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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边陲那年第一场雪在清淤大会战还没有结束之时就洋洋洒洒的飘下来,一下就是一整天。轻柔的雪花悄悄地粘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和手中的工具上,但很快就被军垦战士火一般的热情融化。每个人脸上咸咸的汗水里融合着一股甜丝丝的雪花的味道,这种味道向大家宣告:冬天来了。浪漫的支青们等待着要在大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天真的盼望雪再下大一点,他们不知道边疆严冬的利害。
等他们圆满的完成清淤大会战返回基建队时,宿舍里冷冷冰冰,活像一个冰窖。从大排渠带回来的似火热情,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几乎降到零点。当时队里考虑到他们人在外,没有人收拾,所以就暂时不给他们宿舍分配烤火煤。想不到大会战提前结束,等人回队了再派车去拉煤,最早往返得两天,这就意味着支青们将在这两天之中面对冰冷的火墙(西北地区冬天的一种取暖方式,即在房中用土块垒起一道空心墙,连接到一个同样用土块垒起来的火炉,煤燃烧后产生带有热量的烟气,通过空心墙,将热量散发到房里,达到取暖的目的,余烟通过伸向屋顶的烟囱排出),尝尝新疆严冬的滋味。
付晓一觉醒来,四周还是黑黑的,也不知道现在几点钟,头脸被冻得发麻,连忙将整个头又钻进稍有热气的,上面盖满了棉衣棉裤的沉重的被窝,可再怎么样也睡不着。黑暗中她听见有人打出一个喷嚏,声音很大,她问:“谁呀?感冒了?”夏文玉声音混浊的回答说:“是我,你怎么还没睡?”她说:“屋里太冷,冻醒了,再也睡不着。”夏文玉说:“就是,我都快感冒了。”“你们咋啦,都得了相思病睡不着觉是不是?”这是李晓云的声音。付晓说:“去你的,你才得了相思病呢,偷听我俩的说话。”“几点钟了,要说话就干脆把灯点起来,免得尽说黑话。”黑暗中又一个声音,她叫张菊花,是五湖四海的支青,她姐姐和姐夫是在六一年自动支边进疆的,前年她被姐姐接来,最近被编入支青排,和三个江城女支青一起住这间宿舍。
煤油灯被点亮了,悠悠的亮光照着冷清屋子,付晓看了看小闹钟,惊讶的说:“怎么才新疆时间十二点钟(注解:新疆与北京有二小时时差)?像睡了一大觉似的,还以为快天亮了呢。”张菊花抖抖嗦嗦地爬出被窝,赶紧披上棉衣,从床下拿出盆子,快速的尿了泡尿,又钻进被窝里。付晓说:“哈哈,你这个家伙还挺精的呀,你要尿尿,让我帮你点灯。”张菊花说:“你也可以尿呀,大家都可以起来尿呀,这不,大家都可以方便。”李晓云接口说:“谁像你那样,尿个尿都把算盘打精了。喂,你那是啥盆呀,能给大家尿下吧?”张菊花连忙说:“不行不行,那是我的洗脚盆。”付晓笑着说:“洗脚盆你还尿?”张菊花笑道:“你们真不知道?洗脚盆两用,冬天这里的女娃娃都这样,你不尿在盆里,难道还出去尿不成,不把你屁股冻硬才怪,所以呀,各人的盆各人用。”李晓云说:“恶心,这样吧,你那盆公用了,明天我们大家凑钱再给你买个脚盆。”边说边下床往那盆里尿了一泡。
经过一番折腾,加上屋里太冷,大家睡意全无,索性缩在被窝里天南地北的扯起来。好一会,夏文玉才说:“今天收到好几封信,听说放在队里好长时间了。”“就是,信来了队里也不知道帮我们送到工地去,我就收到我们同学的三封信。”李晓云嘟囔道。付晓说:“对,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们,学校里都成立了红卫兵,串联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李晓云接着说:“是啊,他们不但去北京,还到广州上海到处串联,坐火车都不要钱,真好玩。”付晓羡慕的说:“我们同学来信讲,准备明年春天串联到我们新疆来,唉,要是我们现在还在学校就好了,你说呢,文玉,你咋半天不吭气呀。”
夏文玉叹道:“同学来信跟我讲,说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把我爸爸当资本家批斗游街,可我妈妈来信却没讲这些,只说文化革命闹得很利害,家里一切如常,让我不要挂念。”说完几乎快哭了。
