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之初
我哥是个精神病。得病那年,张铁生和他一起考大学。不过,我哥究竟是不是真精神病,对我一直是个哥徳巴赫猜想。到现在,我也没搞清。现在他活得不错,花甲了，还给我吹,他在什么地方,刚玩过一个小姐,嘻嘻。还说追他的中年女很多。他比我强，结过两次婚，都离了。没有香火，只有欲火。终生不念书，活在朴实里。
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 活到当下,没当官的爹也不用自己的脑力或体力，虽一直被认作是精神病并真当个精神病人，不用批林批孔不用评水浒不用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也不用唱“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更不用下海也不用练滩或许还真是种活得容易些的方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个有清楚头脑的龙传人，这些年谁不曾火里滚水里趟风里来雨里走，上山下海过洋，总得风雨总得春秋，连数“度”的工夫都没有；老得鼓劲老得泄气，奔向那看不清的远方。
一九七三年的隆冬，快到毛主席的生日了。一个黄昏，天铅灰，没有血红，下着雪，快黑了，我给“大救星”写完贺寿诗的祝福板报放学回家，快进我们家属院时，看到路上走过个穿件不白衬衣的汉子，右手挥着本红语录，迈着踢蹋的步子，脚和大地保持着亲蜜，腾腾地走走来。有点近视的我眯眼定睛一瞧，吓我一跳；哇，哥。我赶忙上前。
我俩一起进的家门。记不清我妈当时是什么反应了，因为那会的人成天都在“反应”，所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强。我爸是啥都不管，我姐在乡下，我还上高一。只因我哥太雷人了，家里顿时成一团，一片忙乱。我哥冻得只有出的气，有些“鱼”的眼上翻，嘴里还念叨着李瑞山（当时陕西革委会主任），也许是他就靠这一口气，才走到家门，活了下来，活到现在，幸福地当了个精神病人，生活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啃了几十年的国和家里老和小，现在还能领些低保，妈给点零花，弟给些赞助，守着亲妈天天唱“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我叫他的大宝，明年花甲。新中国的同令人，和祖国双赢。文化大革命，革出多少精神病。
冻得快僵的我哥回家两天后，人还像死猪一样，在床上打着呼噜。我已坐上从西安去阳平关的火车，去调查我哥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怎的就炼成了精神病？我“滑稽时代早长大”（这引号引的是我自己的话），我妈在家“泪眼望儿儿不语”。我们家靠我妈独撑，实在出不了远门。老爸不管事只管写他自己的诗。大儿不醒，“小棉袄”在下乡，小儿寒冬腊月出远门，当妈的心，得怎样坚强？
我哥在陕西南郑县（汶川地震到陕西的那个县）的某公社某村下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阳平关，大约八小时，再换汽车到汉中，再换汽车到南郑，再“远征难”，最后到哥村。我哥下乡那村，二十几户人家，全穷。四十多岁的生产队长接待我，给我吃碗热面，给我说情况，晚上就和他，他老婆他娘还有他的三个娃睡一个炕。那天的觉，睡不着。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最难大概是同住，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同一炕，近距离听“动力”呼噜，我平生是第一次。这么多人睡一床，男女老少不一家。为了我哥，我得熬着漫漫的长夜。急了就唱：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毛主席当然是听不着的，他那会大概也不和“身边的赫鲁晓夫”同床了。现在想起文革，我还微微冷颤，因为“反常”，多少个家没安宁。那会人都是个蚂蚁在站起二十多年后，又听让我们站起的人的话，在热锅上慢慢爬着。爬，比站起不走道，毕竟还省些力气。胡里胡涂恍恍惚惚，几回回想起些毛主席的书，几回回想起些我和我哥。
我哥的小名是四九加一，大名则非常震憾，现在网语叫“雷人”，不知我那教汉语的爸是怎么想的。给我哥起名时，我爸正下岗，他非国民非共产。下岗下得自己说不定都想烈火中永生，烈火却不让他永生而只让他下岗（那会叫失业）。
我小时侯就嘴巴利索，拳脚不好；我哥正和我相反。他个不高，好像和庄则栋差不多，打乒乓和老庄是一个路数，是他们学校（可能还不止）的多连冠。他的眼，有点“鱼”，焦距短，看得宽，一瞪，一般人就得倒退三步。在我们家属院，算是赫赫有名，有他罩着，我在岁数小些的人里，便用我的小嘴，随便吹，别的孩也只能听着，没人和我抬杠。神吹，谁不喜欢？就像现在说的：瓜长得好，全是党的政策好。我给小伙伴们吹，党的政策就是我哥。
我哥的嘴虽是笨点，但人还是很灵，玩槤枷，抡小刀，甩三节棍，打右勾拳，打起群架一次就能招来上百号人，振臂一呼，人流就呼拉拉地向前。那有劲的时代！打架，就用你的身子压着另一个身子，用你的拳头打另一个身体。人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我爸并不英雄。我哥，那会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小时侯在家，我爸老打他（对了，不英雄的爸就爱打自己的孩子，打出英雄），但我哥铁骨铮铮，从不认错，一上初中，就不回家了，我常想他，因为我爸打不着他，就打我，我从小就和我爸智斗，我没我哥好汉。
