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
——答何与怀先生
陈贤茂
一、小 引
记得是2000年，澳大利亚的张奥列先生来汕头参加第11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带来了一篇何与怀先生的文章，是批评我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中提出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的。好象是发表在澳大利亚的华文报上，记不清了。我读后只是一笑置之，便还给张先生了。书出版了，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
2001年，《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了何与怀先生的文章《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此文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其主要内容仍是针对我在《文学史》中的两个基本观点提出的批评。其时我已退休，且兴趣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易学研究，正致力于破译人生命运密码，兴致勃勃，便懒得理会，因此依然一笑置之。不料时隔数年，何先生又冷饭新炒，把过去的老观点拼拼凑凑，又写成一篇题为《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载《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的文章。这种狂热和执着，引起了我的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何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同样内容的批判文章呢？我与何先生素昧平生，更无个人恩怨，因此完全可以排除个人的意气之争。然而，何先生这样不厌其烦地写批判文章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自五四以来，在长期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薰陶中，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中国传统文化——坏；西方文化——好。2004年，当曲阜首次举办由政府主导的大型祭孔活动时，网络上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阳光下的僵尸乱舞”。读着这些文章，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何先生要怀着宗教徒般的狂热对我的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哪怕只是部分地肯定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的观点屡加挞伐了。
“打倒孔家店”在五四时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继续沿着“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一个已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的民族特性将逐渐消失，一种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文化也将逐渐消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为了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信，也为了使更多的像何先生这样的人能够迷途知返，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下了这篇文章，针对何先生文中的几个观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关键词：背叛；否定；回归
何先生文章的第一部分，是针对我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我在该文中提到，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大体上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70年代以前，是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阶段；70年代以后，则是逐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阶段。何先生则认为：“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之外出现白话华文文学一直到今天八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华文文学并没有出现全局性背叛和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从谈起。”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使用的词是“否定”，如“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史》第35页），而不是“背叛”。何先生既然是批判我的观点，就必须引用我的原话。
否定和背叛，虽然词性相近，但意思相差很远。“否定”体现了与传统决裂的大无畏精神，充满着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斗士的敬意；“背叛”则是一个贬义词，包含有鄙视、蔑视的成分，这对那些文化斗士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一场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狂飙席卷整个中国，但在何先生的笔下，这一切仿佛都不曾发生过。当时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废除中医，主张全盘西化。在何先生的笔下，这一切仿佛也都不曾发生过
五四以后,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众多的以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讽刺、抨击对象的作品，口诛笔伐，一时成为时尚。流风所及，当然也影响到海外华文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作为批判对象的作品，比比皆是。批判的范围包括：封建专制、压制民主、扼杀个性、男尊女卑、包办婚姻、愚忠愚孝、迷信愚昧、伪道学、伪君子，等等。直到50年代，这种作品仍不时出现。（《文学史》第34页）
在何先生的笔下，这一切似乎也都不曾发生过。
70年代，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率先出现了不少弘扬儒家文化，以儒家人物为正面形象的文学作品。
赵淑侠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是继《塞纳河之王》之后的又一部弘扬儒家思想的作品。
到了8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崇尚个人至上的西方文化也是日益凸显其弊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敏感地捕捉到这种变化的迹象，于是一改以前只是一味抨击儒家文化的落伍，转而揭露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反衬儒家文化的优越。泰华作家倪长游的小说《丁伯的喜讯》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学史》第35一36页）
在何先生的笔下，这一切似乎也都不曾发生过，既没有全面否定（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时光仿佛停滞了，仍然停留在大清王朝末年那种死水一潭的局面。
