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 风 起 天 末


--怀老南

(美 国) 刘荒田


一 、初识与永诀

 

  1976年元旦,我在家乡广东台山的县城,住在县委招待所里。在乡间和我一样当民办教师的青年人许荣,在饭堂里看到我,很是惊喜。我来这里,是因受招工的缘故--县劳动局属下的管理站雇我为行政24级的职工,这次进城,接受首次培训。学著作点新诗的许荣,是前来参加县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议的新秀。许荣问:“南飞雁也来了,要不要见他?”我害羞地点点头,心里那个激动啊,一似小镇一处僻静榕树头下等待相亲的后生!晚上,许荣把一位30出头的男子领进我的房间。许荣作介绍,我们作例行的握手,我不敢看他的脸,拘谨地坐在床沿。许荣把我放在办公桌上的几首新作递给客人,客人站着,两手支着柚木桌面,姿态象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革命导师演说,边看边点头,嗯嗯连声说:“嗯,起点很高。”从侧面看他,吸引我的首先是鼻子,端部肉多,略具鹰嘴的勾,使并算不出色的脸部平添南方人中罕见的骠悍之气。我的嗓子微颤,呐呐道:“能替我改改吗?最好,收我作徒弟。”他站直了身子,灯光映出庞大的影子,中等偏高的个子,阔肩,略显肥胖的身躯把半旧灰斜纹布青年装的边角撑到尽头。在纤瘦者居多的文人圈内,他的伟岸尤其触目。他豪迈地挥挥手,说:“文学是阶级的事业,一起干吧。”然后,三条汉子或坐或半卧,聊起天来。我的话最少,一来仰慕过了头,不敢在偶象前乱说,怕露馅。二来忙于拼凑记忆的碎片,老走神。印象中较明晰的有两桩,一是:1962年某天,在台城的环城公路上,和我一起骑单车的朋友,忽然指着前面不远处嚷道:“看,南飞雁!”我只来得及捉到一个戴笠帽的身影,匆匆消失在趁墟的箩筐阵中。随后,这位高考时报考文学系的学长对我介绍,南飞雁,是一位农民作者的笔名。二是:上高中时,到县图书馆去,办理借书手续时,背后三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争论著什么:“《普希金抒情诗选》非看不可!”“算了吧,过时了,看我这本--严阵的《竹茅》。”看年纪,都在20出头,凭直觉猜测,他们是文学的狂热分子。我万分?慕地偷看着,他们借了一摞书,矜持得象开屏的孔雀般出门去。这幅图景,我从来没有向老南兄求证过,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三人中必有他,其他两位,也猜得出来:朱XX和唐X。文革前及其间,常常在《台山报》、《台山文艺》和地区级《佛山文艺》,偶尔在《广东文艺》和省的党报《南方日报》看到的名字,化身为血肉,和我面对面,抽着我恭恭敬敬地递上的“丰收牌”香烟。这是第一位有幸亲聆謦Kai的名人,我手足无措,很想问他文革前的笔名,为何弃置,而用上本名,还在前头加上“农民”。我根据他的本名黄英晃,称为为“晃哥”。他逸兴遄飞,侃侃而谈,宣告:刚刚接到《广东文艺》杂志诗歌编辑黄雨的信,他的民歌体新诗《机耕路》已决定刊登。然后,他娓娓传授投稿的秘诀,大抵是善辨风向,投配合中心任务的稿。待到和编辑熟了,拉点私人交情,这以后,即使是退稿,也不再是编辑部铅印的公文,而是编辑的亲笔信。不过,以当时的纯洁,他并没提到请客送礼。“知道海南的洪三泰吧?《诗刊》一月号出他的组诗,他告诉我,投稿要采取集束手****战术,一送就是三四个组诗,让编辑的印象马上深刻起来。”他说。如此新奇的世界,我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

  深夜,两位新旧朋友告辞,打着长长的呵欠离开房间。我得无法入寐,“晃哥”一句也许并不当真的话:“以后我们合写,集中火力猛攻一两家报刊,不愁上不去。”我盯着蚊帐,联手出击的计划具有了丰富的细节。元旦过后的早晨,我在人工湖畔的柳树下坐着,那是7年前进城念师范进修班时,傍晚读《诗品》,看碧波上翻卷的紫荆花的所在。掐掐指头,磨剑10年,见过“晃哥”后,“霜刃未曾试”的抑屈消褪了,有的是“今日把示君”的豪情。

  初识的一面,决定了以后28年间两位男人的诸多纠缠,从感情到职业,到事业。有最先也有最后。岁月一跨,到了2004年7月一个午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诊所。我陪双亲进来,心情沉重地坐在等候室里。父亲患的是普通的哮喘,但过分谨慎的医生瞎折腾一通,要对老人的心、肺、肾、肝作全面检查。这一趟,是来听医生分析检验结果的。房间里坐满了病人和陪人,都是同胞,无一有笑容。人一旦沾上老和病,就这般沉重,满室里堆积的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门开处,进来久违的老南。我一惊,问:“怎么到这里来了?”他捂着肚子,皱着眉头,低声说:“腹部胀气。”我挪挪身子,让他在旁边落座。

  他转过身去,端详着这位曾在多年间相濡以沫的至交,推心置腹的兄长,和10年前比,他的体重减少了好几十磅,从肥胖型缩到正常型,虽然病容可掬,但仍旧象往常那般,一身经过精心洗熨和陪搭的“写作楼装束”。我悄声问他病情,他摇摇头,只懒洋洋地回一句:“让医生看了才知道。”好一阵难堪的沉默,电话铃声格外聒耳。我不大好意思,没话找话:“9月份山东威海的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你们作家联会,有没有人去?”“好象有几个。”“都是谁?”“XXX,XXX,XXX,还有XXX,不过没确定。”“那你去不去?”“我能去吗?满身是事务”他的嗓音象是哀鸣。

  “倒也是。”我同情地说。谈话到此嘎然而止。不是没有可谈的,而是因为我触动了心事,生起气来,不想再搭讪。断断想不到,此生和老南无数次热烈无比的笑谈,关于诗,关于乡情、人生,关于果子狸的清炖和“潮境萝卜”的做法,在落寞乃至敌视的气氛中结束,这可是无可补救,无可挽回的终结啊。我恨死自己的狭隘。我生他的气,说来话长,涉及的是旧金山文学团体的小纠纷。去年,老南坚辞担任了近10年的副会长一职,把会里一些会员拉走,成立了一个“作家联会”。老会长对突如其来的分裂又惊又气,要和他面谈,他不肯。我对老南此举不理解,不支持。老会长多年有恩于他,老南移民初期的作品,发表在老会长办的报纸上。尔后,老南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是老会长耗资费力,才得以在国内出版的。20多年间,老会长和老南的交谊不谓不厚,互相扶持,小至发表作品大至办《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杂志,老南居功不小。老会长从我们的“新移民”时期至今,没间断过对包括老南和我在内的诸晚辈的扶掖。可是,老南为了一篇稿子没能及时在《美华文学》刊出,把帐算到并不负责具体编务的老会长身上,加上其他误会,从此成了陌路。尽管老南的分道扬镳,并不冲我而来,我还是要为行事正派,为人忠厚的老会长抱不平。从此,和老南藕断丝连的情谊近于完蛋。我最后打给他的电话,是代家乡的《文学报》约稿,他又冷淡又无奈地说,侨社的事务,琐碎得要命,哪能写东西?退休以后再说吧!

