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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 风 起 天 末
--怀老南
(美 国) 刘荒田
一 、初识与永诀
1976年元旦，我在家乡广东台山的县城，住在县委招待所里。在乡间和我一样当民办教师的青年人许荣，在饭堂里看到我，很是惊喜。我来这里，是因受招工的缘故--县劳动局属下的管理站雇我为行政24级的职工，这次进城，接受首次培训。学著作点新诗的许荣，是前来参加县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议的新秀。许荣问：“南飞雁也来了，要不要见他？”我害羞地点点头，心里那个激动啊，一似小镇一处僻静榕树头下等待相亲的后生！晚上，许荣把一位30出头的男子领进我的房间。许荣作介绍，我们作例行的握手，我不敢看他的脸，拘谨地坐在床沿。许荣把我放在办公桌上的几首新作递给客人，客人站着，两手支着柚木桌面，姿态象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革命导师演说，边看边点头，嗯嗯连声说：“嗯，起点很高。”从侧面看他，吸引我的首先是鼻子，端部肉多，略具鹰嘴的勾，使并算不出色的脸部平添南方人中罕见的骠悍之气。我的嗓子微颤，呐呐道：“能替我改改吗？最好，收我作徒弟。”他站直了身子，灯光映出庞大的影子，中等偏高的个子，阔肩，略显肥胖的身躯把半旧灰斜纹布青年装的边角撑到尽头。在纤瘦者居多的文人圈内，他的伟岸尤其触目。他豪迈地挥挥手，说：“文学是阶级的事业，一起干吧。”然后，三条汉子或坐或半卧，聊起天来。我的话最少，一来仰慕过了头，不敢在偶象前乱说，怕露馅。二来忙于拼凑记忆的碎片，老走神。印象中较明晰的有两桩，一是：1962年某天，在台城的环城公路上，和我一起骑单车的朋友，忽然指着前面不远处嚷道：“看，南飞雁！”我只来得及捉到一个戴笠帽的身影，匆匆消失在趁墟的箩筐阵中。随后，这位高考时报考文学系的学长对我介绍，南飞雁，是一位农民作者的笔名。二是：上高中时，到县图书馆去，办理借书手续时，背后三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争论著什么：“《普希金抒情诗选》非看不可！”“算了吧，过时了，看我这本--严阵的《竹茅》。”看年纪，都在20出头，凭直觉猜测，他们是文学的狂热分子。我万分?慕地偷看着，他们借了一摞书，矜持得象开屏的孔雀般出门去。这幅图景，我从来没有向老南兄求证过，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三人中必有他，其他两位，也猜得出来：朱XX和唐X。文革前及其间，常常在《台山报》、《台山文艺》和地区级《佛山文艺》，偶尔在《广东文艺》和省的党报《南方日报》看到的名字，化身为血肉，和我面对面，抽着我恭恭敬敬地递上的“丰收牌”香烟。这是第一位有幸亲聆謦Kai的名人，我手足无措，很想问他文革前的笔名，为何弃置，而用上本名，还在前头加上“农民”。我根据他的本名黄英晃，称为为“晃哥”。他逸兴遄飞，侃侃而谈，宣告：刚刚接到《广东文艺》杂志诗歌编辑黄雨的信，他的民歌体新诗《机耕路》已决定刊登。然后，他娓娓传授投稿的秘诀，大抵是善辨风向，投配合中心任务的稿。待到和编辑熟了，拉点私人交情，这以后，即使是退稿，也不再是编辑部铅印的公文，而是编辑的亲笔信。不过，以当时的纯洁，他并没提到请客送礼。“知道海南的洪三泰吧？《诗刊》一月号出他的组诗，他告诉我，投稿要采取集束手榴弹战术，一送就是三四个组诗，让编辑的印象马上深刻起来。”他说。如此新奇的世界，我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
深夜，两位新旧朋友告辞，打着长长的呵欠离开房间。我得无法入寐，“晃哥”一句也许并不当真的话：“以后我们合写，集中火力猛攻一两家报刊，不愁上不去。”我盯着蚊帐，联手出击的计划具有了丰富的细节。元旦过后的早晨，我在人工湖畔的柳树下坐着，那是7年前进城念师范进修班时，傍晚读《诗品》，看碧波上翻卷的紫荆花的所在。掐掐指头，磨剑10年，见过“晃哥”后，“霜刃未曾试”的抑屈消褪了，有的是“今日把示君”的豪情。
初识的一面，决定了以后28年间两位男人的诸多纠缠，从感情到职业，到事业。有最先也有最后。岁月一跨，到了2004年7月一个午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诊所。我陪双亲进来，心情沉重地坐在等候室里。父亲患的是普通的哮喘，但过分谨慎的医生瞎折腾一通，要对老人的心、肺、肾、肝作全面检查。这一趟，是来听医生分析检验结果的。房间里坐满了病人和陪人，都是同胞，无一有笑容。人一旦沾上老和病，就这般沉重，满室里堆积的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门开处，进来久违的老南。我一惊，问：“怎么到这里来了？”他捂着肚子，皱着眉头，低声说：“腹部胀气。”我挪挪身子，让他在旁边落座。
他转过身去，端详着这位曾在多年间相濡以沫的至交，推心置腹的兄长，和10年前比，他的体重减少了好几十磅，从肥胖型缩到正常型，虽然病容可掬，但仍旧象往常那般，一身经过精心洗熨和陪搭的“写作楼装束”。我悄声问他病情，他摇摇头，只懒洋洋地回一句：“让医生看了才知道。”好一阵难堪的沉默，电话铃声格外聒耳。我不大好意思，没话找话：“9月份山东威海的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你们作家联会，有没有人去？”“好象有几个。”“都是谁？”“XXX，XXX，XXX，还有XXX，不过没确定。”“那你去不去？”“我能去吗？满身是事务”他的嗓音象是哀鸣。
“倒也是。”我同情地说。谈话到此嘎然而止。不是没有可谈的，而是因为我触动了心事，生起气来，不想再搭讪。断断想不到，此生和老南无数次热烈无比的笑谈，关于诗，关于乡情、人生，关于果子狸的清炖和“潮境萝卜”的做法，在落寞乃至敌视的气氛中结束，这可是无可补救，无可挽回的终结啊。我恨死自己的狭隘。我生他的气，说来话长，涉及的是旧金山文学团体的小纠纷。去年，老南坚辞担任了近10年的副会长一职，把会里一些会员拉走，成立了一个“作家联会”。老会长对突如其来的分裂又惊又气，要和他面谈，他不肯。我对老南此举不理解，不支持。老会长多年有恩于他，老南移民初期的作品，发表在老会长办的报纸上。尔后，老南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是老会长耗资费力，才得以在国内出版的。20多年间，老会长和老南的交谊不谓不厚，互相扶持，小至发表作品大至办《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杂志，老南居功不小。老会长从我们的“新移民”时期至今，没间断过对包括老南和我在内的诸晚辈的扶掖。可是，老南为了一篇稿子没能及时在《美华文学》刊出，把帐算到并不负责具体编务的老会长身上，加上其他误会，从此成了陌路。尽管老南的分道扬镳，并不冲我而来，我还是要为行事正派，为人忠厚的老会长抱不平。从此，和老南藕断丝连的情谊近于完蛋。我最后打给他的电话，是代家乡的《文学报》约稿，他又冷淡又无奈地说，侨社的事务，琐碎得要命，哪能写东西？退休以后再说吧！
在候诊室，老南和我并肩而坐而无话可说的尴尬，是这样结束的：柜台后的护士叫我父亲的名字，我陪着拄杖的父亲走进诊室，听医生作“判决”。果然没好事，出语总显出不耐烦来的医生说,父亲的内脏多处出毛病，须住院作进一步观察。我匆匆忙忙地步出诊室，去把车子开来，好送父亲去医院。出门时，老南坐在老地方，我怒气未消，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向他摆摆手，便离开了。也许是预感吧？走了老远，脑海里依旧清晰地印着他的姿态：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按着椅子的边缘。至于装束，和这十分注意外部形象的5年间一样，鲜亮的淡柳条衬衫，酒红色领带，笔挺的西装蓝色裤，米黄色上衣。减肥成功后，翩翩丰仪，今天虽然脸带病黄色，但脸部以下仍旧可观。
