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纽约的王鼎钧先生，我是至为敬仰的文学大师，当今海内外华文写作群体中，散文以他的成就最高。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鼎公都是我们的楷模。
他最近的谈话，值得好好学习。
王鼎钧：做作家，就要能过简朴生活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10.22
采访者：李怀宇
●他的名字总在台湾十大散文家的名单之中。
●他可能是在美国唯一用中文自由撰稿维生的人。
●他自称一生"三多"：多难，多学，多寿。
王鼎钧先生家位于纽约华人聚居区Flushing（法拉盛）。文化界的朋友称他为"鼎公"，他自己说，"鼎公"是他年轻时的绰号，现在年纪大了，听来亦庄亦谐。他乡音未改，却很适应异国的生活，他笑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异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尊重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我刚到美国时，到了旧金山，朋友来接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麦当劳。朋友说那东西很难吃，我一把抓住他说：'哪个东西最难吃，我们就去吃哪个。'"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已经写了三部，第四部是写台湾三十年。"我现在写得很慢，材料太多，有时候觉得慢一点也好，这是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如果匆匆赶完，以后做什么呢？岂不是等死？"王鼎钧说，抗战、内战、还有台湾，很多人写过，可是他写的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可是你的说法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朋友，朋友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如今，鼎公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写稿。
提起还乡，旧地重游，引发了鼎公的一番感慨："我是单行道，自1978年移民，没有回台湾也没有回山东。家乡的人很势利，先打听这个人在外面发财了没有，做官了没有，没有，他们就没有兴趣。尤其是山东老家，既没有老屋老坟，也没有老亲老友，弄得太干净了，回去不能只看长城。台湾也是我的伤心地。我是拿到绿卡二十多年才入美国籍。本来不想入美国籍，后来发现既然要死在这个地方，走不了，不入美国籍有许多不方便。入了美国籍就叫'苦海有边，回头无岸'，回哪里啊？很多人在那里说：我是中国人哪！我说：谁承认你是中国人？谁瞧得见你这个中国人吗？你要变成杨振宁、赵小兰，才有人恍然大悟：喔，这里也有个中国人。"
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后辗转到台湾。1949年到台北后，考入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曾担任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等，先后主编台北《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报》副刊。曾为正中书局编审、台北三大文艺基金会评审委员。
南方都市报：抗战时，你参加过游击队？
王鼎钧：我小学毕业那年抗战爆发，当时12岁。14岁参加过游击队，那是我们家乡的人组织的，国民党给它番号。到了1942年，我们山东有个将领叫李仙洲，他在安徽办了一个学校，收留沦陷区的青年，我那个游击队的司令官就说：你到那儿去读书吧。得到他的指点鼓励，我1942年到安徽的流亡学校，后来这个流亡学校到陕西的南部汉阴，在那里抗战胜利。
南方都市报：叶嘉莹到台湾之后，被关起来了。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怎么样的？
王鼎钧：国民党因为大陆的失败教训惨痛，发现许多忠实的干部都叛变了，有些干部甚至从进军校的那天起就是共产党派去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很严厉地要肃清一切可疑的人。像叶嘉莹这个例子还是幸运的，因为国民党对待知识分子还是客气的。那时候的口号就是："对敌人慈悲，就是对同志残忍。"你看《色，戒》没有？那个女的对敌人慈悲，结果全体同志被杀。那时候讲：间谍是不需要证据的。间谍是干什么的？怎么会给你留下证据？判断间谍要用另外一套办法，他们是受专门训练的。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怎么进了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
王鼎钧：我对写小说有兴趣，报名去学小说创作，没学成。那个学校非常好，那些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只有张道藩请得动他们。有些大牌教授一节课五十分钟，迟到十五分钟，早退十五分钟，花十五分钟胡扯，最后讲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还讲得真好。你不能不服他，五分钟值回票价。
南方都市报：张道藩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王鼎钧：所谓"老式的国民党员"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清廉，第二个是效忠，第三个是绝不结党营私。他就是这样的人，"有守"够了，"有为"不足。我跟他有许多接触，也听过他的课，不过他的课是官腔，因为他做那么大的官，没有办法不说官话，他在官话里面掺和对艺术的真知灼见，到底和一般官僚不同。他是学画的，懂艺术是什么。这个人没有赫赫之功。现在他传之于世的好像是跟蒋碧薇的恋爱。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台湾写文章？
王鼎钧：我是随着补给单位到台湾去的。从上海撤退到基隆，在基隆港上一排排地登记，我就问他们要了几张办公文的纸，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在码头上写文章，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这篇文章我就拿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我那时候不知道台湾有任何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中央日报》一定有个副刊，我就写了：台北市《中央日报》副刊，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登出来了，我的回忆录里有一篇文章：《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所以十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南方都市报：后来主要以什么为生？
王鼎钧：写稿写了一阵子，因为写稿认识了一个副刊主编，他把我拉到报馆当校对，这个报纸叫《扫荡报》，台湾军方办的报纸。后来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从此在传播媒体工作，出入报纸杂志电视。
