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姨去世有三四年了吧。她生前是妈妈的朋友。她的老家和妈妈的老家是临县。她，一个普通不过的女人，在我的心里，却总有着她的位置。我的脑海里，过去的事象浪一样涌来之时，浪花翻起的地方，就有她的那张脸，一种谈谈的怀念，萦绕着我的心。
从记事起，我就认识她了。爸爸工作的电影厂，有不少男人娶的是老家的女人做老婆。尹姨的丈夫，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老实，小个子，相貌端正。尹姨就是所谓单位家属。他们和我们不住在一个宿舍。离我家也就走十分钟的路的样子。六十年代初，街道办了一些工厂，不少妈妈和尹姨这样的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作。尹姨和我妈妈，同在一个服装厂，当时叫“缝纫厂”的。妈妈是管人保的干部。尹姨是个普通工人。
尹姨和他丈夫，好像是包办的婚姻，她大她丈夫两三岁。但看上去大很多。对她的记忆，从开始的样子，她就像一个老太婆，一口老家话，穿得土里土气，头发稀少，高颧骨，瘪嘴，满脸皱纹。到她七老八十的时候，她的脸也没有怎么变。人家叫她老尹，我妈也叫她老尹。有人说她长得象黄世仁他妈。
小时候，我上厂里托儿所。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有时我妈忙，尹姨就接我到她家里。给我吃喝，还让她的女儿们陪我玩，在她家过过夜。她有一个女儿大我一两岁，一个儿子跟我一般大，一个女儿小我一两岁，长得都不像她，个个灵眉大眼地端正好看。她做的饭，我吃得香甜。没记得在她家有过好吃的。只是是咸菜稀粥，就烙饼或馒头。那粥稀得，就比米汤稠一点。妈妈熬粥，总是放米太多。爸爸总说那不是粥，老尹家的粥才象粥。尹姨对我是真心地好。待我小公主似地，好像我特别金贵。年复一年地呆在托儿所里，老师阿姨个个冷漠。孩子们也多是以强欺弱。孤独的我，谁对我好，心里记得。
文革来了。我爸爸被揪出来批斗了。斗够了，就蹲牛棚。不久，我妈也被揪斗。先是被游街，游街之后造反派就顺便把她送到北京第二监狱去了。监狱的人不敢不收。我妈妈就稀里糊涂地被关了六个多月。等到出来以后，她厂里的三几个姐妹，就来家里看她。老尹阿姨就在其中，她想法安慰妈妈，问寒问暖，端茶倒水又扫地。看得出，她很看重妈妈。看重得有些崇拜的意味。她自己，似乎永远是个陪衬，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或许，同是一样的农村背景，妈妈就学了文化？或许，妈妈嫁得地位高一点？或许，妈妈是厂里的干部？不得而知。一个女人，一生都是仰望着别人活着，也许从来也没有看到她自己，其实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
因为运动，妈妈失去了以前的一些好朋友。有的人可能怕被牵连。有的人可能是诚心划清界限。但尹姨不怕，她对妈妈崇拜，对我好从来没有变过。其实她根本就不会被牵连，她是个富农分子。妈妈说，老尹从小就下地干活，一直是被家里当做壮劳力使唤的。可是，土改那年，她十八岁。因为家里有地，够上富农的标准，她又够了年纪，于是，就戴上了一顶富农的帽子。好在她丈夫的家里是贫农。搞运动，没有怎么触及到她。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话都说不清楚，别人也懒得去理。但是，这个富农的帽子，在后来的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帮她摘下来。
富农的事，可能是尹姨的一块心病。人们一批批地被打倒，又一批批地被平反。后来妈妈就被平反了，还当上了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可尹姨的富农分子帽子，却是恒久不变地戴着。她就来找妈妈，跟她念叨。一来二去地，妈妈就烦了。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十三、四岁吧。一个小学生，已经负责家里买菜做饭的事了。那天，我正在揉面要蒸馒头。妈妈刚下班，尹姨后脚就进来了。我妈这个人，可能做姑娘时候下地种田，所以不擅长做饭。我从邻居的阿姨那里，学会了发面，使碱，蒸馒头。刚学会，就兴趣很浓，这几天吃了好几次馒头。妈妈见到尹姨进门，眉头就皱起来了，对她代答不理地，只问我晚饭吃什么，怎么还没有做完。我回答说吃馒头。妈妈立即火了，对我大声斥责起来。说昨天才吃了馒头，今天又吃馒头。我不敢出声。尹姨看我妈发火，也吓得够呛，连忙又劝又哄。一边帮我揉面做馒头，一边帮我说好话。妈妈气未消，还是一个劲地骂我。我感觉得到她的生气有些过分，可能是看到尹姨来，很不高兴的缘故。心里对自己挨骂感到委屈，也为尹姨感到不平。为什么不喜欢她来。看到尹姨来，我怎么就感到高兴呢？但看到妈妈对尹姨抱怨我，又有些怀疑真是生我气。又不敢说话，只有默默地跟着两个大人把饭做好。妈妈吃着饭，气消了。尹姨跟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妈妈发火是跟她有关。看到家里平静了。她就回家了。她走后，妈妈带有歉意地说，她发火不是因为又吃馒头，是看到老尹又来了，嫌她烦。
