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饮流年
                                                         陈善壎

    许多事早就忘记了，许多事记得却不想再记得。去记忆中翻腾有时有味，有时又是并不使人怡然的事情。
    下面这些片断，乃柏立女士寄来她父亲的书稿《柏原流年》所引起。
    我能回忆的只能是一些寻常小事，与他共过事的老同志特别是南下前就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才能写出轰轰烈烈岁月里有意思的经历来。

    我最初进的那家工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几度易名。我进去时叫湘翰印刷厂，这时还没解放，一解放就叫湖南省人民印刷厂，后被划规新湖南报社管辖，改称新湖南报印刷厂。最后从新湖南报社分出来，改名湖南省新华印刷厂至今。
    在这家工厂是新湖南报印刷厂的时候，我们厂里的青年工人星期六喜欢去报社跳交际舞(就是这样叫的，叫跳交际舞)。
    第一次工会组织我们去跳舞都不懂是怎么回事。
    吃晚饭时高音喇叭已经通知全厂职工，“想去报社跳交际舞的同志七点钟请到操坪集合，整队前往”。
    那次由杨治凡出面组织。杨治凡做校对，厂里唯一的知识分子，一个热心肠的人。
    只有十几个人，杨治凡见我穿的蓝布短裤旧背心说，“去换条长裤吧，也不好穿背心。”

    报社新建的大楼在经武路，好像是三楼南头的会议室，星期六做了舞厅。报社到底是报社，放的唱片比厂里的高级。我不大跳，多半坐在一旁看和听。那时我十五岁不到，女同志对这年纪的男孩子提不起兴趣来。好在还有两个比我年长一两岁的师兄，我们坐厌了就去舞池边边上一二三。
　　有回舞会上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分不清楚。从看见他起我就一直盯着他。整个舞会发光了，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他身膀直挺舞步刚健，我这才晓得交际舞可以跳得如此优雅。和他比，其他人多显得粗笨；比方跟我同车间的一位年青师傅，他一下舞池就使人想起类人猿。
　　但我景仰的这个人来得少，好像不过一两次，后来竟至无影无踪了。
　　这个人就是柏原。一个风标颖彻的伟丈夫。
                      当然，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多年之后，大体是在经历了两件规模空前的大事之后，这两件事一件是反右，一件是大跃进。

    这时工厂从柑子园搬到了湘春路。厂门朝南，对面是妇幼保健院。大门后的水泥通道宽敞，两部大货车品得排。
    大跃进时这条通道上东边是一排炼钢炉，职工同志们把家里的烂铁锅、瓮罈盖、火钳捐献出来了，我们为超英赶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位老师傅说了一句“这也炼得钢？”他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鸣大放时这条通道上只见大字报，也是在东边。说这是帮助党整风。大字报栏的上方有好长一绺大红字，写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人动员过我写大字报，要我表现积极点。在工厂里我是落后分子，确想趁机充积极，但我对党实在一点意见也没有，写不出来。
    人们措手不及，大鸣大放演变成反右，运动尾声时，工厂揪出了杨治凡一个右派分子，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是几个舞瘾特别重的人。他们几个人平日惦记着周末的舞票，于是分工搞舞票，有某人是“外交部长” 某人是“联络部长”的玩笑话。这就成了铁证。这就成了反革命集团。工人不会划右派，没有学历不是干部不够资格当右派。这几个喜欢跳舞的人是成了团，要不成团，只会打成“坏分子”而不致于“反革命”。
幸亏我写不出大字报。不然，坏分子！比右派难听得多。

    说起这些事，其实是模模糊糊的，先后次序都可能搞错。这是吃了不写日记的亏。我不写日记是没什么好写，初一十五差不多；再一个原因是写不好字，痛苦的是我偏晓得字要怎样才叫好。看着自己一手不堪入目的字，抑制了提笔的兴趣。所以我这辈子没有日记。柏原有日记，打他成极右分子的材料都出自他私下里写的字。他的日记中记了一句恩格斯的话：“不相信一切神圣的东西。”这被发挥成证明他“反动透顶”的材料。整人的人有一套上纲上线、分析提高的技术，看是什么人，欲加其罪的人就是喊“社会主义万岁”， 他们也能分析出“狼子野心”来。