  在候诊室,老南和我并肩而坐而无话可说的尴尬,是这样结束的:柜台后的护士叫我父亲的名字,我陪着拄杖的父亲走进诊室,听医生作“判决”。果然没好事,出语总显出不耐烦来的医生说,父亲的内脏多处出毛病,须住院作进一步观察。我匆匆忙忙地步出诊室,去把车子开来,好送父亲去医院。出门时,老南坐在老地方,我怒气未消,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向他摆摆手,便离开了。也许是预感吧?走了老远,脑海里依旧清晰地印着他的姿态: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按着椅子的边缘。至于装束,和这十分注意外部形象的5年间一样,鲜亮的淡柳条衬衫,酒红色领带,笔挺的西装蓝色裤,米黄色上衣。减肥成功后,翩翩丰仪,今天虽然脸带病黄色,但脸部以下仍旧可观。

  这就是永诀。离他辞世的9月4日,还有两个月。从1976年到2004年,28年间,和他至少有15年是至交。最近这5年,浓酽的友情才被渐渐稀释为见面握手即匆匆告别的寡淡。前些年,我路过唐人街的宁阳会馆,只要有空闲,总要踱进去,拉他到附近的莺咕咖啡店,喝半杯没味道的下等咖啡,听他叹息在侨社当文书如何日理万机,琳琅满目的“商董”、“总董”和主席们之间,关系如何微妙,他边说边把溅到把胸前花领带上的咖啡斑点抹了又抹。抢着付帐的总是他。10来分钟后,他匆匆赶回会馆三楼,在办公桌前,以人见人赞的硬笔书法,抄写“春宴席次”和“XX公所第X次会议记录”。最热络的一次是三年多前,我约他在唐人街餐馆见面,送他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他客客气气的,尽拣好听的说,我淡淡地笑。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进餐馆如进家门,一副大爷的架式,一落座,侍应生就鞠躬如也,来套热乎,他不怎么谈文,但对“干炒牛河”的“锅气”和老板娘的婚姻如数家珍,可见他业已成为“地头蛇”。

  最初一面和最后一面的间隔,近似于墓碑上生年与卒年之间的破折号。以28年光阴所组成的间隔,不是他和我的全部生命,但它是人生的核心部分,它的之后,于老南是旧金山郊外相思树荫下的墓园,于苟活的我,也是夕照下黄叶飘零的末路。从这28年,想起土耳其人的谚语:“男人,比钢铁坚硬,比石头顽强,也比玫瑰易碎。”
 


二,从“南飞雁”到“黄英晃”



  老南长我8岁,我认识他时,他行年36岁。这以前,他常常对我说起他的往昔。总的来说,不脱一般农民的困顿与劳累。大跃进年间,他在村里呆不下去,当上盲流,在广州火车站当临时装卸工,在车皮上卸媒。回到村里,他和那时年轻而有力气的农民一样,种田,墟期载上盛着罗卜、番薯和花生的麻袋去摆摊。在物资短缺的年份,他骑车一整天,纵横上百公里,到阳江去采购食油,再运到墟镇出卖。这叫“§壮壮投机倒□□”¡{,让工商管理所的干部抓到,可要挨罚款乃至游街批斗,好在他没出过岔子。初结交时,两人上茶楼,他兴致起了,爱吹一辆单车,一副车箩,从事长途贩运的冒险生涯,少不了无伤大雅的使奸耍滑,比如在花生油里掺进从冬瓜榨出来的汁,再摆在墟场上出卖,在秤砣里塞铅块。我起初听了惊诧莫名,原来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农兵作者”,思想境界和普通百姓没两样。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家里发生“能源危机”,要我在县城给他弄些蜂窝煤,我央求家在城里的老师,匀一张煤票给他。他进城来运媒,我请他到“湖心舫”吃了顿午饭,他在25年后仍旧道谢再三。两人热络了后,爱放开来谈政治,对台上横行的四人帮,我不必说,这位为陈永贵来广东传经写过赞歌的人物也一肚皮怨气。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在席间,我打趣说,第一次见面,你不是宣告“文学是阶级的事业”吗?原来你的“反动”比我差不了多少啊。他大方地说,谁没有三几副面具?上头的大编辑还不一样?你见过世面少呢。当然罗,公开场合要把嘴管住。倒也是,1976年初,老毛已在酝酿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的风声正紧,县城广场每次开万人大会,都枪毙几个犯人。

  1976年初,寒假过去,老南凭着在乡间的文名,被本乡中学聘作民办教师,月薪30元。他得意非凡地对我说:“初中毕业生当高中教师,你说饭碗是不是骗来的?”我正色道:“中小学教师成千上万,毛泽东去世后,把悼诗登在省报的,仅黄英晃等两三位。”我并没有拍马,文革前的“南飞雁”变为“农民黄英晃”以来,创作上的成绩颇为骄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一年中总登出他的几首诗,远的有《陈永贵同志送宝来》,近的有配合批判“中国纳吉”邓小平的《颂歌献给小靳庄》。几年间,我好几次送他去车站去搭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他在那里住进报社的招待所,领每天一块钱的“误工补贴”,奉命赶制作品。比如毛去世后,在响彻神州的哀乐声里,一个长途电话把他招去,他用两个星期磨出一首诗。按说,这般一丝不苟地遵照旗手江青“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模式,且受特别关照的创作,作品是百发百中的,但有时只带回一张小样。他苦笑着解释:“稿子写得好苦,推翻重来不知道多少遍,才弄出定稿来,所有关卡都通过了,小样打出,只待值班副总编往版上贴,可是临时因为稿挤或者突然插进重要稿件,贴上版还给剥下来,往后,时效失去,编辑摇着头,把没能贴上版面的铅印小样送给我,算作纪念。”文学比新闻短命,真是时代的绝佳注脚。不过,他并不专写“报道式”的短命诗,由文革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品》变身的《广东文艺》杂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登了他的民歌体抒情诗《机耕路》。他喜不自胜地让我看了那一期,黄英晃名下的作品占了一页半,仿宋体字,配上插图,果然堂皇。他进城来,坐在我所在的办公室,晃着二郎腿,尽情赞美《作品》的诗歌编辑黄雨。黄雨先生确乎是凤毛麟角的编辑家,有抱负,有根底,有正义感。可惜生不逢时,在编辑生涯中耗尽心血,只成黑暗时代的殉葬品,这些教人感叹的行迹,我是从广东作协的同仁们在黄雨去世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知道的。当时,老南口中的“黄雨老师”,是个有点怪僻的和气老头。“大烟鬼,张口全是黄黑的牙齿。潮州人,怪不得泡工夫茶那么拿手。我到他家,他掏出一听珍藏的上等普洱,积满茶垢的宜兴红泥壶,用火水炉烧工夫茶。我皱着眉头,浅尝一下,苦得要命,他在旁边说什么橄榄炭,虾须水,什么韩信点兵,关公巡城,我只差没吐掉。”黄雨点石成金的改稿本领更教他五体投地。“看开头好了,我的原稿是‘机耕路,田里铺’,他改为‘云里铺’。最后一句,他用‘山间鸟道任纵横’换下我的‘战天斗地乐无穷’,岂止一字师啊!” 他担任高中三年级语文教师时,以纪念周恩来为导火线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随即,批邓在全国展开。我那时在县劳动管理总站当办事员,常常到下边的分站转悠,名为“调查农村盲流劳动力”,却不必办什么事,穷极无聊时,爱到白沙中学所在的小镇去,为的是拜访我的崇拜对象。进校门,看到初为“人之患”的黄英晃,一本正经,什么都干,上台演话剧,往批判专栏贴楼梯式“枪杆诗”。夜晚,我从每晚宿费一块钱的高档旅馆溜出来,到老南的宿舍去。在他那个被杉木皮搁成的小房间,实地领教他作诗的狂热。在案头,正放着一叠新诗《祖国的地图》的草稿,我一页页翻读,暗暗佩服。他以雄鸡为中心意象,歌颂祖国的版图,试用了许多种抒情方式,一次次地改换,从节数到韵脚,从比喻到联想,每写完一个初稿,就把稿纸粘成长条,贴在板壁上,再点起一根烟,边喷烟卷边默念。老杜“新诗改罢又长吟”,多少是风流自赏,他却是在下死劲磨。“我手写我心”和“揣摸上意”的“硬写”,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扫视一遍房内,长纸条挂了半面墙壁。果然,他以好几个通宵,抽光好几包“鹿”牌生切烟丝,终于写成,投出,一举实现同行们所妒忌的“作品过黄河”,登在全国性月刊《少年文艺》上。

  1976年,中国的政治舞台演出了富戏剧性的重头戏,我的思想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见到老南之前,我蛰伏在古今中外名著的洞穴里,远离现实,和任何宣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题的“文学”没有瓜葛,与任何“工农兵作者”没有来往。在村里,与因写“反动日记”被清洗回乡的诗人刘云云为伍,共用一个蔚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村前有线广播播送着县革命委员会《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杀气腾腾,让人听了心里发毛。我和刘云云则在爬满牵牛花的?竹旁交换新成的诗作,我的是:“春莺在河边叫了一声,走了”,他的是:“圆锥形的峰顶/升腾着乳白的烟雾/是谁点着了/这个蔼拜苍天的香炉?”

