呢！我本想跟他要一套旧衣服，消除「匪兵」的形象，只是未免得寸进尺，我把心一横，没有开口。（我错了吗？）

    他的大名叫牛锡嘏，牛老师给的这块「大头」，后来发生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八六年我向中国大陆寻觅前生，知道牛老师在一九五七年画爲右派，他始终拒绝认罪，他认爲抵抗日本侵略、教育青年子弟、都是正正当当的行爲。「抗拒从严，」他受的折磨比别人多，他一向那样整洁，连抗战流亡都衣冠楚楚，奉命下放养猪，跟猪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像千千万万个故事一样，牛师母也和他离了婚，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不准读书，两个儿子都不识字。牛老师也好容易熬到邓小平拨乱反正，可是没多久就去世了！得青岛校友张力一之助，我找到牛老师的儿子牛阜生，「阜生」生于安徽阜阳，正是牛老师教我读书的地方，听来倍感亲切。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这是我欠牛老师的债」，阜生收到了钱，不能自己回信。

    国共和谈的气氛浓得化不开，南京的国民政府爲了向中共表示谋和的诚意，决定就地遣散「来归官兵」（又来这一套！）我们面前出现了国防部派来的少将高参，此人形貌猥琐，大约是挂名吃闲饭的人物，想起国军多少窝囊「豆办酱」，难免有人不顺气。少将的护卫从农家借来一张桌子，少将站在桌子上对我们讲话，他说你们抗战八年，勦共四年，父母妻子倚门而望，现在国防部发路费，你们回家吧！听他一席话，大家怒火上升，有人立刻怒斥「放屁」，接着有人喊叫「揍他」！许多人一拥齐上，掀翻了桌子，少将跌倒在地，他带来的护卫一面挡住衆人，一面把他拉起来。

    总有老成持重的人出面讲理，他才知道我们都有回家的路条，解放军也发了路费，若是愿意回家，根本不来城阳。少将毕竟是少将，他戴上帽子，整整衣服，扈从摆好方桌，他重新登台致词。他说我亲眼看见诸位反共爱国的精神，国家正需要这样的精神。他说回到青岛马上打电报告国防部，国防部一定会派船接人。

    没几天，我们登上卡车，驶向青岛码头。当时口耳相传，轮船送我们到上海，大家高兴，后来知道此乃一句假话。青岛擦边过，只记得街道台局下下，市内整齐清洁。只记得招商局的轮船有粗大的烟囱，分三段漆成三种颜色。我在甲板上遇见渖阳时期的指导员，他打扮成有钱的商人，棉袍和皮鞋（还有他的脸色）都发亮。我到底替他捉刀写过文章，我如果开口借钱，他很难拒绝，我把心一横，算了！他对我总得应付一下，急忙写了一个纸片给我：「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匆匆退入客舱。到了上海，我拿着他给我的地址团团转，找不到门牌，却遇见了一位天使，绝处逢生。什么人说过，「生活」没有眼睛，「欺骗」是它的导盲犬。幸亏有这个假地址！

    好了，我己实现壮志，走完胶济全程，沿途大小车站五十个，三百四十四公里，大约等于台北到台南。大演奏照例有个尾声，「来归官兵」坐在货舱的舱底，同路人早已坐满了，我想找「立锥之地」很难，我挨近谁就教我滚开，在他们眼里，我是仇敌。我只有坐在由货舱通往甲板的楼梯上，依照规定，楼梯不能坐人，船员来赶我，我赖住不动，他无可奈何。

    最后有个小高潮。我坐在楼梯上打盹，一头栽下来跌到人丛中去了，他们按住我一顿打。这身军服给了我一些方便，也招来无妄之灾，祸福相倚也是一种拉锯战，寒来暑往如同患了一场疟疾【50】。

