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厂里的旗派和总派
1967年3月19日，春暖花开前，全国大串连停止，4月份，学生收到回校的通知。走进久别的学恔，发现宿舍已遭客村、鹭江村民洗劫，连门窗都被拆走，同学们留在宿舍里的家当尽失，学校未圏入厂区围墙内的地块如球场等也遭农民侵占种上农作物。幸好阿然事先把行李寄放在姨母家而避过一劫。同学们被安排入住鹭江厂区的单身职工宿舍。学校向各位同学颁发船厂厂长曹志友以校长的身份签发的毕业证书。后宣伂全校同学按专业分派到船厂各车间工作，数十同学调派位于肇庆郊区小湘西江边的战备船厂，个别同学派送至军工企业。这批被调往西江船厂的同学于是前往广东省航运厅造反，闹了个天翻地复，恰这时广东省航运厅又接收了一批复员军人，于是调这批复员军人前往西江船厂取代了船校学生。
船厂开建于1963年，他们分配到车间时，船厂大致建成，尚有一些扫尾工程施工中，厂区东侧今是珠江帝景苑地块计划开挖一个六千吨级大型船坞，因文革而停挖了。船厂书记叫程光，由广州军区调派来的，来船厂前已是军师级高官。程光被批斗多次后，眼看势色不对，于是马上联系上广州部队的同袍和下属，不久，几辆军车就来船厂把他和家属及所有家当载回军营了，听说后来任职广东省军工局局长。副书记汤戈夫是趙紫阳秘书，被批斗后，受不了“委屈”，写信向趙紫阳诉苦，在趙紫阳安排下汤戈夫进了京城另谋营生了。厂长曹志友来自广州海军基地，五十年代初在桂山舰上任政委，率舰队攻打珠江口桂山群岛上的国军守军，全军复没，他是唯一的血海逃生者，此后不再受重用，大字报说他是叛徒。曹志友尔后调往广东省水运研究所任高职。受冲击最少的是副厂长、山东大汉李会财，椐说他18岁就在“三大战役”中任过“支前队”队长，他主管职工福利，他待工人态度甚好，但对大小领导动辄大发雷霆，因之很得工人们的喜爱。船厂是新建的，头目来船厂的时间都短，没有多少“资反路线”可供批判。所以船厂的“总派”和“旗派”没在保还是反厂内头头上面发生过矛盾，更没引发过任何武斗。
阿然被分配至轮机车间，报到时，车间指派他和十来个同学到管子车间（后改称铜工车间）工作。一只船舰，管网密如蛛网，有输送食用和日用水的管网，有经由 “海底门”直接抽取海水或河水用作消防和冲洗甲板用的高压管网，有冷库的管网，有轮机燃油管网，轮机润滑油管网，轮机冷却管网等等，管道粗的直径近一米，小的只有筷子粗细。管道于轮船就象人的血管。管子工负责把管道合理地排布在船体里，岗位相当重要，也够苦累。这时上级派来的 “工作组”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但生产秩序尚未恢复，工人们早上到班组报到，象征性的干点活，就跑回宿舍或回家去了，都较为清闲。阿然和同学们一样，每天早上从鹭江宿舍穿越田野和溪流（这些如今都成了高楼大厦和繁嚣的广州大道），步行30分钟，从工厂西门返回车间，那些住在二沙岛上渔家村的同学，在天暖时分就用塑料袋装着衣物做成气泡、捆在身后游水上班，天冷就由家人撑艇送过岸。
这时，工厂的工人已分化为保皇的“总”派和造反的“旗派”，总派基本上是由老工人和工厂各级人事、政工、保卫、武装干部，以及怀有政治野心的底层工人中的“小爬虫”组成，而旗派内大都是年青人和底层工人，厂长曹志友的儿子、轮机车间钳工曹四平是旗派中的中坚分子。两派在厂里表现得较为平和，虽然各自都和六中的“主义兵”和“广州兵团”以及中大的 “中山大学革造会”和“八三一”取得了联系，存在互动。前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都是那时广州最著名的大学生保皇组织——中山大学革造会的头目和骨干。厂里的总派加入了广州的“地总，”而旗派则加入了广州的工联。
厂里的旗派较为激进，被省“工革联”指派进驻广州文化公园，他们参与了攻打省总工会大厦战役，此战中厂里叫谢凱和黄灿两位年青小伙中弹身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一个叫丁沛华的青工被击中右腿，从此只能跛行。他与这些旗派小伙住同一宿舍，彼此相处很熟络，阿然也应邀前往他们的驻地参观，见识了各式军用武器，这些武器是从驻军那里抢回来的。阿然曾听这些小伙说前往离厂不往的大塘村外高岗上的高炮和探照灯部队及石榴岗海军基地抢军服和武器的故事，很佩服他们的胆色。但他反思，值得为毛的一句虚幻口号而出生入死吗？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返回家乡，他们问他要不要带武器护身，随手递给他一把自制手枪和匕首，他谢绝了手枪，仅要了匕首，因为这精钢打造的匕首锋利无比，可作家用刀具。
