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千日 (之三)

                                   树   立
            
                             
                                
                       艰难、沉重的劳役，头一天下田就有人出事  
   
    干校原来是当年我工作的学校为了“备战”设在农村的一个所谓分校，但实际上这里更像一个农场。它拥有不少耕地，还饲养着许多猪牛。场里原来有工人负责日常耕种。自从把农场转办为干校以后，农场里所有的沉重劳役就落到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身上了，工人们却成了“指导”。

    农场里每日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干校把按军事化编制的许多排和班定为专职从事某种农活的队伍，比如种菜班、水稻班、养猪班、养牛班、农机班…..等等。各班人员时有更换，因此我们在干校三年之间，不少人都干过多种不同的农活，既种过菜，种过水稻，又养过猪，放过牛；还有人给叫去养鸭，当过“鸭司令”，整天赶着一大群鸭子往池塘里觅食，风雨不改；或是往河里摸喂鸭子的螺狮和捞喂猪的水草。有些人还长久当过伙夫…….。

    以上说的乃是日常的农活。此外还有一些临时下达的劳役，诸如上山砍伐林木、修整沟渠、山林救火等等，这时就不分班排，常是倾巢出动，人人都得听从派遣。这一类的活，都是更劳累、更艰苦的重活，而且任务紧急，要求必须在一定时日之内完成，因此常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

    家庭出身农家的一些年青学员，很快地就适应了这粗重的农活。而非工农出身的学员就不同了，锄头上了肩，走起田间的小道来，左右摇晃，差点跌倒；显尽狼狈之相。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学员，因健康状况大多欠佳，干一天体力劳动下来，已累得头眩眼花，疲乏不堪，感到实在难以支撑下去。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学员，很不争气，在下田的头一天就出了事：使锄头锄田的时候，竟不小心砸伤了自己的脚，弄得满地是血。

    在干校里，连、排、班各级干部都是校领导派定的“自己人”。其中班长一职，只是个很小的官儿，但他直接看管着全班学员的政治学习和劳役分派，每个学员的思想动态和劳动表现如何，都是由他向上面“汇报”的。因为有了这样的权力，所以自然成了全班学员“敬畏”的人物，得罪不起。别的不说，只是这每天的劳役，班里谁干重活脏活，谁干轻点的活儿，就是由他来分派的。不怕官，只怕管，你说他这权力大不大？比如你有腰腿病痛，他视而不见，却派你去种水稻或种菜，整日就得弯着腰，两条腿泡在水里干活，这当然对病情不利，但在那个时候，没得讲价，只能服从。心脏不好的，如果叫你上山伐木，你说身体不行，他不点头说可以免去，你还得去。

    当然，排、班长中也有一些算是通情达理的好人。他们对一些体弱有病、或在劳动上一时有困难的学员，还是能够体谅和给予帮助的，因为你我原来就是一校同事嘛，有的还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在分配劳动的时候，对这些有困难的人，就安排他们干轻点的活儿。比如安排一位有病的老教授去晒种子；另一位年巳花甲、且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走起路来撞撞跌跌、体况很差的副教授，允许他不用下田和挑担，只负责敲开工、收工的钟和做些室内轻活 (这位老师回城不久就因高血压猝死于脑卒中。值得庆幸的是能够死在自家的床上，而不是死在干校的田头，算是寿终正寝。照顾过他的人真是功德无量啊！) 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是发生在阶级斗争激烈、人性泯灭的环境里，因此显得无比珍贵。故在事隔多年以后，许多同事在回顾当年干校的苦难历程时，对那些曾经真诚帮助过自己的人，总是怀着感恩之心，念念不忘地时常向人诉说这些人的好处。

    当然，也有一些出身红五类、骄横成性的学员，对那些年老体衰、一时不能适应体力劳动的昔日师长，却极尽冷讽热嘲之能事。更有甚者，有人还将这些老师劳动中的种种“丑态”，加油添醋，向驻校的军代表C透露。这个年老女学员头一天下田锄地砸伤了脚的事，C就把它当做“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鄙视工农、厌恶劳动”的典型，在会上挖苦她说：“她的手只是用来弹钢琴的，怎能拿锄头？今天，正是拿起锄头砸自己的脚嘛！”(意思是活该！)