何先生真有点像桃花源里的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五四时期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从中国本土影响到海外；70年代以后逐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海外影响到中国本土。当赵淑侠率先在其小说中塑造儒家文化的正面形象并弘扬儒家思想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仍在“批林批孔”，“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与赵淑侠的小说出版的差不多同一时间，新加坡五月诗社的诗人们也开始了向中国传统诗学的回归：
以五月诗社为主体的一批新加坡诗人，早在60年代就已开始写作现代诗。如果说，他们在60年代还执迷于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横的移植”的话，到了70年代，他们已回归传统，转向“纵的继承”了。在五月诗社诗人林方撰写的《斑兰叶包扎的粽子———序<五月现代诗选>》一文中，十分清楚地传达出了这种信息。林方在文章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意象派创始人庞德等美国诗人如何从中国古典诗歌获取灵感，吸取中国诗的“意象并置、叠加、脱体、化简、省略、压缩、切断、割裂等技巧”，从而创立“意象派”并掀起了一场中国狂热。同时，林方在该文的注释中又直斥傅斯年、郭衣洞等主张中国象形文字“应该废止”、“要彻底的崇洋”为“甘于自我作贱”，认为“中国诗人一方面继续保持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对怀疑已久的传统诗学进行寻根的回归，积极发挥民族的光辉思想，则超越与影响，决非痴人说梦”。（《文学史》第41页）
同样也是在70年代，海外新儒家的学者们在总结日本及四小龙在经济上崛起的经验时，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儒家思想并不完全是阻碍社会前进的陈词滥调，而是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因素之一。”（《文学史》第34页）
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同时也开始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进程。由于阻力重重，这个进程是缓慢的，渐进的。最近数年来，则出现了加速的迹象。
2004年9月，孔子故里曲阜首次举办了由政府出面主持的祭孔大典，有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等三千多人参加，场面非常壮观。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
2005年9月，全球联合祭孔。除曲阜举行祭孔大典外，韩国首尔、日本足利、新加坡韭菜芭、美国旧金山、德国科隆以及香港、台北等地，均举行祭孔活动。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并招收本科生；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班；湖南岳麓书院建立国学研究基地。
2006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孔子教育奖”在曲阜颁奖。
中国政府在2004年提出，将在2010年前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截至2006年底，已建成孔子学院120余所，分布在50多个国家。
新领导班子上台之后，其执政理念也更多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政治智慧。例如：“以人为本”，源自儒家文化的“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源自儒家文化的“和为贵”、“和而不同”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源自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
上述事实，也许还不足以构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但却标志着从“五四”到“文革”的“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
凡是认真读过我的文章的细心读者都会了解到，我所说的“回归”，并不是要回到五四以前的状况，而是一种超越和创新。我在《文学史》中是这样写的：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导致了儒学在70年代以后的复兴。当然，这种复兴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经过筛选后的扬弃，经过融合异质文化后的创新，旧的儒学终于脱胎换骨而成为现代新儒学。（《文学史》第34页）
我所说的“回归”，也就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中的否定之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了旧的传统，我们现在又否定五四时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肯定旧传统中一些优秀的东西。这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对过去的超越。欧洲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打着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旗号，但并不是要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是在继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超越。也正是这种创新意识，才使得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回归或是复兴，其意义是相同的。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否定及否定之否定中不断运动发展的，而每一次的否定，都是一次飞跃，一次质变。
三、关键词：辩证法；和而不同
按照大批判文章的三段论写法，除了批判错误观点之外，还必须进一步深挖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何先生显然深谙此道。他在文章中写道：“行文至此，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或者是猜测）一下《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指导思想”。经过何先生的一番讨论、深挖之后，他断言：
这种论调的理论基础可能就是当今流行一时的以“中国文化优越论”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保守主义。
熟悉大批判文章惯常写法的人都知道，在深挖思想根源的同时，通常免不了还要扣帽子，打棍子。因此，何先生给我扣上一顶“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文章中，何先生为我量身定做的帽子除了这顶“新文化保守主义”之外，还有“东方救世论”者、“中国（精英）中心”论者，等等，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免费赠送。
只要认真读过我的文章，都应该了解到，我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辩证的，是一分为二的。既看到其精华，也看到其糟粕；既看到其优秀的一面，也看到其消极的一面。我在《文学史》中是这样阐述的：