  以和老南合作为起点,我走进教我至今痛心疾首的歧途。那年代的心境何其矛盾,一面,在心里咀咒残暴的专政,令知识分子窒息欲死的思想钳制。所读的名著,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罗亭》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更不必说以“创造即生命”的信条,指引终生的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被我不间断地读了5年、精装本的书脊给翻出线来的10卷《鲁迅全集》,都和眼前的“文学”全然两样,我痛恨语言暴力,厌恶郭沫若的新着《李白与杜甫》,宁愿跟随不名一文的刘云云,写换不来工分和前程的自由诗,尽管稍不慎便可能当上“思想反动”的典型,往下就是10年劳改乃至“吃花生米”。另一面,抵御不了现实的诱惑,渴望出名,梦想着稿纸上的诗行变为报章上的铅字。古往今来,不甘寂寞,使得多少文人堕落为统治者的跟屁虫。至贫至贱的生存状态,饿死或瘐死的边沿,仰看着“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才,那种安全,那种尊荣,说不眼红是假的。实际一点,当稳走狗以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吃上“国家粮”,当上干部,涉足仕途,实现这美好的前景,只要有一枝让“上头”看得起的笔杆子。于是,文学青年争先恐后地投身波谲云诡的运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我试了,剑锋所向,却是自己一直悄悄的朝拜着的文学圣殿。可是欲罢不能,在从“南飞雁”时代就要以文学出人头地的兄长引领下,我开起通宵来,写歌颂“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屁诗,而且小有名堂--在广东省出版的《知青诗选》里,出现了我的名字。这本诗选刚刚上了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架,老南和几位进城开会的业余作者逛书店时看到了,老南翻开印着我的诗的那一页,高声说:“姓刘的,别看从来没露过面,厉害着呢!”

  用发热昏式的诗行和冷嘲当道者的闲话填充的友情,一发不可收,书信和电话不断。有一次,我骑单车跑了40公里到白沙中校找老南。老师说,他打篮球扭伤了腿,没法走路,在家疗养。我骑单车直趋潮境步圣里。他家的屋子,是全村最好的,水磨青砖的墙壁,举凡门窗拉栊,厅堂里的酸枝椅,廊楼上的雕花床,无一不是南洋进口的坤甸木所作,可见从前的殷实。他的养父、养母,妻子儿女都在家。我和全家人围坐一桌,吃了一顿青菜加头菜丝蒸猪肉的午饭。

  春末,被稻田包围着的村子,风带着紫云英的馨香和沤肥的臭味。井沿传来洗衣妇人的谈笑,他的养母往巷子地上撒了一把谷子,引来一群麻花鸡,她抬脚把不属于自家的鸡赶走。老南的太太出勤去了,孩子上了学。长相儒雅的养父上潮境墟去“叹”他的“一盅两件”。趁屋里没了闲人,老南领我到二楼去,那是他的书房。
我和老南坐在阁楼的藤椅上,面前放一包生切烟丝,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青花碟。老南捧来一本剪报,上面极工整地贴着他历年发表的作品,最早的是注明刊登在贵州《山花》杂志1964年某期的新诗《路工颂》。24岁的乡村青年,在省级文学刊物上露脸,无乃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此,他铁下心当诗人。据他介绍,这首短诗还成全了他和妻子的姻缘。开始时她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个小她两岁的毛躁小伙子,看了字体漂亮的情书里夹着的诗,才动了芳心。此外的剪报,以县级刊物居多,其次是地区级的《佛山文艺》。基本上是流行的格式,四行一节,一韵到底,还有楼梯式和民歌体。好些页他匆匆带过,不让我看,我硬要看,原来是《三句半》、《锣鼓词》,还有台山土风--木鱼、卖鸡调和禾楼歌。“羞死人,都是他妈的赶任务。”然而,他说起在水库工地,怎样靠写表扬好人好事的民歌,逃过累死人的劳役,又充满了狡猾的自得。

  谈得兴起,他捧来一大叠信件,都不是普通的信纸,而是十六开本的白报纸,钢笔字都很大,很潦草,比不上老南字体的俊逸,但龙蛇飞舞,流畅中别有灵气。写信人是同一个:唐X,这位比老南大5岁的中学教师,论对诗的痴迷,比老南犹过之。唐X早在大跃进年代,已在省级报刊发表诗作,文革前几年,自以为火候已到,向诗坛全力冲刺,和老南,以及另一位年龄相仿的诗友--高考落第,在高中时就因在万人大会朗诵自作抗美援越长诗而名噪全县的朱XX,成了莫逆之交。老南和朱XX,常常到唐奇所在的中学去,住进唐奇的宿舍,没日没夜地作诗。稿纸上未必有分行的抒情,但烟灰缸总是成了小山。那年头写诗,功夫花在看报纸捕捉上级意图上,看革命形势上,官方发表了批判苏修的“九评”,为了配合“反修防修”,写一首《红军的草鞋》;开春以来没下雨,看来很快要全民抗旱,来一首《斗天歌》吧!邮寄到省报后,天天对老天爷说,雨千万别在稿子刊登前下来啊!这三个30岁不到的业余诗人,各有专长,老南的琢磨劲头带着农民的呆气,专抠技巧的唐X很能出鬼点子,朱XX的才气次于唐奇但优于老南,专在两人为“用谁的诗句”吵得不可开交时和稀泥。晚上,关起门来,讨论,推敲,抬杠,抽烟,呻吟,骂娘,到半夜,一起哀叹“灵感枯竭”,非要到野外去,在星光里寻觅诗句,门打开,满房烟气涌出,有如爆炸了烟幕弹。有一次,唐X说吃鸡蛋很能刺激“烟士披离纯”,两人拍腿赞成,一起摸黑去敲邻村农家的门,买了几只,加糖煮了,喝下,三条汉子躺着,静候缪斯的君临,到鸡声起时,房里此起彼伏的,仅仅是呼噜,揉成一团团的稿纸散在地上。唐X和老南,相聚时作诗,分开时写信。唐奇的信,谈自己的新作,豪气贯云,自夸构思的奇拔,诗句的警策,玩味画龙点睛的妙字。“嘿,你看这一句,绝了吧?”“妙手偶得,前无古人,你难道看不出来!”不然就是雄心万丈的计划,组诗《老贫农的心音》,交响诗《风雷颂》、《榕树情思》、《瀑布之歌》,满纸云蒸霞蔚,可惜多半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而废。信都是文革前写的,10年后我捧读仍旧觉得烫手。有的十分颓唐,骂报社,骂编辑,说这么紧跟形势,构思新颖的作品还是退回来,瞎了狗眼了。有些作品,编辑早就来信说“留用”,不料政策转了向,厚厚的一沓原稿连同编辑写在编辑部专用笺上、才三行的道歉寄了回来。“老天无眼!”唐X在稿纸旁边加了眉批。老南回顾昔年的痴狂,心潮澎湃,在阳台上缓缓踱步,轻轻吟咏:“坡上挂翠/田里流油/江南春/浓似酒”,诗句是严阵的,然后宣称:严阵的《竹茅》和闻捷的《天山牧歌》,是“千古绝唱”。唐X漫无边际的自夸,自我欣赏,从大跃进时代承袭来的升虚火式的表述方式,我读着,并没一点反感,只有由衷的欣赏。就在这一刻我记起来,文革前在县图书馆借书时,所见到的三位青年人,就是他们。

  我和老南,开始了同样的合作,一首我由写出初稿的抒情诗《侨乡的山》,老南熬过几个通宵后改,寄往《广东文艺》,因为刚好配合打倒四人帮后的“落实侨务政策”运动,很快登了出来,稿费14元。那时我的工资每月28元5角,分到手的7块钱,够4个人下馆子吃“一鸡三味”,但它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也超乎“众口相传”的荣耀,它在“走哪条路”这人生最紧要的问题上一锤定音。

  在这首据说获得广东文学评论权威萧殷好评的诗上署名的,都是父母起的本名:黄英晃和刘毓华。对老南来说,从文革前的“南飞雁”,在文革和“拨乱反正”中变为“黄英晃”,写作套路没变,都是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当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中心任务而写,主题先行,他是轻车熟路,却苦了我这个既不情愿也不习惯的初入门者。本来,我在脱下红卫兵袖章,回乡当知青和民办教师这七八年间,除了学校的墙报和政治学习会后,不得不写的“学毛着心得”和“批林批孔”稿件,基本上没有写过应制诗文。对专制政治的厌恶和抗拒固然是主因,但不能讳言,另一根由在于和家庭和自己和距离官家太远,想当跟屁虫和吹鼓手也投靠无门。