上海市生死传奇

    由青岛到上海，海程四○八海浬（七五六公里），一路风平浪静。我在舱底打盹，断断续续作梦，又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肉身沉重，醒来筋骨酸痛，发觉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静悄悄，没有人声。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见天气晴朗，红日东升，船停在水中，水色浊黄，岸上有树木人家，显然已离开大海，驶入江心。青岛上船时，听到的消息是上海报到，开航以后，船员说实话，他们奉命到安徽安庆第七绥靖区交人，这里显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庆，直觉反应此处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徬徨间只见有人摇着一只小舢板来卖香菸，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千幸万幸他听得懂，他说这是上海，千幸万幸我也听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爲我们布置了一个「水牢」，然后进城游乐去了！我当机立断，掏出牛老师给我的那一块银圆，那是我飢寒交迫中的全部财产，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斩麻。多么可爱的牛老师！多么可爱的银圆！然后，多么可爱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时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圆券面临崩溃，银圆一元兑换纸券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万幸没人看见。上岸后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经过一些农家，看见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导员留下的地址问路，一直走进中心区最繁荣的地方，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我来过，我还认识它。

   

    指导员指定的那条马路，一侧全是高档商店，店员看见我走近，急忙拿出几个零钱来打发，我摇手拒绝，请他们看地址，他们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指。怎么对面这一边根本没有住宅？马路很长，我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不见目标。好容易拦住一个行人，他懂普通话，他告诉我这里是上海有名的跑马厅，根本没有门牌号码。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离开这条马路，这条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绳。我仍然沿着马路寻找，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我想我是疯了。

    后来知道，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组织了纠察队，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们捉到，以我尴尬的装扮、凶险的经历，经过他们的安排，我会化成保卫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区逗留了那么久，没碰见纠察队（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国民党的缺点里。（死在共产党的优点里？）

    万难设想，我碰见了同事朱少校，如果这是写小说，读者一定认爲不可能、不合理。「不信书，信运气，」当命运打盹的时候，我们就绝处逢生【51】。

    我与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岛兵站办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时释放，他在俘虏营里替我用盐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别，我以爲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他的脸色黯淡，那时到处可见精神萎靡的军人，连续的挫败消蚀了他们的自信。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上校爷爷」担任上海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秦皇岛的那个军械库也来了，设在江湾，可爱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说：「你还是那个脾气」，像是褒又像是贬，不再勉强。

    他什么也没问我，倒是我问他时局怎么样，他说「坏透了」。我问他在那个单位工作，他说他要去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我真希望他这句话是个谎，倘若果真，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南下，东南地区国军全线溃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湾军械库，先找我的堂弟栋才和同学袁自立，他俩都是我在秦皇岛从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后重逢，两人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江湾，蒙他们两位照料！

    这一惊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战役发生，父亲难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学校里去住了些时，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学校缺粮，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脱离解放区回到父亲身边，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俩能在我行踪不明之后照料我的父亲，真是今世难见的高风。

    我和父亲无言相对，多少该说的话都没说，多少该问的问题都没问，多少该流的泪也没流。我们都知道相逢是个奇迹，但是也知道只有一个奇迹不够，下一个奇迹更难、更不可能。我们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绝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湾区的位置在长江南岸，靠近吴淞口，水运方便，住宅稀少，适合囤放军械弹药，联勤选中这个地方，用钢版组合了一望无际的库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记械弹发出和收进的数目，制作日报表呈报总库，工作清闲，可是我完全不能写作，因爲我丧失了反刍的能力和想像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么爱看报纸，我仿彿可以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若未卜先知，还需要新闻报导吗？办公室里有一份《新闻天地》周刊，那时正是这份刊物销量最大、声望最高的时候，我在江湾只接触到这一份新闻媒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找到新闻天地合订本，整理我的回忆。