留在厂里的“总派”也闲不住，几个骨干头目凑在一起商议，组织起来，随意的往资本家和“五类分子”家中抄家，把抄到的贵重酸枝、坤甸家具及华贵衣物等运回鹭江厂里的柴油车间仓库堆放，听说个别人浑水摸鱼把金银首饰和钱财往自己口袋里塞。他们不时就把资本家和 “五类分子”抓回厂里进行车轮式批斗，动拳脚。阿然对这些丧失人性的行为很是反感，发誓不参与。
八.小镇文革风云
回到家乡，与从台山一中、江门技工学校等少时小伙伴聚会在一时，免不了也议论起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给民众向官僚主义猛击一掌的机会，毛的“批资反线”被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把一向专横跋扈的单位头目推上了批判台。水步单车站的工友听说他从广州回来，就把他和另一位同是从广州回来的同学请到单车站（是一个以单车搭客和载货等苦力营生的集体组合），商讨向公社头目要回单车站向公社交的份子钱（实际上是管理费）。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听过工友的陈述和两位广州来的“红卫兵”的声讨，公社女书记竟爽快地答应了要求。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从外地返乡的热血小伙成立了“星火燎原”兵团，冲着阿然工人阶级的家庭成分，被大家推为司令。兵团在步月桥头和镇侨联会外墙贴上了大字报，向小镇的“走资派”宣战，有声有势，在小镇引起了大众的热议。 可惜不久这些返乡学生奉召“回校闹革命”后，小镇自行发起的群众文革运动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腥风血雨式的文革批斗狂潮和“无产阶级专政”。
九.“省市革委会的铁拳头”
1968年8月为结束文革动荡局，广州的军方以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为由（但谁也弄不清这个头头是何人），派兵铲除广州市旗派的各个椐点，开枪伤人，射杀据点内的抵抗者，外出的旗派只好撤回厂里。
以人保、政工、武装部门成员组成的革委会（旗派也指派江玉恩参与革委会并任副主任），旗下的“工人纠察队”似乎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他们被称作省市革委会的铁拳头，被指派参与配合军队荡平武斗椐点。为壮声威，“工人纠察队”时不时出动百数十辆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队员浩浩荡荡巡行在广州的街头。他们可以随意把人关进“牛棚”看押，这“工人纠察队”有很多成员是原旗派中的投机取巧分子，绝大部份是船厂的船体工、铸工和焊工等最辛苦工种的工人，他们善于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目的在于转到较舒适的工作岗位。他们经常开车上街去巡査，看到田野间有一对恋人，竟恶作剧地把他们拉回厂里羁留一整夜。他们也身负“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厂饭堂青工“高佬”和同是饭堂炊工外号“射哩眼（斗鸡眼）” 的姑娘在晓港桥“拍拖”亲热时，“射哩眼”竟被一干歹徒拖走欲施暴，恰“工纠”经过才被救出。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清查五. 一六”等运动中，“工人纠察队”都异常活跃，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公然行使起公捡法的职权来，大批出身于“黑五类”的职工及其家眷被他们遣送到农村去。当然，并非每个专案组成员都得以升迁。邓小平大权正式在握后，提出要彻底“清理文革三种人”，已进入党政部门任职的要清除出去。四清期间下台、文革期间遭专案组严酷整肃的原机器厂副厂长陈兆南复出后，专案组头目、原二轮机车间书记邓瑞云请调保养场，专案组成员温振珍无本事，于是逃到厂交通船任“水斗”（船工），无处可去的普通工人、曾对陈兆南作过批斗的冼继芳只好返回黄埔原籍去，他们怕陈兆南复出后利用职权对他们予以报复清算。
阿然曾被引荐入“工人纠察队”和“专案组”，但被他坚决拒绝了，他不想无端的加害他人换来高升。阿然由这一系列政治变故中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份子”，这些群体的可悲、可鄙在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施暴者，同时又是被施暴的对像，他们的残暴与荒唐来自盲从。也许旗派在厂里较强势，红旗派分子返回船厂后，除了一个叫范云青的被控强奸罪被抓走外，没有一人受到此后连串政治运动的冲击。