    一九五八年春节过后，新湖南报社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柏原的处分是最重一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听到这样的处分很平静，报社编辑部有半数人是右派，老战友老领导是右派的不乏其人。他要不是右派反倒会有些尴尬。
    他被送去株洲劳动教养。在前后差不多的日子里，全国有近百万受过完整教育、智力充分发达的人被送去劳动教养。
    柏原于新事物也有盲点，他只晓得劳动改造不晓得劳动教养。到劳教所后搞清楚了，劳动改造有刑期劳动教养不定期，说你教养好了就放你走，说你没教养好就留下来再教养教养。

    那阵子我们总是碰到史无前例的事。“自然灾害”也凑在一连串的“史无前例”之后来了。我们吃不饱，我们嘴谗，容易买到的只有自来水加糖精做的冰棒。水肿病使我们都胖了，一街的胖子猴起手吃冰棒。冬天里长沙市街头，上下飞舞的不是落叶，比冰棒更冰的风，卷起满城冰棒纸团团转。好像就在这奇观过去后不久，柏原解除了劳动教养，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他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到我们工厂来了。我们这就认识了。他还像我多年前初见时一样清朗，没有逆境中的窘逼相。

    他先在工厂的红专学校教高中语文课，后来又在红专大学教中文。我是工人，要上班，星期日或他没有课的晚上，我们有时在一起。那时他住经武路，一栋两层楼还是三层楼的红砖房，从北面的侧门进去有一条过道，右边是楼梯，楼梯下狭长的小间，就是他的书房兼卧室。我想过那是他自己用木板隔出的天地，也可能是申请来的原来放置扫把、拖把、戳箕的杂屋。楼梯对面四四方方的大房，住着他妻儿五口，紧邻的西面也是同样的房子，住着邓钧洪夫妇和他们的天才儿女们（邓晓芒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博士生导师；邓小华今天是与博尔赫斯、卡夫卡鼎立而三的名作家残雪）。
    邓钧洪是新湖南报社原社长，一位耿介的知识分子；寡言，多数时间沉默，或许是无法中断的沉思。
    他们是老战友。从冀察热辽中央机关报《群众日报》起他们就在一起工作。
    柏原穿过两道封锁线到达解放区之初并不在群众日报，那时群众日报是李锐当社长。有一天，李锐传来口信，希望能在报社见一见柏原同志。不久，他们在报社见面了。再不久，柏原调到了群众日报社。
    群众日报社曾派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记者团赴锦州随军采访，邓钧洪是领导，柏原是记者团成员。如今都成了迷途流荡、思斗升之水不得的涸鲋，相视无言的时候多。虽然他们不再是党员，在心中，在思维习惯上，纪律仍然有约束力。他们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思考。
    从前文士落魄，可以疏狂，可以放浪，他们却放浪疏狂不得。学生时代植根于生命深处的信念犹存，无论遭到怎样的贬斥，也做不到身心直下透脱。就说被送去劳动教养，人家是把你扫地出门，视你为敌，而在他们心里，或许还有这是组织安排的想法。

    我们蜷缩在楼梯下聊天，柏原坐床，我坐蛤蟆凳。他读书、备课、改作业都在床前的小条桌上。二十五瓦的热炽灯泡照耀迥异生涯。
    并没有沉重的话题。他过去的一些经历我多半是在这时候听说的。尽管他说得轻松，我还是能体会，假如解放战争中，在某次战地采访时牺牲于战场，那是要比现在这样活着容易得多的事。
    他说话平朴亲和，有亲和平朴的细腻。他的语言不是锋芒劲逼的风格。
    他深深爱着妻子，不只一次地跟我说过他们的婚礼。他要给新娘头上插一朵花，新娘跑，他追了几间房。由是我推测陕西沔县的他家殷实。
    他“不只一次地跟我说过他们的婚礼”，我就想他在不幸福的此刻思考过什么是幸福。他说起金玉洁的美丽娴淑，是满足、骄傲而愧疚的。志向宏远的男人，有时忽略了最基础的幸福，在遭遇摧折的时候，爱情与家庭，能让人把不堪承担的痛苦继续像大丈夫那样承担下来。这时他四个儿女都小，妻子承受的政治上、生活上的压力不比他轻松，他应该在其妻的坚忍中，发现了更本质的生命渴求，它产生跟豪言壮语不相干的坚韧力量。

