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要过年了。鼠年走开，牛年过来。应该有点感想。出国二十年有余了，说实在的，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新年。过年对我来说，似乎只属于过去。
小时候，日子过得比现在慢。家里的窗户边上墙上，总挂着一本日历，妈妈每天撕下一张，要很久，一本日历才被撕完。我由此对西历的元旦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可总念叨“阴历”如何如何的。于是又知道还有个阴历。特别是有个春节，跟阴历有关。
早先的农家日子，春节前后应当农忙前最闲的时候，天气又是最冷的时候。人要吃饱，穿暖，才能挺过冬天，才能有体力下地种粮食。在这个时候过节，人们把积攒一年的好东西拿出来享用，吃好玩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妈妈曾说，过去农家过年，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到正月初一新年，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了，才算真正结束。比西人如今从圣诞到元旦，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长多了。
我是文革中长大的，新社会，城市中旧风俗被破除了很多。“除四旧”以后就更是不敢讲旧俗。没有贴春联换门神，或是拜神明祭祖先的那一套，农历新年仍是最热闹的一个节日。因为每家都能买到一点配给的花生瓜子，平时见不到的。商店里也多了一些鸡鸭鱼肉，新鲜蔬菜水果什么的，但是得排队买。有个朋友回忆说，有一年她爸说：不要太早买花生瓜子，早买早吃光了，留不到新年。可快到年三十时，花生瓜子到处都卖光了。急得她爸拿着副食本全北京地找。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那些包着红纸的鞭炮。有一种挂鞭，是由一个个火柴棍长短，筷子粗细的小炮仗编成的，可以拆开成一个个的小炮。我们叫小鞭。声音清脆好听。院里男孩子用手拿在手里，另一支手用燃着的香点着上面的火捻，着了之后就扔出去。炮仗就在空中炸开。女孩子们都不敢。我是一个好奇爱逞能的女孩。也拿着放，扔出去之后，就很得意。有时没来得及扔出去，小炮把手指尖被炸得生疼，也不敢说。等不太疼了，又去放。一次，把燃着的炮仗扔到晾衣绳上晾着的一个雪白的绣花枕套上。上面立即被炸出一片炭黑，我被吓傻了。傍边的几个男孩，拿着枕套琢磨着是哪家的东西，互相询问着。有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叫小利子。说话结巴。问到他时，很有自信地说：“不不、、、不是我家的。”一会儿看看，又说：“我看着有、、、点眼熟。”一边的我，脑子飞快地转：怎么办？是拿着枕套各家去问，然后赔给他们呢？可怎么赔呢？我妈一定骂我。要不跟那家人好好说说，说不定是个好说话的，不让我赔。几个孩子后来决定拿着枕套挨家去问，我跟在后面。问了几家都说不是。到了小利子家，他妈妈一开门，见到枕套突然大叫起来。吓得我头也不回地跑回家。跟妈妈什么都没有说。都说小利妈妈是有精神病的。后来听说到小利妈拿着被炸破的枕套到处大声抱怨。她没有来我家找，看起来没人告诉她是我干的，她也想不到是个女孩子吧？
还有一种叫“二踢脚”，一个个比拇指粗，半尺长。我也敢拿着放。用手小心地捏住上端，点着下端的小捻，垂直地对着空旷的地方。下面一个炮从下面爆炸，火力冲向地下，上面的一个炮仗冲向天空，在空中炸响。有两响，声音比小鞭大得多。
我家住的是爸爸厂里的宿舍院。有三十几户住家。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也有不下三十个。不知道是从那年开始的。孩子们有了除夕聚会守岁的习惯。一直到七六年地震后厂里盖了新的宿舍楼，院里的人都搬了家。每年年三十，我们这一群年龄相仿的十几个孩子，就会聚在一起，玩一个通宵。
我们几个女孩子，正值豆蔻年华。那天傍晚，就都不约而同地打扮起来。先洗头，洗脸。脸上涂了雪花膏，头发梳得别致好看。再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聚在一起时，一个个看上去都唇红齿白的，非常好看。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子自豪地说：“咱们院里的女孩子，个个都这么漂亮。”