   
                       知识份子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东西

    说起这位C君，在当年我们的干校里，可是个大人物，但也是群众中口碑最差的一个人。不仅学员们都害怕他，就是学员的家属和小孩，看见他来了，也都纷纷走避，不愿和他接近。自从1968年冬季干校开办，到1972年这三年多期间，这个人一直是干校最有权势的领导，几百个学员都归他出面管辖 (另一位身居干校主要领导的W倒不常露面)。 听说C在部队原来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军官，但“支左”到了干校以后，竟身价倍增，趾高气扬，作威作福起来，俨然自认是个大首长。在他的眼里，知识份子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老知识份子，他更为敌视，当做旧社会留下的渣滓，个个罪孽深重，左看右看都不顺眼，做什么事都一无是处。因此，对于那位女学员劳动中受伤流血一事，他当然不会有丝毫同情，而是当众挖苦、嘲笑与羞辱。

    时日久了，“五七”战士们对这位骄横的领导的日常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这个人的脾气、爱好和行为的了解更多了：上午，当太阳已升得老高，学员们大约在田里已干了一两个小时的辛苦农活之后，人们这时总会看到这位军代表摆着个工头的架势，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近了田头，这时他跟谁都不说话，只是仰着头东看看，西望望。过了一阵子，就会指着某个学员大声说话了：“你这是怎么搞的？”原来，他不说话的时候是在找学员在劳动中的各种“差错”，而后走过来斥责你！盛气凌人，当众说些讥讽、侮辱你的话。

     C从来不参加学员的劳动，在干校几年都是鹤立鸡群，只当指挥官。像地主一样巡视田头之后，他就常常往学员的住房那边走，看看有谁还在屋里没有出勤，同时揭开人家的饭锅子，查查有没有“违规”私自煮东西吃的。因为自己不用参加劳动，日子过长又没事可做，揭开人家的锅盖子以后，他就跑到干校的大伙房去了，名义当然是检查检查学员的饭食，但更多的是消磨时光。人们发觉他这个人爱吃生葱，在伙房里，他总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丢到九霄云外，毫无顾忌地拿起厨房里剥好了的葱往自己的咀里送。许多学员都在私下说：解放都快二十年了，我们见过了很多解放军，就是没见过这样的解放军。

                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我们真的“迈开了可耻的一步”

    毋需讳言，文革年代，苦难的知识份子给赶到干校来，宣传上说是“劳动锻练”，说是“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统通是好听的话。实际上，这些人是给叫来接受一种受管制、受监督的不由自主、没有庄严的劳动。在这里，劳动只是作为惩罚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段。

     我记得来干校第二年的五月七日这一天 (干校的屋顶上这时已装了高音喇叭做为宣传机器)，为了宣扬这伟大的“五七指示”，喇叭里播放了好几篇歌颂光辉的“五七”道路的稿子，有一篇里面有“我们光荣的五七战士，经过了一年的劳动锻炼，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这样的话。谁知这天恰好是乡音不改的粤藉小陈充当广播员，他念的“可喜”这两个字，竟成了“可耻”。许多“五七战土”听了都暗下说，是啊！我们这些人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真的是“迈开了可耻的一步”啊！

树立的文章，是干校生活的记述，也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各项劳动，平时战时，方方面面，桩桩件件，都清楚详实。那个所谓“支左”领导，很是典型。我父亲单位就有一个退伍军人，本来是个工人。但文革给了他机会，成了一个造反派，成天歪着脖子冲人嚷嚷，斗人、整人、教训人，带头抄家批斗的事，一时俨然成了头头。那帮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背后都恨他。骂他“张歪脖”。

“毋需讳言，文革年代，苦难的知识份子给赶到干校来，宣传上说是“劳动锻练”，说是“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统通是好听的话。实际上，这些人是给叫来接受一种受管制、受监督的不由自主、没有庄严的劳动。在这里，劳动只是作为惩罚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段。”

“迈开了可耻的一步”的人们并不“可耻”，只是可悲。不过身历这个历史时代的人当时复杂的切身想法，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很难臆测的。我对那段历史有些感性的认识，是幸运呢，还是不幸？
问好树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