    这是无可遁逃、无可倚恃、虚无也不可以的年头。“只能如此”逼他适应了新的身份。养家糊口的责任，取代了当年给妻子写下绝命书投奔解放区的崇高冲动。
    做代课老师比劳动教养好得多了。劳教时他见一管教人员还和气，失口称那人“同志”，那管教正色曰：“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现在，千多人的工厂，没有哪个歧视他。
    他很细心地备课，谨慎处理那些说不清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的内容。下课后找工人师傅征求意见，和当年在解放区做群众工作一样认真。他板书好台风好，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
    学员对他的欢迎敬重给了他安慰，加上一份稳定的薪水，所以这段日子算是过得舒心的。不能不提到职工教育办公室的负责人解六鳌和李为群两位，他们都恭恭敬敬称他“柏老师”。 李为群更成了终生好朋友。李为群书读得好，说话、作文不用“也”喜用“亦”。有次他公开对人说“柏老师既摘了右派帽子，他亦就不再是敌人，亦就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亦就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李为群是湘阴人，那“亦”字从他口里出来，只觉得儒雅。

    解六鳌和李为群尊重他，学校里其他老师尊重他，眼前是好过了，几年后，这又引来了一张“打倒解、李、柏三家村”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贴出的时候，我离开新华印刷厂已经好多年了。
    我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去江永县务农的，等我某天再流回这个城市，红专学校早关了门。工厂撤消了被知识分子、牛鬼蛇神霸占的讲台。柏原和与他处境相同的人，都在为新形势下怎样生存伤筋动骨。他们本是自我再造能力极强的人，流落到社会上，什么事都能干。但这个时候似乎连捡破烂也没他们的份了，他们要应付抓捕、围攻、殴打甚至于更严峻的局面。
    柏原就惨遭毒打。

    我一直以为殴打他的是新华印刷厂的人。读了《柏原流年》才知道是 “红色新闻兵”干的事。 《柏原流年》写道：“新闻兵喝令我跪下，我指着台上高悬的毛主席肖像说，‘毛主席没有下跪的指示。’他们拳打脚踢，把我按倒在地，又提起来，想迫使我屈膝。有个人喊，‘把他的大衣脱掉！’脱掉大衣后，如雨的拳脚令我疼痛多了。不过我虽东倒西歪，还能挺住，但一只穿着皮鞋的大脚对准我软肋有力的一蹬使我倒下了。
    殴打持续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在乱哄哄的人声中有人叫喊：‘打，打死他！打死了往窗外一丢，就说是跳楼自杀。’”

    他两次被打。这两次之间的日子靠一些朋友接济，东一家西一家躲藏。第二次被打之前他记得起的最后一个帮助他的朋友是住东牌楼的苏孝先老师，后头还有哪些朋友帮过他想不起来了。《柏原流年》说：“离开东牌楼后又去到哪里避难记不清楚了。这时年关将近，死活是个中国人，忘不了传统，要回家去‘阖家团圆’。这年一月三十日是大年初一。二月一日，也就是这年的农历正月初三，‘新闻兵’又把邓钧洪和我抓到报社去。一个外号叫龚矮子的边推边嚷，用手枪敲老邓的头，鲜血顺他后脑流入项背。我们被押上台，按下去强令跪下，挂上牌子，用喷气式的姿势拍了照。新闻兵按时新的种种污辱人的方式套用完毕后才进入正式的批斗程序。我创伤尚未复原，不敢顽抗，任随他们处理。但还是免不了拳脚相加。
斗争会后，老邓和我被关押在报社传达室的一间空房里，睡在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小木板床上。老邓长我六岁，那时已年过半百，又有心脏病。他躺在床上一夜呻吟。我旧创新伤，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我妻子去找了解六鰲老师，解老师又去找了新华印刷厂‘工联’的负责人宋桂潮。他们到报社来和新闻兵交涉，说柏原是新华印刷厂的人，应该交印刷厂处理。我被解六鰲、宋桂潮接出来后回到新华印刷厂，宋桂潮把我交给一个叫王三的青工，宋桂潮对他说：‘你要跟他住一起，你负责。’又嘱咐我‘不要出大门，人家再抓到你，我们就管不了了’。
    这样，我就被新华印刷厂的职工保护起来了。”