    还记得我到上海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与中共议和，中共指定代表团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这天出版的《新闻天地》，封面大字标题印着「万愚！万愚！」四月一月是西方的愚人节，中共怎么选了这个好日子，简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时《新闻天地》热心讨论国府「画江自守」，国共「隔江而治」，它说长江以南没有共军，长江号称「天堑」，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国府尚有完整的海军。它说国府虽失去东北和华北，白崇禧的大军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军尚在陕西，陈明仁兵团尚在湖南，山西有阎家，甘肃有马家，加上四川和云南，国府还有议和的本钱。它说史大林反对解放军渡江，对毛泽东当然有影响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中共都坚持组织联合政府，现在中共可以一偿宿愿了！这些推断，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父亲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后的上海。旧地重来，光景变了多少，怎么处处有衣冠楚楚的人摆地摊？原来百货滞销，公司没钱发薪，改用产品折价相抵，由员工满街摆摊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侨等待遣送的光景。历史决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52】交臂接踵，多少卖美钞的小贩，手中新钞刷刷响，多少卖银圆的小贩，手里的银圆叮当响，那是他们的广告，他们低着头沿着人行道不停的走来走去，等顾客找上来，一同躲进小巷里成交。那时贩卖美钞银圆是死罪，马路作刑场，就地枪决【53】，我曾撞上行刑的场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许人民使用银圆，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这就是法律的「相对性」！书本上说，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后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吊死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法场的银圆小贩是谁？他也该留下名字。三十年后，两岸政策急转弯，总有最后一个因「通匪」而判刑的人，总有最后一个因「反革命」而劳改的人，他们应该是重要的新闻人物，让我们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54】。

    那时人人买银圆，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来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綑【55】。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56】。

    还记得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大富国》，人人有一本钞票簿，每一页上印着「1」字，付款的时候，自己掏出橡皮图章盖数字，图章上刻着「○」字，你爱盖几个零就盖几个零。还读过谁写的《李伯大梦》，李伯打电话，接线生告诉他每分钟多少钱，通话中间，接线生每分钟插播进来，告诉他电话费涨了，现在每分钟多少钱了。算盘本来十三档，大商店用的算盘加到十七档，因爲交易的款项动辄几百亿几千亿【57】。

    那时只见新钞不见旧钞【58】，钞票还没印好，印制的成本已急速上涨，许多新钞不能发出，或发出后成爲废纸。我看见儿童用新钞摺飞机互相投射，狼藉满地。政府只拚命印大钞，小钞成綑、还有虚幻的重量和体积，三两张大钞在手，才令人孤苦悲凄，命薄如纸。最后新疆省银行发行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每张六十亿元，共印制四百八十万张。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一位收藏家展出这张钞票，电视幕上犹足以令人触目伤心，这一张钞票已说明多少人荡尽了家产。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59】，当初说金圆一圆含金0.22217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60】。那时民不聊生，我和父亲的生活当然也十分困难。

    乱世传奇多，这时候五叔忽然来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册自述《怒目少年》里详细叙写五叔，他是个英勇的抗日军官，自武汉会战起，参加多次重大战役，抗战后期驻扎云南，曾参加缅甸的苦战。他受继祖母的影响，和我的父亲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两次汇钱接济我。

    抗战胜利，国府裁军，多少军官降级或失业，五叔所属的第二军也改成整编第九师，他本是砲兵营中校营长，立下很多战功，整编时升爲上校砲兵指挥官。国共两军冲突激烈，眼看要打内战，五叔反对内战，毅然辞职。当时国军将领一片主战之声，五叔写信给「上校爷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孙子兵法：「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

    五叔脱离军职以后，一度在京沪线上经商，共军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爷爷」，顺便约集在上海做难民的本家本族见面。他叮嘱必须瞒住我们父子两个，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又交代族人传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来过。」五叔爲什么这样做？我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伤害我父亲。我怎样描述父亲的反应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也没有评论，我不知五叔达到目的了没有，我无法窥探父亲的心灵，他确实伤害了我，听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击一拳，隐隐作痛，断断续续痛了许多年。五叔汇钱到流亡学校接济我，并且和父亲通信，那是表示对我有期望，上海过门不入，那是表示对我绝望，我连累了父亲。从那 时起，以后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纳闷：一九四九年，上海，当时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五叔干嘛还要来这一套？