儒家学说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历代统治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又加进了许多巩固封建秩序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一体系显得更加芜杂。可以说，它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原动力，又是造成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停滞的绊脚石。任何单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平心而论，儒家学说的消极因素确实阻碍了近几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其负面影响是突出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消极面进行集中清理是完全必要的。所谓“不破不立”，不破除旧的，就无法确立新的。但是，如果持久不断地进行批判，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却是非常不恰当的，毕竟弊多利少。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文化凝聚的民族，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否定了，中华民族将变成一个毫无民族特性的民族，变成一个失去了自信心、失去了方向感的民族。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失去了维系民族特色的文化纽带，也就失去了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学史》第33一34页）
现在重读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我仍然认为我的论断是正确的，科学的。何先生把我的观点说成是“以‘中国文化优越论’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因为我既看到中国文化的优越的一面，也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同时我是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这种观点并不保守，因此，何先生免费赠送给我的“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对我并不合适。
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在《文学史》中宣扬了“中国文化优越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曾经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仍有学者把这些国家称为“儒家文化圈”。日本曾屡次三番地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试问，如果中国文化不优越，人家会这么不畏艰难险阻、跨洋越海来中国取经吗？
18世纪法国《人权宣言》曾写进孔子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中国文化不优越，法国人会把孔子的话写进《人权宣言》吗？
何先生现任澳大利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如果中国文化不优越，何先生会心甘情愿地去促进吗？
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中，我举了赵淑侠、倪长游和五月诗社的例子来论证我的“回归”论。何先生对赵淑侠的小说还勉强表示赞同，虽然他的结论和我的结论是南辕北辙。我把赵淑侠的小说作为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何先生则把赵淑侠的小说作为从来没有背叛中国传统文化的明证。至于倪长游的短篇小说《丁伯的喜讯》，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我在《文学史》中是这样论述的：“到了8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崇尚个人至上的西方文化也是日益凸显其弊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敏感地捕捉到这种变化的迹象，于是一改以前只是一味抨击儒家文化的落伍，转而揭露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反衬儒家文化的优越。泰华作家倪长游的小说《丁伯的喜讯》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许是我对何先生所钟爱的西方文化的轻慢态度，惹得何先生老大不高兴，也带累倪长游的小说同时遭到冷落。何先生在郑重地强调“笔者的答案是‘否’”之后，又发了这样一通宏论：
我们怎么能够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对立，特别在今天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充分现代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难题。如果我们在充分吸收西方人文主义文明精髓的基础上，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等价值为中心的“后儒学”文化，以此参与解决现代社会的难题，那么，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肯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决不能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
“怎么能够”四字可圈可点，表现了一种谦恭的精神和恭顺的态度。在何先生看来，儒家文化怎么有资格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而且据说在“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在下已届风烛残年，何谓全球化，颇感茫然。所幸尚有高人解释可资征引。香港学者黄维樑博士学贯中西，也与何先生一样喝过洋墨水，他的解释应该具有可信度。他在《序：让雕龙成为飞龙》中说：所谓全球化，“往往就是西化”。有了黄维樑的解释，回头再来揣摩何先生的话，就可以豁然贯通了。何先生的意思是：在“往往就是西化”的全球化时代，儒家文化只能处于臣属的地位，怎么有资格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相互对立而存在？
何先生曾在中国大陆长期生活并上大学，对辩证法当不陌生。根据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过程都包含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趋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差异也是矛盾，也是对立。儒家文化如果与西方文化没有差异，没有矛盾，那么，儒家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来就是相互对立的，不是我或倪长游人为地让它们对立的。
儒家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儒家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观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难道不是差异，不是对立？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屡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使一部分中国人产生了民族自卑感，对西方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只能仰望不敢平视的奴性和媚态。因此，在西方面前敢于挺直腰杆，仍然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在上引的一段话中，何先生虽然反对“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对立”，但还是慷慨地让“后儒学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什么是“后儒学文化”？据何先生解释，就是“在充分吸收西方人文主义文明精髓”之后的儒家文化。这种“充分”西化之后的“后儒学文化”，充其量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变种，这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在上引的一段话中，何先生还慷慨激昂地指出：“但是，决不能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究竟谁在“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在何先生看来，当然非鄙人莫属。虽然鄙人早已过了爱幻想的年龄。
