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整个大西北边陲的暴风雪，侵入到长江以南地区后，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对于亚热带居民来，仍然是使人畏惧的西伯利亚寒流。

    公元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午后，还是这个历经百年沧桑的江城老火车站。

    这年冬天出奇的冷，从秋天开始就显得特别的萧瑟，萧杀的秋风、连绵的阴雨，特别令人容易产生出那种去国离乡的落寞。在这个临近年关的严冬里，没有谁会在外面跑，车站月台上就更显得冷冷清清。

    按往年的情况，每年的第一场雪落地后马上就会融化，可今年第一场雪下得早不说，落地后还没有来得及融化，紧接着西北风就呼呼地刮了起来，风卷着雪花在月台上打着圈，直往人的脖领里面钻。月台上站着稀稀拉拉的候车的人群，人们都缩着脖子袖着手，不停地来回跺着双脚，用以抵御寒冷，一切都显得那么萧条。

    而在月台上稀稀拉拉的人群中间，有几位长者默默地望着身边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脸上说不清是个什么表情，话都特别少，长者断断续续在向年轻人低声絮叨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情总没交代清楚，显得那么的放心不下。他们就是两年前曾在这里被热火朝天地送往新疆的踌躇满志的在校学生，最后一批的江城支边青年。而今他们在这时候却畏缩在冷冷清清的江城老火车站，等待着即将远去的列车，又要在这里告别城市、告别亲人，踏上那无边的长路，去那千里之外的西部大漠。

    刘江涛在父母弟兄和夏文玉的爸爸的陪同下，也在这群人中间，他忍着刚刚失去对他特别慈爱的祖母巨大的悲痛，望着这略显空旷而又寒冷的车站，脑海里又浮现出他们刚支边那天也是在这个车站的情形，浮现着几个月前还是在这个火车站里送别最先一批返疆的支青，由衷的感叹着世事的沧桑，前后过去也只不过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古老的火车站显得更加衰老，人们的心情更是无比的苍凉。

    他近些日子心情一直不好，终日不离的守护在病重的祖母床前，哪儿都不想去。当年支边时，他瞒着家里所有人偷偷的报名下户口到新疆，差点没把年迈的祖母急出脑溢血来，这一次，老祖母已经病重，医院的人说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快的话可能就是年底的事情，他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不想留下一辈子的遗恨，他要一直陪伴老祖母走到她生命的尽头。

    当第一批成规模的返城支青得到江城有关当局签发的返疆免票早已回到新疆后，街道居委会的婆婆妈妈们一拨一拨地不停地上他家的门，向他和爸爸妈妈宣传“中央文革文件”，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坚决拥护，并“鼓励”他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最后还说不回去就是反对“中央文革文件”，也就是反对党中央。

    刘江涛心里想：历史就会残酷的作弄人，两年多前被热列的欢送出江城的那一时刻，他们是戴着光荣花，穿着绿军装，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市领导代表江城父老，隆重地把他们欢送走的；然而这一送就堂而皇之、轻而易举的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把他们这些江城儿女扫地出门，要他们永远离开生养他们的家乡；到如今，他们成了“倒流人员”而要回“原单位”，特别是有被扣上反对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的危险，心中老是愤愤不平。当年支边是那么的光荣，那么的革命，那时这些街道居委会的干部们，又有谁积极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去新疆？当时既光荣又革命的现在完全走到了对立面，怎么使人想得通呢？但严酷的现实是不会允许他自己有什么想法的，当时的形势也是无法改变的。

    “中央文革”有文件，已经是铁板定钉的事，谁敢不执行？早在八、九月份，江城就开始动员他们这些“支边青年”回新疆，那些办理火车免票已经返疆的一批人来信传来了由于观点不同，有些人进了“老牛班”的噩耗，使得哪个做父母的还想把自己的儿女往火坑里推呢。但天不由人，最近听说中央有精神，全国的“红卫兵”都要“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就是家里父母亲也经不住居委会那些婆婆妈妈们的反复上门，特别是病重的老祖母，终于经不住病魔和居委会那些婆婆妈妈反复上门的双重折磨，最后带着遗恨撒手人寰。

    在这种状况下，刘江涛为了减轻居委会经常上门动员给父母亲带来心理上的负担，心想，既然所有的年青人都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去边疆，城市里还能留得下从新疆“倒流”回城的人吗？他也听同学们讲，同学们也要准备下农村，搞得快的学校有的已经开始动员，而且，呆在江城的“支青”们陆续都走得差不多了，他也只能走了。于是，他们一行出了他自己外，就是王建疆、陈汉生、付晓、李晓云共五个人，就相约到了一块。还是武林的爸爸精明，为了避开这个风头，伍世德早就把儿子送到老家乡下，就是下农村也不愿自己的儿子再回新疆，因为他毕竟亲自到过新疆见识了西部边陲的艰苦和险恶。

    月台上，夏文玉的爸爸紧紧的拉住刘江涛的手说：“江涛，你这次回新疆，一定要告诉文玉，就说我和她妈妈非常想念她，一年多了没见她一封信，心中老不踏实，千万教她写封信寄一张相片来。”刘江涛非常愧疚的说：“夏叔叔，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到。”说着话，脑海里又翻腾着当年从连队出走时的情形，努力回想在哪个环节搞丢了文玉，想着想着，这一年多夏文玉经常出现在他脑海里的那种失群孤雁的企盼眼神又浮现在他眼前，他眼睛有些模糊了。

