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檐下燕窠（上）
文/刘荒田
《世界日报》副刊，2010年4月22日
此刻的水塘，是看透未来命运的明眸，还是映照昔日容颜的巨镜？我老走神，不住仰望只有不白的云朵的天空，
想起「微风燕子斜」的诗句，说话也结巴起来……
家乡的春三月，烟雨空濛的间隙，冷不防敞开一大片浅蓝的天，儘管没有彼岸的浓烈。旧金山的蓝天可不是温吞水般的，像梵谷的设色，纯粹得教人晕眩。上午，我和家乡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我的村庄。同来的三条汉子，两位是记者，年轻得来不及长鬍子，年纪稍长的一位是採访部的陈主任，上个月在旧金山见过几次面。他的专业精神早就领教过。这次进村拍摄，是旧金山所拍纪录片的延续。电视台的用意是较为完全地展示我这海外「草根写作者」的人生历程。
车子进村口时，轮子粘满朱砂色的泥浆，它刚辗过村前简易公路的泥泞。连接高速公路的引道正在兴建，一道土坝在田畴的边缘突兀隆起，从村前穿过，把烟景全糟蹋了。我不住抬头张望，觉得天空少了什么，却想不出来。陈主任把车停在池塘的围牆旁边，吩咐我下车，把无线录音设备挂在我的衣服上。「慢慢走，就像平时回家一般。我们一路录音，随便说没关係，我们会剪辑。」
好的，我轻咳一声，呼口气，拉了拉衣服下摆，起步。怎样走进家园？栖迟海外这么多年，岂能没有许多版本？二十年前作以还乡为题的诗，「回去，挑一根花旗松做的扁担」，此刻肩膀和手都空着。那么，以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沉重，以陶潜「载欣载奔」的猴急，以宋之问「不敢问来人」的惶恐；还是彷效三十年前当上祖父不久的父亲，自行车一驶上禾堂前的青石板路，就拚命摇铃，把村北端的孙子逗出来？然而，临场把所有拟就的脚本忘光，只是毫无沧桑感使命感地拖着「欧化长句」般的脚步。几尺之外，摄影机轻微的运行声，和稻田上空掠过的麻雀的啁啾，彷彿含着微妙的嘲讽。
「遇到乡亲，儘管打招呼，说说家常话。」陈主任在后面为我这蹩脚的演员当导演。可惜，一个乡亲也见不到。七○年代前的繁盛期，这是人口超过五百的中型村子，如今空落得叫人寒心。走过去，牆垣是上世纪二○年代建村时就有的牆垣，青砖剥落，却依旧直立。村头的小屋，最初做私塾，俗称「书馆」，趟栊还在，门却没了，望进去只有些破旧箩筐。四十年前，我当知青之初，在这裡教村裡尚未扔掉青春憧憬的小青年们唱歌。「毛主席语录闪呀闪金光」、「莲花板」在何处袅袅萦回？走过去，一个长草的空地，昔年是排球场，黎明前进深山、来回走二、三十公里崎岖山路，刚刚在禾堂卸下一百二十斤以上的柴草，伙伴们便呼啸而来，以被篱竹割出血口的手扣球、垫球。走过去，一座又一座瓦房，排成少有地整齐的「村面」，白灰水和靛青以及红的松烟颜料交相洇漫，成了大花脸。层层迭迭的石灰底层，有我三十多年前写的大标语，每个字一米五平方：「苦战三年，建设大寨式社会主义新农村！」
终于，巷口踱出一位陌生的老太太，不知是外来的还是老得我认不出来。出于表演的需要，我在老脸堆上儘可能丰富的微笑，向她问好，她可能被我背后的摄影机吓着了，慌得闪到一边。我摇摇头，在心裡对陈主任说：这镜头，你一定会剪掉吧？上午微弱的阳光，被檐牙挡着，我低头，先前的青石路哪去了？那些横贯全村的石板，是大跃进年代从运往水库工地的石料中「偷」来的，凹凸不平，唯一的好处是，坐车子回来的游子，进村时一番颠簸，成了重返坎坷岁月的预习。如今禾堂和道路成了一抹平的水泥地。怎么连一位熟悉的乡亲也见不到呢？我有点心虚。好在，走近家门时，阿波嫂在禾堂上疾步走来，看到我空着手，并不感惊愕，朗声说：「回家了？你家呀，如今发达了！」我笑着打哈哈，告诉她电视台来拍纪录片。