大家都默默无语了,只有张菊花不懂什么叫红卫兵,什么叫串联,为什么要抄家,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的问这个问那个,见到大家都不回答,她生气了,捂着脸说:“不跟你们这些城里人说了,啥了不起的嘛。”付晓又好气又好笑的说:“你看你,人家文玉都快急哭了,你跟着掺和啥?”张菊花把脸露出来说:“文玉,别急啊,我们给你想办法。”李晓云说:“你能想办法就好了,我们都不知道家里咋回事,出来才几个月,文化革命就搞成这样轰轰烈烈,谁也没想到,我真后悔到新疆来。”夏文玉说:“我倒不后悔,只是很担心家里爸妈。”付晓安慰她说:“担心也没用,我想红卫兵是讲道理的,不会把你爸妈咋样,放心吧,我写信给同学,他是红卫兵的一个战斗队的负责人,让他保护你们家里人。”夏文玉非常感激的说:“付晓,谢谢你。”付晓说:“我们之间有什么谢的,要是我们能回江城就好,和同学们一起搞文化革命,那有多棒!”说完脸上流露出向往的神情。
第二天工休,支青们都拿出同学的来信互相传阅,议论着学校里文化革命的新鲜事,好多支青都不免后悔,都说要是再晚一点,谁也不会到新疆来。陈汉生突然说:“我们也可以成立红卫兵,串联回去和同学们并肩战斗。”王建疆说:“异想天开,我们现在不是学生,是团场的职工,是兵团的军垦战士,谁让你出去串联?”姚达思附和着说:“是啊,中央十二条规定,兵团不许搞串联,会犯错误的。”陈汉生不服气的说:“你们就知道条条框框……”刘江涛说:“兵团的文化革命必须按照中央的十二条规定执行,我们毕竟还是解放军部队的性质,不能乱来,不过我这些时总觉得,我们最后一批支边好像有哪个地方不大对劲。”陈汉生问:“哪个地方不对劲?”刘江涛若有所思的说:“说不上,也没仔细想过。”他顿一下接着说:“你们注意没有?当时在江城街上贴的兵团的招生简章,把招生对象中的‘非在职在校’五个字用墨笔涂了……”陈汉生抢着说:“对对对,有这回事。”大家也都说见到过。刘江涛接着又说:“那就是说一般新疆兵团每年在江城都只招收社会青年,轮到我们就改了。”姚达思忧郁的说:“今年该我们倒霉。”刘江涛说:“不能这样说,这里面可能有文章,但到底咋回事,我还暂时弄不清楚。”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也没议个所以然出来,都垂头丧气的只能羡慕同学们能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可以北上南下的大串联。
正在支青们安心边疆建设的决心开始出现动摇之时,三连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团,并且在所有支青中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三连是该团条件比较艰苦的连队,按炮连的要求,它地处天山山麓末尾的台地与滩地之间,地理环境恶劣,是一个盐碱化比较严重的地带。连队新盖的营房,不到两年,墙根就被盐碱腐蚀,土块一层层剥落。地下水位较高,房间里的地面,一年四季都可以看见如白毛一样的碱霜。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缺淡水,用那里的水洗头,头上总是粘粘糊糊的洗不干净,饮用水则相当困难。农业方面只是广种薄收,种植着耐干旱、耐盐碱的玉米,没有菜地,也没有猪圈,更没有牛羊。蔬菜肉食全靠团部指令性从其他连队调拨,完全依靠别人,其伙食自然是特别差。
支青们下到三连,生活上极度不习惯,为伙食问题经常吵吵嚷嚷,连里领导也经常头疼,解决不了问题。支青们也吵嚷不出啥名堂,还是夏吃莲花白,冬吃洋芋蛋,青黄不接喝油茶(将玉米粉放到大锅里翻炒,待其稍有些焦糊之时,放入水、盐以及牛油一块煮,这种稀糊糊称为油茶)过日子。但只要外出参加大会战,伙食就由团部负责,大米饭大肉应有尽有。所以三连的人最喜欢大会战,盼它简直就像小孩盼过年一样。
那是在大会战后不久,可怜的三连职工们又回去啃苞谷坨坨洋芋汤。一天,团长高占武带着警卫,骑着马到三连检查工作。那时的领导下连队非常简单,根本没有迎来送往,酒宴招待,中午到伙房吃饭,也不要连里领导陪同。伙房班长见团长来吃饭,尽其所有,也只能做一顿大肉面条奉上。
