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上大家仍然是沉默，大家也不知该怎么讲自己的问题。王协理员就说：“这样吧，我来启发一下大家，就我知道的事，一件件问你们。”他把“事”字说得特别重，可能在强调那是件事，而不是问题，免得首长又说自己首先就给别人定了性，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呢，就是那些“事”还是比较严重的，不是一般的小事，这是说给支边青年们听的。

    下面他就开始了他的启发式问话，但给大家的感觉总好像有点带审讯的味道，可能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职业习惯吧。

    他问道：“六七年夏天，你们支边青年大批逃跑是咋回事？到底谁领的头？”

    这句话把大家问烦了，在下面七嘴八舌地说：什么叫逃跑？你们造我们的谣言，要拿我们开刀，是你们把我们逼走的。我们大家是自发性的，没有人领头。

    张副政委说：“你们别急嘛，可以一个个讲。”

    于是刘江涛就说：“是这么回事，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组进校以后，才由学校和工作组动员我们支边进疆的，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校学生，应该留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动员我们到新疆来支边是错误的，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大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那样做，既剥夺了我们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同时也破坏了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经常与江城和原学校联系，要求返回江城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团场突然传出支边青年要抢银行、砸商店的谣言，甚至还抓了我们几个人，继而又有些群众组织不明真相，自发地起来保卫团部，造成了有转业军人参与的群众组织与支边青年的严重对峙，并且发生了武斗，酿成了团部有史以来的流血事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有一走了之，说实话，当时大家临时碰了下头，自发地集结在一起，害怕被发现，就在团部那次流血事件的当晚离开了团场。事实证明，我们支边青年根本没有大闹团部的企图，反而，在那时制造出那种谣言，挑起武斗的，现在值得去追查，并加以澄清。”

    “就是，谁不知道支援新疆光荣，谁不愿意来了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可不是那么回事，采取欺骗的手法，把我们骗到新疆做童工，还把我们不当一回事。”有人说。

    “对对，他们有一句口号，叫转业军人掌大权，支边青年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我们成了二等公民。”

    “当时团部紧张局势完全是有人一手策划的，我们还害怕极了，不得已晚上偷偷离开团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点义愤填膺。

    张付政委打断大家说：“支援边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也没有童工的说法，那叫试用工，同志们别误会了。你们返城肯定有你们的理由，那段历史有它的历史背景，文化革命嘛，第一次，谁也没搞过，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问题是要求大家各自吸取教训，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样你们就没有白搭这一场。”

    王协理员对这段历史事实没有根据再进行反驳，他避开这起事件不谈，锋芒一转，又提起他们道听途说，而使支边青年背了黑锅而无法洗清的那段历史。

    他说：“团部那件事没有引起严重后果，我们可以不再纠缠。但在那以后，你们到伊宁冲击军区又是咋回事？据我所知，那可是事实，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军区司令员都被你们抓去了。事实证明，你们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冲击军区的性质是很严重的啊。”

    大家无言以对，协理员的目光注视着刘江涛，他无意之间成了支边青年的发言人，甚至还会被认为他就是大家的头儿。他没办法，觉得无法避开，也不必要去避开。只有硬着头皮，迎着协理员的目光上。他坦然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不久前说过，现在该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以前谁也没有经历过，人们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毛主席又说过，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我们承认那是一场错误，我们也为我们的幼稚感到痛心，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时刻记取的教训。但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知道那段历史事实，我们在伊宁人生地不熟，当时只有依靠当地的革命造反派，我不是将责任推给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们，但任何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难免会混进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受人利用，被人操纵的事不可避免。那次事件的结果表明，冲击军区抢枪的不是我们，围攻军区首长的也不是我们。我们当时一心想杀回江城，只是取道伊宁而已。”