这就是永诀。离他辞世的9月4日，还有两个月。从1976年到2004年，28年间，和他至少有15年是至交。最近这5年，浓酽的友情才被渐渐稀释为见面握手即匆匆告别的寡淡。前些年，我路过唐人街的宁阳会馆，只要有空闲，总要踱进去，拉他到附近的莺咕咖啡店，喝半杯没味道的下等咖啡，听他叹息在侨社当文书如何日理万机，琳琅满目的“商董”、“总董”和主席们之间，关系如何微妙，他边说边把溅到把胸前花领带上的咖啡斑点抹了又抹。抢着付帐的总是他。10来分钟后，他匆匆赶回会馆三楼，在办公桌前，以人见人赞的硬笔书法，抄写“春宴席次”和“XX公所第X次会议记录”。最热络的一次是三年多前，我约他在唐人街餐馆见面，送他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他客客气气的，尽拣好听的说，我淡淡地笑。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进餐馆如进家门，一副大爷的架式，一落座，侍应生就鞠躬如也，来套热乎，他不怎么谈文，但对“干炒牛河”的“锅气”和老板娘的婚姻如数家珍，可见他业已成为“地头蛇”。
最初一面和最后一面的间隔，近似于墓碑上生年与卒年之间的破折号。以28年光阴所组成的间隔，不是他和我的全部生命，但它是人生的核心部分，它的之后，于老南是旧金山郊外相思树荫下的墓园，于苟活的我，也是夕照下黄叶飘零的末路。从这28年，想起土耳其人的谚语：“男人，比钢铁坚硬，比石头顽强，也比玫瑰易碎。”
二，从“南飞雁”到“黄英晃”
老南长我8岁，我认识他时，他行年36岁。这以前，他常常对我说起他的往昔。总的来说，不脱一般农民的困顿与劳累。大跃进年间，他在村里呆不下去，当上盲流，在广州火车站当临时装卸工，在车皮上卸媒。回到村里，他和那时年轻而有力气的农民一样，种田，墟期载上盛着罗卜、番薯和花生的麻袋去摆摊。在物资短缺的年份，他骑车一整天，纵横上百公里，到阳江去采购食油，再运到墟镇出卖。这叫“§壮壮投机倒□□”¡｛，让工商管理所的干部抓到，可要挨罚款乃至游街批斗，好在他没出过岔子。初结交时，两人上茶楼，他兴致起了，爱吹一辆单车，一副车箩，从事长途贩运的冒险生涯，少不了无伤大雅的使奸耍滑，比如在花生油里掺进从冬瓜榨出来的汁，再摆在墟场上出卖，在秤砣里塞铅块。我起初听了惊诧莫名，原来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农兵作者”，思想境界和普通百姓没两样。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家里发生“能源危机”，要我在县城给他弄些蜂窝煤，我央求家在城里的老师，匀一张煤票给他。他进城来运媒，我请他到“湖心舫”吃了顿午饭，他在25年后仍旧道谢再三。两人热络了后，爱放开来谈政治，对台上横行的四人帮，我不必说，这位为陈永贵来广东传经写过赞歌的人物也一肚皮怨气。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在席间，我打趣说，第一次见面，你不是宣告“文学是阶级的事业”吗？原来你的“反动”比我差不了多少啊。他大方地说，谁没有三几副面具？上头的大编辑还不一样？你见过世面少呢。当然罗，公开场合要把嘴管住。倒也是，1976年初，老毛已在酝酿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的风声正紧，县城广场每次开万人大会，都枪毙几个犯人。
1976年初，寒假过去，老南凭着在乡间的文名，被本乡中学聘作民办教师，月薪30元。他得意非凡地对我说：“初中毕业生当高中教师，你说饭碗是不是骗来的？”我正色道：“中小学教师成千上万，毛泽东去世后，把悼诗登在省报的，仅黄英晃等两三位。”我并没有拍马，文革前的“南飞雁”变为“农民黄英晃”以来，创作上的成绩颇为骄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一年中总登出他的几首诗，远的有《陈永贵同志送宝来》，近的有配合批判“中国纳吉”邓小平的《颂歌献给小靳庄》。几年间，我好几次送他去车站去搭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他在那里住进报社的招待所，领每天一块钱的“误工补贴”，奉命赶制作品。比如毛去世后，在响彻神州的哀乐声里，一个长途电话把他招去，他用两个星期磨出一首诗。按说，这般一丝不苟地遵照旗手江青“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模式，且受特别关照的创作，作品是百发百中的，但有时只带回一张小样。他苦笑着解释：“稿子写得好苦，推翻重来不知道多少遍，才弄出定稿来，所有关卡都通过了，小样打出，只待值班副总编往版上贴，可是临时因为稿挤或者突然插进重要稿件，贴上版还给剥下来，往后，时效失去，编辑摇着头，把没能贴上版面的铅印小样送给我，算作纪念。”文学比新闻短命，真是时代的绝佳注脚。不过，他并不专写“报道式”的短命诗，由文革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品》变身的《广东文艺》杂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登了他的民歌体抒情诗《机耕路》。他喜不自胜地让我看了那一期，黄英晃名下的作品占了一页半，仿宋体字，配上插图，果然堂皇。他进城来，坐在我所在的办公室，晃着二郎腿，尽情赞美《作品》的诗歌编辑黄雨。黄雨先生确乎是凤毛麟角的编辑家，有抱负，有根底，有正义感。可惜生不逢时，在编辑生涯中耗尽心血，只成黑暗时代的殉葬品，这些教人感叹的行迹，我是从广东作协的同仁们在黄雨去世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知道的。当时，老南口中的“黄雨老师”，是个有点怪僻的和气老头。“大烟鬼，张口全是黄黑的牙齿。潮州人，怪不得泡工夫茶那么拿手。我到他家，他掏出一听珍藏的上等普洱，积满茶垢的宜兴红泥壶，用火水炉烧工夫茶。我皱着眉头，浅尝一下，苦得要命，他在旁边说什么橄榄炭，虾须水，什么韩信点兵，关公巡城，我只差没吐掉。”黄雨点石成金的改稿本领更教他五体投地。“看开头好了，我的原稿是‘机耕路，田里铺’，他改为‘云里铺’。最后一句，他用‘山间鸟道任纵横’换下我的‘战天斗地乐无穷’，岂止一字师啊！”
他担任高中三年级语文教师时，以纪念周恩来为导火线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随即，批邓在全国展开。我那时在县劳动管理总站当办事员，常常到下边的分站转悠，名为“调查农村盲流劳动力”，却不必办什么事，穷极无聊时，爱到白沙中学所在的小镇去，为的是拜访我的崇拜对象。进校门，看到初为“人之患”的黄英晃，一本正经，什么都干，上台演话剧，往批判专栏贴楼梯式“枪杆诗”。夜晚，我从每晚宿费一块钱的高档旅馆溜出来，到老南的宿舍去。在他那个被杉木皮搁成的小房间，实地领教他作诗的狂热。在案头，正放着一叠新诗《祖国的地图》的草稿，我一页页翻读，暗暗佩服。他以雄鸡为中心意象，歌颂祖国的版图，试用了许多种抒情方式，一次次地改换，从节数到韵脚，从比喻到联想，每写完一个初稿，就把稿纸粘成长条，贴在板壁上，再点起一根烟，边喷烟卷边默念。老杜“新诗改罢又长吟”，多少是风流自赏，他却是在下死劲磨。“我手写我心”和“揣摸上意”的“硬写”，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扫视一遍房内，长纸条挂了半面墙壁。果然，他以好几个通宵，抽光好几包“鹿”牌生切烟丝，终于写成，投出，一举实现同行们所妒忌的“作品过黄河”，登在全国性月刊《少年文艺》上。
