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参先生写《读学人写季羡林先生感言》，称自己“是感性的思维，同个人天性的浪漫性情的胡思乱想有关。”，其实真理的认识，往往从是从感性诉诸于理性的。作者天生的性情，就是为接近真理而感动，而发出响亮的发言。
“数十年来，每当读到有关中国文化人的生平轶事，总难迴避他们毕生研究的课题，面临的教化文化条条框框的专政，有人被关进牛棚思过，有人被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无，就白白冤死了，如老舍先生之投湖自尽，我想他能回顾叁轮车伕《骆驼祥子》坐於北京小胡同沉思的馀气都没有。我想，季羡林不会忘记他翻译的泰戈尔诗，因此才特别引进他的译诗。中国文化遗留的苦难太深沉了，就像泰戈尔歌唱的。”
中国的文化遗留的苦难，既深且沉重。多少文化人冤屈受死，受刑，郁郁不得其志。在泰戈尔的诗中，透出对世间残暴的愤怒，对崇高精神的追逐。这和中国文化人的心情，便是一种不谋而合了，国参先生表现出了这种共鸣，对于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发出心声的学者作家们，也表达出了由衷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