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在珠海的第八屆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见到了汪国真，也在一个晚间朗诵会上听过他的朗诵，但印象不是很深刻。也许那天的听众当中年轻人不够多，或参加朗诵的名诗人太多，总之他给了我一个拘谨甚至落落寡欢的印象。后来虽然偶尔读到他的一些诗，也隐约听到他在国内所受到的冷热两极的待遇，但并没太加注意。最近听到他生病去世的消息，又看到网上出现的天南地北界限分明的批评狂潮，不禁想起了今年一月才去世的美国诗人罗德•麦克温(Rod McKuen, 1933-2015)。

 

虽然他们的境遇与成就不同，但这两位诗人的遭遇却何其相似！两个人都受到年轻人狂热的喜爱与追捧，他们的书都不可思议地畅销。在美国，麦克温的诗选卖掉了破纪录的六千五百万册，远远超过美国两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诗人佛洛斯特及艾略特所有诗集的销数总和，而他自己作曲又自弹自唱所灌制的唱片销售量更是惊人；在中国，汪国真的第一本诗集据说光是正版便卖掉了六千万册，更不去说那无法计数的盗版本。但尽管他们都空前地成功，两个人却都没得到主流诗坛或学院派评论家们的认可。许多人鄙夷地说麦克温的诗太过明朗不够繁复，糖分太多。1969年美国的《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称他为“俗气大王”。而美国名诗人谢皮洛（Karl Shapiro, 1913-2000) 更说他的诗“连垃圾都不如”；在中国，汪国真的批判者说他的诗媚俗，都是些没有生命力的格言警句的分行，九十年代的“汪国真热”败坏了时代的品位，等等。诗人欧阳江河更说他的诗，全都是些拼凑出来的“假诗”，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但这两位被指责的诗人和他们的粉丝们似乎都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麦克温认为这些批评同艺评家们对美国画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1894-1978)或少数几个评论家对小说家海明威的攻击如出一辙，都是为了他们的流行性及普及性而将他们排除在严肃艺术家的行列之外。对于这一点，连诗人奥登（W. H. Auden, 1907-1973)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他说麦克温写的是“给世界的情书”。汪国真更是老神在在。他说：“你想让我哭/我却偏要笑/每一次低我/总使我更高/赞美似露珠/诋毁是肥料/风来树更长/雨去山愈姣” 。

 

1969年我选译了麦克温在1966年出版的诗集《史丹阳街及别的哀愁》在台湾的《笠诗刊》上发表，我在译后记里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常想，一个诗人的对象应该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和寡的曲是表达能力不够的结果，不是高。老希望千百年后在“那遥远的地方”有那么个心灵相应，只是夺标无望后想获得安慰奖而已。诗人不再是预言者，先知，高高在上。他只是一个有人间臭味，是你又是我的平常人。罗德•麦克温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寂寞与迷失代表了这时代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寂寞与迷失。正如一个女孩子所说的：“我们能在他的诗里找到自己，他感觉到我们所感觉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处于这些寂寞又迷失的粉丝们的年龄，而且刚从台湾现代詩的迷幻困境里走出來，乡愁又重，种种因素使我一读到这些不矫揉做作，直抒胸臆的诗时，不禁眼睛一亮，忍不住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诗人及读者们。如果是在今天，我也许还会加上这么几句：

 

虽然我一向主张使用平易近人的口语写诗，但我要求自己将日常用语加以提炼，精简与创新。诗的口语化不是把诗牵进幼稚园去唱游。一窝风用俚语写诗，同一窝风用谜语写诗的结果是一样的：诗坛的偏枯。用表面上浅显简洁的形式来表达深刻隽永的内容，是对现代诗人的一个很好也是很有趣的挑战。


发表于《新大陸诗刊》149期，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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