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澳洲散记[/B]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经过连续十一个小时的穿云破雾，航程近9200公里，终于在本次旅程的第一个目的地：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市机场放下了起落架。
从传送带上取下行李箱，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昨夜在飞机上脱下的羊毛衫裤及西服上装重新放回行李箱，然后轻装走出机场大楼。
此刻，我脚下站立点的坐标大致为南纬38°，东经175°。沐浴在南半球温和的阳光下，刺骨的寒风已被搁在12000公里外的北半球几乎相同纬度的故土上。南北半球的季差，使我一夜之间从隆冬进入盛夏。
掏出手机想给家人报一个平安到达的消息，可一想时间不合适。这里位于东半球的最东侧，是地球上最早见到新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与北京相隔四个小时的时差。尽管当地已是上午7时40分，从东北方向升起的太阳已跃上左侧高层的楼头，而此时北半球的故土尚处于后半夜的3时40分。人们肯定在熟睡之中，自然不便打扰。
公务活动安排在下一天。今天的日程主要游览。前来接团的是当地旅游公司的林太太和她的司机丈夫，一对早年移民来新西兰的华人同胞。
（一）
中巴车缓缓驶出城区。本想趁乘车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会儿，因出发前连续两晚上为赶路、赶飞机晚睡早起，加之昨夜通宵被捆绑在狭窄的飞机座椅上很难入睡，造成睡眠严重不足。但窗外的异域景色却使我睡意全无，我陶醉在蓝天白云翠峦绿草的优美画卷之中。
新西兰是一个以畜牧业为基础产业的经济发达国家。2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一半为畜牧业用地。所以草原牧场形成了城乡之间的主要地貌景观。隔窗望去，远处的蓝天下是森林覆盖的浓绿色冈峦。朵朵白云在蓝绿之间缓缓飘移，形成了立体感很强的天幕背景。近处则是似乎走不到尽头的草场。那富有生机的浅绿色，配上仿佛仰着张张笑脸的小黄花，展现给人们的仿佛是一幅以浅绿色为基调的色彩斑澜的地毯。
据林太太介绍。新西兰尽管以畜牧业为基础产业，但政府出于对环境的考虑，对牧业的发展规模设立了一定的限制。如养羊户每户最多养2000只，养牛户每户最多养500头，养马户每户最多养10匹。由于地域辽阔，草场资源丰富，牧民都把自家的草场用铁丝网分割成数块。牛羊每年都在其中一块上放牧。数块草场数年轮流放牧一遍，既便于牲畜管理，又保护了草场资源。或起伏，或平缓的牧场中间，间或有座座漂亮的别墅闪过。那是新西兰现代牧民的家。与古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同，现代的新西兰牧民早已告别了祖先的帐篷。他们在自己的牧场中选适宜的位置建起自家的别墅，绿荫笼罩，鲜花环绕，出入有汽车代步，生活条件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
新西兰蓝天绿草景观举世闻名。早在几个世纪前，最先入住这里的毛利人用本民族语言给它起的名字就叫“白云和绿地”。现今已被世人誉为“蓝天与绿草之国”。蓝天与绿草已成为新西兰重要的旅游资源。
隔着车窗玻璃，我和同伴频频按下相机快门。仍觉得兴犹未尽，便建议林太太能否停一下车子，让我们下车尽情观赏一下难得的草原风光。林太太解释说，这里是乡间公路，只有双向两车道，停车是要罚款的，我们只得作罢。在一天多的游览中，不论在鲁托洛瓦的地热喷泉区，还是在毛利人风情区，我的注意力始终被满目高质量的绿色环境所吸引。我甚至由此而对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否科学合理产生了疑问：农耕民族的生存是以开垦土地为前提条件的。开垦土地首先是破坏原始植被，砍树、烧荒，毁灭掉原来地表的一切植物—甚至不留一颗杂草。这样做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水土极易流失，最终酿成生态恶化。而畜牧民族则不同。他们完全依赖土地的原始生态进行放牧。人不破坏草地，牛羊只吃草而不吃大的树木，只要不盲目扩张生产规模，永远也不会破坏生态平衡，保持了人与自然界、与动物间的和谐相处。
（二）
除优美的自然环境外，新西兰留给我的另一很深印象是它的民居。新西兰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我国山东、安徽两省的总合，但人口只有400万，仅相当于我国东部一个中等地级市的人口规模。属于地广人稀的国度，由于土地资源宽裕，普通百姓的住房一般都建成平方式的别墅，极少有两层以上的民居。面积大都在200平米以上。单门独院，花园、车库一应俱全。奢侈一些的还在后院建起游泳池。由于国家限令保护树木，对宅院内的树木，住户只有管理的义务，没有处置的权利，所以很多宅院里或巨树如盖，或古木参天，诗情画意十足。