    “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把刘江涛从回忆里拉到了现实中来，他不知道是怎样和亲人告别的，也不知道是怎样进到了车厢里面，使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那潮湿红润的眼睛，从那以后，母亲那双眼睛经常在他脑海里浮现。

    车厢里面和外边一样寒冷，冰冷的木制靠椅，冰冷的车窗玻璃，还有那冰冷的行李架和上面同样冰冷的单薄行囊。一切是那么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寂寂，列车开动了，把寒冷的车站和盼望的人们狠心地抛在了后面。刘江涛禁不住回头久久的望着自己的父母弟兄，夏文玉的爸爸，以及车站上所有的人，心中不免有了多少悲凉。自从进疆到现在，毕竟时隔不久，就发生了那么多使人应接不暇的一桩桩事情，急剧的改变着自己和同伴的命运，心中便有了沧海桑田的感觉，不得不使人浩叹岁月的无情，一种无可奈何的思绪爬上心头。

    刚上车，车厢里的人不太多，都可以找到座位，他们正好占着两个相对着的长椅，六个位子，留一个作为机动，目的是好轮换在长椅上睡觉。“五人”在江城人嘴里多少有点不吉利——“五鬼闹跘”，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可是在后来的旅途中，不幸却验证了这句江城的老话。

    列车在冬日沉寂的原野上孤单地行进着，车窗外一派单调的灰褐色里夹杂着白色残雪，原来枝叶繁茂的树现在只剩光秃秃的枝丫，田野上也只剩下收割后被残雪覆盖的残枝败叶，水塘里原本田田的莲荷已经枯萎，在寒风中瑟瑟摇曳。冬季，这个万物萧瑟的季节，不知扼杀了多少生命。

    他们尽管坐火车来回走过了上万多里路，但在冬季坐车还是头一回。刘江涛毫无兴趣地靠在窗前，心中仍旧回忆着支边进疆第一次离开江城的那一天。追昔抚今，他不由得苦笑了起来，那时自己是多么的天真而又单纯啊！不要说眼前车窗外那些令人伤感的景致，就是现实中的新疆，也不是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

    列车在郑州由向着正北转向了西北，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提不起人们的兴致，这群昔日风光过的支边青年们一个个疲倦地靠在座椅上，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望着这群东倒西歪的同伴，刘江涛心情特别沉重。临行前，每家的父母都跟他交代过，说他在这几个里面要大些，有什么事要他多作些主。但是大家都知道，先前回去的支边青年有的曾经被关进了“老牛班”，吃了不少苦头。虽然现在中央有精神，消除派性，撤消一切“老牛班”，可是新疆天高皇帝远，兵团历来是个独立王国，回去后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真不知道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由此看来，他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刘江涛想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一年多前，发生在他们团部的那场惊心动魄事件，他不知道这件事会对他们回团后带来什么影响，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到达西安后马上转车，无心领略古都长安的风貌，马不停蹄地赶路。好象前方就是他们的故乡，尽管那个故乡凶吉难卜。列车继续向西行驶，已过宝鸡，进入了隧道最多的秦岭地区。车窗外一明一暗的光线使人的心情也飘忽不定，上车后，偶然遇见好几个像是江城“支边青年”模样的人，不过不是刘江涛他们一个团里的，相互不认识，所以也没打招呼。可和刘江涛一起的几个人反倒觉得人多了胆子就壮些，经常往那几个“支边青年”的车厢里跑。只有刘江涛一个人，一是没情绪，二是不认识的人他不太想套近乎，就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反正不能都走了，总得需要人看行李，他心里想。

    一会儿，同行中的付晓从那边车厢过来对刘江涛地说：“别人手上都拿着革委会的证明信，证明他们在江城协助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还要求新疆兵团按政策不要歧视他们等等，该晓得我们在江城时也搞一个这样的证明就好了。”话语中带着好遗憾的样子。刘江涛安慰她说：“就是有这介绍信那还要看团里和连里对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想，都全国上下都一片红了，该不会再把我们丢进老牛班了吧？放心，不会有事的。”付晓将信将疑地说：“话虽怎么说，我看你还是到人家那去一下，互相认识，往后的路上还会有个照应。再听他们讲，好像任学文、陈菊英就在他们团。”一听到说有他们两个的消息，刘江涛开始有了兴趣，也不管那几件不值钱的破行李，随着付晓来到前面那节车厢。

    付晓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就是我们团的刘江涛，我们也都是一个学校的。”刘江涛伸出手来大方的说：“我们认识了，往后的一段路咱们就可要同甘苦共患难。”和他握手的那个支青热情的说：“就是这话，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们既是老乡，又是支青，更是朋友，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张汉桥，这几位是王水生、刘玉文、她们几位是曾琳、李玲丽、刘小芳。”张汉桥介绍一个，他们就一个个朝刘江涛微笑着点点头。这使刘江涛他们几个都非常感动，大家心里都有一个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觉得出门在外能够这样心里就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