我们纷纷从各家拿来些吃的东西，花生瓜子，糖果点心，还有中国红葡萄酒和汽水等饮料。聚在一个人的家里，就吃喝说笑唱歌。比我们年龄大的那一群，二十岁左右小伙子姑娘们，也会来串门。喜欢热闹的大人们，也会来看看。到了夜里十二点，家家人都出来放鞭炮。放过鞭炮之后，大家又到各家串门拜年。然后又回来玩。后来我们的聚会有了一个固定的地方，李叔叔家。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乡下，而他常年都在外面出差。他的家就成了公用场所。那年我发起，要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菜。于是就在炉子上座上一支铁锅，又从家里拿来了材料，会做菜的人，基本上是女孩儿，就各自炒上一个菜。喝酒吃菜的时候，就又多了一个节目,评比谁的菜最好吃。记得第一年我做的甜酸肉就得了头奖。这顿饭吃得很长，吃的时候，每个人都出点节目，讲故事的讲故事，说笑话的说笑话。大家还一起唱歌，唱《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个年代，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男孩和女孩之间的社交基本上是禁止的。唯有年除夕这一天，各家的家长对我们特别宽松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们，聚到一起，都焕发出了生命的美丽。笑语欢笑之间，是那么纯洁，正气。女孩子们一夜之间，似乎 都变成了淑女，长大了。平时显得粗鄙淘气的男孩子们，也变成了绅士，个个都那么诙谐幽默，彬彬有礼。
大年初一的曙光出现，疲倦的孩子们知道该散了。心情有点不舍，灰灰地就像朦胧的天光。这时，几家的妈妈纷纷又把煮好了饺子端过来，大家分着吃了才散。不久，就又三三两两地搭伴去厂里礼堂看电影去了。
年初一，不约而同地成了拜年日。大人们开始忙着出门的出门，迎客的迎客。人们出出进进地，象走马灯一般。除了邻里之间的拜年。其它地方住的同事也陆续来了。大人们的社交，政治因素多了些。兴趣相投的人们先来了。他们多是老朋友，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工作。曾经是一个组织，一个派的人，见面时自然笑容多些，悄悄话也多些。再有就是有目的的人来了。他们可能曾经是你的对立面，但风候变了，想修好关系。在下一轮的运动中不至于为敌，或许有希望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甚至连敌人都来了。带头斗争我父亲的人，曾经来抄我家的人。形势变了以后也会来，皮笑肉不笑地寒暄着，尴尬地笑着。也有真诚的。我妈妈在运动初期，被她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来敲锣打鼓地游了通街，又就手送去了北京第二监狱。监狱的人不敢不收。结果妈妈就莫名其妙地住了六十多天的监狱。后来妈妈被平反，抓她的造反派反过来对她表示歉意。过年还特意请妈妈和我到他们家里做客，做上宾招待。
可以这样说，初一拜年谁来了，谁没来，就预示着新的一年里的政治局势、事态和人事组合。
也不全是如此。那年我还小。文革中斗争比较激烈，形势变化得很快，父亲被斗得紧。过年家里很冷清。突然，有一个军人带着一家人来看望我们。父亲高兴得什么似的。这个人就是邬伯伯。他当时是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跟父亲其实只是以前在工作上有来往。父亲是个新闻电影记者。他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的工作、会议以及外事活动的影片，拍摄工作都在中央警卫局的指挥下进行。邬伯伯是个好交际，开朗又善良的人。他来我家，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只能是出于和父亲在工作中建立起了友谊。而他的到来，给在政治的压力下不得喘息的父亲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也很高兴。邬伯伯的女儿比我大一点，性格很温顺随和。他的儿子大我三、四岁，相貌英俊，举止稳重。我心里对他有了一种朦胧的好感。邬伯伯和阿姨好像都很喜欢我。后来又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后来的那些年，我们都有断断续续的来往。那个哥哥后来参了军，我曾经希望过，长大嫁给哥哥那样的英俊的解放军。这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朦胧的初恋吧。
现在的孩子们有福多了。如今过年的内容如此丰富。不说春节联欢晚会。很多传统的花样又回来了，比如红包里的压岁钱，赶庙会什么的。吃的，玩的，都不知有多少。可惜我享受不到了，只能远远地看着。
原来以为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人试图放弃传统文化，废弃旧习俗。出国以后不久，在新年时读《星岛日报》，读到一篇《春节感言》，其中谈到辛亥革命后，当局曾把西历定为国历，强迫人们庆祝元旦，在农历元旦却命令人们照常工作。而百姓却照样庆祝农历元旦不误。迫使当局不得不有允许人们在农历新年放假。可见中国的传统根基很深。
以前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春节只有在中国庆祝。出来才知道，全世界有亚洲人的地方都过中国的新年。原来春节还是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呢。
200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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