我们第一天到达的鲁托洛瓦，是一个只有5万多人口的小镇。除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五层楼的建筑外，其余大都是平房式的建筑。附近一家五星级宾馆也只有两层楼。小镇给人的印象是干净、宁静，仿佛是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小镇的街道不宽，但非常干净。出国临行前朋友圣光托我带一块新西兰的石头，我在小镇街上转了一大圈，马路上连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石都找不到。无奈只得在宾馆大厅的花盆里拿了一块青色卵石以便回国交差。
奥克兰是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全国400万人口中有近1/4居住在这里。登上城区内海拔190米的伊甸山（为一死火山），举目四望，除靠近港口的—偶有十几座高层建筑（大多为写字楼及国际机构所在地）外，四周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普通居民住宅。隐现在绿荫中的彩色屋顶从山脚下向四周蔓延，一直扩展到地平线，蔚为壮观。我曾登过上海浦东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观光厅，从高处俯瞰上千万人口的大上海，在高楼林立的边缘，能看到郊区的田野。而奥克兰则不然，在190米的高度上，人的视野绝对达不到城市的边缘。上海是立体的，象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奥克兰是平面的，象波澜不惊的大海。上海人生活的空间是喧腾的、拥挤的；奥克兰人生活的空间是宁静的、宽松的。新西兰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确实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福份。
奥克兰城市范围之大并非新西兰的独特景观，在我所到过的澳洲大陆的城市中，除黄金海岸外，各大中城市基本都是以平房别墅为主要建筑。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仅城区面积就超过6000平方公里。如果规划成正方形，每条边长都接近80公里。
新西兰民居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材。这里不生产水泥（自然不破坏和污染环境），但木材资源丰富。别墅建好后，内外涂上不同颜色的防水阻燃材料即可，还利于防震。尽管都是平房式，但设计上很有匠心，造型各异，洋味十足。路两边几乎看不到重样的建筑。
（三）
墨尔本位于澳洲大陆东部海岸线的最南端，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由于它是澳大利亚早期的首都，所以知名度并不亚于第一大城市悉尼，更高于现今首都堪培拉。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到墨尔本之间隔着约2000公里的大海，乘国际航班需近三小时的航程。
提到澳洲大陆，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库克船长。中国人对他很陌生，但澳大利亚人对他的崇拜仅次于上帝。是他于1770年四月下旬，以上尉的身份率英国船队首先在澳洲大陆登陆，用洋枪洋炮驱逐和杀戮了土著人，并向英国女王建议将在北美南北战争中失败后难以迁移的囚犯整体迁移澳洲大陆进行“拓殖”。他的建议得到了女王的首肯。经过200多年的开发，日趋繁荣的澳洲大陆最终使这位农场帮工的儿子名垂青史。
在墨尔本的皇家植物园里，有座为纪念这位被视为澳大利亚开国者而建造的“库克船长小屋”。整座小屋完全是将库克童年在英国故乡约克郡居住过的房屋整体拆卸后，跨洋过海运到澳国依样重建的，据说连一颗钉子都是原居住房屋上的。小屋的规模确实小，两侧各为一间平房，当中一间为两层。砖石为浅褐色，周围是铁篱笆。进门参观需要买门票。因囊中羞涩，且对这位殖民主义者没多大好感，我没进去参观，只在门口的铜像前看了看就算“到此一游”了。
墨尔本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它的苍蝇。刚出机场大楼，就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苍蝇们热情“狂吻”的接待。走在大街上，必须腾出一只手不断在脸前驱赶着苍蝇。此种举动不仅我自己，人人都是这样，据说已被世人戏称为“墨尔本军礼”。记得刚上车时，导游小陈曾介绍说墨尔本曾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我纳闷：连闹市区都这么多苍蝇，如何能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呢？小陈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这里畜牧业发达，苍蝇是免不了的。看来已成为墨尔本市一位公民的他不愿在别人面前过多指责自己居住地的短处的。我和同伴分析，象澳大利亚这样发达的国家治个小小的苍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治苍蝇须动用药物，后果自然会同时造成环境的污染。权衡之下，还是因后者弊大而容忍了苍蝇，况且，澳大利亚环境这么卫生，苍蝇也是吃绿色食品长大的，尽管讨厌，却也无毒无害。大家在议论中笑得很开心。在下一站的悉尼时，导游高女士提过一件事，说明澳大利亚政府对治苍蝇还是煞费了苦心的：为了减少苍蝇的繁生，澳大利亚的绵羊生下时，就被主人用橡皮筋勒住了尾巴，使尾部血液不再流通，从而抑制了羊尾巴的生长，相应减少了羊们因拉屎时沾留在尾巴上而招引苍蝇的现象。
