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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门前那棵老榕树
在家乡祖屋的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榕树。它是一棵孤独的树，也是一棵多情的树。有位老人家告诉我，在光绪皇帝登基那年，祖父要漂洋过海去金山，惜别之时，种下了这棵榕树，以寄托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记得自己七岁的时候，在夏日的骄阳中，这棵榕树撑开了它绿色的大伞，给地上投下了一个又圆又大的树阴。树阴里，被浓密枝叶筛落下来的光斑，像珍珠似的随着微风在地面上摇曳，跳动。在树下的长石凳上，妈妈坐着做针黹。我躺在妈妈的怀里，眯着睡意袭来的眼睛仰看大树，看着满树叶儿的颤动，看着枝头小鸟的跳跃；竖起耳朵，听着微风在枝桠中唱着的醉人小曲，听着远处溪流传来的潺潺水声……看着，听着，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在朦胧之中，仿佛感到老榕树伸出了一双温柔的绿色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和腰身，还在耳畔柔柔地唱着一首甜蜜的歌：“睡吧，睡吧，给你一片阴凉，给你一个甜甜的梦……” 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在老榕树下做过美梦的我，已经长大。可是，我却生不逢时，遇上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在一个令人烦躁的夏季，以一个莫名其妙而又众所周知的托词——“接受再教育”，从南国一个大都市里，我被人遣送回乡了。从此，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着土方，一头挑着困惑，迎来朝阳，送走落日。人生的车轮仿佛悬空挂起了，痛苦地打着空转。 在一个星光灿烂的晚上，我独个儿躺在家门前爷爷种下的那棵老榕树下，仰望着它那浓密的华盖。一个痛苦而又可怕的念头，正在折磨着我的灵魂。我苦苦地思索着，就像哈姆雷特那样，要给自己寻求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抉择：生存还是死亡？对生命的眷恋，对前途的绝望，犹如两把尖刀捅进了我的心。我依偎着老榕树，泪水涟涟，叹息不断，甚至咬着手背痛苦地在呼喊：“苍天啊，榕树啊，能给我一个启示吗？” 忽然间，来了一阵疾风。浓密的枝叶在晃动，满树的须根在摇摆。在暗淡的星光中，微微颤动着的老榕树，仿佛像个哲人泰戈尔，屹立在我的眼前。又一阵疾风袭来，在老榕树的枝叶的深深处，传来一种男性般的雄浑的声音。 这声音，仿佛是一个哲人的撼人肺腑的话语： “是水就要流，是光就要亮！要像爷爷那样，至少也给后人留下一棵乘凉的树！……” 我激动地流着泪水，抱着树干大声呼喊： “我懂了！我懂了！至少，至少，要给后人留下一棵乘凉的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的头发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还是在那个南国大都市里，有一天，我过去的学生们，不知道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一下子就来了一大群，为我的从教三十周年，开了个热热闹闹的谢师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行各业，不少已经是社会的精英，有的甚至当上了政府部门的长官。然而，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之间却是那么平等，那么坦诚，尽情显露着被禁锢了的童真！虽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学教师，然而我感到满足了。真怪，望着他们，心里忽然想起了家乡门前那棵老榕树……最后，和学生们拍照时，他们拥簇着我，紧挤着我，那时我感到自己置身于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 尔后，我和老妻，带着孩子们和媳妇们回乡度假。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全家欢聚在门前的老榕树下。这一棵由孩子们的曾祖父种下的树，又给我们撑开了那把巨大的绿伞。蕙风拂来，枝叶沙沙作响，仿佛老榕树又在歌唱：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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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爱穿唐装的老师
刘云云