十.拜神造“劳模”
省市军管会派驻船厂的军代表吳鹤友来自南海舰队，一到船厂就卖力地推行拜神和“抓”典型运动。当工厂逐渐回复往日的秩序时，强制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每天早上上班后，工人们被强求手拿小红书，面对工棚里供奉的活神像三呼万岁，三祝“万寿无疆”，然后参照小红书里的“语录”自我“斗私批修”一番，如此折腾上大半个钟头后，才由班组长指派任务。下午下班前回到工棚，再照此办理一次。毛每有“最新指示”发表，哪怕三更半夜也要集合起来上街庆祝。船厂曾树立船坞车间的邹细锦为劳模，并让他上京参加了1969年国庆观礼，回厂后作报告，照着厂里宣传干事写的讲稿也念不好。一次，军代表吳鹤友听取汇报说，铸造车间有个复员军人戴光前学毛著很有心得，把他所在炉前班的学毛著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每天“早请示、晚汇报” 就带领班组一众人高举“忠”字牌表忠心，跳“忠”字舞献忠心，就树之为典型标兵。这戴光前原是电白县农民，后来当兵，复员时被安排到铸造车间当炉前工，每天的工作是运送型砂、木模到车间，铸件铸成冷却后脱模清理铸件粘附的型砂等工作，这个炉前班只有他一人是男性。虽然工作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但戴谈学毛选心得，滔滔不绝说上个大半天。他被树为“大庆式铁人”后，从班组走向车间，从车间走向全厂，一路窜升，1977年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跟着官运享通，官拜副厂长（管后勤）、市总工会副主席、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排名最后一名，享受厅局级待遇，其升迁之迅疾，令厂里工人大吃一惊。戴光前很能紧跟政治风向，邓小平再度落马时，戴在《广州日报》发表了“坚决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 的文章，用上了毛语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邓小平大权再握后，他又在《广州日报》发文坚决拥护邓的正确领导。
船体车间焊工班有一位职校生，见戴光前从默默无闻的炉前工跃升为中央委员，突发奇想，夜间在宿舍打着手电“刻苦学毛选”，希望有伯乐相中，成为笑柄。阿然虽然对戴光前不屑一顾，但也受戴光前现象影响，悟出了门道。此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杨荣国教授，在《广州日报》连连刊登长文，称毛思想为一个哲学体系，阿然也想研究出毛思想与哲学的关联。虽然在宿舍扔了一地烟头，却找不出毛思想里的哲学。可见阿然欠缺戴光前的运气和悟性。阿然却从此迷上了哲学，整天沉浸在哲学的境界中，为了穷究一个哲理，废寝忘餐地苦读哲学书，熬过通宵，笫二天就蒙头大睡，不上班，尽管车间与宿舍间相距仅三几百米。
十一.神话终结 李一哲惊雷
“早请示、晚汇报” 制度维持不多久，因林彪1971年9月13日的出逃嗄然而止，人们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那一天早上刚一上班，全厂员工紧急集中，在厂礼堂听军代表吴鹤友宣读“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宣告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人们无不震惊。阿然实在难以理解，副统帅不是“宪法”和党章上铁定的“接班人”吗，何以非要 “抢班夺权”以至命丧异域？林副统帅不是毛的“最亲密战友”吗？怎么一下子反目呢？接下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 运动，随后还有“反击文艺黑线回潮” 运动，也令阿然很是费解。
人们在工作之余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在宿舍自娱自乐，或拉二胡，戓拉小提琴和弹奏秦琴，弹奏最多的是广东音乐和曲调明快动听的民歌。有人凑钱买来透镜头，自制照片晒放机来晒放花式照片；有人用不锈钢焊条和边角料锉制各种花式勾针和动物卡通形状的锁匙；有的捡来有机玻璃边角料，利用三棱镜原理，制作灯柱有如立体宝塔的台灯；更有的学习钟表维修……。阿然依然酷爱读书，尽力找些列为禁书的中外名著和哲学典籍来读，运用想象力来解析。要不就到好友罗平那里串门，默默看罗平专心致意地作油画、水彩、雕刻和雕塑。他只是看，没有趁机向罗平学习。罗平能文能武，本职工作出色，美术功底深厚，尤其精于摄影，日后他考取中山大学，留校做老师，并任中山大学校报摄影编辑。