1976年，中国的政治舞台演出了富戏剧性的重头戏，我的思想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见到老南之前，我蛰伏在古今中外名著的洞穴里，远离现实，和任何宣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题的“文学”没有瓜葛，与任何“工农兵作者”没有来往。在村里，与因写“反动日记”被清洗回乡的诗人刘云云为伍，共用一个蔚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村前有线广播播送着县革命委员会《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杀气腾腾，让人听了心里发毛。我和刘云云则在爬满牵牛花的?竹旁交换新成的诗作，我的是：“春莺在河边叫了一声，走了”，他的是：“圆锥形的峰顶/升腾着乳白的烟雾/是谁点着了/这个蔼拜苍天的香炉？”
以和老南合作为起点，我走进教我至今痛心疾首的歧途。那年代的心境何其矛盾，一面，在心里咀咒残暴的专政，令知识分子窒息欲死的思想钳制。所读的名著，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罗亭》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更不必说以“创造即生命”的信条，指引终生的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被我不间断地读了5年、精装本的书脊给翻出线来的10卷《鲁迅全集》，都和眼前的“文学”全然两样，我痛恨语言暴力，厌恶郭沫若的新着《李白与杜甫》，宁愿跟随不名一文的刘云云，写换不来工分和前程的自由诗，尽管稍不慎便可能当上“思想反动”的典型，往下就是10年劳改乃至“吃花生米”。另一面，抵御不了现实的诱惑，渴望出名，梦想着稿纸上的诗行变为报章上的铅字。古往今来，不甘寂寞，使得多少文人堕落为统治者的跟屁虫。至贫至贱的生存状态，饿死或瘐死的边沿，仰看着“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才，那种安全，那种尊荣，说不眼红是假的。实际一点，当稳走狗以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吃上“国家粮”，当上干部，涉足仕途，实现这美好的前景，只要有一枝让“上头”看得起的笔杆子。于是，文学青年争先恐后地投身波谲云诡的运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我试了，剑锋所向，却是自己一直悄悄的朝拜着的文学圣殿。可是欲罢不能，在从“南飞雁”时代就要以文学出人头地的兄长引领下，我开起通宵来，写歌颂“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屁诗，而且小有名堂--在广东省出版的《知青诗选》里，出现了我的名字。这本诗选刚刚上了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架，老南和几位进城开会的业余作者逛书店时看到了，老南翻开印着我的诗的那一页，高声说：“姓刘的，别看从来没露过面，厉害着呢！”
用发热昏式的诗行和冷嘲当道者的闲话填充的友情，一发不可收，书信和电话不断。有一次，我骑单车跑了40公里到白沙中校找老南。老师说，他打篮球扭伤了腿，没法走路，在家疗养。我骑单车直趋潮境步圣里。他家的屋子，是全村最好的，水磨青砖的墙壁，举凡门窗拉栊，厅堂里的酸枝椅，廊楼上的雕花床，无一不是南洋进口的坤甸木所作，可见从前的殷实。他的养父、养母，妻子儿女都在家。我和全家人围坐一桌，吃了一顿青菜加头菜丝蒸猪肉的午饭。
春末，被稻田包围着的村子，风带着紫云英的馨香和沤肥的臭味。井沿传来洗衣妇人的谈笑，他的养母往巷子地上撒了一把谷子，引来一群麻花鸡，她抬脚把不属于自家的鸡赶走。老南的太太出勤去了，孩子上了学。长相儒雅的养父上潮境墟去“叹”他的“一盅两件”。趁屋里没了闲人，老南领我到二楼去，那是他的书房。
我和老南坐在阁楼的藤椅上，面前放一包生切烟丝，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青花碟。老南捧来一本剪报，上面极工整地贴着他历年发表的作品，最早的是注明刊登在贵州《山花》杂志1964年某期的新诗《路工颂》。24岁的乡村青年，在省级文学刊物上露脸，无乃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此，他铁下心当诗人。据他介绍，这首短诗还成全了他和妻子的姻缘。开始时她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个小她两岁的毛躁小伙子，看了字体漂亮的情书里夹着的诗，才动了芳心。此外的剪报，以县级刊物居多，其次是地区级的《佛山文艺》。基本上是流行的格式，四行一节，一韵到底，还有楼梯式和民歌体。好些页他匆匆带过，不让我看，我硬要看，原来是《三句半》、《锣鼓词》，还有台山土风--木鱼、卖鸡调和禾楼歌。“羞死人，都是他妈的赶任务。”然而，他说起在水库工地，怎样靠写表扬好人好事的民歌，逃过累死人的劳役，又充满了狡猾的自得。
谈得兴起，他捧来一大叠信件，都不是普通的信纸，而是十六开本的白报纸，钢笔字都很大，很潦草，比不上老南字体的俊逸，但龙蛇飞舞，流畅中别有灵气。写信人是同一个：唐X，这位比老南大5岁的中学教师，论对诗的痴迷，比老南犹过之。唐X早在大跃进年代，已在省级报刊发表诗作，文革前几年，自以为火候已到，向诗坛全力冲刺，和老南，以及另一位年龄相仿的诗友--高考落第，在高中时就因在万人大会朗诵自作抗美援越长诗而名噪全县的朱XX，成了莫逆之交。老南和朱XX，常常到唐奇所在的中学去，住进唐奇的宿舍，没日没夜地作诗。稿纸上未必有分行的抒情，但烟灰缸总是成了小山。那年头写诗，功夫花在看报纸捕捉上级意图上，看革命形势上，官方发表了批判苏修的“九评”，为了配合“反修防修”，写一首《红军的草鞋》；开春以来没下雨，看来很快要全民抗旱，来一首《斗天歌》吧！邮寄到省报后，天天对老天爷说，雨千万别在稿子刊登前下来啊！这三个30岁不到的业余诗人，各有专长，老南的琢磨劲头带着农民的呆气，专抠技巧的唐X很能出鬼点子，朱XX的才气次于唐奇但优于老南，专在两人为“用谁的诗句”吵得不可开交时和稀泥。晚上，关起门来，讨论，推敲，抬杠，抽烟，呻吟，骂娘，到半夜，一起哀叹“灵感枯竭”，非要到野外去，在星光里寻觅诗句，门打开，满房烟气涌出，有如爆炸了烟幕弹。有一次，唐X说吃鸡蛋很能刺激“烟士披离纯”，两人拍腿赞成，一起摸黑去敲邻村农家的门，买了几只，加糖煮了，喝下，三条汉子躺着，静候缪斯的君临，到鸡声起时，房里此起彼伏的，仅仅是呼噜，揉成一团团的稿纸散在地上。唐X和老南，相聚时作诗，分开时写信。唐奇的信，谈自己的新作，豪气贯云，自夸构思的奇拔，诗句的警策，玩味画龙点睛的妙字。“嘿，你看这一句，绝了吧？”“妙手偶得，前无古人，你难道看不出来！”不然就是雄心万丈的计划，组诗《老贫农的心音》，交响诗《风雷颂》、《榕树情思》、《瀑布之歌》，满纸云蒸霞蔚，可惜多半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而废。信都是文革前写的，10年后我捧读仍旧觉得烫手。有的十分颓唐，骂报社，骂编辑，说这么紧跟形势，构思新颖的作品还是退回来，瞎了狗眼了。有些作品，编辑早就来信说“留用”，不料政策转了向，厚厚的一沓原稿连同编辑写在编辑部专用笺上、才三行的道歉寄了回来。“老天无眼！”唐X在稿纸旁边加了眉批。老南回顾昔年的痴狂，心潮澎湃，在阳台上缓缓踱步，轻轻吟咏：“坡上挂翠/田里流油/江南春/浓似酒”，诗句是严阵的，然后宣称：严阵的《竹茅》和闻捷的《天山牧歌》，是“千古绝唱”。唐X漫无边际的自夸，自我欣赏，从大跃进时代承袭来的升虚火式的表述方式，我读着，并没一点反感，只有由衷的欣赏。就在这一刻我记起来，文革前在县图书馆借书时，所见到的三位青年人，就是他们。
我和老南，开始了同样的合作，一首我由写出初稿的抒情诗《侨乡的山》，老南熬过几个通宵后改，寄往《广东文艺》，因为刚好配合打倒四人帮后的“落实侨务政策”运动，很快登了出来，稿费14元。那时我的工资每月28元5角，分到手的7块钱，够4个人下馆子吃“一鸡三味”，但它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也超乎“众口相传”的荣耀，它在“走哪条路”这人生最紧要的问题上一锤定音。