“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将一幅油画颠过来，倒过去，可以找到一条“反标”。但是，即使何先生请来当年的造反派，把我主编的四卷《文学史》颠过来，倒过去，也找不到“重建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字眼或是这一类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直接违反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理念的。
何先生使用“重建”一词，那么，在何先生看来，过去应该出现过“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两千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果“天下”是指世界，则世界上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各个民族的文化，何曾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如果“天下”是指中国，则中国国内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诸子百家，等等，更不可能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佛教文化本是一种外来文化，但自传入中土之后，却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平共处，相辅相成，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见儒家文化是一种最能够与其他文化和谐相处的文化。
过去没有出现过“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现在、将来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排斥其他文化，是不符合儒家文化的思想理念的。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和而不同”。按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不同”就是差异，就是相互对立；“和”就是统一，就是相互依存。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文化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地共存于这个世界上。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伟大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孔子还有另一名言，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名言曾经影响了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并被广泛引用。1997年9月，由世界许多著名政治家、学者及宗教人士组成的“国际间行动理事会”曾发表了一个《世界人类责任宣言》。宣言的起草人一致同意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宣言中，认为孔子的这一名言具有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做，将使世界更加和谐，更加太平。宣言起草人之一、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甚至把孔子提出的这个“古老的规则”称之为“黄金规则”。如果用孔子的这一思想去理解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说，既然儒家文化不愿意受到其他文化的排斥，当然也就不会去排斥其他文化。大家都按照这一原则去做，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文明的冲突”。
像儒家文化这样最讲和谐、宽容的文化体系，怎么可能去追求一种排斥其他文化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当有人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前南斯拉夫进行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的时候，当有人用金元在格鲁吉亚、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许诺给当地人民带去“自由”的时候，当有人用集束炸弹、巡航导弹在伊拉克扶植一个所谓民主政权的时候，何先生应该能够认识到，究竟是儒家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追求一种“一统天下”的局面。
细心的读者如果对何先生的文章进行认真考察，会发现：他的文章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他一方面举了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例子，说明“对传统的态度不是毁，而是继承”，认为“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华人作家其实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另一方面却又对儒家文化冷嘲热讽，指责“某些人”“幻想中华儒家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独此一家的‘救世良方’”，是“以‘中国文化优越论’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是“东方救世论”，等等。读完何先生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就是逻辑混乱，前后矛盾。
四、关键词：中心；边缘
何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着重批判我的另一个观点，即关于多元文学中心问题的观点。“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最早是由周策纵教授提出来的，并得到他的学生王润华的大力支持。现在，何先生又加入进来，成了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