    我是在新华印刷厂长大的，在这里我度过了踏入社会后最初的也是最单纯精力最旺盛的年龄阶段。虽然如今走进这家工厂无一人识我，但我对它的感情如故乡。现在知道了“我的工厂”没有迫害他，“我的工厂”保护了他，我像热爱故乡那样更加热爱“我的工厂”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误会是新华印刷厂的人毒打他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写“打倒解、李、柏三家村”的大字报的那人是新华印刷厂的。看来这人的投机没成气候，它没能战胜我的同事们对柏原的友好感情。
    在当时形势下，新华印刷厂的职工无能力长期保护他。其间他去东区医院治疗过，某天一个姓易的医生告诉他，“有消息说今晚有人来医院抓大右派，你赶紧跑吧。”
    他这就找到了我。      
    太久了，那时头脑本就是一团乱麻，来龙去脉说不清。莫说他是怎样找到我的说不清，就是问我吃了早饭中饭哪来的我也真的说不清楚。在我的印象里，仿佛如处一只巨大的麻袋里，他从一角朝我走来。危机四伏地静。涂抹不开的夜胶一样粘住他。没有呻吟，一言不发，他拖着沉沉黑暗慢步向我。应该是早有约定，我们沿着五一马路朝西部走。他昂着头，望着河那边的山影。我们说过要去云麓宫一醉的，终归梦回岭峤。
    我带他到刘子章家。湘江边上，一条小巷子里，此地得天独厚地少人关注。
    刘子章已安排好，两夫妻和六岁的牛子挤一床，牛子的床让给客人睡。

    刘子章矮、耳背，侠义，什么都不在乎，很难见有他那样荡荡无碍、任意纵横的。
    子章是真的有些听不清楚，不过听得见朋友的话。其他人跟他说话，就笑容可掬地张开嘴“啊？啊？”
    子章总是笑，行住坐卧都在笑。劳教时这笑帮过他的忙，管教说他态度好，没怨气，最早一批摘下右派分子帽子。不过这同一种笑，曾经有过另一种评价，说是顽抗、是敌意、是不思悔改的花岗岩的笑。
    刘子章跟他爱人杨慈婉当劳教犯的时候成功恋爱，登记结婚后，子章特意去航运局向打他成右派的某领导道谢，说“搭帮你老人家了”。他给那领导留下了几根笔杆子糖。
    子章夫妇的热烈，使客人一点拘束都没有。夫妇俩不但不嫌烦，甚至明显地兴奋。友谊如花香充满矮小的屋子，我们觉得忽然有能力抗御人生冷硬冰窟里的深寒了。方桌上摆了酒和兰花豆。柏原善饮，举杯相碰的音乐比酒更醉人。他们在不认识之前已经是老朋友了，所以没有客套，柏原饮过两杯，就自顾自凝视板壁上一幅山水画，他进入那一点点山一点点水里去了。他或想往宁静干净的天地。等到他从山水里出来，不知是哪处伤使他做了一个痛的表情。很快又恢复了笑。笑得比从前轻松，笑得比从前宽广了，这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近十年的笑。当然，还是看得出笑里包藏的痛。那痛不是肉体的，此时经受的磨难、屈辱，找不出一个光荣的理由才是彻骨的痛处。他望了一阵窗外，没有月光，没有路灯，视线又回到朋友之间来。不用说，我们心里都有同一问，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