我家的老屋在村北端，位于巷口。自从三弟一家也出国以后，十多年间都是铁将军把门。陈主任问我：「能不能进去？」我说：「没带钥匙。」有一句话我没说，即便我带来足有半斤重的钥匙串，怕也难以打开锈迹斑斑的大锁和趟栊的「机关」。陈主任有点失望地环顾四周。他指着不远处说，到那裡录些镜头怎么样？我顺他的手看过去，离池塘十米处的社坛，新栽了四、五棵榕树、翠生生的叶子，静定在午前空寂的田野之前。说空寂，是指氛围，树下却有四、五位女人，老的少的都有，都默默地坐在「社坛」后面的石凳上。看脸孔都稔熟，肯定是附近巷子裡的邻里。她们马上认出我来，远远地招手。我走过去打招呼，一边暗暗叫苦，什么礼物也没带，怎么向乡亲交代？名字都叫不出来。站在年轻嫂子后面的老婆婆，比日本酱油还要黑的脸对着我，笑成沟壑纵横的立体地形图，嗓门细而婉转：「你家大头文还记得我吗？」我搔搔头，记起她来，说：「裕婶，没见好多年了啊！身体好吗？」「早过八十，就这样囉。」裕婶一家是村庄的缩影，她的丈夫，从前专替耕户犁耙水田，年轻时力气大得能把水牛按在地上穿鼻，因此以诨名「牛仔裕」称雄四乡。彪悍的「牛仔」在大跃进年代活活饿死在家。裕婶守寡守了半个世纪。我们移民前，她在我家门前的禾堂担任晒榖子的专业人员，那时，被乡亲叫做「大头仔」的儿子和裕婶一起玩。「大头文啊，说来笑死人！你妈把咸鱼放在禾堂旁边晒，我们骗大头仔，说有人来抢咸鱼，快拿回『阿人』（台山土话，意为祖母）的房裡藏起来！大头仔果然把盛咸鱼的簸箕拿回家，放在床上，用被子盖着，那个腥啊！」裕婶得意忘形地笑，牙齿掉光的嘴巴张成黑窟窿。我和乡亲说话，无意间冷落了电视台的三条汉子。陈主任怕耽搁太久，打断乡亲的话头，说：「开始录音。」榕树下没地方坐，波嫂回家拿来两张椅子。
春风从田峒吹来，放在过去，是没遮拦的，一波波地传递紫云英和秧苗的气息，但如今被稻田间耸起来的公路引道挡住，只送来挖土机的隆隆声和夯土机的突突声。乡亲们看到录影机和「上头的人」，知趣地避开。我眯眼看着池塘，微波在阳光下发射强光，恍兮惚兮，荡漾出知青年代，我全身泡在水裡，把痂一般的泥巴泡软，再一层层剥去。1969年春天，距今恰好四十年，我在村裡每天拿十分，担任最劳累的印格员（在耙平的稻田裡，推一个沉重的竹製三角形「格子机」，以格子往泥裡印下插秧的行距与间距），一晌的滚打，成了彻头彻尾的泥人。此刻的水塘，是看透未来命运的明眸，还是映照昔日容颜的巨镜？我老走神，不住仰望只有不白的云朵的天空，想起「微风燕子斜」的诗句，说话也结巴起来。敏锐的陈主任似乎看出端倪，果断叫停，说，换个地方吧，比如，在你家门前。
教我惊讶的是，干电视新闻超过十年的陈主任，凭直觉选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地点——我家「小门口」！家乡的老屋，按积久相沿的规矩，中间为厅堂，两边厢房，一曰大门口，一曰小门口。前者是父母的居处；后者，则是我从下乡当知青到出国前住了十一年的所在。原先，我家老屋是北端最后一栋，「小门口」的照壁后，一口边沿篱竹上爬满牵牛花的清浅小塘，塘边有我栽的落雨杉和苦楝，还有过儿子种下后，频繁向它撒尿「施肥」，导致蔫萎的西红柿。我们出国后，小塘被填平，村长的弟弟在上面建了新房。「小门口」和村长弟弟的房子之间，隔一条巷子。从老屋裡头打开「小门口」的坤甸大门，不复见到春天回旋布榖鸟叫声的山坡和油绿的竹林。陈主任把波嫂刚才出借的椅子扛过来，放在花岗岩铺的巷道。（上）（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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