在这首据说获得广东文学评论权威萧殷好评的诗上署名的，都是父母起的本名：黄英晃和刘毓华。对老南来说，从文革前的“南飞雁”，在文革和“拨乱反正”中变为“黄英晃”，写作套路没变，都是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当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中心任务而写，主题先行，他是轻车熟路，却苦了我这个既不情愿也不习惯的初入门者。本来，我在脱下红卫兵袖章，回乡当知青和民办教师这七八年间，除了学校的墙报和政治学习会后，不得不写的“学毛着心得”和“批林批孔”稿件，基本上没有写过应制诗文。对专制政治的厌恶和抗拒固然是主因，但不能讳言，另一根由在于和家庭和自己和距离官家太远，想当跟屁虫和吹鼓手也投靠无门。
埋头作诗的老南，到了1978年冬天，忽然和诗断了关系。我们的家乡，海外居民和本地一样多，号称“中国第一侨乡”，邓小平主政后，两个“凡是”完蛋，闭锁多年的国门打开，被压抑多年的移民热马上兴起。第一波是澳门，县公安局一批就是几千人，一窝蜂地涌过拱北，几乎挤破蕞尔小岛。第二波是美国，那才是台山人传统上的第二故乡。旧金山从淘金潮到上世纪50年代，台山方言居然成为唐人街内的“标准中国话”，须知台山不过南海边一个百万人口的县份，可见台山人的众多。这年头，国内新政刚刚开始，侨眷们惊魂未定，生怕以朝令夕改为特色的当局，第二天醒来，又把海关的大门关上。所以，当我从借调到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的同事中了解到，老南一家也在批准出境名单上后，马上给40公里外的老南打了电话，告诉他，时局尚未明朗，被批准出国人的太多，你们启程以快为好，愈早愈安全。果然，老南夫妻和儿女三位，在领到出境通知书当天，在晚间来到县城，住了一宿，次日上午，乘车取道深圳，经过破旧的罗湖桥，到了飘着米字旗的香港。
拖家拉口的老南，踏上罗湖桥上横排着的，颤悠悠的木板条时，该没有想到诗，心间洋溢着的是“老天终于开眼”的兴奋。台山人，尤其是男人，传统上的理想是两个字：出国，土话叫“出路”（这里的“路”，主要指外国，约定俗成地指花旗国）。“出”就是一切，管你是当牛马还是享洋福。被民谣描写为“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富有金山客，在乡间的形象，是被侨批局送款员送到门口，引来整条巷子的?慕目光的侨汇单；是花美金建起来，象老南养父家那样的“廊楼屋”；是“金山婆”雪白脖颈上的金链和趁墟回来，圆篮里满登登的鱼肉。老南的岳母解放前移居美国，早已入了美国籍，许多年前已为老南全家申请到移民签证，因文革的阻碍，到现在才成行。
我和老南在这方面近似，妻子的父母在美国，早已为我全家办了申请，但我那时还没领到中国的护照，无法到设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去接受约见。送老南全家上了长途汽车，并没有多少依恋，他频频回头，怕官方派人来追截。别说治保会，就是中学的校长，凭“学校缺教员，暂不放行”的理由，就能把他赶回头。车开行时，我大声说：“旧金山见！”老南全家在香港呆了3个多月，虽然住在钻石下的木屋区，那是当木匠的生父的居处，可是从连肉也难得吃上的穷地方，骤然进入物质丰裕的资本主义疆界，新奇和舒畅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后我和他一样，路经香港移民美国，入夜时分进入灯火如白昼的九龙，惊叹脱口而出：“早知如此繁华，我该在10年前偷渡。”他从香港邮寄给我的五本《七十年代》杂志，同事和朋友排队传阅，回到我手上时破烂得近似纸浆。1978年他到了旧金山，寄来的第一封信，交代了两点：第一，在美国得熬苦，你要作好进中餐馆当“厨房牛”的心理准备；第二，十分孤寂，只有你来了，闷死人的日子才会改观。最后是一首不伦不类的旧体诗，以这两句结尾：“诗心不老情不竭，携手合谱锦华章”。
三、从“黄英晃”到“老南”
老南在旧金山望穿秋水，我在故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这状态终于到头，1980年7月，在老南迁居近两年后，我和妻儿也“上埠”了。5日是美国独立节，北美洲的天空，蓝得那末幽深，我刚抵达岳父母的家后，头一桩事是给父母送信报平安，汇去岳父给我的“回头银”60美元。第二桩，给老南家拨电话。他在唐人街餐馆没下班。当天夜晚，他兴冲冲地赶来。稍嫌紧窄的三件头西装，70年代流行的灯芯绒小喇叭裤子。乡间一别后，他的体重增加了30磅。然而，胖恰衬出派头。他两手抓住背心的两侧，自得地说：“没这个肚腩，谁信你是金山客。”我们在金门公园旁边的林荫道上散步，他给我上移民第一课--过马路。晚上，他请我在格利大道的五福楼吃了一顿北方菜，平生第一遭尝到鲍鱼。为了纪念他为我接风，在我来美5周年，10周年、15周年和20周年的纪念日，我都请他进五福楼，也差不多都坐第一次来所占的方桌子。五福楼也够顽强，在餐馆老板走马灯似地换的中国人聚居区，存在了20多年，一样的招牌，一样的装璜。老天有情，让从故土携手走到异邦的朋友，有一个不曾被淘汰的所在，让我们就同样的“鲍鱼片杂锦煲”，为日逐凋零在秋风里的友情，稍加培护。说这是“一饭之恩必报”太郑重了，不过是借个理由来聊聊天。
细想起来，不能不动情，这位脑筋不算灵光但厚道、不爱搞小动作的友人，在新移民的岁月，施与我和我的家多少温暖。我忘不了到达旧金山的第一天，他塞给我80美元，说送红包是金山客欢迎新乡里的规矩。这笔钱，相当于他两天的工资，血汗钱啊！那时在唐人街茶楼的厨房，他在熊熊的煤气灶前一站就是一天，不停地把放满一碟碟虾饺烧麦凤爪排骨的蒸笼放上拿下，循环往复，都是腰的功夫，结果累出个坐骨神经痛，最疼的时候，他和我走一个街区，就嗤牙裂嘴地蹲在街角呻吟一阵。
以后的10多年间，老南和我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谈诗，一起游玩，一起去访问老诗人纪弦。两家人常常聚会，在他家吃他精心烹调的广东菜。头几年，我忙于养家活口，案头的日记本上，除了刚到时写的几行诗外，其他的光阴都被汗水、疲倦和乡愁填满了。老南却很快恢复了写诗的习惯，这也要归功于黄运基先生所办的《时代报》，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用武之地。他把“南飞雁”改为“老南”，老气横秋，但和中年的心境合拍。那些年我一直打两份工，只当诗坛的旁观者。老南不写则已，一写呆气就上来了，这可害苦了我。我夜间下班晚，早上起得迟，他可不管，常常发动突然袭击，电话有时是子夜，有时是破晓，反正他没睡，也不让最能容忍他放肆的朋友睡。我从梦中惊醒，迷糊糊地听，他兴冲冲地嚷：“刚刚写好的，听着”随即，响起带着睡眠不足的沙哑的台山乡音：“一座细小而又普通的坟墓/座落在侨乡台山幽深的山谷/雨打风吹，山坟的四周已经残缺/霜侵雾蚀，墓碑的字迹早已模糊”我捏着话筒，想象着他双腿高高搁在书桌上的姿势，摇头苦笑，打断他：“慢着，先交代背景好不好？”“呵，对了，是这样的，我在华侨史上看到一位乡亲，叫黄美新，15岁来美，替洋人当管家，一干就是60年，1952年回到故乡后去世，所以要写老侨工落叶归根的情怀。”“很有狐死必首丘的古典情怀嘛。”我说。“就是就是，你听下去。”他益发得意，高声诵读，我勉力撑起沉重的眼皮，“啊！日夜兼程，送一把泥土/这泥土的重量谁也无法计出--/因为这份人世间稀有的深厚情谊/早已超出阶级、民族和国家的限度”。他念完，获得的回应是我的呼噜。他骂骂咧咧地搁下电话，明天在茶楼见了面，却没责备，还爽快地请客。