有一个支青不认识团长,在窗口见到里面有人搞特殊化,就来气,用调羹把自己的饭碗敲得当当响,粗声粗气的说:“喂喂,他是什么人,吃大肉白面条,你老余头溜沟子(西北地区的人把溜须拍马称作溜沟子)也不要这样明着来,照顾照顾咱们吧。”老余头正要答话,团长挥挥手示意他不要解释,他站起身来对那个支青说:“小鬼,你是江城来的支青吧?来来来,进来说话。”那个小支青胆大,说:“进来就进来,怕什么。”说着就哧溜的一下从门里进去了。团长说:“多大啦?离家这么久想家了吧?这儿生活艰苦,能不能过惯?”小支青回答说:“原来宣传说新疆怎么怎么好,可一来却是这个样子,吃的苞谷头,喝的是苦水,住的房子又潮,睡的还是苇把子,把人都搞成关节炎了,你说谁过的惯?谁能不想家呢?”老余头连忙上来对小支青说:“你说话注意点,他是我们的高团长。”高团长接过话说:“没关系嘛,让他说说。”
早已围在窗口等着打饭的支青们,一听是高团长来了,呼啦的一下都拥进伙房,叽叽喳喳的围着高团长。“团长,听说你们是用羊皮把我们换来的,是吗?”“那怎么可能呢,你们支边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既然是保卫边疆,怎么不给我们发枪,我们炮连自我们来后就没见过炮是啥样。”“我们兵团是半军事化部队,军事训练肯定要搞的,一般都安排在农闲时进行。”“说的好听,半军事化部队,应该实行供给制呀,为啥发的服装被褥还要扣工资?这里生活又差,一个个营养不良,又患关节炎,这样的兵能打仗吗?”
“支边青年同志们,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还要艰苦,都是老军垦战士们用双手一点一点改造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当时房子没有,一间破马棚里,就挤两三家七八上十个人,都还不是过来了,吃的就更不用说了。”高团长耐心的解释道。
“你们那时是艰苦,解放不久,全国都一样。但现在是啥年代了?军垦战歌的电影里,把新疆说成处处赛江南,麦浪滚滚鱼满仓,骗人!”支青们都被这段话激动起来,不容团长解释,七嘴八舌的嚷嚷“就是,把我们骗来了。”“把我们骗来了就不管了,成天只知道让我门干活,没人管我们的生活。”“就是,连长指导员都在自己小家里开小伙改善伙食,根本就不管大伙房。”“老职工都有家,可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我们只有伙房做什么,我们吃什么,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成天苞谷砣洋芋汤。”“军垦战士爱喝汤,一天不喝心里慌嘛。”大家连发牢骚带挖苦的说了一大通,根本没有高团长说话的机会。
这时,连长指导员闻讯赶来,看到这个场面气得眼睛瞪的老大,分开支青人群,挤进去对大家说:“怎么搞的?你们连团长都敢围攻,像什么话?都该干啥干啥去!”高团长倒没在乎的说:“让大家发发牢骚也好,听听有好处。”他望着没动筷子的那碗面条又接着说“算了,给我两个窝窝头,你们就再多下点面条,算我请支青们的客,改善一下伙食。”支青们一阵欢跃的散开,连长对他们说:“看把你们能的,待会再给你们算帐。”高团长说:“算了,有啥好算帐的,注意加强教育就行。”
团长走后的当天晚上,连里开大会宣布,解散支青排,支青们分到各班,化整为零。连长指导员的意思是,把你们拢在一起就闹事,把你们拆开,再看你们闹。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这一来,反而激起广大支青的逆反情绪,全团的支青们知道后,开始消极怠工以表示抗议。高团长知道后,把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批评了一顿,指示马上恢复支青排,并要求各连队领导要关心支青的工作和生活,关心他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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