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ed]阅林道群先生的”觉民行道”, 感触良多. 世界大多政体虽未臻善, 然日趋文明, 真正以人为本, 反观我国, 由宋至明数百年间竟大幅倒退, 觉民之事, 任重道远. 现将林先生佳文稍作辑剪共赏[/COLOR]
觉民行道
2009年12月27日
如果没记错的话，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是一九八七年才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杂志创刊号的重头文章，在北京直接介入了当时的文化热；几乎同时，朱维铮在上海主编的丛书出版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结集了同一主题的八篇论文。近十年来，北京三联和广西师大版的余先生作品系列一纸风行，影响之深广，实非本文所能置喙。距初版差不多十五年后的二零零三年，《士与中国文化》出版扩充版，补充了四篇新论文，全书因此上起春秋下迄明清，跨度长达两千年，余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新版序言，进一步阐述了「士」在中国历史上所形成高度连续性的传统，「士志于道」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余先生说：「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
我还记得余先生结束这篇新序的那句话：「本书所探讨的对象虽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话，每当读到余先生其他别的书时，难免总会寻思，在历史专题研究中他所关切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余先生新书《中国文化史通释》开篇〈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其中揭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十六世纪（即王阳明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指出，「宋、明两代理学之间的断裂远过于延续，而其中最重大的一个差异必须从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方面着手才可理解」。
这个最重大的差异（「得君行道」 vs「觉民行道」），就是接着的第二篇文章〈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于笔者来说，今天读来有特别的现代意义。
在二零零三年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余先生曾对宋代的「国是」作过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异同〉一文中，他将以往的专题研究，化繁为简，用概括的方式呈现出来：「共定国是」成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后，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基础，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发展了高度政治主体意识。这种政治生态为「士」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余先生因此指出，「得君行道」在宋代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幻想，但是，「王阳明在明代，特别是朝纲紊乱的武宗时期，竟认真地重弹此调，则简直印证了『与虎谋皮』那句古语」。经过下狱、廷杖、贬逐等一连串的巨创深痛奇耻大辱，王阳明在龙场终于彻悟，「得君行道」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只是一个幻想，与宋代相对照，王阳明最显着的特色是「觉民行道」。
在此，余先生虽然特别强调，宋代士大夫的「得君」与世俗观念的「邀君宠」绝不能混为一谈，但他显然更看重王阳明的「觉民行道」：「他的眼光已从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终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余先生说，「觉民行道」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和传「道」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在十六世纪的中国掀起了万丈波澜。
• （林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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