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青们都清清楚楚的记得，就在那年七月的一天上午，团部传出“江城支青要砸商店、抢银行”的传言。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什么支青们要外逃，砸商店、抢银行是为了筹集外逃资金和物质。于是，整个团部就戒备森严，从团司令部政治处的重要机关到各个主要路口，到处布满了从各连队赶来的以转业军人为主的“卫东彪革命造反团”，幸亏当时还没有发生过抢枪的事件，他们手里只有砍土鏝把子。团部警卫班闻讯也荷枪实弹地处于高度戒备，商店、银行门口都派有警卫把守。

    当时团里的形势，已经到了“革命群众组织”酝酿夺权的微妙阶段，“当权派”们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至于权力如何分配，各派组织还没有协商清楚，所以形势相当复杂，人们心里也特别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大事。

    随后，团部传来有几个“支边青年”被他们关在团司令部里的消息，这一下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缠不起，连躲都躲不起了？太过分了，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大家反正都是光棍一个，他们都拖家带口的，谁怕谁呀！说话间，就有一些“支边青年”们陆陆续续赶到了团部。等刘江涛他们赶到后，空气就相当紧张了，只见团司令部周围都是“卫东彪”的人，他一眼就看到胡大富跳前跳后，情绪非常激动，挥舞着手中的大头棒，摆出一副即将开打的架式。

    这个胡大富可以算一个文革闯将，当初加入到千钧棒后，革命斗志异常旺盛，时时处处抢在前头，深得造反组织头头的赏识。后来，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成立了现在团场颇具势力的“卫东彪兵团”，他也摇身一变成为其分团的勤务员。之后他基本上不回基建队，经常在团部附近进行着他的造反事业，偶尔回去一趟，总是前呼后拥，耀武扬威的。但支青们在背后，时常对他嗤之以鼻，称他是小人得志。这会他负责把守司令部大门，防止支青冲进去抢人，他命令下属，谁胆敢踏进大门一步，立即格杀勿论！这些人手里紧握着大头棒，虎视眈眈的面对聚集在四周的支青们，恨不得立即上去厮打一番，以解对那些扬言抢银行砸商店小子们的心头之恨。

    支青们则都站在大门前路边和林带里，有的手里也拿着各式家伙，嘴里直嚷嚷“光天化日之下，凭什么随便抓人！”“还我支青，还我战友！”“不放人，我们不会善罢甘休！”有些比较激动的支青，围着司令部周围来回走动，试图探望里面的动静，几次与对方几乎是擦肩而过。双方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整个团部黑鸦鸦的到处是人，而且越来越多，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双方的摩擦逐步升级，混乱之中，说不清楚谁先动了手，一时间喊杀声四起，顿时腥风血雨，鬼哭狼嚎。一场混战发生在司令部周围，有的人被打翻在地，捂着鲜血直流的头疼得在地上翻滚，有的被人追打的钻进林带乱跑，有的成双结对的抱着厮打，你扯我的头发，我拉你的衣领，咬耳朵抓鼻子滚作一团。

    混乱之中，胡大富东张西望，专拣基建队的支青作为他的打击对象，他趁陈汉生不备，窜到他的身后对准脑袋狠狠一棒。陈汉生顿时鲜血直流，整个人摇摇晃晃支撑不住，眼看就要倒下。刘江涛见状赶忙上前扶住，怒目瞪视着胡大富。胡大富此时正在兴头，心想报复你们这些哈庺（注解：西北地区的人对自己不喜欢人的蔑称）的时刻到了。他一眼又看见刘江涛怒目相对，更是一股恶气升上心头，举棒直向他的脑袋劈去。这一切早就被三连支青赵亮看在眼里，他对胡大富下手如此凶狠已经非常气愤，见到他继续攻击支青，赶忙跨前几步，操起丢在地上的工具把从斜面照着胡大富劈下来的大头棒，在半空中猛的一拦，两根木棒立刻“嘭”的一声剧烈相撞，全都折成两半。

    胡大富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只觉得两手发麻，眼冒金花，木棒掉到地上，再转过脸看到来了个凶神恶煞的大块头，手里拿着半截木棒，那被折断处尖尖的毛刺正对着自己，吓得他拔起腿钻进司令部躲起来。

    团场第一场武斗谁也没想到就这样发生了，场面之惨烈是建团以来空前未有，双方都有挂彩的，算起来支青年人少，吃亏大些，负伤的人比对方多。棍棒声、哭喊声惊动了司令部里的人，高团长、吕政委带着几个人出现在大门口，见到如此混乱的局面，高团长立即命令刘副参谋长，调警卫班前来弹压，制止双方的打斗。那时这些当权派们虽然半靠边站了，但兵团的“文化大革命”还得按中央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来执行，稳定武装，不许夺权。但以后乱了套，什么夺权、抢枪都出现了，那是后话。当时在这种情形下，团长、政委还是要负责的，也只能由他们来负责。

