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亦儒  亦僧亦道；狂之  哭之笑之。[/SIZE]  

    这一年，是清康熙四十四年，历史上纪年是一七零五年。

    刚刚进入冬季，天气便冷得有些不同寻常，加之“南昌故郡”近郊下起了大雨，“寤歌草堂”亦觉得寒气避人。一位八十高龄的瘦弱老人，蜷缩在房屋一角，极度痛苦地合上了他那双善于戳破俗世间各种媚态的双眸。他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也不会再叨扰他。此时，漫天的雨水疯狂地打在窗棂子上，时而哭之，时而笑之，似乎在超度着这个寂寞了一生的亡灵。这位老人，便是中国十七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八大山人。

    关于八大山人的含义，与朱耷同时代人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这样解释：“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又记载道：“余每见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连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意盖有也。”这便是说，朱耷画作上署款时常将“八大山人”连缀写成“哭之、笑之”字样，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据谢稚柳先生考订，朱耷60岁之前多作“传”、“驴屋”，60岁之后多作“八大山人”。

    明朝天启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江西南昌一个锦衣玉食的贵胄之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因其耳大，故名朱耷（耷：大耳），族名朱由桵。他的哭声，似乎宣告了他那贵为皇族的家庭已不足恃，似乎宣告了正在走向没落中途的大明帝国亦不足恃。

    作为明宗室后裔，明江宁献王朱权九世孙的他，敏感而又聪慧。在皆善书画的父、祖熏陶下，他自小便受到良好的艺术陶冶。八岁能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便能悬腕写米家小楷，由于朱明王朝《国典》规定，宗室子弟，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朱耷十七岁那年便“弃爵以民籍参加科举”，并获得了诸生衔。他从就“好穷究，善诙谐、喜议论”。“好穷究” 今日说来即是认死理。“善诙谐” 可理解为头脑敏捷。“喜议论”则可解释为好表现。这便是八大山人的真实面貌。由于他对这三点性格有着与寻常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强烈程度，在他十八岁清兵入关之后，他依旧对明王江山时刻“不忘熟处”，在后来的诗、跋、画、印中多次运用禅语、典故来加以表现。甚至对于为求生存而一直讳莫如深的身世，也是一旦遇有适当的机会，便要表露出来。

    清兵入关，从甲申一六四四年到戊子一六四八年前后四年间，南昌及周边地区无一日宁。

    当时的南昌名士彭士望在诗中亦云道：“王孙各窜伏，困苦无完裳。谁为杜杜陵，见汝哀彷徨”可以想象，作为明王孙的朱耷，外部生存条件是多么恶劣。大明帝国的败亡对他来说不止晴天霹雳，平民百姓或许还可苟延残喘。皇族，这个曾在他少年时代带来荣耀的特殊身份在这时却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符号。他面对着的是国已破，君已亡，家已败，父、妻、子俱死的残酷现实与巨大压力，其命运便如杜甫诗中所云那般悲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朱耷在悲愤惭惶之中，仰天长啸：愧矣！微臣不死；哀哉！耐活逃生。

    伤心之余，他三日不出声，十日不讲话，学着父亲佯作哑子。记载明王子孙的《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序说：“改姓易氏、匿迹销声、东奔西走，各逃生命。”是的，逃生，他只有逃生……

    那么，逃往何处呢？逃往深山老林吧，那里还有普渡众生的佛陀。

    这一无奈，在八大山人后来的许多诗文和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八大山人最终返俗的选择，亦充分地说明了其逃禅的被迫与无奈。

    据《个山小像》饶宇朴所述，顺治五年戊子，朱耷二十三岁那年，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长住禅林。而后，他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伴着青灯古刹，听着更残漏尽。过着 “楼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的生活。这一过便是十三年。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直到康熙初年，清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准许窜伏山林的明宗室子弟回归家庐。窥住禅寺山林的朱耷，便迎侍母亲回南昌供养。为长远生活，他即倾自己囊藏，在梅湖溪的青云谱建造道院：名额“青云圃”。 并且在此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徒耕田凿井”的道家生活。