    以后的事情我提前写在这里。和谈破裂，共军渡江，五叔一家带着继祖母、五姑还有四叔一家逃难，他们经湖南、入广西、最后逃到云南。继祖母在广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广西南宁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云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贡弄到一块地，亲自下田耕种，做胼手胝足的农夫，他爲了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努力转型。

    他不知道这种努力完全徒劳，他下知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终于有人检举他组织反共救国军，终于他受审、判刑、交付长期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驱使政治上毫无价值的人发挥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寓有教育作用，「晒黑皮，炼红心，汗水洗掉旧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没有把五叔发回原籍受辱，异乡的心理压力毕竟轻一些。五叔没有恶行，审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国军」是欲加之罪，案情虽然严重，但只有他一个被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枪一弹。中共专政虽然严苛，好歹也还有些寸短尺长，仅仅判了劳改。昆明的气候保护了他，种植的作物容易生长，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冬天，挨冻和受饿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戏，场地布景有差别，剧本情节有样板，五婶和五叔划清界限，离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我对住在宁夏银川的弟弟和住在云南楚雄的妹妹努力作了一些回报。

    在战场上，中共测验人可以效忠奉献到什么程度，在劳改营里，中共测验人可以忍辱受苦到什么程度【61】，两者都得到十分满意的答案。不过中共对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没有澈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满释放后拍的一张半身照片，肌肉健壮，眼神流露着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时政策上开始平反冤错假案，他四出奔波申诉，没有成功。那时海外统战工作优先，海外关系吃香，他打听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请，无奈我们彼此音讯断绝。我本来不可能对五叔有任何用处，两岸新局硬是把我这样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侥幸，我只有惭愧。

    我尊敬五叔的爲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后，我在纽约开始打听五叔的消息，他现在需要我，一如我当年需要他，他的投资并没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兰陵的族人通信，用「顺藤摸瓜」法找到五姑（广西南宁），又从五姑处找到五叔的大儿子（甘肃银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儿（云南南华）。那时海外华人流行给国内亲友寄钱，我也顺从时尚，对这些亲人一一作出回馈。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儿家终其天年，后事也是小女儿和女婿独力操办，我对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爱。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据他老人家的遗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诚先生。

    王言诚和五叔是少年时期的玩伴，战前参加共产党，名字改爲「田兵」，他是田野诗人，随军记者，内战结束后调到中央，参与文艺政策的执行，虽然是老革命，始终还有儒家的忠恕之风。文革期间，忠恕之心误事，贬到贵州省做文联主任，人脉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运用，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请，五叔的未了之愿得以实现。

    我看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五叔晚年几件重大的事迹：

    一九五六年，以组织反共自救军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诉，加判五年，改判爲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释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销，宣告无罪。

    我把判决书影印了，寄给五叔的子女们，每人两份。我希望他们把其中一份交给服务单位的人事部门存档备查，使他们不再是黑五类反革命的后代。这些弟弟妹妹终有一天发觉这张纸重要。

    内战时期，解放军非常需要砲兵人才（还有工兵、通信兵和军医），五叔即使作战被俘，也能受到相当的优待。如果及早随着部队起义，还会吃香一阵子。五叔反战，因爲内战是自相残杀，五叔拒降，因爲投降丧失人格气节，他选择了「隐」，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赎回自己。这些年，我想来想去，他是个儒家，那年代，国内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不能幸免。

    五叔一九○八年四月生于兰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脑溢血死于南华，享年七十七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营葬，墓地选在云南呈贡郊外的山坡上。据说兰陵王氏是由异地移民而来，许多山东人本来世居云南，因吴三桂反清失败，遭清廷集体发配山东。据说山东老人病故，家属在出殡时祝福亡灵「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归云南故乡。五叔安葬云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罢。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爲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爲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现在可以读到毛泽东的谈话，他说他故意提出这样的条件，料定敌人不敢签字，这样敌人就要对和谈破裂负起责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那时依我们可怜的、有限的常识推想，江防既已不守，两军应在江南决战。可是国军纷纷不战而走，那时报纸使用次数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那时国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线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线在那里。