1991年7月，在中山市举行的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王润华提交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段是阐发周策纵的“多元文学中心”观点的。这一观点在研讨会上引起了争论，出现了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我在《文学史》中，承接那次会议上的争论，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何先生对我的批判，就是冲着这些看法来的。由于《文学史》印数不多，许多读者已经买不到也读不到了，为了使读者对此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首先必须不厌其烦地把我的有关论述抄录如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下述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在华文文学世界中,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文学中心？二是目前是否已形成多个文学中心？就前者来说，我们认为王润华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当某一语种文学越出了母国的国境之后，由于各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使同一语种的文学在不同的时空中有可能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本族与他族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因而产生新的文化质素，使文学的文化内涵有可能产生新的质变；由于某一语言在异国的土壤上生根，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词汇、俗语等语言因素之后，就有可能使同一种语言具有了新的表现力……这种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便使得某一语种的文学在新的国土上扎根之后，有可能产生不同于母国的新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以至于不朽的文学作品，从而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一个文学的影响源、辐射源，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中心。以英语文学为例，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全世界各地攫取了许多殖民地之后，英语便越出英国的国境，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如今，英语已在许多国家落地生根，英语文学也在各地开花结果，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形成了新的英语文学中心。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英语文学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英国，那是闭眼不看事实。事实上，美国的英语文学早已越过了接受英国文学影响的阶段，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融合了各族文化精英而勃发了生机，其成就早已超过英国的英语文学，并反过来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在电影、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其情况更是如此。
华文文学也与英语文学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语种文学，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发展着，因此，华文文学也像英语文学一样，在理论上应有可能存在多个文学中心。但是，华文文学世界有可能存在多个文学中心，并不等于实际上已形成多个文学中心，这是两码事。如果对海外英语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稍加考察的话，可以看到，这两者是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首先，英语文学之越出英国国境，是由于英国人在全球夺取了许多殖民地，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英语也成为这些殖民地通用的语言；而海外华文文学之形成，却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积弱积贫，民不聊生，沿海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远涉重洋谋生，这才在异国他乡扎根，作为弱国子民，其语言文学当然不可能占居主流地位。其次，英国在近代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经济、科技、军事都处于领先地位，随后美国又接替了英国的地位，从而使英语成为一种强势语言，一种最富有经济价值的语言；中国在近代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屡遭侵略凌辱，国弱民穷，华文的实用经济价值当然要大打折扣。由于这种历史背景的不同，因此，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华语、华文均没有成为人民群众通用的语言，华人发展华文教育的权利，也屡受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形成新的华文文学中心，也就非常困难了。
现在重读我在上世纪90年代所写的这两段话，我仍然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何先生不这样看。他指责我“无视并否定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精英）中心’的过时观念”。经过一番论证，何先生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已经形成多元文学中心。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有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有法国华文文学中心，有美国华文文学中心……等等。”
在何先生册封的这些华文文学中心中，有名有姓的共四个，比王润华列举的多出两个（即法国和美国），后面还有省略号，说明还有许多许多的中心。
要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心”的涵义。我退休以前服务的机构，叫做“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其实所谓“中心”，只是机构、单位的代名词，相当于研究所。1985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见满街的招牌，琳琅满目，其中就有“麻雀中心”、“按摩中心”、“娱乐中心”等等。后来经询问当地朋友，才知道这些“中心”其实就是麻雀馆、按摩院、娱乐厅的意思，都是机构的代名词。如果是这个意义的中心，我完全赞成何先生的看法，全世界凡有华文文学存在的国家，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中心。不过，周策纵、王润华所提到的“多元文学中心”，显然不是这种意义的中心，不是机构的代名词。他们所说的中心，是相对于边缘而言的。
凡是对辩证法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对立双方是互为存在条件的，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例如，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前，就没有后；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光明，就没有黑暗。同样的，没有中心，就没有边缘，没有边缘，也就没有中心。
何先生在论证“多元文学中心”的时候，主要以马来西亚为例。他阐述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认为马华文学诞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是“华文文学世界又一文学中心成型的过程”，并质问我：“对此历史和现状，为什么视而不见、不予承认呢？”
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下何先生对马华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是如何又视又见的。先看历史。何先生写道：