记得我读高二时，暑假正值反右。听说学校最有名望的化学老师周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右派，在那时候简直是比杀人犯更为可怕的称呼。我们心中的偶像怎么会这样就被摔个稀巴烂，而且一夜之间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呢？单纯得像一掬山泉水似的同学们，对此都百思不解。
记得新学期第一天，第一节正是化学课。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巴不得早一点上课。预备铃还没响，大家却早就安坐。不为别的，为的是想快点目睹这位右派分子的容貌。其实他们都深知，这位老师绝对不会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他们只不过以这种举动，对这位老师表达自己的同情和牵挂！
矮墩墩的个子，乱蓬蓬的头发，黑瘦的脸庞，炯炯的眼睛，这就是周老师的素描画像。使人感到最有趣的，莫过于他那件几乎天天不离其身的蓝布唐装。这件唐装上那四个大口袋，更惹人瞩目。根据观察所得，这四个口袋各有其责。钱包放在左上袋里，不过从未见过其隆起过。右上袋是他的“档案室”，随时可以从中掏出一叠小纸片来，翻阅一下，哪个学生哪次考试或测验的成绩，都一清二楚、无一遗漏。左下袋充当了他的“公文包”，一进教室他就从这个口袋里拿出那本又皱又破的课本来。最神奇的还是那个右下袋了。他要板书了，右手往右下袋里一掏，就掏出了半截子粉笔来。板书完了，顺手又把它投进口袋里——这便是他一个经典的动作。怪不得他的右衣襟上，老是白花花的一片。有时候授课内容讲完了，就要我们写作业。这时候，他就像魔术师一样，从这个口袋里变出一个扁平的白兰地小酒瓶来。他笑着说，这是我润喉咙用的开水。不过，学生们经常看见，当他“润过喉咙”以后，脸颊上总会飞来了两朵红云……
听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一间名牌大学。求学期间，深知国家化学工业之落后，萌发了从事基础教育之志向。毕业后，他谢绝了某大公司的高薪招聘，来到了广州一间普通中学，当了高中部的化学教员。有人讥笑他，说有鸡腿不吃，偏要找大头菜吃，真笨！他听了傻傻地陪着笑，然后平和地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帮助孩子从小就树立科学立国之志，有何不妥？”结果他在这间中学一干就是二十年，而且成了一个著名教师，当上了市化学教学研究会的理事，发表的教研论文不计其数。可是，因为当过海关关长的父亲，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所以在镇反、审干运动中，本人虽未涉嫌，但是也成了“内控对象”。他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直淡泊名利，潜心教学。自知难以造福于他人，他就逃避了爱情和婚姻，甘当孤家寡人。闲时与杜康为友，一杯解千愁。有一次他和几位同事上茶楼饮夜茶。席间谈论甚欢，城府尽开。有人谈及斯大林的长相，周老师接过话茬，不经意地说：“斯大林够威严的，要他饰演凯撒大帝的话，那才叫惟妙惟肖呢，哈哈！”匪夷所思，半年后，就凭这句话叫他当上了右派……
高中生们所期望的铃声响了。那件熟悉的唐装又出现在黑板之前。只见他毕恭毕敬地向他的学生们一鞠躬，接着就说：“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这个戴罪之人如此宽大的接纳！我会竭尽全力地上好课的，我一定会的！”他用那变得有点呆滞的眼睛扫视了一周，也许学子们那些充满怜悯而又特别专注的目光，好使他感动，眼角分明闪烁着泪光。他从口袋抽出书本，往教坛上一放，就侧过身子，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截粉笔来，在黑板上以苍劲的大字写上了课题，就开始讲课了。他就像个出色的导游，用那富于启发性的语言，带领着这群高中生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神奇的化学世界……
末了，他腾出一些时间，让学生质疑问难。可是，等了好一阵子，都没有人举手。突然，有个小不点学生站起来，笑着说：“老师，我想大家都没问题了，您就润润喉咙，歇一歇吧！”这一下，整个课堂马上就雀跃起来了。周老师显得有点尴尬，却也陪着大伙儿笑起来。他挺着身子站立在教坛旁边，一边用右手使劲地拍打着唐装的右下袋，一边摇着头说：“没了，没了，那个东西真的没有了……”他的话语被一阵笑声所掩盖了。一个女学生又站立起来了，满脸堆笑地说：“老师，没那个不要紧，我给你斟杯开水，好吗？”只见周老师又摇头又摆手，连声说：“不用，不用，千万别这样！太谢谢了！”刚好这时下课铃响了，他连忙诚惶诚恐地给了学生们一鞠躬，就快步走出了教室……
三十年后，这群校友相约回母校团聚。可是他们被告知，那位值得思念的周老师已经仙逝了。这些年来，他默默无言地，无怨无悔地走着自己的路。听说只有在课堂上，当他讲课讲得最投入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他难以一展的笑容。一九七八年秋末的某一天傍晚，他在重症病房里接到了改正通知书。他挣扎起来，把通知书贴紧着胸口，望着窗外一夜无眠。当晨光初现的时候，他忽然灿然一笑，就安详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