    后来台湾的历史教授编写教科书，把这一连串撤退写成「不守」。十几岁的少年学生问老师「你们爲什么不守」，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怔住了，无法回答。李宗仁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指责当年蒋介石故意放弃东南的半壁江山，使他无法收拾残局，今天回顾历史，他那时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阴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军第二舰队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车站望着他父亲的「背影」【62】。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女播音员，长于播报新闻，那天晚上九点钟的广播新闻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换了不同的立场和口吻【63】。南京是首都，依传统观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国」。安庆也失守了，军方曾指示溃散官兵都到安庆报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庆编训，安庆显然是整军经武的基地，除此之外，无锡、镇江、宜兴、嘉兴、常熟、常州、苏州、纷纷告「失」，宜兴是弟弟妹妹读书的地方。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后方。解放军已在陆上三面包围上海，我顿觉呼吸迫促，氧气不足【64】。

    在那一片撤退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侷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下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65】。那时我只有「无用的知识」，我坐在父亲面前，想到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66】我也想起《桃花扇》里的名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销。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讌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偏爱《桃花扇》里那首七言排律：「龙锺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譟武昌。九曲河流睛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江淮泗，难整干坤左史黄！……」

    我回想「挥柳学诗」的时候，疯爷涕泗横流朗诵<哀江南>。疯爷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剧情是史可法投江自尽，疯爷也偏爱。他以大清遗民自命，不用中华民国年号，在这个年号之下，他还可以西轩南圃，喝酒骂人，共产党来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八○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没问出究竟，传说他老人家推绝渡江南逃，跳进长江去了！

    我常猜谜：那时，父亲心里想些什么呢？上海是父亲的旧游之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亲「宦游」上海，那时军阀割据，上海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山东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督军。他的总部下设八个处，有四个处长是临沂同乡，父亲也投奔孙传芳幕中，担任祕书，在上海办公。我见过他早年的照片，仪表称得上英俊，十里洋场的繁华，他是个过来人。他，二十多年以后，他重来上海，沦爲衣食不周的难民，没有说过一句「想当年」。他几乎没叹过一口气。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八月龙潭之役，孙传芳全军覆没，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说军阀时代的官吏和贪污画等号，父亲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上等的白纸！我曾写过一篇<白纸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亲读过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所谓「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经济，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那个时代的官僚。抗战发生后，他的同学纷纷在沦陷区出任伪政权的官吏，也就是当了汉奸，那时当汉奸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可是父亲从来没动过心。那时伪政权把国民政府设置的专员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临沂是沂州道，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来做道尹。我记得有一次，这位道尹坐小轿车经过兰陵，事先通知八区区长要和我父亲见面，区长在欢迎道尹的队伍里给父亲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记得那天街巷特别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队欢迎道尹，父亲却留在家里和我一起读《荀子劝学篇》。抗战胜利时，我家在经济上已是贫民，论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带着未成年的子女离乡逃亡，困苦颠连，没有钱的人走不远，最后来到上海束手无策，很多老人后悔他当年做过的好事，父亲从未说过一句「悔不该」。