    初为和尚，复做道士，彷徨不定使这位“金枝玉叶老遗民”寻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这期间，他的书画艺术登到了一个巅峰。一时间，他失去的故国山河在笔墨之下复归了，压抑的生命激情寻找到了喷火口，在隔断了几个世纪之后，朱耷承接上了魏晋时代那群洒脱不羁的灵魂，以至于到今日，阅读着他们的作品，还能感受到那种带着体温的心跳。

    康熙十七年，八大山人五十三岁。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后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并常卖画度日。后来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叶丹居章江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八大山人是清初著名的四画僧之一（另三位为髡残、石涛、渐江），亦是四画僧中唯一在禅门做过住持的僧人。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他一生字、号、别号极多，主要有：法名传棨，号雪个、个山、人屋。其中在做僧人期间，法名为传綮，法号刃庵，字个山等，又有“驴”印，“驴”款等名号。此驴印驴款，据陈鼎《八大山人传》云：“八大山人，更号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不以驴名，遂更号曰个山驴？”

    在书画上，他亦有许多画押，如“相如吃”、“三月十九日”、 “拾得”、“何园”等，含义较深。晚年时，他取八大山人号并一直用到去世。

    现存世最早的八大山人作品《传棨写生册》是八大山人在进贤介冈灯社时所作，其诗里诗外，为禅理所浸泡，诗云：“无一无分别，无二无二号。吸尽西江来，他能为汝道。和盘托出大西瓜，眼里无端已著沙，寄语土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丘麻。从来瓜瓞咏绵绵，半熟香飘道自然。不似东家黄叶落，漫将心印补西?”。从这些充满禅理、禅义、禅机的八大山人诗偈来看：八大山人的诗偈，是用心在与自己对话，他虽不像以往禅门的名宿大德，是在以对话或教训徒儿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禅学观点，但是这种写己胸襟的诗偈方式，亦是其禅学观点的最好代言。

    八大山人生命里独特的悲怆、书画里任性的狂放，是他极度抑郁与能量在心中的释放。进入他孤独苍劲的艺术世界，就如同走进一个超越理性思维之外的怪异世界，既有一点恐怖，又有一点向往。其花鸟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对象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如他画怪鱼、怪鸭、怪鸟，皆以白眼向天，方硬的眼框，翻着眼珠子顶到眼框边，从不向世人拋媚眼，充满了可爱的倔强之气。笔下有些鸟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触之即飞之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亦觉简略。这些形象，正是八大山人自我心态的写照。他直率地用戳破俗世间媚态的白眼。 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其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眼高百代古无比。

    他的山水画初师董其昌，后又上窥黄公望、倪瓒，笔墨质朴雄健，因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仰塞之情溢于纸素，意境荒凉寂寥。他在宣纸上泼洒的不是墨滴，而是泪滴。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他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八大山人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他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

    八大山人的书法亦成就极高，且独树一帜，擅行、草书，宗法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董其昌等，晚年以秃笔作书，大小参差，风格流畅秀健，处处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从其艺术特色看，总体可以概括为简、奇、意三个字。只不过他画名掩盖了书名，黄宾虹曾认为八大山人“书法第一，画第二”。

    八大山人是一座不可翻越的高山，他对后世绘画影响是深远的，完全可与西方梵高、达·芬奇相提并论。他的大写意，不同于徐渭，徐渭奔放而能放，八大山人严整而能放，后人能学其一二即可有所造诣，在书画界取得一定成绩。清代的“扬州八怪”、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巨匠，均是受其影响，在书画艺术上取得了较大成就的。

    如今，技巧替代了精神，艺术家大都痴迷于术，而忽略了道。我们还能再找到一个敢于为传统道义、为天人境界隐遁苦修的艺术家么？

忧愤悲歌的八大山人为我挂起了一幅心画：八大山人，书画狂放，生命悲怆，为禅入笔，淋漓畅酣。
谢谢毛毛！你为我再次勾起刘荒田的一句话：南亭是美华的新八大山人。或者以后毛毛可以写写南亭了。呵呵

通过五辬的文章，对这个书画界的奇人，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这样奇特的身世，造就这样的艺术家。命运横夺于他的，他在艺术中创造。国破家亡，避世修禅的身世，造就了令人高山仰止的艺术成就。

八大山人其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

他留给我们的是无可比拟的瑰宝。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