1974年11月，李一哲在广州永汉路与中山五路交界处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长篇大字报，立论大胆，切中时弊，点穿了文化大革命的乖谬之处，因为说了一些人们不敢说的话，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强烈反响。阿然兴奋莫名，多次前往观看，摘抄要点。后来他才知道，“李一哲”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李正天那时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陈一阳是下乡知青，王希哲是产业工人。他十分惊讶，这些同时代的年青人，何以有如此能耐，写出思想如此宽广视野如此开阔的文章。其后，广东全省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运动，省委宣传部专门成业了“宣集文”写作班子，李一哲被拉到厂矿机关去“辩论”。阿然有幸参加过其中一场，他们的发言虽不时被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所淹没，但他们丝毫没有怯场，其雄辩的口才不能不令与会者折服。1979年主持“李一哲”案平反的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在双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宣集文”的负责人说：“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
多年以后阿然到美院探访朋友，见到李正天，李已是美院老师，光亮的脑袋蓄起了山羊胡子，穿起了类似和尚的长袍，令人莫测高深。叙谈中，李说蒋纬国先生曾托人向他索求字画，送了个“金劳（金质劳力士）” 给他，其夫人的油画已卖到数以万计一尺了。朋友向其索字作念，与李相比自觉平庸，要其书“酒囊饭袋”四字，李略一沉吟，从笔筒上抽出一油书笔飞快地书写完毕，题上“蔡广樑先生自嘲雅句 李正天字” ，字体稚拙而又苍健，笔底透出深厚的功力。
十二.邓小平时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了；1976年7月6日，朱德也死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最终死了。阿然恰好此时正回乡休探亲假，避过了被强制的集体哭丧的仪式。三巨头死去后，阿然渴望此后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不再遭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的折磨。同年10月6日，又一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毛所倚重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莫非是天理昭然？
邓小平三起三落，九死一生，也许感悟出一些底层人的思想情愫，施行新政。阿然认为，如果没有毛，中国大陆人很可能早就同台湾人一样，进入小康；如果没有邓，人们很可能仍在毛的世界，饥寒交迫，斗得你死我活。
当初刚转为正式工人时，阿然的工资是39.80元，一年后升为45.60元，此后十年多工资一直没有提升过，毛死后两年寥寥一两次和有限名额的工资调整，都理所当然被班组长和那些党员所瓜分。开始实行包工到人了，车间把生产任务下达到班组，班组把任务分解到个人，完成任务所得的 “工时”，作为工资和奖金的标准。工人完成任务快、得到的“工时”多，车间就会悄悄削减工时，所以工人的收入大致保持在相对固定的水平。