    格言说「小心的人一直后悔」，父亲似乎从未后悔【67】。

    我说过，父亲一向重视资讯，他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教书，那人是父亲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惟一的窗子。父亲常去找他谈时局，我到上海以后也跟着同去。这人的态度还算和气，他说你来了、父子团聚就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见。他说，老蒋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战，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战时的史大林格勒，倘若那样，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坏。上海人本来很害怕，后来一想，汤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蒋把上海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强烈反对内战，他说：「也许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抗战胜利后，陈诚扬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复旦大学这位「进步人士」就说，国民党在写神话。上海保卫战开始，他说：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们也逃不掉。他说，其实又何必逃？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星期后就习惯了。谈到中共的作风，他认爲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择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换一个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归顺爲他出力的人，所以识时务者爲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一首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那时民心如此，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卫上海期间，上海影剧界拒绝劳军。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公司撤往台湾，电影厂的一切器材都没撤出来，员工「护厂」，工人拒绝搬运。人人闭口无言，连鸽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几乎可以看见流言从家家门窗里流出来，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吗，「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军围城，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市内深入家庭，教妇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圆形枕头当腰鼓，解放军入城，立即有万人秧歌队出来欢迎。标语画像也早已准备好，闹区和大道贴满。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里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他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徬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你想想看，国民党也坏，共产党也坏，反正都坏，又何必去跟一个打了败仗的呢？」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是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它不知道该吃那一堆，结果饿死了。

    辞出以后，父亲问我的想法，我说：「没错，国民党共产党都坏，但是国民党有多坏、我知道，我估量还可以对付，共产党到底有多坏、我不知道，恐怕对付不了。」父亲默然无语。上海不守，我们徼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纵有九条命也没法过关。三十年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在纽约结识了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在政治运动中受尽阳谋阴谋的折磨，尤其是十年文革。他们问我，当年文艺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作相反的选择，我把复旦大学的最后对话再说一遍。他们听了大笑：「现在你该知道共产党究竟有多坏了吧！」

    五月十二日，共军开始攻打上海，他们手中有上海防卫工事的详图。上海南有黄浦江，北有长江，中间由西到东有苏州河，都是天然防线。军械库在苏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吴淞口，出海方便。解放军从南部进攻，我们到二十二日听见砲声。我完全不知道战况发展，办公室里，每个人部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这天，我看见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闲坐，停止办公，他们也不谈天，办公室异常寂静。我发现这天邮差没来，送报生也没来，由早晨到中午，电话没有响过，气氛诡异。后来知道，这天共军已越过黄浦江，攻打苏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同事们一个一个减少。中校分库长没来上班，少校库员上午来过、下午不见了。然后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见某上尉往皮带里插一把手枪，顺手捞起一只汽枪，大步出门，他抬头看电线上的小鸟，举起汽枪射杀了一只。他怎么还有这份闲情！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多积一点德！人走光了，空空的办公室装满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离开，军人在「敌前」擅离职守，也许杀头！

    多年后，我知道有一首乐曲叫《告别交响曲》。据说当年某一乐团的团员很想回家过节，可是出钱支持乐团的「老板」要他们演奏，乐团的指挥特别写了这个曲子。我也从电视上看见演奏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两个团员放下乐器，退出舞台，最后所有参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乐指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湾军械库办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挥先退，最后剩下的是我。后来知道此时汤恩伯已退到军舰上指挥作战，上海市长陈良已委派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准备向中共办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长的赵祖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爲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写。母亲常说：「我要你安全，不要你伟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伟大才有安全【68】，那是「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时代，我不去找危险，危险会来找我【69】。

    且说那时，军械库办公室门外出现大队国军，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到门外，左右随从打开地图，听他东指西画。他转头看见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朝我的符号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赶快离开，如果你还不走，我就永远不让你再走。」看样子他是带着军队来布防，他现在有最高发言权。我能判断苏州河以南的阵地不保，江湾已成前线。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那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结队的军人，路旁多少抛锚的汽车和坦克，东倒西歪。那时故乡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几个年轻人逃到上海做难民，「上校爷爷」把他们一一安插在军械库的「监护营」里看守仓库，领饷吃粮，免受飢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们相遇，他们和我一样，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们有人和妻子诀别，告诉妻子说「你等我两年」，意思是两年以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以爲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70】。

    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军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衆人走到一处军用码头旁边停住了，我们也停住，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张华滨，位置邻近吴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衆人怔怔的望着江水，谁也不知道爲什么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有什么希望。路已走到尽头，大海苍茫，前景辽阔天地一望无尽，但是我们寸步难栘。「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水是我们的屏障，也是我们的绝路。