待我因了偶然的缘故，将笔名定为“刘荒田”时，老南在旧金山中文诗坛已经驰骋有年。两人的友情如故，但诗观的差异愈来愈大，他坚守着从大陆文革前所承袭的“现实主义”，对无法“一看就懂”的现代诗嗤之以鼻。我和他常起争论，后来，都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走各的路。不过，手法陈旧不意味着失败，90年代初期，老南将家乡端芬镇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梅菊姐》。动笔之际，不改的是贾岛式的苦吟，二三千行的诗稿贴在书房四壁，活象文革中的大字报专栏。如果说老南笔耕一生，尚称没有枉抛心力，那该是指这一部千锤百炼的集子，驾轻就熟的“现实主义”用在凄美缠绵的悲欢离合之中，可算恰如其分。全诗的语言，干净畅达，在节奏上的探索，著名诗评家邹建军教授的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诗刊》上撰文作了评析。“南飞雁”名下的作品，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黯淡，被社会和作者本身遗忘，文革后以“黄英晃”的本名所写，包括和我合写的作品，命运也类似。可是，“老南”这个名字，老南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叙事诗的贡献，至低限度将在台山文学史，广东文学史上留下记载，多则一章，少则一两页。
90年代后期，老南鉴于诗坛群雄并起，吵吵闹闹，各执旗号的小团体无不以晦涩为时尚，海外报刊给新诗的版面越来越少，心灰意懒，转行写小说。仍旧是苦吟，不写则已，一写就是通宵。后来他写不出，怪罪于戒烟，他说灵感是烟熏出来的，构思时抽，写稿时抽，清淡型“万宝路”须臾不可缺，如今没了尼古丁的刺激，手空空的，什么也抓不住。可是，不戒不行，他的心血管毛病愈来愈严重，95年作了搭桥手术，四根主血管都换上从小腿上截来的静脉。在生命和作品二者中，他选了生命。这时期的成果是短篇小说集《豪宅奇缘》，统观各篇，虽然不再有昔年“主题先行”、“三突出”一类余毒，但基本上是靠苦想硬凑的，写熟悉的餐馆生活还胜任愉快，写佛写禅写音乐，就显得积累和体悟不足，破绽屡现。总体水准勉强算得中乘。他和另两位旧金山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旧金山的故事》中，他的《新寡》，技巧已见圆融，叙述从容不迫，进入了状态。遗憾的是，气度不足，视野不阔，以男女私情和性为招徕，不免一般化。
四、盖棺未论定：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老南
我对老南抱着深深的愧疚。这些年，因为他停止了写作，全心投入唐人街同乡会的会务，借以谋生，我和他的交往也近于中止。加上他出于对前会长的不满，从我们原来的团体拉了一些成员出去，另立山头，本来，这样做，在结社自由的社会，无可非议，但夹杂着的误会和“恩将仇报”式的言论，教我很是失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见他最后一面时，毫无谈话的热情，分手时几乎怒目而视。
好在，他已经在忘川的彼岸。文人的纠葛，再多的争名夺利，党同伐异，钻营和炒作，为一篇稿子登不登，登在哪个版面，和官员照相时是站在后排还是紧靠着XX书记一类让寂寞的文人在乎得失眠的事体，原来这般微末和无聊。老南从奈何桥那边回眸，看到“文无第一”的小圈子，一定只有苦笑吧？文学史只记载作品，而不留下唾沫。可是我能忘记青春的情份吗？他第一次还乡，回美后见面，他把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亮出来，上面写的是：“你的造诣，你的坚忍，你狂热的理想主义，在一夜之间，那样强烈地激动了我，使我难以成眠，黎明时我哼着‘启航了，我的理想之帆’”他并没有取笑的意思，我也不为信内和李白《与韩荆州书》类似的谄味脸红，只是哈哈大笑。
这位情同手足过的男人，短时间的商业搭档，新诗的合作者，文学的同路人，意大利餐馆的同事，文学协会的同仁，已经长眠在旧金山郊外的一处墓园，我还没去吊唁过，按理说，坟墓的位置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他生前在宁阳会馆当了好几年中文书记，出卖“风水福地”是会馆的主要业务，近水楼台，董事们该对他有所优待。如今，以我对他的了解，能不能来个盖棺论定？没这个把握，所谓知人论世，对一位作家，哪怕并非卓越的作家作全面性评价，需要学院训练出来的索引功夫，对全部文本的掌握和研究。而疏懒如我，能作的永远是“随感式评论”。
然而我一直在想着：怎样评价他。首先想到，作为人，有没有宿命？刚刚和他认识时，他道及一个神秘的“不约而同”：无论是家人还是他自己，无论找的是掐手指算八字的盲公还是进庙里掷茭杯，也无论说到长大以后的“命”时多么远于现实，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的算命结果，都显示他是“过槽猪崽”--注定有两对父母。他在诗《母亲的歌》里追述：“我出生时，正是抗战艰苦年份/中国饥殍遍野，哀号惨不忍闻/母亲消瘦的脸失去常见的笑影/天刚亮便背起我去后山挖树根/在她饿死了两个儿女之后/便把最小的儿子送给别人/据说，她滴水不进在床上躺了三天/关住大门，千呼万唤也不肯见人”。抚养老南的养母，知书识礼，从小就教他念《花笺》。不过，在文革前老南和养父母吵翻了，其中涉及政治因素--养父的资本家成份，对这位前途很不明朗的业余作者来说，实在是个障碍，于是老南到法庭去立案，和养父母解除关系。这桩事，是后来当上我的顶头上司的前法庭庭长说的，老南在和我最能肝胆相照的年份也没透露，可能是于心有愧吧？然后，有若干年，他回到生父母的家居住，这个弟妹成群的家，靠在香港当木匠的生父支持，活得相当滋润。有一次，他到县城来，在我的宿舍过夜，晚饭后，他拍了拍尚未开始造山运动的肚皮，有滋有味地追忆道：“那些日子，顿顿是肉，正宗阳江豉汁蒸的排骨，嘿，装满大盘子。信不信由你，那时要是一天大便一次，就不算正常！”那时我正和他合写《侨乡的山》，刚才还在推敲纯情的诗句，不提防竟漏出这般粗俗的字眼，教我又惊奇又好笑。老南的养父我见过，瘦高个子，颇为飘逸，因为成份不好，带着自卑感，不大和人说话，但比一般农民，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化内蕴。于此，我是出国后还乡偶然发现的，那一次我代老南带钱给他的养父母，顺便到他昔日的书房找出剪贴簿，带回旧金山。不爱哼声的老人家领我到廊楼上，打开发出樟脑味的五斗橱，指着一排排书籍说：“都在这，阿晃匆匆忙忙一走就没回来过，是我收拾好的。”我看了看他，浑浊的眼珠上闪着智慧的幽光，他是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养子的写作事业的慈父啊！
扯远了，回到“宿命”去，被人家抱养之外，他对文学的选择，是不是也“冥冥中自有定数”？并不是，是走投无路的缘故。在这方面，他和我，以及同代人是近似的。且想想，他仅有初中的学历，升学已太迟。又是农村人口，家庭成份有问题，仕途被堵死，当干部、当兵也轮不到，如果有音乐的天赋，还指望考进县的文艺宣传队。这样一个青年，梦想靠创作出人头地，是极为自然的，舍此只有终生打牛屁股，窝在社会最底层。而况，他一出手就上了贵州的省级文学杂志，这不证明潜力吗？我所以没有一下子投身“工农兵文艺”的浊流，有几年远离丑恶的庙堂文学，读了一些正道上的书，不是因为我比老南洒脱，而是没有他的运气。赌徒一走进赌场，马上赢个大满贯，从此无法自拔。老南的初衷，当然不是30年代浪漫青年的“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象头一次见面就对我宣称的，为了“阶级的事业”，只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他如果年轻几岁，或者获得进驻生产大队的工作队的垂青，他早就进省的创作训练班，然后，进报社或文联属下的协会当办事员去，光凭一手好字，抄写和刻?版够他忙了。