    警卫班到来之后，首先对天鸣枪，附近的值班连听到枪声也立即全副武装的赶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间，值班连都是高度的戒备，时刻以防不虞。有了武装部队，团首长们胆壮气盛的对乱成一堆的人群说：“全部都给我放下你们手里的棍棒！分开站到两边，不然我首先不客气。”吕政委接着说：“有什么事情非要兵戎相见？都是革命群众，有话摊开来谈。这样，双方派代表进来，其余的人全都回各自的连队。”

    几经双方在现场反复协商和周折，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由支边青年派三个代表进司令部里面去谈判，基建队的刘江涛、三连的赵亮、二连的董建国一起被大家推选为代表，走进了司令部。

    一进去，高团长说：“好！好！好！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谈，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更不需要动起武来嘛。”。吕政委也说：“你们一方是革命群众组织，一方是江城支边青年，没有什么势不两立的矛盾，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是现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据我所知，你们之间也没有根本冲突，完全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

    接下来双方互不相让，都异口同声的要求揪出挑起武斗的肇事者，并加以严惩。在那个混乱的场面之中，谁也说不清楚是谁最先动的手，团首长们不好裁判。吕政委就问：“这件事总有原因，到底是因何而起，该有个说法。”

    刘江涛说：“首先是他们无辜抓了我们几个支青，听说关进了司令部的政法股，大家是为了讨说法的，才到司令部周围，不想发生了这场不该发生的武斗。”

    那政法股的曹干事是“卫东彪”的人，他接着说：“是这么回事，二连的人报告说，他们连队支青偷鸡成风，要求我们管一管。正好当时股里只我一人，又遇见卫东彪负责这一片的勤务员胡大富同志来了，他就顺便去那里将平时爱偷鸡摸狗几个人带来问一问情况，接着支青们就包围了司令部，发生了武斗。”

    二连的支青代表董建国说：“卫东彪到我们连抓人是昨天晚上，你们说我们偷鸡了，有什么证据？我们一个宿舍的三个人，刚一起打完饭回宿舍，他们两个走在前面，我因为找给我的饭票不对，又拐回伙房去核对，等我转回来还没走到宿舍，只见他们十来个人不由分说，将我们宿舍的那两个架起来就走，我吓得躲到屋山墙后，差一点没被他们抓去。你们没有证据就乱抓人，是违法的。”

    胡大富从后面钻出来气势汹汹的说：“没有证据我们会抓你们？二连的革命群众早有揭发，这就是证据，你们看不看？”

    三连的支青代表赵亮说：“你不要凶，你把我们人的头打破了还没找你算帐的。要知道，捉贼捉赃，你们抓到了吗？再说了，这种事应该由政法股办，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得挺凶，团首长们基本上听出眉目，心中也有了底。对支青们偷鸡摸狗的事，他们以前也有所风闻，但这次没抓住赃，明显的是卫东彪没道理。但卫东彪毕竟是个革命群众组织，在团场势力还很大，在当时形势下也要慎重对待。经过权衡，团首长们决定对双方都不予追究，进行调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使大家共同在这一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最后，在团长、政委的极力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抓的人马上放，但支青们应保证以后再不偷老职工的家的鸡，并保证在连队好好劳动，不妨碍“卫东彪”的一切活动；支青和“卫东彪”的人要搞好团结，一同搞好团场里的“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支青们不得已要受点委屈。至于和“卫东彪”一起“抓革命，促生产”那都是官场上的话，他们之间已经相互不信任，当时他们不可能团结起来。“卫东彪”认为，那些城里来的娃娃太稚嫩，又调皮，根本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有个口号：“转业军人掌大权，支边青年靠边站，盲流人员滚他妈的蛋！”，至于兵团内其他成员如新生人员、九二五起义人员，那更不用说是最底层的，任由他们摆布了。而在支边青年们眼里，也根本看不起“卫东彪”里的转业军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文化素质低，一般从农村来，拖家带口，小农意识较强而且权利欲特大，因为利益关系紧紧抱成一团，在团场里形成了一种的势力。所以，支青们只有不去惹他们，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一般不和这些人来哉。

    那次事件以后，“卫东彪”忙于与其他造反组织争权夺利，瓜分天下，把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对付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其它派别上，无暇顾忌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