  埋头作诗的老南,到了1978年冬天,忽然和诗断了关系。我们的家乡,海外居民和本地一样多,号称“中国第一侨乡”,邓小平主政后,两个“凡是”完蛋,闭锁多年的国门打开,被压抑多年的移民热马上兴起。第一波是澳门,县公安局一批就是几千人,一窝蜂地涌过拱北,几乎挤破蕞尔小岛。第二波是美国,那才是台山人传统上的第二故乡。旧金山从淘金潮到上世纪50年代,台山方言居然成为唐人街内的“标准中国话”,须知台山不过南海边一个百万人口的县份,可见台山人的众多。这年头,国内新政刚刚开始,侨眷们惊魂未定,生怕以朝令夕改为特色的当局,第二天醒来,又把海关的大门关上。所以,当我从借调到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的同事中了解到,老南一家也在批准出境名单上后,马上给40公里外的老南打了电话,告诉他,时局尚未明朗,被批准出国人的太多,你们启程以快为好,愈早愈安全。果然,老南夫妻和儿女三位,在领到出境通知书当天,在晚间来到县城,住了一宿,次日上午,乘车取道深圳,经过破旧的罗湖桥,到了飘着米字旗的香港。

  拖家拉口的老南,踏上罗湖桥上横排着的,颤悠悠的木板条时,该没有想到诗,心间洋溢着的是“老天终于开眼”的兴奋。台山人,尤其是男人,传统上的理想是两个字:出国,土话叫“出路”(这里的“路”,主要指外国,约定俗成地指花旗国)。“出”就是一切,管你是当牛马还是享洋福。被民谣描写为“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富有金山客,在乡间的形象,是被侨批局送款员送到门口,引来整条巷子的?慕目光的侨汇单;是花美金建起来,象老南养父家那样的“廊楼屋”;是“金山婆”雪白脖颈上的金链和趁墟回来,圆篮里满登登的鱼肉。老南的岳母解放前移居美国,早已入了美国籍,许多年前已为老南全家申请到移民签证,因文革的阻碍,到现在才成行。

  我和老南在这方面近似,妻子的父母在美国,早已为我全家办了申请,但我那时还没领到中国的护照,无法到设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去接受约见。送老南全家上了长途汽车,并没有多少依恋,他频频回头,怕官方派人来追截。别说治保会,就是中学的校长,凭“学校缺教员,暂不放行”的理由,就能把他赶回头。车开行时,我大声说:“旧金山见!”老南全家在香港呆了3个多月,虽然住在钻石下的木屋区,那是当木匠的生父的居处,可是从连肉也难得吃上的穷地方,骤然进入物质丰裕的资本主义疆界,新奇和舒畅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后我和他一样,路经香港移民美国,入夜时分进入灯火如白昼的九龙,惊叹脱口而出:“早知如此繁华,我该在10年前偷渡。”他从香港邮寄给我的五本《七十年代》杂志,同事和朋友排队传阅,回到我手上时破烂得近似纸浆。1978年他到了旧金山,寄来的第一封信,交代了两点:第一,在美国得熬苦,你要作好进中餐馆当“厨房牛”的心理准备;第二,十分孤寂,只有你来了,闷死人的日子才会改观。最后是一首不伦不类的旧体诗,以这两句结尾:“诗心不老情不竭,携手合谱锦华章”。



三、从“黄英晃”到“老南”



  老南在旧金山望穿秋水,我在故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这状态终于到头,1980年7月,在老南迁居近两年后,我和妻儿也“上埠”了。5日是美国独立节,北美洲的天空,蓝得那末幽深,我刚抵达岳父母的家后,头一桩事是给父母送信报平安,汇去岳父给我的“回头银”60美元。第二桩,给老南家拨电话。他在唐人街餐馆没下班。当天夜晚,他兴冲冲地赶来。稍嫌紧窄的三件头西装,70年代流行的灯芯绒小喇叭裤子。乡间一别后,他的体重增加了30磅。然而,胖恰衬出派头。他两手抓住背心的两侧,自得地说:“没这个肚腩,谁信你是金山客。”我们在金门公园旁边的林荫道上散步,他给我上移民第一课--过马路。晚上,他请我在格利大道的五福楼吃了一顿北方菜,平生第一遭尝到鲍鱼。为了纪念他为我接风,在我来美5周年,10周年、15周年和20周年的纪念日,我都请他进五福楼,也差不多都坐第一次来所占的方桌子。五福楼也够顽强,在餐馆老板走马灯似地换的中国人聚居区,存在了20多年,一样的招牌,一样的装璜。老天有情,让从故土携手走到异邦的朋友,有一个不曾被淘汰的所在,让我们就同样的“鲍鱼片杂锦煲”,为日逐凋零在秋风里的友情,稍加培护。说这是“一饭之恩必报”太郑重了,不过是借个理由来聊聊天。

  细想起来,不能不动情,这位脑筋不算灵光但厚道、不爱搞小动作的友人,在新移民的岁月,施与我和我的家多少温暖。我忘不了到达旧金山的第一天,他塞给我80美元,说送红包是金山客欢迎新乡里的规矩。这笔钱,相当于他两天的工资,血汗钱啊!那时在唐人街茶楼的厨房,他在熊熊的煤气灶前一站就是一天,不停地把放满一碟碟虾饺烧麦凤爪排骨的蒸笼放上拿下,循环往复,都是腰的功夫,结果累出个坐骨神经痛,最疼的时候,他和我走一个街区,就嗤牙裂嘴地蹲在街角呻吟一阵。

  以后的10多年间,老南和我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谈诗,一起游玩,一起去访问老诗人纪弦。两家人常常聚会,在他家吃他精心烹调的广东菜。头几年,我忙于养家活口,案头的日记本上,除了刚到时写的几行诗外,其他的光阴都被汗水、疲倦和乡愁填满了。老南却很快恢复了写诗的习惯,这也要归功于黄运基先生所办的《时代报》,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用武之地。他把“南飞雁”改为“老南”,老气横秋,但和中年的心境合拍。那些年我一直打两份工,只当诗坛的旁观者。老南不写则已,一写呆气就上来了,这可害苦了我。我夜间下班晚,早上起得迟,他可不管,常常发动突然袭击,电话有时是子夜,有时是破晓,反正他没睡,也不让最能容忍他放肆的朋友睡。我从梦中惊醒,迷糊糊地听,他兴冲冲地嚷:“刚刚写好的,听着”随即,响起带着睡眠不足的沙哑的台山乡音:“一座细小而又普通的坟墓/座落在侨乡台山幽深的山谷/雨打风吹,山坟的四周已经残缺/霜侵雾蚀,墓碑的字迹早已模糊”我捏着话筒,想象着他双腿高高搁在书桌上的姿势,摇头苦笑,打断他:“慢着,先交代背景好不好?”“呵,对了,是这样的,我在华侨史上看到一位乡亲,叫黄美新,15岁来美,替洋人当管家,一干就是60年,1952年回到故乡后去世,所以要写老侨工落叶归根的情怀。”“很有狐死必首丘的古典情怀嘛。”我说。“就是就是,你听下去。”他益发得意,高声诵读,我勉力撑起沉重的眼皮,“啊!日夜兼程,送一把泥土/这泥土的重量谁也无法计出--/因为这份人世间稀有的深厚情谊/早已超出阶级、民族和国家的限度”。他念完,获得的回应是我的呼噜。他骂骂咧咧地搁下电话,明天在茶楼见了面,却没责备,还爽快地请客。

  待我因了偶然的缘故,将笔名定为“刘荒田”时,老南在旧金山中文诗坛已经驰骋有年。两人的友情如故,但诗观的差异愈来愈大,他坚守着从大陆文革前所承袭的“现实主义”,对无法“一看就懂”的现代诗嗤之以鼻。我和他常起争论,后来,都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走各的路。不过,手法陈旧不意味着失败,90年代初期,老南将家乡端芬镇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梅菊姐》。动笔之际,不改的是贾岛式的苦吟,二三千行的诗稿贴在书房四壁,活象文革中的大字报专栏。如果说老南笔耕一生,尚称没有枉抛心力,那该是指这一部千锤百炼的集子,驾轻就熟的“现实主义”用在凄美缠绵的悲欢离合之中,可算恰如其分。全诗的语言,干净畅达,在节奏上的探索,著名诗评家邹建军教授的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诗刊》上撰文作了评析。“南飞雁”名下的作品,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黯淡,被社会和作者本身遗忘,文革后以“黄英晃”的本名所写,包括和我合写的作品,命运也类似。可是,“老南”这个名字,老南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叙事诗的贡献,至低限度将在台山文学史,广东文学史上留下记载,多则一章,少则一两页。

