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IGN=CENTER]嘚吧嘚吧“的、地、得”

廖康[/ALIGN][/B]



关于“的、地、得”的用法，多年来在学术界和中文教学界一直有争论；主要观点分两大派。一派认为应该坚持区分“的、地、得”在语法上定、状、补的不同用法。另一派认为，在普通话中“的、地、得”没有语音差别，强行规定这三个字的不同语法功能没有道理，更没有群众基础；在实践中，尤其是在使用计算机拼音处理文字的时代，即使是精通语法者也难免出错。因此，不必坚持这项少数语法家的硬性规定。近年来，听说大陆的语文教学和考试对这个问题已经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虽然还教“的、地、得”的不同用法，以便学生理解现行出版物中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用法，但教师已不再考核学生这条语法规定了；学生在写作中，如果都用了“的”，也不再纠正了。我远离中国多年，不十分了解那里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是进步。

在国外生存的中国人，大多认真学习过外语语法，反观中文，对“的、地、得”定语、状语、补语的不同功能和用法不难掌握。新文化运动中，汉语语法建立起来了，有关这三个字的规定是：在定语中用“的”，如：鲜红的花朵；他住过的房子。在状语中用“地”，如：天渐渐地热了；我们努力地工作。而在补语中要用“得”，如：办得到；你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不过，对于没有记住定语、状语、补语为何物的同胞，还得补课：定语用在名词前，修饰、限定名词；状语用在动词前，描述动作；补语用在动词后，补充说明动作的程度，等等。

这些语法规定并不难记，但是在应用中，北方人比南方人困难多些。因为在北方话中，“的、地、得”发音一样，书写时，尤其在使用计算机处理文字的时候，稍不注意，就会写错或选错。而普通话是根据北方方言的发音建立起来的，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的、地、得”的发音在广大群众中越来越趋于一致，都念de；再加上计算机的普及使用，除了专业打字员以外，绝大多数人都用拼音处理中文，误用“的、地、得”的情况自然会越来越多。

有关“的、地、得”的语法规定，我猜想是南方人依据他们的发音建立的。他们也许没有料到有一天会以北方话为基础，建立普通话。既然情形改变了，语法是否也应随之改变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这条没有语音基础的语法规定呢？依据这条规定使用“的、地、得”时，这三个词只有语法功能，没有语义，也就是古汉语中的虚词，而非实词。但“地”和“得”这两个字还有非常普通的实词用法，比如：“地”作名词有“大地”的意思，“得”作动词有“必须”的意思。除了念作di时作“目的、有的放矢、一语中的”以外，“的”基本上是个虚词。现在民间部分人使用的，还不为正式文体接受的俗话“打的”不能算数，因为在“打的”中，“的”是根据广东话发音来音译taxi的第一个音节。我们为什么不能让“的”作虚词，进一步发挥它的语法功能，一并扮演定、状、补的角色呢？比如这句话：“那个美丽的姑娘把袖子挽的高高的，努力的工作。”都用了“的”，又有什么不可？会产生误解吗？

很多人大概会说那不好看，中文这么丰富，“的”出现的频率已经够高了，干嘛要让它代替“地”和“得”，让它出现得更加频繁，满篇是“的”？对此，我的回答是：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不是美观。若用“的”来囊括“地”和“得”的语法功能，不会造成误解，不会带来交流上的困难或歧义，为什么还要强行坚持区分“的、地、得”这条语法规定呢？为什么要让使用者每到需要用“的、地、得”时都不得不停下来想一下，仔细选择呢？况且，还有高考这个人生的重要关口。正如朱晓棣先生所说：“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高考，是一个决定许多年轻人终生的残酷竞争与筛选。一分之差，天壤之别。用‘的、地、得’这样的雕虫小技来决定千百万人的终身，当然不可取，也不必要。”

还有很多人拿外文与中文相比，说英语用ed标志过去时，用ing标志进行时，用ly标志状语，我们也应该有这类标志。这可堪称“食洋不化”了。中文基本上没有词根变化，中文的语法是通过用词、词序、词组搭配来构成的。一个“了”字，既可以表示过去时，又可以表示持续不断的动作，还可以表示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如：“他昨天下午吃了药”，在此，“了”用在动词后表示过去时。“他们已经在北京住了十五年了”，在此，“了”既用在动词后又用在句子的结尾，表示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持续不断的行为。然而，在“就要下雨了”这句话中，“了”和“就要”连用，表示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误解这些句子，也没有必要用“乐”来代替“了”，表示持续不断的行为；或者用“勒”来代替“了”，表示即将发生的事情。外国人也学会“了”的这些不同用法也不难。同理，为什么不能让“的”来担当“定、状、补”三个不同的语法角色呢？

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食洋不化”的语法家制造出来的。记得几十年前的用法更为严谨，不仅有“的、地、得”，还有个“底”字。凡是所有格都不允许使用“的”，那是专门为形容词准备的，而必须用“底”。那年头，什么“我底缪斯啊”，“你底守护神啊”之类的语句曾流行各种出版物。这种用法早已被人们，包括最保守的文人抛弃了。看来，人为规定的“地”和“得”的语法功能也早晚会被人们抛弃。系统学过英语的人大概还记得，老师教我们将来时第一人称要用shall，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要用will。而来到国外后，我们才知道，把英语作为母语的使用者很少有人用shall，只有在特殊强调时，比如I shall complete the task before today ends（我一定在今天下班前完成任务）才用shall。或者在固定语句里，比如Shall we dance?（我们跳舞，好吗？）才用shall，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第几人称，都用will。英语的这个语法规定当然不是中国老师编造的，而是一些食古不化的英国人比照拉丁语法强行规定的，但是没人照着做，还是行不通。现在，语法家们越来越认识到，语法不仅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也应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没有广大群众使用的基础，设想再好的语法，也没用。

任何一个语言都有其内在规律，但使用该语言者是否把那些规律总结出来，编为语法，并运用在语言教学中，那就不一定了。中国在二十世纪以前没有归纳出语法，更没有语法教学。英国也只是在18世纪初，因德莱登、笛福和斯威夫特的倡导和提议才成立了皇家语言学会，建立了系统和权威的语法。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文语法，但我们的语法是参照英语和法语的语法编纂订立的。记得许嘉璐先生在教课中多次感叹，现行的汉语语法往往削足适履，难以解释许多中文语言现象，例外太多。他期待有人能够从古汉语和白话文本身发展出真正的，我们自己的语法。有一天，也许理想的汉语语法将采用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但它能够更好地归纳中文的规律，更容易掌握，更有助于汉语教学。在此之前，我们还得运用现行的语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现行的语法不能小修小补。抛弃“底”作为所有格的用法，是小修，是进步，已经为大家接受。如上所析，“地”和“得”的状语和补语的功能若被人们抛弃，用“的”来代替，也是小补，似乎也势在必行。

由于缺乏材料，我自知这篇短文写得不够学术；有论述、无引述、凭记忆、欠史料，但我还是写了，旨在抛砖引玉。相信大家和大方之家会找到有关史实，会提出更充沛的理由，驳倒或充实拙文的观点。

2009年2月8日

那个新法好像规定一律统一用“的”，但半年后就因反对声强烈而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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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笨笨的脑袋里摸不到头绪，还是凑活凑活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