    暮色变夜色，砲声震动码头，看见砲弹爆炸的火光。海面电光闪闪，海军军舰发砲射击共军的阵地，掩护国军撤退。码头上堆着无数木箱，没有闲情推测里面是什么物资，只盼望它能挡砲弹的碎片。来时路在我们脚下骚动，好像随时可以竖起来，把我们举高，使我们纷纷滑落回到原点。以后许多年，我每逢看见「上海撤退」四个字，我就回想这天夜晚的情景，这是撤退吗？这是逃亡！上将先逃，以后按官阶高低、职权大小、分成梯次脱逃，上帝遗弃了将军，将军遗弃了下级官兵【71】。

    后来知道，这天夜里，苏州河以南地区完全失守，负责守河的五十一军连夜开会，商讨起义投共。说时快那时慢，就在守军「找关系」向中共输诚的时候，张华滨海面驶来一艘船，起初我以爲是幻觉，可是看衆人的反应，证明那是事实。船缓缓靠岸，甲板上已经坐满了军人，它分明刚刚离开上海，爲什么去而复返？这个伟大的谜、慈悲的谜、至今没人解得开。船离码头还有两三呎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 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72】。

    轮船赶紧后退，离码头更远一些，守船的军队开枪镇压，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据说岸上的高级军官和船上的高级军官展开协商。大概协商有了结果，由船舷到码头架上一条长长的木板，好像一座独木桥，我们可以从木板上走过去。可是又有变数，甲板上早已坐满了官兵，他们本来已经脱离战场，又要回来冒这莫名其妙的险，简直火冒三尺。更何况摸黑上舱的人可能踩着他们的腿，踢着他们的头。第二波推挤出现，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73】。

    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勾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爲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74】。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舱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衆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念头落空。

    许多年后，我看电影『红尘滚滚』，这部戏因三毛编剧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汉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讨论。这部戏里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场面，一切如我亲身经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张华滨码头只有军人，没有平民。国军撤退，一向受难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势，没人再跟着一同颠沛流离。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我并不知道船往那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75】。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后，但愿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着不动，我再也不打算向外迈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爲段落作了一个小结：解放军以农村起家，费时三年九个月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76】（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后解放军仅仅以半年时间，再占领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计爲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最后半年，解放军进展之速，可以想见。

    国军失去上海，时在抗战胜利、汤恩伯由柳州飞上海接收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我经过上海转往渖阳之后两年零十一个月。还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共产主义在中国萌生，二十八年后，共军占领了上海。

    此地一爲别，正合了后来隐地的诗句：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爲    看不见的背影

以上是鼎公《关山夺路》一书的节选，此书大陆没有出版，我是从网络上下载而得。看了王鼎钧先生的回忆经历后，我们怎么也不会笑出来。只有历经生死磨难的文学大师们才会在演讲中如此豁达、诙谐，因为他已将血泪化作文学，给人们以营养，不是控诉，不是愤怒。鼎公经历的那个时代我曾一年一年的搜寻，也曾在网络上向鼎公咨询请教。兰陵是鼎公的家乡，今年9月将在这里举行第二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鼎公离家70年没回故乡，故乡已化作美好的回忆，家乡研究文学大师王鼎钧，让鼎公文学精神还乡，是对鼎公敬仰。

鼎公留下乡愁到底怎么样，希望美华的朋友们届时能到文化圣地兰陵，这里也许风景不多，只能循着鼎公《昨天的云》的足迹，体验今天的风土人情和历史的沧桑巨变。

兰陵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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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釆。 ”

太精彩了，历史在王鼎均先生的笔下充满黑色的幽默，有时间再慢满品读。
问好振昂先生，谢谢您推荐这么好的文章！

                                               南国杜鹃3-17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昨天的云
怒目少年
关山夺路
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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