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之初
文化大革命前,我的母校--陕西师大一附中是西安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听我老师讲文革前我们教学大楼上的口号是:赶福建,超江苏,排着队伍进北京。那会每年高考会战完后,我们一附中每年走进北京诸多重点大学的人都有几十人之多。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季进这所学校的。那时,“就是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领导学校的核心力量是革命委员会。长江滚滚刚刚向了东方,葵花朵朵都向着太阳,党的“九大”才开完。“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是九大后才响遍神州,响在我们这些“我要读书”的孩子们的心坎上。革命怎么闹？我不懂,但上课我懂:认字识数兼学道理。逛荡了好几年后，我从心里就想上学。
我那会被小学布告开除(好像是因“该上学时不上学”。其实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学校都不上学,但要时不时“召之能上,上之能学”,像我这种小混球却认为:要上就上,要不上就不上,开始还召之能上,后来统统不上到处游荡,根本不能“随时听从党召唤”)已有了不少日子了。怎么能上个中学？当时对我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我妈到处找人帮我“走门子”,非了好大劲才找到一个熟人领我见了一附中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和扬家将里的双鞭大将有同样的姓,还有个威风凛凛的名字:振国。呼延主任走路如风说话似钟，让我当时稚嫩而绝望的心,觉着有了指望。呼延老师和我妈找的那个熟人耳语几句就直接让我站到新同学的队伍里了,。我有了漏网鱼的欢快。当时我站在队伍里是怎样挺着小胸脯,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记得站在门口的我妈看我时脸上的微笑。
一九六九年的八月,旧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土崩瓦解,正司令刘主席在河南快死;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刚刚排好座次。 “红太阳”正司令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副司令林元帅名正了,言顺了,脸色腊黄衬着惨白。京剧里有黑脸白脸,文革中有红脸白脸;红白,喜事。
人逢喜事的精神真是“大四叉”。我走进光荣的学校捧起了小红书。我说我的学校光荣,是因为我的中学里有很多再过了比“弹指一挥间”还长一点的岁月后,我还能清楚地记起的很多老师。
刚进校时,我分在七连一班,班主任姓李,原名福禄,新名一个字:军。李老师是教体育的,对我们要求很严。我常因上课讲话,被他让我立起。好在我当年小痞,全不当回事。那会正是“破字当头”后的上课闹革命,但我们谁也不懂课和革命的关糸。对革命的认识,只知道 “不是请客吃饭”,而我们正蓬勃生长的小身子让我们的小脑子只想吃饭,想吃有肉的饭。
我上中学的第一时间(很让人费解的一个词,不知道比“最早”好在什么地方?大概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最不爱上政治,但好像那时政治课最多最重要。我们的政治老师叫张烈候,很高的个子,戴付白眼镜,又斯斯,又文文,,说话很棒,发音字正腔圆,能把混浊的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把没人真懂或是想懂的政治,也讲得我们这些小孩想知道点共产党的哲学。“八亿人,不斗行吗?”,红太阳的炫炫道理,我们也听得兴趣盎然，听得上课不想捣蛋,下课就想找人斗斗玩。我们那会都才只是六七点钟的太阳,正在“旭旭”,小脑袋里装上很多浆糊后,人反倒天天很快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的千头万绪”,变成了一句话。我们苦恼的事只是我们太小不够造反的年令。日后“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得我天天想上梁山,又不知上梁山的路在何方?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中华少年早知愁。
除了张老师,教过我们政治课的正有李立明,王英俊老师。政治课里我学得最好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常考一百。但我当年最不明白的是：怎么毛主席场场赢？
在师大一附中,我最早认识的数学老师是高西尧老师,他戴付黑边眼睛,中等个,脑袋很圆且有点谢顶,看着极富智慧。他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人,让人觉着有些威严,但他讲一口极好的普通话,不紧不慢,把代数里的那些概念讲得清清楚楚,。没多久就让我爱上了数学。在我看,最好的老师就是能让他的学生爱上他所教的课,这比仅让学生懂得几个定理公式有用得多。爱是什么?就是不知疲倦,寻求理解,找到正确,而数学里的正确是唯一的。