1947年11月，星华文艺协会又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座谈会。之后，爆发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战，这场论战广泛宣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方向。1956年1月，马来亚当局宣布将在翌年8月31日独立。在此形势下，全星文化协会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3月18日发表“当前文化工作者的任务”的宣言，提出“爱国主义文化”的概念。此概念后来又具体化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显然，这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新发展。从此之后，马华文学终于脱离了中国文学的轨道，从“侨民文学”走上多元性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初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就觉得有点面熟，后来一查，原来在我的文章中，也有这样大体相同的一段话。原文是：
1947年11月，星华文艺协会又专门就“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由于看法不同，终至于爆发了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
1956年1月，英国政府和以拉赫曼为首的民选联盟政府在伦敦举行谈判，决定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一信息对新马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月18日，全星文化协会筹备委员会召开文化工作者响应独立运动大会，发表《当前文化工作者的任务》的宣言，号召“以爱国主义文化压倒殖民地文化”。此一“爱国主义文化”的提法，后经文艺界的讨论酝酿，又具体化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可以看作是“马华文艺独特性”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从此后，马华文学终于脱离了中国文学的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史》第61页）
我的这一段话，是从一大堆文学史料中浓缩出来的。何先生大概也是从一大堆文学史料中浓缩出来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大体相同的一段话，在何先生那里是又视又见，在我这里却变成了“视而不见”，真令人哭笑不得。
再看现状。何先生对马华文学的现状的描述，主要是引述了三位名人的话。某某名人提出要“断奶”，某某名人又如何响应，并尝到甜头，如此等等。下面再看看我在《文学史》中对马华文学的现状是如何描述的：
马来西亚华人生活在一个马来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华文教育处处受到限制，但这反而培养了马来西亚华人为维护民族特性而进行顽强斗争的不屈精神。“董教总”是维护华文教育的坚强堡垒，这些年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努力下，华文教育不仅没有被挤垮，反而更加蓬勃发展，全国现有华文独立中学60所，新近又创办了一所以华语为教学媒介的高等院校———南方学院。大部分华人家长都把子女送往华校学习，而且随着马来西亚与中国经济交往的增加，随着台湾在马来西亚投资设厂的增多，许多马来族父母也把子女送往华校学习华文。华文教育的发展又刺激了华文文学的繁荣，虽然马来西亚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的条件，但展望21世纪，马来西亚是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的。
何先生眼里看到的只有名人以及“断奶”，而我看到的是群众，是大批的华文读者群和华文作者群。因为只要有了配套的大、中、小学华文教育，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的华文读者和作者，这是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基础，也是能否成为“中心”的首要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华文文学非常繁荣。据统计，从1965年至1981年的16年间，新加坡出版的单行本，超过了以前40多年新马两地出版的总和。除了诗歌、散文、小说以外，还出版了方修编写的三卷本《马华新文学史稿》和十六巨册《马华新文学大系》，以及新社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正是由于这三套书的出版，使过去默默无闻的新马华文文学，一跃而引起国际瞩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是名副其实的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中心。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界，都唯新加坡马首是瞻，就连我们现在习用的华文、华语、华族、华文文学等新词，也都是当年的新加坡人创造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中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非常发达，不仅有多所华文中小学，还有一所南洋大学。现在仍活跃在新华文坛的作家，很多就是南洋大学培养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关闭了南洋大学，同时，从1984年起，在学校教育中（包括英校和华校），英文成为第一语文，华文降为第二语文。10年以后，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在一篇题为《新华文学的过去、现状及其方向》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有许多人在阅读上已经多少有些困难，在写作上及表达上更是困难重重了”，因此，“华文文艺的生存发展普遍不被看好”。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地位，已逐渐被马来西亚所取代。
新加坡华文文学从边缘成为中心，又从中心沦为边缘，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华文教育。
何先生在论述“多元文学中心”的时候，重视的并不是华文教育，而是名人。他在文章中，三次提到法国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下简称诺奖得主），赞不绝口。在他看来，只要有了一位诺奖得主，法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华文文学中心”了。我们首先假定，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确实非常公平，丝毫没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再假定这位诺奖得主的作品也确实非常优秀。但是，即使这两个前提条件都得到满足，人们也还是要问：仅凭一位诺奖得主，法国就能成为“华文文学中心”吗？据我所知，法国并没有配套的大中小学华文教育，没有华文出版社，较具规模的华文报纸只有三家，能够称为作家的不足10人。象这样冷冷清清的华文文坛，根本不可能形成华文文学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试问，法国拿什么去影响周边的国家？就连那位诺奖得主的作品，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华文作家的创作又有多少影响？把法国称为“华文文学中心”，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多元文学中心”是周策纵、王润华提出来的，这只是他们的一家之言。我认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还是少用这种提法为好。因为一提中心，就必然要提边缘，一提边缘，就给人一种屈辱的感觉，一种从属的感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谁都想成为中心，但如果全部都是中心，也就无所谓中心了。在我主编的《文学史》中，除了承接王润华的观点，对所谓“中心”发几句议论外，在其他地方，是从不涉及中心与边缘的话题的。我认为，世界上凡是有华文文学存在的国家，都是华文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无所谓中心或边缘。就连中国，也只是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不是什么中心。