墨尔本留给我印象最好的莫过于它南部海滩上的小企鹅。说它小是因它身高只有30—40厘米，跟一只普通的鸽子差不多。平时只在电视里看到过南极洲大腹便便的企鹅。这么小的企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企鹅白天在大海里活动，夜晚则上岸穿过沙滩栖居在后面的灌木丛中。我们是日落时到达海滩的。首先看到的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服务人员。为方便游人观赏，岸边依沙岗修起了类似体育场看台的台阶，台阶两端用绳子扯起围栏，为的是企鹅通过时防止游人动手动脚。广播里不断用几种语言播放着有关规定，如不准对企鹅照相（因怕闪光灯伤害企鹅的眼睛）；不准动手抓、摸企鹅等。沙岗的背后有类似路灯的大灯照着，沙滩上的情形还是一清二楚的。随着看台上一声“看，出来了！”我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到水际滩头。在浪花与礁石之间有十几只小企鹅猬集在一起，仿佛观察岸上动静。不一会儿，他们就排成一路纵队走上沙滩。它们的目的很明确：穿过几十米的沙滩走到沙岗后的灌木丛中过夜。它们的队形很正规，除前面一只象是领队的与第二只距离稍大一些外，其余间隔都差不多。它们的动作更协调一致：两“臂”向外扎煞着，挺着小白肚皮，跟着“领队”迈着四平八稳的步伐大摇大摆地向岸上走来。大家刚为它们的出水而兴奋不已，前面的“领队”好像发现了异常情况，突然停下脚步，张望了几秒钟，猛然转回身。与此同时，其它企鹅几乎同时一齐转回身去，上体前倾，飞也似的向水边撤退，完全没有了刚才昂首挺胸、目空一切的绅士风度。引起看台上一阵哄堂大笑。
这是距我最近的一路，横亘在眼前近200米的海滩上，还有三、四路这种规模的企鹅登陆。都先后经历了登陆、观察、回撤、再登陆，最终“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沙岗钻入到后面的灌木丛中。在返回的路上，有几个同伴跟我说：人家再三强调不准用手触摸企鹅，还有个中国人动手抓住一只，又看又摸，不怕被警察抓住？我真为我们同胞的违规而羞愧。
（四）
本次考察日程中有两项公务活动安排在悉尼，所以悉尼是我们整个行程中的重要一站。
与墨尔本相比，悉尼更大更漂亮。说它大，不仅因它人口众多而号称澳洲第一大城市，从飞机落下云头起，我似乎就没见到它的城市边缘。说它漂亮，一则因它没有墨尔本那么多苍蝇，还因它独特的地形地貌所致。
悉尼是库克船长最先在澳洲大陆登陆的地方。南距墨尔本约两小时飞机航程。登上距地面250米的悉尼电视塔观光厅，整个悉尼港湾尽收眼底。但见山水相间，港汊交错，岛山分水，碧水含山，似海非海，似岛非岛，港湾里鼓荡着片片风帆，小岛上是绿荫笼罩的造型各异的别墅，好一派人间仙境！就一个局部看，我国的青岛、大连、厦门与悉尼似有一比。但就整个悉尼濒海市区看，我国的诸多滨海城市则相形见绌：他们的精华部分悉尼都具备，悉尼则是它们所有精华部分的集大成者。
悉尼歌剧院是悉尼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年来，它以独特的风姿和极高的频率屡屡出现在我国的电视画面和挂历的画页上。在我国堪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此番行程使我有机会实地接近它、欣赏它，并品味它那一段颇具悲剧色彩的恩怨传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悉尼的繁华程度已不亚于欧洲的一些国际大都市，但却没有一所大型歌剧院。政府决定建造一所大型歌剧院以填补城市空白。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初出茅庐的丹麦青年设计师乌松的反传统外形设计在众多竞标者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我们今天多用“蚌仙出水”、“丛帆迎风”来形容悉尼歌剧院外形的新颖别致和与众不同。据说当年乌松的设计灵感只是来自餐桌上被切开的甜橙瓣。他仅以一张简单的草图投标就被主持评委工作的芬兰籍美国设计大师伊诺慧眼识中。
接下来的施工却是一波三折。自59年3月开工到62年8月，悉尼市政府的700万澳元投资仅填海建广场就耗得分文不剩。当时执政的工党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纳税人的巨额钱财白白填了海，歌剧院连影子还没见到。工党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止了歌剧院的建设。乌松多方奔走相求，政府仍分文不掏。无奈之下，乌松携妻子和三个女儿登上了返回丹麦的飞机。在飞机上，心灰意冷的乌松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来澳洲，再也不来悉尼了。”