我们的几何老师,叫王讷灵,是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像南方人,也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非常好听,而更让人敬重的是她的娟秀且功力十足的板书。她的图文并茂的板书,整个就是件艺术品。王老师教课严谨,而且还让我们能在欧几里德的几何里还能想象。在我日后学点黎曼几何时,都还常想王老师的课。我曾在区里统考中凭着点举一反三的聪明做出一道大家都没学过的几何题而获得全年级数学考试的魁首。乐得我垫着脚走路，身后还有女生议话:那人就是第一名。真让我乐和了好几天。一九九四年在我赴美快八年后第一次回母校时,王老师竟还能一下叫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岁月虽然带走许多,但有些东西却不曾被带走。
教我们三角课的老师叫张秦祥。张老师是个大能人,长得很性感,说话极具煽动性,把个三角教得我们天天管着如雷贯耳。他是我高考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学老师。记得我对他说:张老师,高考里的三角题我可一题也没错。老师哈哈大笑。
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是汪海汇老师,教物理的。汪老师上课讲一口很有韵味的陕西话,日常所见的万事万物,芸芸众事背后的深刻道理,经他讲出，就引人入胜。记得当年我们学习大炼兵的日子,他为我们学习成绩的提高,每个周日为我们班上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吃小灶”,先学一步多学一些去帮助其他落后同学,但他的想法最后没能实现。班上同学的后来学习情况是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当年我每天早上六点就帮两个同学学习,但快一年也没什么成效。原因我想不出,大概学习只能靠自己,别人是帮不了忙的。
在中学时,我是个考试型学生,大考小考几乎是百战百胜,但有一次物理考试,我只得了八十二分,被汪老师在班上不点名猛批了一通。他说学习,一个人应像个小口大肚的瓶子,而决不能像猴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俩年前我请汪老师吃饭,把他当年对我的批评和我当时的燕受讲给他听,老师淡淡地笑了。
在一九七七年年底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鲤鱼跳龙门的那决定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走向的关键一跳中,我上的就是物理系。虽然日后千辛万苦学这门艰深的学问并没帮我们自己挣得什么,但我也不后悔我把青春给了物理,因为物理给过我许多思维的快乐。
高二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韩唯一老师。韩老师是少有的研究生毕业教中学的，戴付黑框眼镜,脸色有腊黄,挺厚的眼镜片后的目光有种意味深长。说不清是睿智,学问光茫,人生感悟或是其他什么,反正每和韩老师说话或神聊总让我如沫春风。他在课上教我们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听得我们如醉如痴。苏轼所表达的那种历史的苍桑感,人生的思考,他讲得让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也想当“风流人物”,就算被大浪淘尽,也没关系。
整四十年了,我一人独自站在当年的操场边上（现在已经是塑胶跑道绿茵球场），看着小小师弟小小师妹在欢快地玩耍,我都不禁觉着年轻。我已走过中国的大江南北,漂过到太平洋对岸。我已是教过大学,做过研究,编过程序,干过管理的站在人生半山腰的半大老头了。回首往事,那些老师的身影一个个从我眼前走过。一个学校的光荣,就在于它拥有一批伏秀的老师，能用他们的辛苦,教我们有少年梦,教我们怎样为梦去认认真真努力,去认认真真地做人。
记得以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背起了那个行装迎朝阳》里边有句话:走在人生的黎明，会迎头撞见太阳;这撞见的太阳就是那些让我们爱知识,求真理,努力创造,奋然前行的老师们。
中学里的上千个日子,是我追梦的日子,每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很甜。
人是为了未来而活着的,体味往日的甜和年轻生命里的那种蓬勃会给我们走向不知的未来以力量。
二00九年十月二十八于大雁塔旁我长大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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