  90年代后期,老南鉴于诗坛群雄并起,吵吵闹闹,各执旗号的小团体无不以晦涩为时尚,海外报刊给新诗的版面越来越少,心灰意懒,转行写小说。仍旧是苦吟,不写则已,一写就是通宵。后来他写不出,怪罪于戒烟,他说灵感是烟熏出来的,构思时抽,写稿时抽,清淡型“万宝路”须臾不可缺,如今没了尼古丁的刺激,手空空的,什么也抓不住。可是,不戒不行,他的心血管毛病愈来愈严重,95年作了搭桥手术,四根主血管都换上从小腿上截来的静脉。在生命和作品二者中,他选了生命。这时期的成果是短篇小说集《豪宅奇缘》,统观各篇,虽然不再有昔年“主题先行”、“三突出”一类余毒,但基本上是靠苦想硬凑的,写熟悉的餐馆生活还胜任愉快,写佛写禅写音乐,就显得积累和体悟不足,破绽屡现。总体水准勉强算得中乘。他和另两位旧金山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旧金山的故事》中,他的《新寡》,技巧已见圆融,叙述从容不迫,进入了状态。遗憾的是,气度不足,视野不阔,以男女私情和性为招徕,不免一般化。
 


四、盖棺未论定: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老南



  我对老南抱着深深的愧疚。这些年,因为他停止了写作,全心投入唐人街同乡会的会务,借以谋生,我和他的交往也近于中止。加上他出于对前会长的不满,从我们原来的团体拉了一些成员出去,另立山头,本来,这样做,在结社自由的社会,无可非议,但夹杂着的误会和“恩将仇报”式的言论,教我很是失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见他最后一面时,毫无谈话的热情,分手时几乎怒目而视。

  好在,他已经在忘川的彼岸。文人的纠葛,再多的争名夺利,党同伐异,钻营和炒作,为一篇稿子登不登,登在哪个版面,和官员照相时是站在后排还是紧靠着XX书记一类让寂寞的文人在乎得失眠的事体,原来这般微末和无聊。老南从奈何桥那边回眸,看到“文无第一”的小圈子,一定只有苦笑吧?文学史只记载作品,而不留下唾沫。可是我能忘记青春的情份吗?他第一次还乡,回美后见面,他把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亮出来,上面写的是:“你的造诣,你的坚忍,你狂热的理想主义,在一夜之间,那样强烈地激动了我,使我难以成眠,黎明时我哼着‘启航了,我的理想之帆’”他并没有取笑的意思,我也不为信内和李白《与韩荆州书》类似的谄味脸红,只是哈哈大笑。

  这位情同手足过的男人,短时间的商业搭档,新诗的合作者,文学的同路人,意大利餐馆的同事,文学协会的同仁,已经长眠在旧金山郊外的一处墓园,我还没去吊唁过,按理说,坟墓的位置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他生前在宁阳会馆当了好几年中文书记,出卖“风水福地”是会馆的主要业务,近水楼台,董事们该对他有所优待。如今,以我对他的了解,能不能来个盖棺论定?没这个把握,所谓知人论世,对一位作家,哪怕并非卓越的作家作全面性评价,需要学院训练出来的索引功夫,对全部文本的掌握和研究。而疏懒如我,能作的永远是“随感式评论”。

  然而我一直在想着:怎样评价他。首先想到,作为人,有没有宿命?刚刚和他认识时,他道及一个神秘的“不约而同”:无论是家人还是他自己,无论找的是掐手指算八字的盲公还是进庙里掷茭杯,也无论说到长大以后的“命”时多么远于现实,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的算命结果,都显示他是“过槽猪崽”--注定有两对父母。他在诗《母亲的歌》里追述:“我出生时,正是抗战艰苦年份/中国饥殍遍野,哀号惨不忍闻/母亲消瘦的脸失去常见的笑影/天刚亮便背起我去后山挖树根/在她饿死了两个儿女之后/便把最小的儿子送给别人/据说,她滴水不进在床上躺了三天/关住大门,千呼万唤也不肯见人”。抚养老南的养母,知书识礼,从小就教他念《花笺》。不过,在文革前老南和养父母吵翻了,其中涉及政治因素--养父的资本家成份,对这位前途很不明朗的业余作者来说,实在是个障碍,于是老南到法庭去立案,和养父母解除关系。这桩事,是后来当上我的顶头上司的前法庭庭长说的,老南在和我最能肝胆相照的年份也没透露,可能是于心有愧吧?然后,有若干年,他回到生父母的家居住,这个弟妹成群的家,靠在香港当木匠的生父支持,活得相当滋润。有一次,他到县城来,在我的宿舍过夜,晚饭后,他拍了拍尚未开始造山运动的肚皮,有滋有味地追忆道:“那些日子,顿顿是肉,正宗阳江豉汁蒸的排骨,嘿,装满大盘子。信不信由你,那时要是一天大便一次,就不算正常!”那时我正和他合写《侨乡的山》,刚才还在推敲纯情的诗句,不提防竟漏出这般粗俗的字眼,教我又惊奇又好笑。老南的养父我见过,瘦高个子,颇为飘逸,因为成份不好,带着自卑感,不大和人说话,但比一般农民,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化内蕴。于此,我是出国后还乡偶然发现的,那一次我代老南带钱给他的养父母,顺便到他昔日的书房找出剪贴簿,带回旧金山。不爱哼声的老人家领我到廊楼上,打开发出樟脑味的五斗橱,指着一排排书籍说:“都在这,阿晃匆匆忙忙一走就没回来过,是我收拾好的。”我看了看他,浑浊的眼珠上闪着智慧的幽光,他是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养子的写作事业的慈父啊!

  扯远了,回到“宿命”去,被人家抱养之外,他对文学的选择,是不是也“冥冥中自有定数”?并不是,是走投无路的缘故。在这方面,他和我,以及同代人是近似的。且想想,他仅有初中的学历,升学已太迟。又是农村人口,家庭成份有问题,仕途被堵死,当干部、当兵也轮不到,如果有音乐的天赋,还指望考进县的文艺宣传队。这样一个青年,梦想靠创作出人头地,是极为自然的,舍此只有终生打牛屁股,窝在社会最底层。而况,他一出手就上了贵州的省级文学杂志,这不证明潜力吗?我所以没有一下子投身“工农兵文艺”的浊流,有几年远离丑恶的庙堂文学,读了一些正道上的书,不是因为我比老南洒脱,而是没有他的运气。赌徒一走进赌场,马上赢个大满贯,从此无法自拔。老南的初衷,当然不是30年代浪漫青年的“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象头一次见面就对我宣称的,为了“阶级的事业”,只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他如果年轻几岁,或者获得进驻生产大队的工作队的垂青,他早就进省的创作训练班,然后,进报社或文联属下的协会当办事员去,光凭一手好字,抄写和刻?版够他忙了。

  然而,文学之路,如此艰难而狭窄,入口处有一无形的告示:无才华者勿入。但丁在《神曲》所描写的地狱,它的入口处高悬着警告牌:“来到这里,你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无才华而硬闯文学,文学和自己都成了地狱。这才华,主要地,指先天的悟性。“男怕入错行”。某名人谓,所谓天才,是90%的勤奋加10%的天赋。说的不错,问题在这里:没有10%,90%便成了在沙漠里种稻子。艺术,以天赋为先导,为触媒,为根基,愚公能移山,愚公流成江河的汗水却泡不出一行诗。绝大多数野心勃勃的文学青年,所犯的致命错误是类似的:没有才华而死缠烂打。待到自觉技穷,辞穷,回头时已耗去多少光阴和元气,无力挽狂澜之既倒。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而悟性之不可把凭,一似被风撒落的一把种子,或在石缝,或在沃土,或在流水,由此产生全然异趣的结局。老南(他的在天之灵,恕我直言),所欠缺的,恰恰是悟性。他作诗逾30年,作品总数当在千首以上,工夫不谓老到,却每每失手在平庸上。手法单调,立意浮浅,直截而空洞的抒情,让一直关注他创作路向的人失望。同样的缺陷形于他的大部分小说:硬凑的痕迹,主题与情节的游离,说教味,还有情节上的破绽。出国之后,他不只一次地慨叹,青年时代起,足足近20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所写无一不是马屁狗屁,至今毫无价值,如此巨大而长久地虚抛生命力,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当时要是有别的机会,才不弄他妈的文学呢!我小时候,画画有点天资,画到现在,作不成丁绍光,也能在省画院或者地区文化馆当上专业画师,更别说来美国后能在画廊展出,一幅卖他个一万几千,还不比写这每首不值10块钱的诗强?”