五、关键词：马华文学；断奶
在文章中，何先生忽然又从“中心”扯到“断奶”上去。文章写道：“他在2002年一篇文章中谈到马华文坛‘断奶’之争时，竟然断言：所谓‘断奶’，就是‘主张马华文学必须与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割断联系，独立发展’！众所周知，‘断奶’是一种形象比喻。虽然所有的比喻，正因为只是比喻，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笔者还是要问，难道小孩断奶后就意味着要与母亲‘割断联系’吗？究竟哪一个提出或同意‘断奶’的人主张马华文学必须与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割断联系’？！”。气势汹汹的质问，大有乌云压顶之势。幸好当柏杨提出“断奶”妙论，会上发生争论的时候，我刚好在场；会后报纸上的论争，我也收集了一些，因此还不至于被何先生问倒。
1997年11月，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主办了一次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台湾作家柏杨作了一个主题演讲，呼吁马华作家应该与母体“断奶”，引发了争议。支持他的“断奶”论的主要是一些留台的青年学者，如黄锦树、林建国等。黄锦树认为，“马华文学一定要‘断奶’，要独立，摆脱中国文学的阴影”。林建国则说：“我的‘断奶’回答是一石三鸟之计，是用来反奴役、反收编、反大汉沙文主义。我们必须能对中国说不”。
他们把话说得如此决绝，这那里是对待母亲的态度？又是“摆脱中国文学的阴影”，又是“反奴役、反收编、反大汉沙文主义”，“对中国说不”，不是要“割断联系”又是什么？如果他们的话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么，马来西亚著名评论家陈雪风的话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说：“现在有人提出马华文学要‘断奶’，意思是主张马华文学或是马华文化必须和中国文学割断关系，划清界限。”可见“割断联系”云云，并不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如果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就可以开拓出另外一种思路。你会认识到：其实不管是母奶，还是牛奶、羊奶、马奶、驴奶、骆驼奶，只要有营养，没有污染，都可以大喝而特喝。不论是中国文学、西方文学，还是其他国家的文学，都可以借鉴，从其中吸取养份，为什么要拒绝呢？而且喝奶也不只是婴幼儿的事，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应该天天喝奶。年轻人喝奶可以长身体，老年人喝奶可以防治骨质疏松。把奶水比喻为知识，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意思。我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未断奶，仍在恶补各种知识。老年人尚且如此，何况年轻人呢？鼓吹“断奶”，有误导之嫌。
在何先生笔下，断奶真是妙用无穷，威力无比。马来西亚自1997年底提出“断奶”，到何先生写成这篇文章的2006年，不足10年时间，马华文学便已形成“独立完整个体”了。而“作为新一代马华作家中的佼佼者”的黎紫书，自从断奶之后，其作品“每每凌驾自命正统的大陆及台湾文学”。真是立竿见影。人们不禁要问：马华文学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是因为“断奶”的缘故吗？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曾经提出过“断奶”吗？美国文学能够超越英国文学，也是因为他们曾经“断奶”，曾经摆脱英国文学的阴影吗？而且黄锦树、林建国等人提出“断奶”，为什么唯独针对中国大陆，却不针对台湾？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也针对台湾，那么，黄、林二人曾在台湾上大学，读硕士、博士，毕业后又在台湾就业，却又如何与台湾文学“断奶”？如何摆脱台湾文学的“阴影”？说穿了，所谓“断奶”，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何先生掺和其间，实属不智。
六、结束语
何先生文章的结尾，有一段话颇值得玩味。文章写道：“据笔者了解，该书主编也未能在成书和出版前与中国大陆更多的同行交换意见，以把书写得更好。考虑到这是一部长达两百万字、分为四卷本的巨著（当然国家也耗资巨大），这是非常可惜的。”
中国传统诗学强调吟诗作文必须“言有尽而意无穷”，何先生显然受到这股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影响。他的言外之意是：因为主编没有与大陆同行交换意见，因此书写得不好（或不很好，不那么好）；而且因为国家耗资巨大，书又写得不好，所以他感到非常可惜。
我不知道何先生是向谁了解的，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何先生的“了解”纯属道听途说。目前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专业研究者（偶尔客串的票友不算），即使夸大点说，也不会超过百人，而参加这套书编写工作的，前后共有17人之多。这就是说，主编“在成书和出版前”已经与17%的大陆同行交换过意见，怎能说没有交换意见？在撰写此书的数年时间中，主编通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当面向同行请益，或是通过书信往还与同行探讨有关问题，更是不计其数，怎能说没有交换意见？1996年，主编和另一副主编走访新、马、泰三国，与当地华文作家协会联合召开多次座谈会，征求当地文友对撰写《文学史》的意见，得到文友们的热诚帮助和支持，怎能说没有交换意见？
退一万步说，即使主编“在成书和出版前”没有与同行交换意见，那又算得了什么罪过呢？怎么能据此作为书写得好不好的衡量标准？学术论著作为文责自负且又体现言论自由的个人化精神产品，有谁规定过“在成书和出版前”一定要与同行交换意见的？是何先生规定的，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何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与我这个“大陆同行”交换过意见吗？
至于国家“耗资巨大”云云，更是何先生想像的产物。1995年，《文学史》被批准立项的时候，广东省高教局曾提供2万元的研究经费，出版社方面为出版这套书，大约花费30万元（书售出后，可收回三分之一的成本）。至于笔墨纸张、茶叶、咖啡、补脑品等的花费，则是各人自掏腰包。出版社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他们从这一部分出版物中获得经济效益，从另一部分出版物中获得社会效益，纯属企业的商业行为，与国家拨款无关。因此，真正属于国家拨款的，就是高教局提供的2万元。
2万元是否“耗资巨大”呢？按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巨大”与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穷人来说，2万元确属“耗资巨大”，但对于外汇储备已达一万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这2万元实在是“湿湿碎”，谈不上“耗资巨大”。何先生显然用词不当！
仅仅花了2万元，却写出了虽不是绝后但也算空前的“长达两百万字、分为四卷本的巨著”（何与怀语），成功地论证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一股潮流，论证了中心与边缘的辩证关系，因此，“陈贤茂教授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何与怀语）。
花了区区2万元，却取得了大大的成绩，我想，何先生就不必再可惜了。
①载《华文文学》，1995年第2期。
②见1998年3月1日《星洲日报》。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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