十三.报考成人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在此号召下，上海机床厂率先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随后，“七二一工人大学” 在全国遍地开花。1969年船厂也在船厂技校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首批数十名工人入学，依工种分成不同专业，学制全脱产，学习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不过多了份大学文凭，这为以后晋升为技师和领导职务提供了依椐。事实上这批“七二一工人大学” 以后陆续成了厂级领导和科室骨干。阿然的钳工班同学叶耀坤后来成了船厂厂长；另一原船校起重班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学生谢彦标成了船厂党委书记。他们后来在经济大潮中陷入房地产商的圈套，双双系狱，厂长被判十年，书记判了三年。阿然的知己朋友古明以高分考上了，但他认为这不是理想中的大学，又听说粤中船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肯来当辅导员，因而弃读。由于种种因素，阿然无缘进入“七二一工人大学”，不然，此后他的命运将会彻底改换。不过，他也被所在的铜工车间领导所看重，被任命为车间技术革新小组班组长。那时管子工弯制小口径（10来CM直径以下）可用相应的凹轮组来冷弯，大口径的管材不同角度的弯制，须先放样，然后分解成西瓜皮样的一瓣瓣，再组装成型，焊接而成，费时耗工。技术革新小组在车间技术员“儍大哥”的领头下，到广州船厂和黄埔船厂参观学习回来后，几经试验，终于制成了利用高频线圈感应局部加热原理的大口径管材全自动弯制机，提高了工效，所弯制的大口径管材弯头也极之美观，技术革新小组做出了好成绩，一时好评如潮。
1977年恢复高考后，25岁以下的学生可凭学生证报考。25至30岁有特长的在职人员也可以报名，但只能报自己特长的专业。由于应考人数太多，所以允许有条件的大学招收“走读生”，白天在校上课，夜晚回家住宿。他的挚友罗平于是马上报名应试，罗平是以摄影专长报的名，但全国只北京大学开设摄影专业一个班，超额特大班也只限招收50人。于是全国各大报系、画报社的年轻摄影记者和摄影通讯员、摄影家协会等影像高手云集考北京大学摄影专业，罗平以318（四科）分名落孙山。罗平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本以为冷僻专业十拿九稳，但中山大学考古专业仅收一两人做研究生，各导师只收自己已在职的徒弟，于是改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卢平出身书香门弟，父母都是中学教员，二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二嫂在中山大学党史教研室任教，罗平业余时间不忘自学高中课程，因而基础课程功底扎实。在当年树戴光前为学毛选典型时，他摄制的很多作品入选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劳模风釆”图片展并获颁荣耀证书，所以他是以摄影专长报读中山大学的，他的考试分数也很好，加以他二嫂在中山大学任教，所住鹭江宿舍离中山大学咫尺之遥，天时、地利、人和他占尽了，所以很顺利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了。经三年寒窗苦读，罗平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分配到校党委宣传部校刊编辑部任职摄影编辑。
罗平的成功，使阿然和朋友古明大受鼓舞。而此时成人高校的兴办，使一些人得以一圆少年时代的大学梦。古明是中山小榄人，工余时间喜欢钻研科技书籍和自学整个高中阶段课程，常常照着书本自行组装电脑。1982年，船厂成立广东广播电视大学船厂分校，由华南工学院的老师授课，或前往华工与华工学生一起听课。阿然与古明先后前住应考，古明以较高分考取了机械工程与自动化系，而阿然因用过多时间和精力痴迷于哲理辩释，疏于研习学基础课程而名落孙山。这时仍有一个机会，就是参加厂举办的“经济技术管理干部培训班” ，在古明的鼓励下，阿然前往报名。因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可以免考数理化课程，仅考语文，且是写一篇议论文。开头他开笔很有气势，一鼓作气，旁征博引，待结尾呼应时，方发觉时间已到，收卷了，于是他交了篇有头无尾的论文，又是落榜了。而古明历经三年苦读，其间前上海沪东船厂和重型机械厂实习，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获得了大学文凭和工程师资格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