然而，文学之路，如此艰难而狭窄，入口处有一无形的告示：无才华者勿入。但丁在《神曲》所描写的地狱，它的入口处高悬着警告牌：“来到这里，你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无才华而硬闯文学，文学和自己都成了地狱。这才华，主要地，指先天的悟性。“男怕入错行”。某名人谓，所谓天才，是90％的勤奋加10％的天赋。说的不错，问题在这里：没有10％，90％便成了在沙漠里种稻子。艺术，以天赋为先导，为触媒，为根基，愚公能移山，愚公流成江河的汗水却泡不出一行诗。绝大多数野心勃勃的文学青年，所犯的致命错误是类似的：没有才华而死缠烂打。待到自觉技穷，辞穷，回头时已耗去多少光阴和元气，无力挽狂澜之既倒。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而悟性之不可把凭，一似被风撒落的一把种子，或在石缝，或在沃土，或在流水，由此产生全然异趣的结局。老南（他的在天之灵，恕我直言），所欠缺的，恰恰是悟性。他作诗逾30年，作品总数当在千首以上，工夫不谓老到，却每每失手在平庸上。手法单调，立意浮浅，直截而空洞的抒情，让一直关注他创作路向的人失望。同样的缺陷形于他的大部分小说：硬凑的痕迹，主题与情节的游离，说教味，还有情节上的破绽。出国之后，他不只一次地慨叹，青年时代起，足足近20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所写无一不是马屁狗屁，至今毫无价值，如此巨大而长久地虚抛生命力，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当时要是有别的机会，才不弄他妈的文学呢！我小时候，画画有点天资，画到现在，作不成丁绍光，也能在省画院或者地区文化馆当上专业画师，更别说来美国后能在画廊展出，一幅卖他个一万几千，还不比写这每首不值10块钱的诗强？”
然而，才气决定一切吗？但我想到和老南在60年代合写长篇朗诵诗《六万万五千万》的唐X，对上述论断犹豫起来。唐X，这位后来担任某市文联主席多年的诗人，于去年因肝癌成了故人，得年68岁，他并不缺乏才气，出道之初就显露了语言上变魔术的长才。老南说，他富于诗人的神经质，这神经质来自敏感，和老南在诗艺上的木实，缺乏变通相反，唐X路子广，鬼点子多，初读他的诗，会觉得他的潜力甚大。然而，他一生在诗方面的成就，在老南之下。唐X耽于语言上的小玩艺，技巧上的经营，越写格局越小，到晚年，才情干脆耗费在炒股上--不，要说，他以炒股来转移才气枯竭的狼狈和自责，一如编辑以“为人作嫁”来淡化“写不出”的愧疚。老南无才，唐X有才，却殊途同归，成就都没有达到出发时所立的目标。“不过尔尔”--和他俩当初一道当业余作者，一当就是一辈子的同行们这样评价他们，怀着失望或者兴幸。原来，这里有超乎个人资质的因素，那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对人格的扭曲，阶级斗争对诗人的奴化，文艺政策对创造力的扼杀、文化氛围对作者和读者的毒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家在天分上的差别反而退居次要位置。从驯服和沉默的羊群，你只能听到千篇一律的哞哞而不是孤绝的狮吼。在浩瀚的应制诗的大海里，你如何打捞佳句？一辈子当编辑，长于点石成金的黄雨先生，他的悲凉不比正直的作家少。在以剥夺创作自由为使命的连番政治风暴中，风骨与才华是最先被摧毁的树木。
不过，老南并不乏天赋，那是指文学以外的书法。我初识他时，他示我一幅行书斗方--李贺诗《李凭箜篌引》，这是我所看到的，他此生最精彩的作品。成于30岁前，其飞动，其遒劲，蕴含的气势与诗意，我至今想起犹感咄咄逼人。他自己，到老也为“一手好字”得意。如果他从小不以“无师自通”为满足，拿出作诗的劲头来临帖，拜师，苦练，书法家这名衔不但稳拿，而且不难成为一家，乃至名家。
而况，老南有故事动人、诗句颇具独创性的《梅菊姐》，有兼具前卫诗的多解与传统诗的明快超短诗《咏松林》：“树愈密/长得愈直/树愈直/显得愈高”。有若干明丽而警策的抒情诗。《灰鸽之死》一诗，手法仍旧传统，却直达人性的深层。他以非凡的毅力，奋不顾身的拼搏，果然磨出精品，印证了“勤能补拙”这一虽早已受普遍肯定但在艺术创造上几乎不可能的古训。农民在耕地时的勤劳和集市上的狡猾，转化为文学，过程是这般地匪夷所思。我扪心自问，我和他比，和唐X比，不是等而下之吗？我不也是误入歧途吗？文学是如此悲壮的行旅，以大多数作者的牺牲来成就寥寥几位大师，以多数的平庸来烘托凤毛麟角的不朽。我也是殉葬大军的一员。残酷的淘汰，苛刻的筛选，你想知道文学史的苛刻吗？看看诗歌的星辰最为繁密的盛唐，留下多少名篇名句吧？看看当今书市，今年被热炒的作品和作家，明年还有几许留在记忆或者排行榜上吧！
那末，且改用宽容的口吻。老南，是无愧于初衷的诗人，是值得尊敬的作家。首先，他移民以后的文学道路，于大节无愧。他没有投靠任何一方权贵，没有出卖朋友，没有拍卖灵魂。当然，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要卖也难卖出去，一如平民欲效从前的朝廷命官割地赔款，手头却只有一张才值一美元的中国地图。他偶然也?慕靠邪门歪道在美国赚得温饱和房子的人物。但只能指望六合彩带来横财。在海外从事中文写作，寂寞和自由是绝对地充分的。他在并不轻松的谋生中，凭着比有才具、学养和来头的同行多出一两倍的毅力，和命运苦苦较量，出发点即便还是和“跳出农门”近似的“扬名显声”吧，却无可非议。其次，他好歹有作品，有过奉献。老南在两方面可作代表：“工农兵业余写作者”的代表和“大陆中年新移民写作者”的代表。就前者来说，作品之无保留价值不说了，他的去国毋宁是莫大的幸运，在新大陆经受东西方文化的风雨洗礼，日渐洗去流毒，摆脱桎梏，写出了直面人生，抒发真情实感的新诗和真实反映底层移民生存状态的小说，即使不够格臻于不朽，但也不象《颂歌献给小靳庄》一般的下三滥。他和乡间一大群如今垂垂老矣的业余作者中，仍旧算得佼佼者。在美国的华文作家群中，可排入中乘之列。
1988年，世界酝酿着突变之时，素来对时事的敏感弱于对麻将的热衷的老南，以48岁的功力，写了以枕木为意象的抒情诗《钢轨下，一个灵魂的呐喊》，里头有这样两节：
“记否，当夜的大野
深沉如泼墨
历史的瞳孔，却从叶间
漏落几点星光
年轮不是凝固的记忆
圆心扩散着
一代无辜者的哀怨
只为一个崇高的目标
献身，我毫无怨言
但听从
谁的意旨，把我们
赤裸的躯体，铆在
这多向性车站--
铆在
二十世纪末叶
最颓圯，最繁乱
事故多端的
时代叉道平交点”
二流的诗人，写出了一流的作品，准确而凝练地刻划一代人的灵魂之痛，诗作的成功，证明了才华之外，勤奋，坚持，后天的意志也不可小觑。
五、盖棺未可论定：文学以外的老南
老南不早夭也远不算长寿的一生，因其普通，因其不具备奇情色彩，因其从来没发过大财，没走过任何一种运，从大处看，他和唐人街上绝大多数“运数平平”的新老乡里们一样劳累，卑微，上街买菜斤斤计较于白菜和排骨的价钱，老来不但多一层胆固醇和医药费上的顾虑，还有自嘲与自得掺半的“三无”（无信用卡，无驾驶执照，无支票户口）。因此，他具备了文学以外的丰富代表性。他是大部分中国大陆中年新移民的象征。
作为过从频密的朋友，我和他的名字并排，除了合作抒情诗《侨乡的山》外，还有一次，恰可为诗外的老南，连带我，在扮演和文学无关的“移民”一角的写照。那是一家中餐馆的名字：英华馆，从他以及我的本名各取一字而成。那是1983年初，我俩来美都不足五年，我的存款刚好一万多一点，英语刚够对付买三文治的顾客。餐馆位于旧金山市场街和田德隆区的交界。两人都掏光积蓄，向亲戚借了债，凑了3万块，向出卖餐馆的希?佬借了2万。招牌上的一尺见方的行书，当然由他这个以书法家自命的第一号老板来写，字体豪迈洒脱，可惜包办招牌的洋工匠照葫芦画不好瓢，字都象机制的，气韵全失。这招牌长逾一丈，重达几百斤，制作和安装少说要花五千元，好在“戌戌百事可乐”的广告部提出条件，以三分之一面积写上“中中七喜”汽水的字样，费用全由他们包。我们当然同意，招牌用起重机吊起，以45度角安装在安迪街和美慎街交界处时，雄视着四面的高楼，那般气派。开张那天，被连天奋战累出满眼红丝的哥儿俩站在门口，仰头看了看蔟新的大招牌，低头看看餐厅里从门口一直摆进里间的鲜花和万年青，都是两人的亲友，包括担任《时代报》社长，20年后老南与之反目的黄先生送的。相视而发豪迈的笑。这才是新大陆开拓者应有的势头，方块字砌的诗，先在书房角落里晾着吧，当务之急，是圆约定俗成的“黄金梦”。从此，我们在经济上将彻底翻身，“绿卡”将衍变为从餐馆收银机提出的一叠叠绿色钞票；将拥有自己的住宅，他不必租住位于田德隆区、半夜里被妓女和嫖客纠缠的吵嚷声骚扰的破旧公寓，我也将搬出利治文区由车库改建的、下雨天床下奔流着小溪的简陋单位。餐馆上了轨道后，财力渐厚，远在故国，渴望开洋荤的亲人，将来这里团聚。更远一点的衣锦荣归不说，不久以后父母一定以谦逊的口吻，向邻里展示远在金山的儿子“捞大把世界”的照片。7年前两个在中国官方文学杂志上冒出的渺小名字，难保不并列在美国华裔企业家排行榜上。当然，说两位在英语蟹行的世界闯荡的中国小文人，抱负仅仅在将诗才变为钱财，并不准确，这是躁动不已的成就欲：干一番事业，以不枉此生。钱不过是“大志”笼罩下的一个亮点。