  然而,才气决定一切吗?但我想到和老南在60年代合写长篇朗诵诗《六万万五千万》的唐X,对上述论断犹豫起来。唐X,这位后来担任某市文联主席多年的诗人,于去年因肝癌成了故人,得年68岁,他并不缺乏才气,出道之初就显露了语言上变魔术的长才。老南说,他富于诗人的神经质,这神经质来自敏感,和老南在诗艺上的木实,缺乏变通相反,唐X路子广,鬼点子多,初读他的诗,会觉得他的潜力甚大。然而,他一生在诗方面的成就,在老南之下。唐X耽于语言上的小玩艺,技巧上的经营,越写格局越小,到晚年,才情干脆耗费在炒股上--不,要说,他以炒股来转移才气枯竭的狼狈和自责,一如编辑以“为人作嫁”来淡化“写不出”的愧疚。老南无才,唐X有才,却殊途同归,成就都没有达到出发时所立的目标。“不过尔尔”--和他俩当初一道当业余作者,一当就是一辈子的同行们这样评价他们,怀着失望或者兴幸。原来,这里有超乎个人资质的因素,那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对人格的扭曲,阶级斗争对诗人的奴化,文艺政策对创造力的扼杀、文化氛围对作者和读者的毒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家在天分上的差别反而退居次要位置。从驯服和沉默的羊群,你只能听到千篇一律的哞哞而不是孤绝的狮吼。在浩瀚的应制诗的大海里,你如何打捞佳句?一辈子当编辑,长于点石成金的黄雨先生,他的悲凉不比正直的作家少。在以剥夺创作自由为使命的连番政治风暴中,风骨与才华是最先被摧毁的树木。

不过,老南并不乏天赋,那是指文学以外的书法。我初识他时,他示我一幅行书斗方--李贺诗《李凭箜篌引》,这是我所看到的,他此生最精彩的作品。成于30岁前,其飞动,其遒劲,蕴含的气势与诗意,我至今想起犹感咄咄逼人。他自己,到老也为“一手好字”得意。如果他从小不以“无师自通”为满足,拿出作诗的劲头来临帖,拜师,苦练,书法家这名衔不但稳拿,而且不难成为一家,乃至名家。

  而况,老南有故事动人、诗句颇具独创性的《梅菊姐》,有兼具前卫诗的多解与传统诗的明快超短诗《咏松林》:“树愈密/长得愈直/树愈直/显得愈高”。有若干明丽而警策的抒情诗。《灰鸽之死》一诗,手法仍旧传统,却直达人性的深层。他以非凡的毅力,奋不顾身的拼搏,果然磨出精品,印证了“勤能补拙”这一虽早已受普遍肯定但在艺术创造上几乎不可能的古训。农民在耕地时的勤劳和集市上的狡猾,转化为文学,过程是这般地匪夷所思。我扪心自问,我和他比,和唐X比,不是等而下之吗?我不也是误入歧途吗?文学是如此悲壮的行旅,以大多数作者的牺牲来成就寥寥几位大师,以多数的平庸来烘托凤毛麟角的不朽。我也是殉葬大军的一员。残酷的淘汰,苛刻的筛选,你想知道文学史的苛刻吗?看看诗歌的星辰最为繁密的盛唐,留下多少名篇名句吧?看看当今书市,今年被热炒的作品和作家,明年还有几许留在记忆或者排行榜上吧!

  那末,且改用宽容的口吻。老南,是无愧于初衷的诗人,是值得尊敬的作家。首先,他移民以后的文学道路,于大节无愧。他没有投靠任何一方权贵,没有出卖朋友,没有拍卖灵魂。当然,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要卖也难卖出去,一如平民欲效从前的朝廷命官割地赔款,手头却只有一张才值一美元的中国地图。他偶然也?慕靠邪门歪道在美国赚得温饱和房子的人物。但只能指望******带来横财。在海外从事中文写作,寂寞和自由是绝对地充分的。他在并不轻松的谋生中,凭着比有才具、学养和来头的同行多出一两倍的毅力,和命运苦苦较量,出发点即便还是和“跳出农门”近似的“扬名显声”吧,却无可非议。其次,他好歹有作品,有过奉献。老南在两方面可作代表:“工农兵业余写作者”的代表和“大陆中年新移民写作者”的代表。就前者来说,作品之无保留价值不说了,他的去国毋宁是莫大的幸运,在新大陆经受东西方文化的风雨洗礼,日渐洗去流毒,摆脱桎梏,写出了直面人生,抒发真情实感的新诗和真实反映底层移民生存状态的小说,即使不够格臻于不朽,但也不象《颂歌献给小靳庄》一般的下三滥。他和乡间一大群如今垂垂老矣的业余作者中,仍旧算得佼佼者。在美国的华文作家群中,可排入中乘之列。

  1988年,世界酝酿着突变之时,素来对时事的敏感弱于对麻将的热衷的老南,以48岁的功力,写了以枕木为意象的抒情诗《钢轨下,一个灵魂的呐喊》,里头有这样两节:

“记否,当夜的大野
深沉如泼墨
历史的瞳孔,却从叶间
漏落几点星光
年轮不是凝固的记忆
圆心扩散着
一代无辜者的哀怨


只为一个崇高的目标
献身,我毫无怨言
但听从
谁的意旨,把我们
赤裸的躯体,铆在
这多向性车站--
铆在
二十世纪末叶
最颓圯,最繁乱
事故多端的
时代叉道平交点”

  二流的诗人,写出了一流的作品,准确而凝练地刻划一代人的灵魂之痛,诗作的成功,证明了才华之外,勤奋,坚持,后天的意志也不可小觑。
 


五、盖棺未可论定:文学以外的老南



  老南不早夭也远不算长寿的一生,因其普通,因其不具备奇情色彩,因其从来没发过大财,没走过任何一种运,从大处看,他和唐人街上绝大多数“运数平平”的新老乡里们一样劳累,卑微,上街买菜斤斤计较于白菜和排骨的价钱,老来不但多一层胆固醇和医药费上的顾虑,还有自嘲与自得掺半的“三无”(无信用卡,无驾驶执照,无支票户口)。因此,他具备了文学以外的丰富代表性。他是大部分中国大陆中年新移民的象征。

  作为过从频密的朋友,我和他的名字并排,除了合作抒情诗《侨乡的山》外,还有一次,恰可为诗外的老南,连带我,在扮演和文学无关的“移民”一角的写照。那是一家中餐馆的名字:英华馆,从他以及我的本名各取一字而成。那是1983年初,我俩来美都不足五年,我的存款刚好一万多一点,英语刚够对付买三文治的顾客。餐馆位于旧金山市场街和田德隆区的交界。两人都掏光积蓄,向亲戚借了债,凑了3万块,向出卖餐馆的希?佬借了2万。招牌上的一尺见方的行书,当然由他这个以书法家自命的第一号老板来写,字体豪迈洒脱,可惜包办招牌的洋工匠照葫芦画不好瓢,字都象机制的,气韵全失。这招牌长逾一丈,重达几百斤,制作和安装少说要花五千元,好在“戌戌百事可乐”的广告部提出条件,以三分之一面积写上“中中七喜”汽水的字样,费用全由他们包。我们当然同意,招牌用起重机吊起,以45度角安装在安迪街和美慎街交界处时,雄视着四面的高楼,那般气派。开张那天,被连天奋战累出满眼红丝的哥儿俩站在门口,仰头看了看蔟新的大招牌,低头看看餐厅里从门口一直摆进里间的鲜花和万年青,都是两人的亲友,包括担任《时代报》社长,20年后老南与之反目的黄先生送的。相视而发豪迈的笑。这才是新大陆开拓者应有的势头,方块字砌的诗,先在书房角落里晾着吧,当务之急,是圆约定俗成的“黄金梦”。从此,我们在经济上将彻底翻身,“绿卡”将衍变为从餐馆收银机提出的一叠叠绿色钞票;将拥有自己的住宅,他不必租住位于田德隆区、半夜里被****和嫖客纠缠的吵嚷声骚扰的破旧公寓,我也将搬出利治文区由车库改建的、下雨天床下奔流着小溪的简陋单位。餐馆上了轨道后,财力渐厚,远在故国,渴望开洋荤的亲人,将来这里团聚。更远一点的衣锦荣归不说,不久以后父母一定以谦逊的口吻,向邻里展示远在金山的儿子“捞大把世界”的照片。7年前两个在中国官方文学杂志上冒出的渺小名字,难保不并列在美国华裔企业家排行榜上。当然,说两位在英语蟹行的世界闯荡的中国小文人,抱负仅仅在将诗才变为钱财,并不准确,这是躁动不已的成就欲:干一番事业,以不枉此生。钱不过是“大志”笼罩下的一个亮点。

