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支青的队伍就不便在此久留。他们为了安全起见，悄悄地收起了自己队伍的造反大旗，隐蔽起各人的真实身份，与前段时间那种轰轰烈烈截然不同，偃旗息鼓的分期分批离开伊犁，好不凄冷地取道乌鲁木齐。

    由于大串联的停止，自己队伍经济上的拮据，他们辗转哈密、兰州、西安，走一截算一截的好不容易回到江城。等他们走下火车踏上家乡土地的时候，与现在的民工相形无几，一路的风尘坎坷，使他们两手空空，衣着不整，浑身肮脏，在当时江城的人们看来，他们这批人，既不像大串联的学生，更不像要饭的难民，过往的人们都用一种奇异的眼光像观看某一种动物似的注视着他们。

    而他们，远离家乡到空旷的大西北边陲经历过风沙的洗礼，反而觉得以前城市里宽敞的道路变得狭小了，巍峨的高楼大厦变得拥挤了，甚至路上的行人的步履变得不是那么稳健。总之，他们与家乡之间，多少存在一定的间隔，不是那么融洽了，朝思暮想的家乡没有用她那博大宽容的胸怀迎接自己远离故土的游子。

    六七年九月初，江城刚刚摆脱酷暑的炎热，人们好不容易透了一口气，好像从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一样，显得既疲惫而又轻松。刘江涛他们才从大西北回来，还没有这个感觉，只觉得街上的人们有些怪怪的。而他自己呢，却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压力，离他熟悉的房屋越近，这种压力越大。这也难怪，在去年远离家乡的前夜，文玉的爸爸单独的找到他，将女儿托付给他到新疆后多多关照一点。而今，他却一个人跑回来，有什么颜面去见文玉的爸妈？

    到了他们那个街巷，他竟然踌躇不前，别人都恨不得马上回家，他却在巷口徘徊，只有付晓知道他的心事，她走到刘江涛跟前说：“走，我先陪你回去见文玉的爸妈，不用担心，就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李晓云也说：“对，我们一起去。”

    刘江涛此时觉得应该给文玉的爸妈一个交代，大家一块去比较妥当些，于是一群人就首先径直到了文玉家。文玉的爸妈早就听说这些儿女们很快就要回家了，天天盼，夜夜想，时时都在祈祷他们平安到家，好看看自己的女儿到新疆一年多后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是胖了还是瘦了，边疆的风沙把她吹黑了没有？今天见到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走进自己的家门口，知道是文玉回来了，连忙迎上前。

    但他们两个老人把眼前的年轻人看了个遍，也没有见到自己女儿那熟悉的面庞，眼光中透出疑惑，嘴张开了却不知道说什么。付晓连忙说：“夏伯伯，不用担心，文玉她没事，她没有和我们一起回，现在还在团场连队。”李晓云接着说：“就是，连长指导员对我们支青都很好，她不会有事的。”刘江涛结结巴巴的说：“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们出发前……天很黑，她没和我们一起出来……”陈汉生打断他的话说：“那天晚上正好指导员找文玉谈话，把她留下了，我们约定好了时间，大家不能等，就出发了，我们在伊犁闹了差不多半个月，也没见到文玉，估计她一个人不会出来的。”

    文玉的爸妈到现在才明白过来，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位老人心中无比的忧伤，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天天在家盼女儿，结果盼成一场空，这叫谁谁都不能接受，文玉的妈妈一下跌坐在藤椅里，过了好一会，文玉的爸爸缓过神来说：“喔，是这样，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你们快回家去吧，你们的爸妈在等你们呢。”他们这一群人才悻悻地退了出来，大家深深的感受到上辈人对自己的一片心情，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尤其是刘江涛特别的于心不忍，回到自己家中，见到自己的父母兄弟那股高兴样子，自己却说什么也高兴不起来，家里人还以为他路途劳顿，身子不舒服呢。家里人连忙有的上街买排骨，有的升炉子洗铫子，准备煨汤来给他接风，大家忙的团团转。

    他们刚回到江城不几天的时候，伍林领着几个人跑到刘江涛家说：“前几天听人说，今天洪山宾馆那里将有好多前几年的下乡知识青年们去等待听有关部门对他们返城后户口问题的答复，我们是不是也去看一下？”刘江涛问：“是你爸爸告诉你的？”他对武林的爸爸到伊宁后不辞而别多少有点耿耿于怀，但大人的事他不好计较。伍林说：“我爸爸也是听在省里工作的熟人讲的。”刘江涛对他们说“我们也不是下乡‘知青’，关我们什么事？”陈汉生说：“人家的返城户口能解决了，我们也可以跟着来呀。”陈汉生在新疆就有个绰号名“哈密”，平时虽然以“哈”闻名，但“哈”里面却藏着机智，对他的话，刘江涛想想也有道理，大家之所以大老远历尽千辛万苦从新疆跑回来，虽然对外面美其名曰“杀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但不就是希望永远留在江城，再也不想去那个鬼地方了吗？于是就和“哈密”还有伍林、王建江以及李晓云、付晓两个女生一起六个人搭轮渡过江到洪山宾馆去了。

    当时的洪山宾馆是省“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所在地，那时“当权派”们都靠边站了，“革命委员会”又没成立起来，那个“抓总”就是全省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党政军民学的大事都由“抓总”来决定。

    洪山宾馆坐落在水菓湖以北的洪山脚下，四周松柏葱茏，绿树成荫，一年四季都有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笔直地在那里站岗，对于平常百姓来讲一直是个既庄严又神秘的地方。宾馆前一条宽广的水泥大道，宾馆后是一个宽敞的院子，可以停放好多小轿车。它是省直属宾馆，“文化大革命”前，来省里开重要会议的各地领导干部都安排在这里下榻，当时在全省来说是数一数二的地方。

    刘江涛他们一行人很早就到了那里，来的的人还不太多，门口带红袖章的人也没怎么多问就放他们进去了，大概站岗的以为他们是哪个大专院校的革命小将呢。毕竟，他们比那些前几年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显得更有活力更有精神些，稍后他们见到的“返城知青”们，因为多年农村生活的洗礼，个个脸上都显得憔悴和疲惫。

    第一次走进这么庄严的大楼，他们根本搞不清方向，不知哪是哪，又不好问人，几个人就在里面“胜似闲庭信步”地慢慢转悠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楼的人忽然多了，人们的脚步也急促起来，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他们几个一看，觉得不对头，连忙想找门出去，可是已经晚了，大门已被一些持枪的卫兵守卫着，不让出也不让进。这下几个人都懵了，是咋啦？再往外一看，大门外的台阶上、门前的大路上站满了“返城知青”模样的人，在高声呼喊着什么，由于人声鼎沸，只能大概听见什么“骗人可耻！”“坚决要求立即答复我们的问题！”“革命无罪，要户口有理！”的几句口号，闹轰轰的一片，还不时与持枪的守卫发生点小摩擦，从“返城知青”们激愤的情绪和大楼里紧张戒备的气氛中，隐約透露出一股要出事的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