南方都市报：你的散文写起来怎么让人耳目一新？
王鼎钧：我是学小说不成，但是把散文学会了。因为小说是散文写的。我那时候对通行的散文不满意，我认为散文可以把小说、戏剧的技巧加进来，里头有事件。另外就是戏剧技巧，戏剧技巧能引人注意，让人集中注意力，因为看戏的时候不能三心二意，防止观众中途回家，就有许多办法，戏剧是集表演技巧之大成，所有控制观众吸引力的办法都有，不过也得适可而止，因为戏剧是不自然的，散文是自然的。这样散文有可读性，也有厚度。我在台湾首先做试验。
南方都市报：有学者认为你的散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
王鼎钧：这是因为我不断学习。我把文章分成三个阶段的成就，第一个阶段是职业认可，比如你在报馆工作，你写的文章报馆认为可以登；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认可，你的文章在这个报也可以登，在那个报也可以登，你到哪个报都可以做记者；第三个阶段是历史认可，人家编选集会选你一篇两篇，文学史会有你三行五行。我知道我那一点底子不够，必须不断地学习，我肯学，我是"三多"：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上带去的20世纪三十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南方都市报：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你的名字。
王鼎钧：十大散文家的名单有三份，我都有，不过这个东西早晚要拿掉的。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死了有人还说你文章不错，才是真不错。
南方都市报：你的散文给我的印象是"通达"。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接受佛教影响。基督徒只承认他是对的，在佛教看来，双方都对，也都有错。我来到美国以后，接近佛教，佛家说：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当时非那样做不可，都是他认为最正当的。人和人为什么冲突？就是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在佛家居高临下来看，都是错的，但是他不能不那样做，纠缠一世，到死方休，甚至于按照佛教的理论，还要轮回，还要斗，所以双方都值得同情。这样的理论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这对我这个所谓"通达"有帮助。
1978年，王鼎钧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其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相继出版。
南方都市报：在纽约一直是以中文写作为生？
王鼎钧：我一直用中文写作。我可能是在美国唯一一个用中文投稿维生的人。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比如说现在法拉盛有一种饭盒，三块九毛九一个，我说：我只要一天能赚三块九毛九，我就维持独立写作的人格。如果没有三块九毛九，就不行了，我要出卖灵魂了。我的意思是说，要做作家就要降低物欲，能过简朴的生活。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阅读的情形如何？
王鼎钧：说来惭愧，我读书实在很少，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读书时常有罪恶感，自己觉得偷上帝的时间，偷老板的时间，偷家人的时间。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已是筋疲力尽或者漏尽更残。
我在五十年代读过一些西洋文学名著，只能读中文译本，读得十分辛苦。名著怎会如此？当时惶惑莫名。八十年代，台湾的新生代翻译家多人出面检讨他们的前辈，指出早期译本的各种缺点，我这才知道自己为劣译所误。有人说要读原文莫读译文，这话不切实际，吾人岂能先精通俄文、法文、德文而后读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歌德？
我的第一批书单就是寻找更好的中文译本，重读当年读不下去的那些名著。到了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支配台湾文坛，偶像大师改朝换代，小说创作的金科玉律几乎全推翻了。这种改变印证了前贤所说的"文无定法"，给写小说的人一个新领域，但是也使小说的中文译本更难赏心悦目，读这种小说要态度严肃，而且受过某种训练。
紧接着就是"后现代"了！回想起来，大概是台湾进入七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创作信念又被反其道而行之，"颠覆""解构"成为最时髦的口号。那时我正沉没在新闻媒体的工作之中，荒废了文学课程，"荒谬剧"看过两出，大师尤奈斯柯见过一眼，理论读过几篇简介，小说一本也没摸过。当时觉得，十九世纪之末西方就有现代主义小说，那么久才传到台湾，后现代主义在五十年代兴起，传入台湾又好像太快了。现代主义来势汹汹，江山还没坐稳，就遭到写实主义反扑和后现代的截杀，鼎盛期未免太短了。
后现代这口"气"比较长，行尽二十世纪不见"后浪"。我抄下一串人名，也买了一些书。他们的小说更难译，因之我也觉得更难读。我面对昆德拉、博尔赫斯、马奎斯还可以困而知之，另外一些名家，单看批评家的推崇介绍，我就注定要下愚不移了。他们的理论倒也易懂，他们据以写成的小说为何这样难懂？理论和实践之间我没有渡船。
听说中国也有"后现代"作家，算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吧，不遇本师遇传人，不遇父祖遇苗裔，鱼亦我所欲也。我早先读过林耀德、平路、莫言、韩少功，后来再找残雪、马原、王小波、孙甘露，略窥梗概，一览众山。中国化了的后现代，或者说局部化了的后现代，是驯服的烈马？是摹写的兰亭？以我的饮食经验，中国人做的西餐比较好吃，我喜欢。
南方都市报：在这里生活跟外边的朋友交往吗？
王鼎钧：美国这个社会格子化，跟中药铺的格子一样，每个人装在一个格子里头。我一来就装在格子里。讲起朋友来，我很悲惨，很早离开家乡，小学时代的朋友没有了。后离开流亡学校，天南地北飘零，中学朋友也没有了。到中年就不容易交朋友。朋友是另外一个定义，是互相需要，不需要了就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了解中国的文学情况吗？
王鼎钧：我是1978年来美国，赶上伤痕文学兴起。那时候杂志反应最快，我订了很多杂志，除了《人民文学》，《收获》，还有各地的刊物及《长江文艺》。在纽约可能是我第一个注意《红高粱》，因为写的是我山东老家的事，是我把《红高粱》复印了寄到台湾去，告诉他们注意这个作家。后来像贾平凹、陈忠实、阿城、刘索拉这些人的作品我都看。我是觉得大陆文学还没能够脱胎换骨，三十年代那一套还藏在里头，作家还是没有完全丢掉，我想原因不完全是因为环境，是思想。中国作家包括台湾，出国以后就不写了，"渐行渐远无书"，海外的华文文学是靠新移民维持，他们像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池中都不见。"思想转变的时候很难出作品，对旧的失去信心，对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将信将疑，一定要真正相信一个东西才可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