    这样的日子还长，后面还有十几年。我们当时没有能力预测这个“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中他搬过两次家。先在局关祠，危房，楼梯咯咯响，上楼时我总
担心楼梯会塌；后来搬到北门靠城市边缘一条小巷子里，那地方叫十间头；同李为群合租一处，李为群说“我们亦是患难之交亦是邻居了。”
    有次碰上他们两家缴伙买了一只牛头，在屋檐下炖。三个人喝了一餐好酒。那日凉快，巷子里有风，李为群兴起，大谈《前赤壁赋》。他们两个都背得。李为群通篇诵读，一再咀嚼“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我们都喜欢“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句。美文佐酒，三个醉人，檐下颠倒，直至天昏。柏原那天说，人活一世，真像做文章一样，要想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必得处处留神，笔墨须脉不得离弃自家丘壑；超逸、散淡、庄严、方正，都需大面上照管；人生毕竟又不同于做文章，最无奈处是谋篇布局有时由不得自己，遇势所不堪时，亦不能胡乱下笔，俯仰随人。

    这时他的儿女大了，女儿可以跟妈妈下乡种田，儿子可以上街推板车了。他自己在街道工厂被人称为“柏师傅”，这是当年武汉大学毕业后，连毕业证书都等不及拿，急匆匆北上寻找解放区的青年始料不及的日子。他必已解决了信念与现实的冲突，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一个生计艰难的小百姓很好地活下来了。莫淡吃无可奈何的日子，五味杂陈便是丰富。高压下能维持精神品味的人生是精彩的，他的人生是精彩的，襟抱不凡的知识分子这样无声地活下来，必有一个精彩的内心世界支持才可能做得到。回想一下那时我们经受的精神虐待，就知道不是一件容易忍耐的事。我们鄙弃的品行，正是在我们头上挥舞棍棒的人的本质，他们培养监视的眼睛窃听的耳朵告密的嘴，要我们在看不见的网罗下变节。他们最狠毒的一招，就是把我们原已拥有的信念抽空，使思想失去根据地，使我们的灵魂变成孤魂野鬼。这股力量过于强大，以致可以钻进心灵来捣碎一切，让我们原有的可以使我们是一个人的东西变得可疑。我们必需不断地重建，重建后又被摧毁，摧毁后必需再建设起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挤轧下抗争，否则我们都会变成无耻之徒和行屍走肉。

    进入他人生后半场后，这“十几年”结束了。他先组建了湖南科技出版社并任社长，后又调湖南省委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没有忘记友谊，与苦难中的朋友交游如旧；逢年过节一定会去的是刘子章家。
    在科技出版社时他就戒了烟。
    我知道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投入了大热情，但这时我与他不在同一城市，偶尔一见，也不能像在街道工厂时那样什么都可说。他这段时间的作为我想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能述其详。
    他在工作之余，旁溢为书为译注，他的字方正秀劲，与他本人风神仿佛；译注《人物志》，钩沉发微、文气畅达，为组织工作辩人、识人、择人提供了古人的智慧。
    一九八六年他专程拜访过母校，校长（没告诉我校长的名字）听他说到“毕业后没来得及拿毕业证书”即着人查，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毕业证书。当晚回到宾馆，他极快意地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先是赞叹武汉大学档案管理出类拔萃，接着说：
   “我今天才算真正毕业了。”

    他离休后的生活质量高，打太极拳、打网球、写字、读书，没把体内的癌细胞当回事。
    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说了好长时间。他说“最近总想起《前赤壁赋》”。当时我就明白，他已做好一切准备，他将以一个倜傥的姿势纵身一跃，投入到郁乎苍苍的无尽藏中。


    写这文时一直没有题目，我是以“无题”写下来的。“无题”本可以，唐人诗不有名作“无题”的；后想“无题”人或不习惯，就着《柏原流年》题“痛饮流年”罢。这“饮”不是“畅饮”的“饮”，是我们乡里人“饮菜”的“饮”，去声，“浇灌”的意思。好在痛浇灌的是流年，流年已逝，不去管它了。

                                            2009-7-11       05∶11pm　

我在长沙呆过两年，虽然当时离陈老所说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事过境迁，也许建筑变了，但那街道地名多数还在，读这篇文章，在心中把时空“还原”，别是一番滋味。

风中秋叶：等着和你开波尔多。

久不见猫，都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