那年头，我们都已进入或快进入中年，都在餐馆这一行熬过来，何尝不明白“顺顺黄金”的黄金，须以多少加仑炸春卷的玉米油，以多少夜以继日的竞争来冶炼，里头的艰难都预料到，但漏掉了一条：深夜锁上餐馆的门回家，得在裤腰里掖把小刀，以防备抢劫的吸毒者。我们只在“英华馆”干了3个月，便狼狈逃命，原因很多，关键的一个就是择地不善，餐馆陷进失业者、毒贩和流浪汉的包围中，它的楼上就是市政府出资包下来，专门收容社会渣滓的廉价客栈。此外就是志大才疏。老南在事后说了我一句：“当初要不是你老吹捧我的厨艺，我也没那个野心。”不过，我至今仍旧认为没有言过其实，老南于厨艺，从包括冷热荤、鱼翅汤和八大盘的豪华酒席，到意大利式面条、纽约牛扒、缅因州龙虾的烹制，无不精通，刀工、火候、盘饰，均出色当行。作诗他在全中国排在第二流，主持厨政却可臻一流，如果他全心投入的话。艰难撑持之后，餐馆以比买价少一万元的贱价卖给一位上海女士--她非要买下这个地理位置上一无可取的餐馆，首先不为了发财，而是要让就在附近开建筑设计行的前夫看看她的厉害，我和老南的友情并没为此受损，这是颇教熟人惊诧的例外。在美国生意场，因“私交甚笃”而成商业搭档，害远多于利，一旦生意上出现纠纷，无论盈亏，都容易变成仇人。此后，我们仍旧上茶楼谈诗论文。自然，沮丧是浓烈的。北岛有妙句：“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可惜两人不喝酒。然后，我重回西餐馆，当底层的收盘碗工，老南进入唐人街的“西厨学校”。校里爱开玩笑的雷校长，一个劲地叫这位年岁和身量都可观的学生为“黄老板”。就此退回打工仔阶层，都不甘心，两人还偷空到郊外去考察过几处待出售小餐馆，但没有动真的。此后，我没有下海，一辈子就一次当短暂而全盘落败的小小“老板”。这一挫折并非没有正面意义，甩掉贫困和卑微，走捷径发家，是新移民普遍的心理“麻疹”，发了才具有免疫力。此外，在那里，顾客多半是领救济金的穷人、娼妓、皮条客、小偷、离家出走的少年、瘾君子、有易装癖的男同性恋者，这等底层体验，比之个人受苦受难，更加广阔，对从来没打算当王国维所归类的“主观之诗人”的老南和我来说，如其说是倒霉，毋宁说是终生可收“精神利息”的短线投资。
还是回到老南去。文学人在社会是异类，是极少数。撇开文学，芸芸众生里的老南，后半辈子的命途没有多少波澜。他虽出身农家，自小扛苦活，生就远比大多数南方男人魁伟的身坯，可是，向来视体力劳动为畏途，这一近乎先天的怕苦怕累，不是没有正面的效果，他早年迷上写作，原始的动机就是逃脱大田上毒烈的日头。粪桶和案头的稿纸比，即使后者毫不实惠，但应了乡间谚语：“自在当富贵”。来美后的前10年，他的工作很少稳定过，首先当的是唐人街杂货店的码货工，然后，主要在中式餐馆里沉浮，洗碗、抓码、油锅、炒锅，反正没工可上，领一段时间的失业金，再随便找上一份，干几个月，零敲碎打，难成片断。比起把养家活口视为神圣使命的当家男人，他没那份担当，钱够花，日子能对付就行。没活干时，天天逛街，看电影，然后到职业介绍所转个圈，算是对家里有了交代。1986年，我和他一起进入《时代报》，我当编译，他当校对。穿着白衬衫，在办公桌前画圈打叉，这活计让他着迷。可惜为时不足一年，报社关了门，他回到餐馆当“厨房牛”去。
1988年到1994年，因我的引荐，他进入我所在的下城老牌“铁马”意大利餐馆，先当洗碗工，后晋升为厨师。他在厨房，我在餐厅，仍旧是好朋友。他离开这家待遇不错的餐馆，原因颇为滑稽：他和一位也在同一餐馆当厨师的同乡，在茶楼听说某位在洛杉矶发了大财的企业家，有意回家乡投资，项目定好了--开办沙石场，这两位精于在煎板上炮制三分熟或五分熟新西兰羊扒的打工仔，辞掉工作，当起掮客来。里头的全盘操作，以我和他的交情之深厚，他也没漏过一句。在运作之初，我却在他家偷窥到一点，那次我象往常一样进书房小坐，在案头瞥见新印就的名片，用的是本名黄英晃，衔头是“美国旧金山金门投资集团董事”，他一把抢走，故作淡然地说：“拿回去骗骗生意佬”回去折腾了一个月，无功而返。听说那客户进了国境，很快找到别的有力人物，把既无后台又无技术的始作俑者甩掉。好在老南的第二次下海，比第一次聪明，执行了著名的“华尔街三原则”的第一条：不花自己的钱。所以，除了机票和零星开销，经济上没大损失。一肚子气消了以后，又面临饭碗问题，“铁马”餐馆回不去了，因为他事前信心太足，以为此去办成一个投资上千万的企业，佣金和带长字的职位都在等着，还希罕这！于是象“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和韩国老板吵了架，回头路断掉。失业不久，他就进医院作了心血管搭桥手术，庞大的手术费是保险公司包下来的，而这种保险，是在他失业前，由那位英语结巴，为人厚道的韩国老板支付的。
然后，老南提前进入晚年。他去世时离法定退休年龄差一岁。从57岁到64岁的“后中年”，他梦寐以求的“斯文饭”倒是吃上了。起初，应一位即将担任“中华总会馆”主席的乡亲之邀出山。说起这家会馆，乃旧金山华人社会势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机构，踌躇满志的乡亲，未必知道老南的文名，但对他的一笔好字佩服之至。乡亲许诺，一旦就任，便邀请老南当领薪水的“中文书记”。可惜节外生枝，乡亲上任之前和前任乃至董事闹起法律纠纷，花了一二十万美元，还是摆不平。主席没当成，老南也就落了空。不过，当不成主席的乡亲没亏待他，凭着在唐人街经商数十年所植下的人脉，轻而易举地将这位文化人引入会馆的圈子。
唐人街的团体众多，同姓氏的，同乡的，同行业的，同宗教信仰的，同爱好的，同资历的，无不拉起山头。林林总总的“协会”和“公所”，是中国式的宗族观念、乡土情结、无所不在的虚荣心理和美国的自由精神结合的奇妙产物。在团体里担任职务的，凡头头，绝大多数没拿薪水但具有足够的体面。此外，若干负责实际事物的职员，则拿工资。反正这些会馆有不动产，能收到可观的租金，正愁除了“工作午餐”外开销不掉。老南不干则己，一干就是三个社团的中文书记--宁阳会馆，XX公所和XX堂，工资合起来，超过从前的任何一个差使。
从此，老南成为货真价实的白领。他从来就讲究生活享受，举凡吃喝穿着，只要付得起，都不吝惜开销。4年前一天傍晚，我和他在唐人街邂逅，他匆匆忙忙地往下城赶，对我说，他打听到，乾尼街的“巴厘鞋店”大减价，买一送一，快关门了，要买一道去。我随他去，买了两双皮鞋。归途上，他絮絮地传授买鞋和穿鞋的心得，精致的品味教我?妒交集。我端详没见面好几个月的老友，嘿，真该刮目相看哩。先说身段，原来是胖子，最重时将近100公斤，手术后节制饮食，如今降到75公斤以下。一头浓密的发，一丝不苟，一丝不白，他郑重声明这是爹妈给的“原庄”，而我的疏发，早就乞灵于日本产的“底根”染发剂。服装更不在话下，洁白的衬衫，酒红带纹的窄领带，蓝裤子穿了一天，熨折还笔直，皮鞋铮亮。谁看到我俩，怕要把他认为我的弟弟，乃至儿子。我早就佩服他的整洁，书桌、书架，案头文稿和文具，无不井井有条，在自费印制、每页地头有“戌戌老南专用”戌戌字样的稿纸上，写下的诗文，端正干净。心爱的藏书，纸色也许发黄，但被小心保护着，没有折角。偶尔也有读破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他研读多次以后，原文几乎淹没在大段大小段的眉批中。如今他的外观，说“整洁”太不到位，他是殚精竭虑地往年轻上扮，衣服总是浅色，步履绝不露老态。不坐班那天，牛仔裤加雪白的“乃基”球鞋，腰间别着传呼机和手机，正午在熙熙攘攘的市德顿街疾行，眉宇间英气勃勃，让我怀疑他交上桃花运。不过，我和他的交情已淡，没资格过问隐秘情事了。