    张副政委一边非常用心的听着刘江涛的发言，一边不住的点头，最后他接着说：“这就对了嘛，刚才刘江涛的发言就很有认识，到底是通过学习才有所提高。对于问题，我们不要采取回避的态度，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历史的存在是不可能改变的。其实有些问题不必要去回避它，讲清楚了就可以大白于天下。大家在里面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只有通过讲事实，摆道理，才能逐步搞清楚。大家说对不对？好吧，大家就这样继续发言。”

    协理员却步步紧逼，马上有抛出另一个问题：“听说你们在伊宁的时候向广大革命群众募过捐？募集到多少？如何使用的？你们内部的支边青年也有疑问，向我们揭发过你们。这件事可要讲清楚！”这也是协理员的一根稻草，一根他自认为是杀手锏的稻草，在他的意识里，你们支边青年中的某些人假公济私，打着革命的旗号而捞取私人的利益。

    学习班的支青们听到他提出这个问题，各自的表情相当复杂，一个个面面相观。刘江涛心中大致有数，为什么大家的表情会那么复杂，是因为没有机会给大家解释事实的真相，这次机会来了。他非常胸有成竹，当仁不让地将支边青年的发言人充当到底。他仍然从容不迫地说：“我们虽然不是个紧密性的组织，但在涉及到大家经济利益的问题上是相当谨慎从事的。我们有一本流水帐，忠实地记录着募集到的资金以及大家各人自愿集中在一起的资金总数，也详细记录着每一笔开支，这个帐本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一个支边青年的手上，可以马上取来交给你们审查。不过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当时所面对的形势是，集结到伊宁的共一百七十多号支青将近一个月的伙食开支、到乌鲁木齐以及回江城的车费，如果要全额支付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为了防备意外，全部都是购票乘长途客车站的汽车分批到乌鲁木齐的，买的全票，这是一笔；回江城，这么多人要买票，我们的经费不够，后几批回城的人还有买的是兰州、西安的票，一路坎坷地终于回到故乡。这都有据可查。”

    有条不紊的解说使在场的所有人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至于刘江涛在解说中所提及的那个帐本，张副政委发表了他的个人意见：“这件看起来是经济上的问题，其实就是他们支边青年自己内部的事，由于你们有些同志向团里检举你们，说明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建议你们回去后，把帐本上的收支明细项目给大家公布一下，一来接受群众的监督，二来你们也可以直接向大家解释清楚，消除大家的疑问。至于你们想将那个帐本交给团部进行审查，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首长都定了性，协理员也没辙。关于五台的那场斗殴，支边青年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用学习班教育，他们自己主动将此事提出来进行了自我教育，表示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以后不干那种傻事，这确实是他们发自内心的。

    学习班最后一天的上午就这样非常紧张地过去了，张副政委简单作了一个小结：“今天学习班上大家都谈得非常好，有些事情是要坐到一起谈谈，不然会存在许多误会，时间长了不容易解开，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隔阂，影响群众之间的团结，也会影响干群关系，不符合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希望下午大家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过去所有的疙瘩都解开，真正做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下午的议程主要集中在支边青年们回到江城后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破坏文化大革命和违法乱纪的活动。关键的问题是团里根本掌握不了情况，那个协理员在那里捕风捉影，使得大家费劲口舌与他争辩，会场上一度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都说得不着边际。刘江涛觉得张副政委是个有水平而且比较宽容的首长，他值得支边青年们的信赖。他想，还真不如自己将在武汉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的全都摆到桌面上来，将所受的委屈，发过的怨气都一股脑全都倒出来，这样反倒痛快，所有功罪，由人评说。

    整个一下午，学习班进行得如行云流水，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协理员在内，都觉得十分畅快，张副政委心情也非常舒畅，

    学习班按计划结束，三天下来，只有今天一天才真正收到了预期效果，前两天算是白费劲。张副政委最后作了重要讲话，算对学习班进行总结，也算对他们支边青年这几年的表现作了个历史性总结。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江城支边青年在团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各级领导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视他们，好好的教育帮助他们，帮助解决他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支边青年自己也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虚心向老军垦战士请教，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安心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至此，支边青年在团场的影响和地位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