1965年8月，在停工三年后，执政的自由党迫于公众呼吁的压力，通过发行彩票的方式筹集1.02亿澳元的资金，歌剧院工程再度上马。新的工程主持者对内部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规划设计，终于在1973年10月20日最后完工。历时14年的马拉松工程为悉尼增添了无上的荣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远涉重洋亲临悉尼为歌剧院剪彩，随后澳大利亚指挥家唐斯指挥首演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悉尼歌剧院从此声名远扬。1993年，悉尼歌剧院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针对当年外形设计师乌松的赞誉也接踵而来。但此时年逾古稀的乌松始终沉默不语，对各方面的邀请一概拒之门外。直到1999年，乌松才张开了沉默多年的口：“我非常热爱澳大利亚，也非常热爱悉尼人民。”“我在报刊杂志上已经看到歌剧院的外观，与当年的设计一模一样。但如果让我一个人获得荣誉，我感到受之有愧。”2003年，82岁的乌松获得了国际“普茨克奖”（国际建筑设计领域相当于诺贝尔奖的奖项）。2005年，已经84岁高龄的乌松移居西班牙的一个无名小岛，但他的足迹再也没有踏上澳洲一步。
（五）
悉尼歌剧院是悉尼向中国人民展示形象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真正使中国人民记住悉尼，甚至是刻骨铭心地记住悉尼的， 应该是1992年夏秋之交的那场第27届奥运会主办权的角逐。最后一轮竞争只剩下我国北京和悉尼两座城市。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口中“悉尼”两个字轻轻吐出，地球那一端的悉尼沸腾了，甚至澳大利亚举国也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而失落的中国人却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因一票之差而落败，对于改革开放多年急于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腾飞形象的中国人民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抛开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就自然地理条件和城市建设水平而言，我倾向于悉尼。
2000年奥运会的主场馆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端庄典雅，气度非凡。尽管与其它奥运场馆一样，大赛烽烟过后，免不了门前冷落鞍马稀。但它仍然是一段奥运辉煌史的见证。尤其是它的一些独具匠心地设计更使游人叹为观止。譬如，为了使各国参赛运动员安全顺利到达主场馆，政府专门修建了从机场到主场馆的地铁。地铁出口距主场馆正门不足200米。运动员下飞机后，可以乘地铁直达主场馆，既快捷，又安全。再譬如，考虑到数万人的赛场内一旦出现危急伤病者救护车难以入场抢救。当年的设计者在场馆的四个角上分别设计了“救生通道”。每条“救生通道”形状类似旋转式楼梯，救护车可以沿通道盘旋而上，直达看台上部。工作人员只要把伤病者抬上看台，即可得到及时救治。
最使我流连忘返的是场馆正门前的一块圆形广场。当年的设计者为了使世人永远记住本届奥运会夺得各个项目前三名的运动员。特意铸造了一批黄、白、红三种颜色的铜板。三种颜色分别代表金、银、铜牌。每块铜板长约30厘米，宽约10厘米。将获得各比赛项目前三名运动员的姓名、国别和比赛项目分别铸在不同颜色的铜板上。在铺设广场大理石地板的同时，将铜板按相同颜色拼接成线条形，呈放射状铺设成地板，供游人观赏追忆。尽管我国在角逐主办权上失利，但我国运动员在那届奥运会上不畏强手，敢打敢拼，以夺得28枚金牌的优异成绩一举闯入金牌榜的前三名（美国39枚，俄罗斯32 枚）。实现了我国奥运史上历史性的突破。随着铜板的走向我低头细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字样比比皆是。“Zhan xugang（占旭刚）”！金色铜板上，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就是这个英气勃勃的浙江小伙子，在男子77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力压群雄，一举夺魁！下场后仍豪气冲天：“功夫不负有心人！”至今想来仍是那样荡气回肠，激动人心。我端起相机对准铜板按下了快门。
