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之初
一九八七年,四人帮歇菜十一年了,说话真挚而还可爱的胡总书记不明不白地下课一年多了,过完“而立”的我,带着自己的稠怅和人家的羡慕，走他乡。为“把自己的脑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我用说不了十句完整英文句子的外语言能力,拿着四十美元,怀揣着 “寻找可能”的梦想,茫然而高兴地来到美国。说真的，那时我都不知道“美国”是什么的干活，因为我不爱学英文也不想发大财。
我费了牛劲把托福只考了547分（离获得“资助”的资格要求的最底分数差三分），我进了研究生院但没资助（关系穷学生的生死存亡）。为了能读硕或读博,我得力挣在系里找份RA(研究助手)的工作。那时我根本就说不了几句英句,默念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 走进了汤姆.卡瓦里教授的办公室。
我开门见山（背好的台词）：有没活？（是不是把教授吓一跳我不知道）地问他。活？教授用他那大而深的眼睛看着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美国人看到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英雄的感觉），问：“你会干什么？”，我当时心在说：“没有不会的？（人没饭吃，会有什么不会？这大概也是宝总理最近总结的中国文化四大精华的第一精华）”。许下 “先用一个月,不要钱”的愿。就这样，卡瓦里教授让我进了他的实验室，说好先试一个月。从此我俩开始了 “两口子”式的“攻城不怕坚”。
我有了干活的地方，学位可以开读，心欢喜。
卡瓦里教授只比我大四岁，博士后刚当大学助理教授，拿到美国能源部的一笔钱，搞“负电子剥离”的研究（就是把氢原子身上的那个电子弄掉）。他的实验室刚开始建。我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做些用于屏蔽电源的铁皮盒，老天也算有眼，正好上大学前我就是钣金工，做铁皮盒轻车熟路。画线，下料，咬边，敲打，成盒，生产出的铁皮盒简直就像个工艺品。当我把做好的铁皮盒第二天一早就拿给老板看，他拿在手里，转一转，翻个个，眼里有点亮地端祥了好一会（我当时的那个紧张！），然后问我：“你做这盒子用多少时间？”，“两个小时吧？”，我答。他又问我：“你的两个小时值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乐了（他忘了说好我头个月没工钱）。我结结巴巴地问教授：铁皮盒做得不好吗？他笑笑：不，做得太好了，只不过不值得花两小时。后来我才知道，美国人做铁皮盒，咬边是钻眼上螺丝，小时就是钱。
两个月后，卡瓦里教授发我俩月的工资（尽管他可以不发我第一月工钱）。说真的，当我拿着近两千美圆，突然有种人的感觉（人的劳动价值）。超我预想的钱，成了我的美能达相机7000i。我来美国的第一个梦想，两个月就实现了。我，一年级助研，新入学的研究生的首富和卡瓦里教授开始了近五年的“如同结婚”般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叫我名字，让我叫他汤姆。教授还是教授，学生还是学生，但这平等亲切的彼此称呼让人觉得我们像是生命相互托付的战友。教授话不多，我话也不多。好些时侯我俩一起干活，特别是晚上，互相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我眼眶都有些潮）。
美国搞实验物理的教授真能干，上课讲方程，下课做实验，上房能安装电缆，下地能铺设水管，画图纸，上车床，修设备，买东西，全自己来。四年多的日子，我俩成了我们物理楼里“任何时间都能找到的两个人”。
导师有三个孩子，但在我跟他读学位的四年多，他每天八点以前就到办公室，晚上通常是后半夜一两点回家，从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有时也工作。从他身上我看到美国人是怎样在做科学。我学会好多“能干”，但弄坏了我的中国胃。
卡瓦里教授从来不多说什么，有时我犯了错，他也不过多责备，只要求我：同样的错误别犯两次。记得有一次我在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以后，不小心，按错了一个电扭，烧坏一个上万美圆的稳压电源，我难过极了，卡瓦里教授还安慰我。一千多个日子，我们的实验室从无到有，我们的实验也做出了些结果，我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了美国最高级别的专业杂志（PHYSICS REVIEW）上。我们没拿多少钱，只是默默辛苦做我们自己选择的工作。
我离开导师已经十七年了，十来年前当我在IBM获优秀奖时，我打电话告诉了老师，他把我们一齐发表的几篇论文用一个包裹寄给我，可惜，我都看不太懂了。那些论文里，有我人生最美的一段年轻。到现在，每当我看见美国人，把手按在胸前，凝视着他们的国旗，我的眼睛都常常是湿的，因为我曾也有过但又走远了的心中的神圣。
后来我又经历很多“生活”，但我永远地记住了我美国的导师-------汤姆.卡瓦里教授给我说过的话：“生活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就不应该有任何报怨”。
时不时想起席暮蓉写的《青春》，但我并不太伤感。我有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前几天搬家，又看到那些论文，我的眼角，又一次湿了。
2/7/2008写
5/28/2009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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