到现在，我还是有些不理解妈妈。我的朋友来找我，我会觉得被人家瞧得起，会高兴。除了有极端自私的人，来找你只是为了有所求，或是炫耀自己或是倒垃圾地唠叨，我会烦。对我好的人，我会感激，即使有些说话啰嗦语言枯燥，我也会包涵的。妈妈对尹姨的冷淡，可能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关系很近，不缺少人情。不像我们现在，找到对自己好的人，又是无条件地好的人，不容易。
妈妈也许对尹姨说话常常有不耐烦的时候，但她还是给她面子的。尹姨的丈夫，却常常是没有好气，没有好脸。尹姨习惯了。
唐山地震厂里新盖了宿舍楼，尹姨跟我们住前后楼。我后来上大学，又出了国。妈妈退休，爸爸病故。妈妈一个人在北京的家里生活。闷的时候，几个过去的邻居兼朋友又凑在一起，聊聊天，打麻将，玩扑克牌。尹姨又跟妈妈经常来往了。
那年第一次带着孩子们回国。尹姨见到我的有外国人血统的孩子们，稀罕得什么似的。一天跑我们家好几次，嘴里总是念叨着：不知道孩子们喜欢吃什么？孩子们吃什么好？好像这个问题，把她实在给难住了。大早晨起来，门铃就响了。是尹姨，带来了从市场上买来的新鲜蔬菜。妈妈就说：你怎么又买菜了，昨天你买来的那些，还没有吃呢？原来尹姨每天早晨很早就起身了，蹬上一个平板三轮车就出去买菜了。等她买回来，人们才刚刚起身。尹姨坐在那里，一个劲地盯着孩子们看。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里，喜欢吃什么。我一边让孩子叫姥姥。一边帮他们回答问题。两个女儿被盯得发毛，就用不流利的中文说：“不要姥姥，不要姥姥。”也难怪，周围尽是这样的老太太们，总是这样看他们，问他们些听不懂的问题。
饭摆上桌子，尹姨还没有走，想看看孩子们怎么吃饭吧。一向挑食的大女儿拒绝吃米饭，闹着要吃“饼饼”（烙饼）。我本来不想迁就她。尹姨却好像很感动，唠叨着说，“人家孩子要吃烙饼，这可怎么好？”一边遗憾自己家没有烙饼，就跑到阳台上，大声喊楼下的一个老太太，问他们家有没有烙饼。那边的老太太也被惊动了，出来说家里本来有的，刚吃完了。尹姨就要出去买。我连忙阻止了她，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跑到厨房去烙饼。
有人送了月饼给我们，包装很漂亮。打开来一吃，莲蓉是假的，又甜又腻。孩子们不吃，我不吃，我妈也不吃。尹姨来了。妈妈就让尹姨吃。尹姨一边说扔了可惜，一边就把一整个月饼吃了下去。再给她，她说放着吧，下次来了再吃。
尹姨终于想出了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她带来了几个煮熟的老玉米。孩子们还是不吃，我和我妈吃了好几天才吃完。
家里地方小，就带着孩子们在街上散步，路上见到了尹姨。应她邀请，就带孩子跟着她，去了她家。尹姨高兴得象来了贵宾。
她家的寒碜，出过我的想象。两间小屋的单元，又黑又暗。一间是给孙子住，一间是他们老两口住。一间屋半边是床，陈旧的家具床褥，没有一点温暖舒适的感觉。尹姨的丈夫几年前得了脑血栓。成了半瘫，坐在床上。头发半秃，面部肌肉僵硬，说话不成句，好像有些痴呆。我们困难地交谈。尹姨一边当翻译似地在我们中间插话，又一边找出了点水果让我们吃。喜欢植物的我，注意到房里唯一有生气的东西，是一个瓦盆里种的茉莉花，在北京寒冷萧索的冬天里，绿叶油油地发着一股诱人的生气。我说花长得好。尹姨注意到我在楼外面的时候就对着花园里的花木看了很久，明白我喜欢花草。就拿出了几张照片，上面有她在原来住的地方种的石榴树，她说那棵树一年结一百多个果子。走时她给了我一个大石榴，让我带回澳大利亚种。
在妈妈她们这群老太太里，尹姨年龄最大，身体却最好。她过了八十岁，还是那样地健朗。走路通通响，说话底气足。每天还总是蹬着三轮车出去买菜，帮妈妈代买，帮邻居捎东带西。我妈说照这样，老尹能活过一百岁。我真心希望她活过一百岁。妈妈孤寂的生活，也好有一个热心的，对她好的伴。
一天，几个老太太在我们家打牌，散的时候，两个老太太拖着病病歪歪的身体，用手扶着楼梯栏杆，从三楼慢慢地挨下楼梯。尹姨从后面出来，通通通地下楼，看到这两个老太太这样慢慢地挨，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这么慢，离死不远了吧？两个老太太笑道：你还别说嘴。俗话说，破笊篱熬过柏木勺。兴许你还死在我们前边那。
不出一个星期，尹姨住院了。说是脑子里面长了一个瘤。妈妈她们去看她，她还象平常时候一样，说说笑笑地。说很快就会出院。好像也就一两个月以后，她就走了。去世前的情形，我妈妈没有讲。我想，尹姨那样的人，生时是懵懵懂懂地快乐着的，死时，也应该是懵懵懂懂地快乐着走。
我后来回国，听不见了她那亲切的家乡口音，看不到了她那风风火火的脚步。每次路过她家楼前，就望望那边，指着她家的方向，问孩子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姥姥。
2009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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