在那届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的表现也是值得特书一笔的。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孔令辉和刘国梁与老对手瑞典的佩尔森和瓦尔德内尔捉对厮杀。一向被称为老瓦克星的刘国梁在与老瓦对阵时意外地马失前蹄，败在老瓦拍下。而战胜佩尔森后的孔令辉则在决赛中与一向对自己处于上风的老瓦狭路相逢。乒乓球多年来被中国人称为“国球”。男子单打又是诸金牌中的重中之重。我个人觉得，别的金牌国人关注不多，而乒乓球男单金牌则是势在必得。对于孔令辉个人来说，拿下这块金牌，自己将继瓦尔德内尔、刘国梁之后，成为世界乒乓球历史上的第三个大满贯（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得主，意义非同小可。在国人期望和个人荣誉的巨大压力面前，孔令辉沉着冷静，斗智斗勇，终于不负众望，以3：2战胜了瓦尔德内尔，圆了个人“大满贯”的梦，也给中国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当晚的颁奖仪式在世界乒坛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乒坛史上仅有的三位“大满贯”得主同时站在领奖台上。孔令辉第一，老瓦第二，刘国梁第三。
我端着相机在地板上来回寻找孔令辉的名字。耳边则传来远处同伴的阵阵催促：抓紧时间上车了！我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小广场，向中巴车奔去。
（六）
距圣诞节还有约一周的时间，澳洲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布里斯班（也译作布里斯本）市政厅的大厦前，人工扎制的高高的圣诞树几乎与大厦齐肩。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首府。尽管城市不大，但在国际上知名度却不低。上一届世博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趁着路边停车休息的机会，我溜达进一家临街的赌场。
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只要不妨碍别人，吃喝嫖赌毒以及同性恋都是合法的。就连政府出兵伊拉克帮美国打仗这样重大决策，反对者也可以赤脚站在海德公园的“讲坛”上将政府臭骂一通。
这家赌场的规模不大。进门厅几步就看到一排排的老虎机。那彩色的屏幕仿佛一张张贪婪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吞噬上钩者送来的佳肴。
赌场里的光线不是很好。可能因为是白天的缘故，玩的人不是很多。耳边除了老虎机肚子里哧里咔嚓的声响外，几乎没有别的杂音。玩家们仿佛在打游戏机，个个聚精会神旁若无人。我特意观察了一番，来这里玩的大都是老年人。这与前几天悉尼大赌场里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那里的主要玩家是年轻人，有些好像还是一些未成年的大孩子。这次我特意在靠近门边的一位老太太身旁站了一会。只见她同时与三台老虎机“对阵”。两手左右开弓。投硬币（是不是筹码我没看清）、按键盘，非常投入也非常熟练。尽管我站的这一会儿始终没见一只“老虎”给她“回报”，但她仍一丝不苟玩得很专心。我想，这或许都是一些孤独的老人。子女们都“分庭抗礼”了，他们在家里闲着没事，花几个小钱来这里找点乐子也能排除一下内心的寂寞。出门时我对同伴说：这些老人尽管孤独，但他们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逛商场购物是每个游览点上的“传统节目”，布里斯班也不例外，导游领我们进了商场。我不想买贵重的物品，只想买点小礼物回国后送给朋友作纪念。这次我有了经验：挑选一件物品时先看清是不是“中国制造”。然后再决定取舍。我包里装了一袋以袋鼠为造型的钥匙链是在墨尔本买的。当时的女服务员很真诚（可能是中国留学生业余时间在商场打工）：“大叔，您可看清了，这是中国制造的。”她指着袋鼠屁股上的一块白布片给我看：“made in china”！“这里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您可以把它揭下来再送人”姑娘给我提建议。袋鼠是澳洲“标志性”动物，有代表性，再说钥匙链比较便宜。我琢磨了一会：“不用揭了，回去跟朋友讲明白了就是了，反正是我从澳大利亚不远万里带回来的，再说，专利权还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这次我左挑右拣买了十几支圆珠笔，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英文，我也看不清是不是“中国制造”。回来送给朋友时首先声明：“上面的英文我看不清，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您也别见怪，反正我是……。”