  那年头,我们都已进入或快进入中年,都在餐馆这一行熬过来,何尝不明白“顺顺黄金”的黄金,须以多少加仑炸春卷的玉米油,以多少夜以继日的竞争来冶炼,里头的艰难都预料到,但漏掉了一条:深夜锁上餐馆的门回家,得在裤腰里掖把小刀,以防备抢劫的吸毒者。我们只在“英华馆”干了3个月,便狼狈逃命,原因很多,关键的一个就是择地不善,餐馆陷进失业者、毒贩和流浪汉的包围中,它的楼上就是市政府出资包下来,专门收容社会渣滓的廉价客栈。此外就是志大才疏。老南在事后说了我一句:“当初要不是你老吹捧我的厨艺,我也没那个野心。”不过,我至今仍旧认为没有言过其实,老南于厨艺,从包括冷热荤、鱼翅汤和八大盘的豪华酒席,到意大利式面条、纽约牛扒、缅因州龙虾的烹制,无不精通,刀工、火候、盘饰,均出色当行。作诗他在全中国排在第二流,主持厨政却可臻一流,如果他全心投入的话。艰难撑持之后,餐馆以比买价少一万元的贱价卖给一位上海女士--她非要买下这个地理位置上一无可取的餐馆,首先不为了发财,而是要让就在附近开建筑设计行的前夫看看她的厉害,我和老南的友情并没为此受损,这是颇教熟人惊诧的例外。在美国生意场,因“私交甚笃”而成商业搭档,害远多于利,一旦生意上出现纠纷,无论盈亏,都容易变成仇人。此后,我们仍旧上茶楼谈诗论文。自然,沮丧是浓烈的。北岛有妙句:“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可惜两人不喝酒。然后,我重回西餐馆,当底层的收盘碗工,老南进入唐人街的“西厨学校”。校里爱开玩笑的雷校长,一个劲地叫这位年岁和身量都可观的学生为“黄老板”。就此退回打工仔阶层,都不甘心,两人还偷空到郊外去考察过几处待出售小餐馆,但没有动真的。此后,我没有下海,一辈子就一次当短暂而全盘落败的小小“老板”。这一挫折并非没有正面意义,甩掉贫困和卑微,走捷径发家,是新移民普遍的心理“麻疹”,发了才具有免疫力。此外,在那里,顾客多半是领救济金的穷人、娼妓、皮条客、小偷、离家出走的少年、瘾君子、有易装癖的男同性恋者,这等底层体验,比之个人受苦受难,更加广阔,对从来没打算当王国维所归类的“主观之诗人”的老南和我来说,如其说是倒霉,毋宁说是终生可收“精神利息”的短线投资。

  还是回到老南去。文学人在社会是异类,是极少数。撇开文学,芸芸众生里的老南,后半辈子的命途没有多少波澜。他虽出身农家,自小扛苦活,生就远比大多数南方男人魁伟的身坯,可是,向来视体力劳动为畏途,这一近乎先天的怕苦怕累,不是没有正面的效果,他早年迷上写作,原始的动机就是逃脱大田上毒烈的日头。粪桶和案头的稿纸比,即使后者毫不实惠,但应了乡间谚语:“自在当富贵”。来美后的前10年,他的工作很少稳定过,首先当的是唐人街杂货店的码货工,然后,主要在中式餐馆里沉浮,洗碗、抓码、油锅、炒锅,反正没工可上,领一段时间的失业金,再随便找上一份,干几个月,零敲碎打,难成片断。比起把养家活口视为神圣使命的当家男人,他没那份担当,钱够花,日子能对付就行。没活干时,天天逛街,看电影,然后到职业介绍所转个圈,算是对家里有了交代。1986年,我和他一起进入《时代报》,我当编译,他当校对。穿着白衬衫,在办公桌前画圈打叉,这活计让他着迷。可惜为时不足一年,报社关了门,他回到餐馆当“厨房牛”去。

  1988年到1994年,因我的引荐,他进入我所在的下城老牌“铁马”意大利餐馆,先当洗碗工,后晋升为厨师。他在厨房,我在餐厅,仍旧是好朋友。他离开这家待遇不错的餐馆,原因颇为滑稽:他和一位也在同一餐馆当厨师的同乡,在茶楼听说某位在洛杉矶发了大财的企业家,有意回家乡投资,项目定好了--开办沙石场,这两位精于在煎板上炮制三分熟或五分熟新西兰羊扒的打工仔,辞掉工作,当起掮客来。里头的全盘操作,以我和他的交情之深厚,他也没漏过一句。在运作之初,我却在他家偷窥到一点,那次我象往常一样进书房小坐,在案头瞥见新印就的名片,用的是本名黄英晃,衔头是“美国旧金山金门投资集团董事”,他一把抢走,故作淡然地说:“拿回去骗骗生意佬”回去折腾了一个月,无功而返。听说那客户进了国境,很快找到别的有力人物,把既无后台又无技术的始作俑者甩掉。好在老南的第二次下海,比第一次聪明,执行了著名的“华尔街三原则”的第一条:不花自己的钱。所以,除了机票和零星开销,经济上没大损失。一肚子气消了以后,又面临饭碗问题,“铁马”餐馆回不去了,因为他事前信心太足,以为此去办成一个投资上千万的企业,佣金和带长字的职位都在等着,还希罕这!于是象“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和韩国老板吵了架,回头路断掉。失业不久,他就进医院作了心血管搭桥手术,庞大的手术费是保险公司包下来的,而这种保险,是在他失业前,由那位英语结巴,为人厚道的韩国老板支付的。

  然后,老南提前进入晚年。他去世时离法定退休年龄差一岁。从57岁到64岁的“后中年”,他梦寐以求的“斯文饭”倒是吃上了。起初,应一位即将担任“中华总会馆”主席的乡亲之邀出山。说起这家会馆,乃旧金山华人社会势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机构,踌躇满志的乡亲,未必知道老南的文名,但对他的一笔好字佩服之至。乡亲许诺,一旦就任,便邀请老南当领薪水的“中文书记”。可惜节外生枝,乡亲上任之前和前任乃至董事闹起法律纠纷,花了一二十万美元,还是摆不平。主席没当成,老南也就落了空。不过,当不成主席的乡亲没亏待他,凭着在唐人街经商数十年所植下的人脉,轻而易举地将这位文化人引入会馆的圈子。

  唐人街的团体众多,同姓氏的,同乡的,同行业的,同宗教信仰的,同爱好的,同资历的,无不拉起山头。林林总总的“协会”和“公所”,是中国式的宗族观念、乡土情结、无所不在的虚荣心理和美国的自由精神结合的奇妙产物。在团体里担任职务的,凡头头,绝大多数没拿薪水但具有足够的体面。此外,若干负责实际事物的职员,则拿工资。反正这些会馆有不动产,能收到可观的租金,正愁除了“工作午餐”外开销不掉。老南不干则己,一干就是三个社团的中文书记--宁阳会馆,XX公所和XX堂,工资合起来,超过从前的任何一个差使。

  从此,老南成为货真价实的白领。他从来就讲究生活享受,举凡吃喝穿着,只要付得起,都不吝惜开销。4年前一天傍晚,我和他在唐人街邂逅,他匆匆忙忙地往下城赶,对我说,他打听到,乾尼街的“巴厘鞋店”大减价,买一送一,快关门了,要买一道去。我随他去,买了两双皮鞋。归途上,他絮絮地传授买鞋和穿鞋的心得,精致的品味教我?妒交集。我端详没见面好几个月的老友,嘿,真该刮目相看哩。先说身段,原来是胖子,最重时将近100公斤,手术后节制饮食,如今降到75公斤以下。一头浓密的发,一丝不苟,一丝不白,他郑重声明这是爹妈给的“原庄”,而我的疏发,早就乞灵于日本产的“底根”染发剂。服装更不在话下,洁白的衬衫,酒红带纹的窄领带,蓝裤子穿了一天,熨折还笔直,皮鞋铮亮。谁看到我俩,怕要把他认为我的弟弟,乃至儿子。我早就佩服他的整洁,书桌、书架,案头文稿和文具,无不井井有条,在自费印制、每页地头有“戌戌老南专用”戌戌字样的稿纸上,写下的诗文,端正干净。心爱的藏书,纸色也许发黄,但被小心保护着,没有折角。偶尔也有读破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他研读多次以后,原文几乎淹没在大段大小段的眉批中。如今他的外观,说“整洁”太不到位,他是殚精竭虑地往年轻上扮,衣服总是浅色,步履绝不露老态。不坐班那天,牛仔裤加雪白的“乃基”球鞋,腰间别着传呼机和手机,正午在熙熙攘攘的市德顿街疾行,眉宇间英气勃勃,让我怀疑他交上桃花运。不过,我和他的交情已淡,没资格过问隐秘情事了。

  “白领”生涯,不是他在西餐馆里被烤炉烤出一头油汗的年代,幻想为“轻松自在”的吗?可是,待他在宁阳会馆的案头整理《会务记录》时,才晓得凭自命“滚瓜烂熟”的中文讨生活,精神压力并不比餐馆的用餐高峰期受头厨训斥时少。“鸡毛蒜皮都管:收租,写租单,开会通知,恳亲大会邀请信,春宴编席排座次,主席在恳亲大会的讲稿,乐捐芳名录,年度会务报告,开支明细帐妈的,这辈子从没这么婆妈过。我还没提人事上的微妙,现总董和前主席的嫌隙,现任会长夫人和前人会长夫人的恩怨,新帐老账,你都得记住,摆平,无聊啊,可是我敢得罪任何一方吗?”