文革时，时兴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大多数人都坐火车。我哥不，楞和几个人徒步从西安走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到北京，见完毛主席，好像也没握着主席的手，又从北京走回西安，冻得跟个龟孙一样，还给我看他一个月的全部所得：一张“恩来弯臂”把“太阳”弯在腰间（小宝书上有像）的革命照，两眼圆睁，目光如炬，眺望远方，大棉袄裹身，心潮还起伏。给我看完，还拿啥一包，揣怀里。我是个不上学的小学生，只能叹气，把崇拜藏在心里。
一九六七年，祖国山河就一片红了，刘邓司令部玩完了，共产党夺了共产党的权，不劳动的劳动人民欢天喜地天天过没肉的年。红文兵们干得不赖，走狗烹吧，领袖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哥我姐就和浩浩荡荡的年轻男年轻女一起，去战天斗地，去寒冬腊月里盼春风。那会的春风好像不光是不度玉门关，好像是哪都不度。
我哥插队到了陕南，同组俩光棍。都说美女爱英雄，那是现在，英雄都是鸟英雄。我哥是真“英雄”，在“广阔天地”大作为，今天把这个灭了，明天把那个给砸了。他不太爱动脑，时不时被警察活捉，名字在西安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念，被妈领回家，每次都鼻青脸肿。青退了，肿消了，就给我吹他的厉害。在家吃上几顿饱饭，就又回“天地”去“厉害”。。。。。。
晚上睡不好，白天就不好。听一上午才听懂我哥他们生产队长讲的情况：我哥在他们区考了那年“考试上大学”的考，考了第一，考的啥没人知（好像主要是哲学），他“第一”后被通了知，然后他就在他住的黑屋里傻等，等了一个月，啥都没等着，他就“精神”了。“精神”得全村的人都躲，家家戶戶的门，都顶上大木头。队长领我去我哥住的那地方去看，土屋全黑，烟熏的黑，狗都不去，只有“盼天明”的人在那里盼天明。
告别了生产队长，握了握他纯朴的手，谢过他的接待，我又去我哥他们的公社。知道了我哥等不来大学入学通知的原因，是因为公社武装部长的女儿顶了他的名额（我记不清是哪位好心人告诉的我）。问世上哪里有公？只在纸上口号里。
我哥疯了，我爸气得半死又不得死，我妈也病倒，我夜里守着口吐白沫的我哥，曾有过次撕心裂肺的长哭：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寻常百姓，养个儿子，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孝父母？听毛主席话，疯在乡下。一人疯，全家便没了家的欢乐。
有一天早上，我哥嚎哭。等我起来，他已人事不知，桌上药瓶瓶盖狼籍。我忙叫上我的两个朋友，用担架把他抬到病房，医生说：要再晚一小时，我哥就完了。因为我，我哥没完，胜造七级浮屠，社会主义多了个寄生虫，八十五的妈现在还有个每天晚上给她端洗脚水的儿子。母亲为了不把负担留给我和我姐，坚强乐观打麻将，前些日子还给我说：赶上国泰民安。
在我哥被抢救的那个星期，没知觉时被灌肠洗胃，醒了医生就用四条牛皮带把他四肢牢牢绑住。我陪我哥也住了一周精神病院。病院里是一片“精神”，没“精神”的我早上就听那些电椅弄出的尖叫，看被拖过的条条“死猪”，握眼直人的手，共祝领袖万寿无疆。有歌舞团的美女，翩翩着《白毛女》，情真地唱：我要活。
半年以后，我哥活过来了，不打杀他人了，回家了，眼直了，说话呜呜，但最听我的话。我家最后托人费了大劲才把我哥户口弄回城里。重新变成城里人，我哥的病就好了大半，还和我一年参加了“革命”。他被分到建筑公司，当了个改革开放前的“农民工”。我上大学那年，他又“精神”了，吃劳保了。有次我问他是不是华子良，他还会幽默：地雷的秘密你知道就行了。这二十年我回去过四次，每次我都大包小包给他拿些衣物，他总跟我鞍前马后，给我讲他的生活和思想，每次都跟我决战乒乓决战象棋，每次完了，说上句：唉，人跟人，就是不一样。每次我走，他都眼泪汪汪，对我说：我会照顾好咱妈。
人的心里，都有些深深。我哥说这世上，就我把他当个人。零六年回去的时侯，我妈说我哥又和他的第一任前妻有了瓜葛。文革，不光革出调侃，还革出各种没法想象的坏人。我哥很怪，时而正常时而反常，离不开女人又找不着女人。
我郑重地问他：“你爱你的前老婆吗”？
“我爱”，他说。
“你愿意去上门吗”？我再问，
“我原意”，他答。
“你要多少钱”？
他说不上。我说，那你赶快去和你心上的人儿商量，再给我说，一口价。后来，她那人儿不接受他。三年了，他不再入“情”了，每天带个手机到处游，每天给我妈做些事，混个吃喝。
前些日子，看了本张洁的散文集，名字是《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写过《爱是不能忘却》的她，“希望死了喂野狗，在个没人的地方”。她生在芦沟桥事件那年，七分之六的人生，是新中国时代。
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是活在个六合彩的时代，个人的前途成长命运生活不知是凭手气脚气还是运气？我上了大学，是碰上了运气，得以走远，但又时时想家。回家的时侯，和亲人和朋友亲热完长久的别离后，竟是说不出话。
5/2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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