“白领”生涯，不是他在西餐馆里被烤炉烤出一头油汗的年代，幻想为“轻松自在”的吗？可是，待他在宁阳会馆的案头整理《会务记录》时，才晓得凭自命“滚瓜烂熟”的中文讨生活，精神压力并不比餐馆的用餐高峰期受头厨训斥时少。“鸡毛蒜皮都管：收租，写租单，开会通知，恳亲大会邀请信，春宴编席排座次，主席在恳亲大会的讲稿，乐捐芳名录，年度会务报告，开支明细帐妈的，这辈子从没这么婆妈过。我还没提人事上的微妙，现总董和前主席的嫌隙，现任会长夫人和前人会长夫人的恩怨，新帐老账，你都得记住，摆平，无聊啊，可是我敢得罪任何一方吗？”
“最近写什么没有，诗还是小说？”我不只一次当面或在电话问他，出于对旧日诗情与友情的双重眷恋。我明知他早已停顿，任何报章上，都没有了署名老南的作品。即便在今年，由他发难，从原来的文协拉出人马成立的“作家联会”，千辛万苦地拉广告，筹了钱，出版了第一期会刊，这位创会的首脑、副会长，也只以10年前的旧稿充数。每次，他都悲凉地叹息，说：“写个屁，千头万绪的会务，想想都烦死人，还能构思作品？”他早就有意以旧金山的某“会馆”为主舞台，铺陈一个融合浪漫爱情、商业竞争、政治冒险、帮派火拼以及宗族纠葛的长篇小说，不过，即使天假以年，以他晚年笔力的停滞，能否驾驭纷纭的线索，复杂的人物，凭我对他根底的了解，并不乐观。
老南在唐人街混的这些年，他告诉我的都不是秘密，因为不再推心置腹的缘故。他近年卷入同乡会的前任主席与现任主席的人事纷争，闹上法庭，斗得难解难分，小人物争名夺利的情节，足够惊心动魄也足够无聊，他却没向我提及半句，也没见他写入小说。我是从报纸的社区版看到的，他在报上出现时，名字变回“黄英晃”。当然，此间的是非，我一无所知，他自有他的原则和理由在，我岂能乱加指摘？而且，他不是主角，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据他说，在唐人街社团当头面人物，须是商场上功成之后，什么都缺，尤其缺“体面”，就是不缺钱的老年人。主席每次和同仁上茶楼和咖啡店，都得作东，会帐时露出来的，非得是厚厚的百元钞票。他没这个本钱和资历，陷入纠纷，是拔刀相助，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我所惋惜的仅仅是，60岁前后，是写作的的巅峰期，他写下的漂亮汉字比谁都多，却没有在文学庭院留下一角哪怕毫不起眼的风景。
六、突如其来的终结
2004年9月4日，老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谁想得到呢？我知道噩耗，已是几天以后。我先是惊愕，发了半天呆，这几年虽没交往，可是他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离当下只是远了，但盘根错节的交情，我每次回眸，都屹立在记忆可及处。老南的葬礼定在9月12号，我和妻子早已买了回国机票，在11日晚上动身。无法送他最后一程，愧疚和悲痛搅和在一起，不能释怀。我临行前给老南的太太打电话慰问，这位我口中的“阿
嫂”，20多年不知给我作了多少次饭，刚刚移民那阵，我家两个孩子把她家当作幼儿园，多么贤慧善良的女人，即便我和她丈夫的友情陷进谷底，我对她的尊敬也没稍减。猝然的重击使可伶“阿嫂”悲痛欲绝，她哽咽着诉说她的不甘。照她的说法，老南的遽逝，旧金山总医院的医护负有部分责任。此前10多天，老南已进那里一次，原因是8年前心脏搭桥手术所换掉的四根血管中，一根半又堵住了。那次检查出病因，但不能再搭一次，只能采取服药等保守疗法。他回家后，心脏的毛病又发作，供血不足，血压低至50。到心脏科医生那里去，医生看他没有买任何一类医疗保险，怕难收帐，敷衍了事，把他推给总医院。总医院所收的病人，多半是没医疗保险的非法移民和穷人，全凭政府拨款，无论人手、设备还是医护人员的责任心，都比正规医院差一大截。那天中午，阿嫂从家里带来稀粥，老南在病床上还能自己舀着吃。过了一会，护士进来说，要去别家医院做心电图，马上作准备，小便要先排掉。于是老南自己起来进厕所去，身上带着输液管，走动不便，打了踉跄。回来躺下，说了一句：“好晕。”随即呼吸急促，阿嫂马上叫医生来。老南被送进急救室，不久即告不治。“护士失职，为什么不扶病人进厕所？我气不顺，他不该这样走掉，好端端一个人”阿嫂在哭，我的泪滴湿了话筒。
我认为老南太太的话有理。老南本可以活下去，哪怕从此离不开药物，活得艰难。尽管以心血管病的凶险，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周全的预防和最先进的医疗条件下，尚且差点被四根堵塞的血管要掉性命，何况病况相似却连就医也遭冷遇的老南？然而，老南也有不是，他没有购买医疗保险，从唐人街的心脏医生到总医院，为此对他掉以轻心，救治没尽全力。老南也许是心存侥幸，他想拖到65岁，那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医疗保险主要由联邦政府负责。每月多达数百元的保险费，对月入不足两千的中文书记来说，毕竟不算小数。
不过，你不可据此将老南看作玩命的人，除了年轻时熬夜炮制应制诗，此后，无论从事稻粱之谋还是写古人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诗文，“宵衣旰食”，“置生死于度外”这类壮烈的词汇，除了短暂的发愤时期，基本上和他无关。恰恰相反，他一直是爱惜生命胜于一切的明智人物，凡涉及享受和保命，只要力所能及，都力争兼而得之，要不就先享受后保命。保健药品，哪样流行吃哪样。不惜工本，力求速效。患坐骨神经痛时，他一起服用的药物，有跌打医生开的中药，有成药“抗骨增生丸”，此外，拔火罐，贴膏药，针刺，热敷，无所不有其极。可是，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来自农民的狭隘，在保健方面，他的思维带着教我困惑的荒谬，可名之为“不求甚解”。他常常满足于表面，如上文所说，他常常失业，无所事事时，他不象豁出去的穷人那般，非得找点活干，总是懒洋洋的，在街上逛够了，才进职业介绍所转个圈，能不能找到工作，他不在乎，在乎的是表面功夫--看，我不是不找工作，难找就是了。在养生方面，他也一样，吃自然要好的，在洋餐馆当厨师时，他一顿午饭吃双份牛排，合共一斤多，三分熟，带点血，诱人的口感，难以言状的香。然则，他忽略红肉里高得吓人的胆固醇吗？不，他饭后马上吃下四颗深海鱼油，比平常的剂量多上一倍。这样一来，便操稳操胜券似的。晚年作过搭桥手术，从死亡线上转了一圈，他才改掉口重的习惯，尽量少放盐少放油。然而，“孕孕白领”的旧职业使他躲不掉唐人街餐馆的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当会馆中文书记这些年，不能不参与侨社多如牛毛的社交应酬，吃必在酒楼，一个星期少说也有两三次，顿顿油腻，十道八道菜，硬着头皮吃了，降压丸、降血脂丸也随之服了。预防功夫作足，诚然心安理得，可是扬汤止沸，效果不言自明。
老南如果在晚年不到侨社任职，不卷入没完没了、劳心费神的人事纠纷，不赴没完没了、摧残心血管的宴会，不在64岁前后，为了省钱而停购至关重要的健康保险，那么，今天，一身合身浅色西装、一头乌发的老南，可能还在唐人街兴冲冲地走着。
我把老南的死讯告诉共同的诗友周正光，这位住在波士顿双湖畔的多情诗人痛哭失声。后来，他对我吟了一首《绝命诗》：“生死人间亦大哉，右军觞咏有沉哀。浮生憾事知多少，掷笔青山黑雾来”。周正光告诉我，作者刘峻，台山人，我和老南的同乡，是岭南有数的卓越诗人，潦倒终生，最后在香港死于癌病。老报人罗孚先生谓，刘峻单凭这首绝句就可臻不朽。我想，老南撒手如此干脆，少熬了许多苦，算大不幸中的小幸吧？
哀思无限，对于老南，我此生中为数极其有限的至交中的一位。思绪也无限，不但对老南，也对老南的同代人。写罢抬头看窗外，秋阳杲杲，蓝天如洗，秋风动地而来。街对面的花旗松撒下针叶的细雨，如泣如诉。我早已进入生命的秋天，此时怀友人，悲情一如秋风。
2004年11月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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