    “最近写什么没有,诗还是小说?”我不只一次当面或在电话问他,出于对旧日诗情与友情的双重眷恋。我明知他早已停顿,任何报章上,都没有了署名老南的作品。即便在今年,由他发难,从原来的文协拉出人马成立的“作家联会”,千辛万苦地拉广告,筹了钱,出版了第一期会刊,这位创会的首脑、副会长,也只以10年前的旧稿充数。每次,他都悲凉地叹息,说:“写个屁,千头万绪的会务,想想都烦死人,还能构思作品?”他早就有意以旧金山的某“会馆”为主舞台,铺陈一个融合浪漫爱情、商业竞争、政治冒险、帮派火拼以及宗族纠葛的长篇小说,不过,即使天假以年,以他晚年笔力的停滞,能否驾驭纷纭的线索,复杂的人物,凭我对他根底的了解,并不乐观。

  老南在唐人街混的这些年,他告诉我的都不是秘密,因为不再推心置腹的缘故。他近年卷入同乡会的前任主席与现任主席的人事纷争,闹上法庭,斗得难解难分,小人物争名夺利的情节,足够惊心动魄也足够无聊,他却没向我提及半句,也没见他写入小说。我是从报纸的社区版看到的,他在报上出现时,名字变回“黄英晃”。当然,此间的是非,我一无所知,他自有他的原则和理由在,我岂能乱加指摘?而且,他不是主角,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据他说,在唐人街社团当头面人物,须是商场上功成之后,什么都缺,尤其缺“体面”,就是不缺钱的老年人。主席每次和同仁上茶楼和咖啡店,都得作东,会帐时露出来的,非得是厚厚的百元钞票。他没这个本钱和资历,陷入纠纷,是拔刀相助,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我所惋惜的仅仅是,60岁前后,是写作的的巅峰期,他写下的漂亮汉字比谁都多,却没有在文学庭院留下一角哪怕毫不起眼的风景。
 


六、突如其来的终结



  2004年9月4日,老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谁想得到呢?我知道噩耗,已是几天以后。我先是惊愕,发了半天呆,这几年虽没交往,可是他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离当下只是远了,但盘根错节的交情,我每次回眸,都屹立在记忆可及处。老南的葬礼定在9月12号,我和妻子早已买了回国机票,在11日晚上动身。无法送他最后一程,愧疚和悲痛搅和在一起,不能释怀。我临行前给老南的太太打电话慰问,这位我口中的“阿 嫂”,20多年不知给我作了多少次饭,刚刚移民那阵,我家两个孩子把她家当作幼儿园,多么贤慧善良的女人,即便我和她丈夫的友情陷进谷底,我对她的尊敬也没稍减。猝然的重击使可伶“阿嫂”悲痛欲绝,她哽咽着诉说她的不甘。照她的说法,老南的遽逝,旧金山总医院的医护负有部分责任。此前10多天,老南已进那里一次,原因是8年前心脏搭桥手术所换掉的四根血管中,一根半又堵住了。那次检查出病因,但不能再搭一次,只能采取服药等保守疗法。他回家后,心脏的毛病又发作,供血不足,血压低至50。到心脏科医生那里去,医生看他没有买任何一类医疗保险,怕难收帐,敷衍了事,把他推给总医院。总医院所收的病人,多半是没医疗保险的非法移民和穷人,全凭政府拨款,无论人手、设备还是医护人员的责任心,都比正规医院差一大截。那天中午,阿嫂从家里带来稀粥,老南在病床上还能自己舀着吃。过了一会,护士进来说,要去别家医院做心电图,马上作准备,小便要先排掉。于是老南自己起来进厕所去,身上带着输液管,走动不便,打了踉跄。回来躺下,说了一句:“好晕。”随即呼吸急促,阿嫂马上叫医生来。老南被送进急救室,不久即告不治。“护士失职,为什么不扶病人进厕所?我气不顺,他不该这样走掉,好端端一个人”阿嫂在哭,我的泪滴湿了话筒。

  我认为老南太太的话有理。老南本可以活下去,哪怕从此离不开药物,活得艰难。尽管以心血管病的凶险,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周全的预防和最先进的医疗条件下,尚且差点被四根堵塞的血管要掉性命,何况病况相似却连就医也遭冷遇的老南?然而,老南也有不是,他没有购买医疗保险,从唐人街的心脏医生到总医院,为此对他掉以轻心,救治没尽全力。老南也许是心存侥幸,他想拖到65岁,那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医疗保险主要由联邦政府负责。每月多达数百元的保险费,对月入不足两千的中文书记来说,毕竟不算小数。

  不过,你不可据此将老南看作玩命的人,除了年轻时熬夜炮制应制诗,此后,无论从事稻粱之谋还是写古人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诗文,“宵衣旰食”,“置生死于度外”这类壮烈的词汇,除了短暂的发愤时期,基本上和他无关。恰恰相反,他一直是爱惜生命胜于一切的明智人物,凡涉及享受和保命,只要力所能及,都力争兼而得之,要不就先享受后保命。保健药品,哪样流行吃哪样。不惜工本,力求速效。患坐骨神经痛时,他一起服用的药物,有跌打医生开的中药,有成药“抗骨增生丸”,此外,拔火罐,贴膏药,针刺,热敷,无所不有其极。可是,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来自农民的狭隘,在保健方面,他的思维带着教我困惑的荒谬,可名
之为“不求甚解”他常常满足于表面,如上文所说,他常常失业,无所事事时,他不象豁出去的穷人那般,非得找点活干,总是懒洋洋的,在街上逛够了,才进职业介绍所转个圈,能不能找到工作,他不在乎,在乎的是表面功夫--看,我不是不找工作,难找就是了。在养生方面,他也一样,吃自然要好的,在洋餐馆当厨师时,他一顿午饭吃双份牛排,合共一斤多,三分熟,带点血,诱人的口感,难以言状的香。然则,他忽略红肉里高得吓人的胆固醇吗?不,他饭后马上吃下四颗深海鱼油,比平常的剂量多上一倍。这样一来,便操稳操胜券似的。晚年作过搭桥手术,从死亡线上转了一圈,他才改掉口重的习惯,尽量少放盐少放油。然而,“孕孕白领”旧职业使他躲不掉唐人街餐馆的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当会馆中文书记这些年,不能不参与侨社多如牛毛的社交应酬,吃必在酒楼,一个星期少说也有两三次,顿顿油腻,十道八道菜,硬着头皮吃了,降压丸、降血脂丸也随之服了。预防功夫作足,诚然心安理得,可是扬汤止沸,效果不言自明。

  老南如果在晚年不到侨社任职,不卷入没完没了、劳心费神的人事纠纷,不赴没完没了、摧残心血管的宴会,不在64岁前后,为了省钱而停购至关重要的健康保险,那么,今天,一身合身浅色西装、一头乌发的老南,可能还在唐人街兴冲冲地走着。

  我把老南的死讯告诉共同的诗友周正光,这位住在波士顿双湖畔的多情诗人痛哭失声。后来,他对我吟了一首《绝命诗》:“生死人间亦大哉,右军觞咏有沉哀。浮生憾事知多少,掷笔青山黑雾来”。周正光告诉我,作者刘峻,台山人,我和老南的同乡,是岭南有数的卓越诗人,潦倒终生,最后在香港死于癌病。老报人罗孚先生谓,刘峻单凭这首绝句就可臻不朽。我想,老南撒手如此干脆,少熬了许多苦,算大不幸中的小幸吧?

 
 哀思无限,对于老南,我此生中为数极其有限的至交中的一位。思绪也无限,不但对老南,也对老南的同代人。写罢抬头看窗外,秋阳杲杲,蓝天如洗,秋风动地而来。街对面的花旗松撒下针叶的细雨,如泣如诉。我早已进入生命的秋天,此时怀友人,悲情一如秋风。



2004年11月3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