当晚在一个小岛上住下。我给国内朋友发手机短信称为“无名小岛”。省“禁化武”办公室王处长说，什么“无名小岛”，这里叫“天阁露玛”！由此我记住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岛上的游乐项目很多：黄昏后到海边喂海豚，早晨到码头看鹈鹕（一种比鹅还大的大嘴巴海鸟），中午到沙岗滑沙，都很刺激。但使我感到最惬意的还是到海里游泳。这里靠南回归线不远，又是盛夏时节，水温很适合游泳。我和同伴开玩笑说：多年不游泳，没想到一下子游到南太平洋来了。
这里的大海有一种奇异的景象，是早晨起来看鹈鹕时发现的。靠近沙滩的海水是浅绿色，向里去是一层深蓝色，再向里又是一层浅绿色，到水天相接处又是一层深蓝色，齐刷刷的四个层次。我和几个同伴分析议论了半天也没弄清个所以然。
（七）
凯恩斯，是我们到达澳洲大陆最北部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为西方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城市很小，但却因它的沿海有一个叫大堡礁的地方可以近距离观察海底珊瑚和鱼类而闻名于世。
大堡礁的海底珊瑚礁几乎与整个昆士兰州南北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平行，珊瑚的种类之多，规模之大为全球之冠。是最早被联合国定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景观之一。为方便游客观赏，岛上的游船底部是有机玻璃组成的，游人坐在船上，低头即可看到海底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珊瑚，甚是赏心悦目。还有一种船，玻璃装在水下舱的舱壁，从水中经过时，与各种鱼儿同游，只有几毫米之隔。有的鱼儿干脆将嘴巴贴在玻璃上，似乎想让你吻它，怎么拍玻璃他都不走。
在凯恩斯的最后一个晚上。导游小于先生开自家车接团长陈旭东和我到他家玩，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个中国移民的家庭。小于是福建人，从我国西南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担任总裁秘书达八年之久，后来辞职带妻子以技术移民的方式来到澳大利亚。现为一家旅行社的部门经理。
这是一座三层的公寓楼。进了遥控式的围墙大门，看到楼下有一个小游泳池，灯光下几个青年男女在湛蓝色的池水中嬉戏。
小于的家在三楼，楼上有一个很大的公用阳台。有一个女青年用一把椅子摆着电脑借着阳台的灯光在工作。
楼里的结构类似于我们俗称的“筒子楼”，当中是走廊，两侧是住户。走廊的入口处摆满了脱掉的鞋子。我们也入乡随俗，脱掉鞋子走了进去。
小于的家在走廊尽头右手边。一室一厅外加卫生间。客厅和卧室各有15平米的样子。客厅里陈设着沙发、冰箱、彩电，卧室门头上挂着一个大型壁挂式空调在呼呼的响着。一侧的墙边摆着一行厨柜，上面摆着电磁炉、微波炉等厨具。
“屋里所有家具用品都是现成的，搬进来就能生活。”小于说。从小于的口中得知，他所供职的公司老板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东北人。整幢公寓楼都是老板的，租给本公司员工居住。租金多少我们没好意思问。
小于的妻子小罗也是福建人，毕业于福建的一所大学，结婚后就随小于一起来到澳大利亚。两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至今没要孩子。听说我们是从国内来的，小罗很高兴，又是倒茶、又是递饮料、切水果，还破例地为我们点上香烟。家里没有烟灰缸，她就拿来一个水杯替代。
我们进门前小罗正在整理一份统计，都八点多了还没吃晚饭。我们催促她别光招待我们了，先吃饭要紧。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盛满米饭的塑料饭盒，随手放进微波炉。
“出国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找不到我妈做的家乡饭的感觉，我又不会做”，她不好意思地说。
我注意到室内地板的质材很特别，不是国内流行的陶瓷类、石材类或木地板、复合地板等。乳白色的，踩上去有点软的感觉，指甲盖能掐出印来，象是塑料制品。
尽管没好意思直接问小两口的收入，但从小于的话语中听得出，小于的月平均工资（澳大利亚实行周薪制）大约为4000澳元，妻子约为3000元。小于那辆八成新的日本尼桑是花5000澳元（合我国人民币三万元）买的二手车。
“澳大利亚人爱玩车，经常换，所以二手车很便宜。”小于说：“澳大利亚轿车进口为零关税，一辆日本丰田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约6万元。”
（八）
返程回国的航班是从悉尼启程，八小时后将在香港落脚。飞机跃上12000米的高空，薄薄的云层下面，绿色的澳洲大地仍不见尽头。再见了，繁荣而不张扬的国度：再见了，富裕而不奢侈的人们！我在心里默叨着。
（全文完）[e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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