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泄题了？”
“泄题？哪个班？谁教的？”
“我连他们老师的面都没见，怎么会泄题给他？”
“为什么说我泄题？”
“教务主任巡视时抓住了一个作弊的学生，他正拿期中试卷抄，主任将两份试题一对照，发现内容相同。你得去向他解释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每年期末考都要搞什么教考分离，教语文的出应用文试题，教应用文的出语文试题，这几年为加大职业教育特色，教务处又主张大力精减文化课，任课教师可自行将课本内容删减，既没有集体备课，也没有统一进度，一个老师一个重点，一个老师一个套路。有从前面讲的，有从后面学的；有学这节的，有选那章的。而期末又要正经八百地在教考分离的原则下统一出题，谁知道教这门课的老师处理的重点是什么。因此，老师总是私下里交换，自己出自己教的学科，再以出题人的姓名上交教务处。相同学科，平行班级的老师只要愿意跑腿总会问到题目，当然也有比较沉的住气的，像如这次说我泄漏题目的班级的任课老师就没有来问。想不到这次这么巧，该我出的这一份竟出了这么大的纰露
下午，第一场开考前，教务主任严肃的重申了教学事故的认定，并严厉地说要严查泄题事件：“一经查实，相关老师取消评优选模资格，不得参评晋职，这严重违反了最起码的作为教师的道德底线。”
因了上午教务副主任的查问，加上下午这一宣读，我才觉得这事好像和我有点关系了，评优不评优的，我倒不在乎。工作十几年了，评了几回优？选了几回模？并不是自己工作不尽心，每年的优秀名额，按潜规则都是分给面临评聘职称的人，偏偏自己又没有心机，不会向人撒慌拉票，每年只是心安理得地为他人做着嫁衣，可轮到我用优的时候，不是领导发神经，就是主任犯癔症，硬生生的把姐妹们投给我名列第一的十拿九稳的名次，三倒笼两倒笼就不够了条件。没有就没有吧，反正我也不看重这些名头。优都没有，模就更别指望了。主任这一引经据典的义正辞严，倒也给我提了醒：哪个文件曾明文规定期末试题不能与期中试题相同？更何况我们这里的这些学生，同样的题就是考他十遍，他照样不见的会做。
曾有一位从普通中学调来的资深教师，满怀信心地踏上职教讲台，心想：“奥林匹克竞赛我都辅导过，这些学生还能教不了？”半学期下来，耐心细心地讲授着知识点。一场考试过后，学生呜呜哭着找到门上：“不会做。象 ”。半个小时的讲解，学生满头雾水地说懂了，为了加强巩固，顺手出了 ，让他们再做，竟然还是不会。“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学习基础差的也确实是教不出来的。”
在思谋着是否找教务主任谈谈的时候，考生举手说试卷答题纸发错了，一看，考的是有机化学，答题纸却是经济法的，同场监考的老师只好到考务办公室去问有没有有机化学答题纸，在场的从分管校长到教务主任，一个吱声的也没有，教务处分管分试卷的人员立马跟随下来，把分装错了的答题纸收了起来，并告诉学生只有一张试卷，没有答题纸。
答题纸刚被收走，相邻考场的监考老师又被领导叫走了，她出的试题也犯了与期中雷同的毛病。此时，二楼六个考场试卷发下后发现后面都附有答案，全场大哗。
每次考试前，我总会对学生做一番动员：“分数高低是能力问题，做不做弊是品质问题，学习能力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你将来成就一番或大或小的事业，品质上一旦出现问题，却会让你在社会上难以立足。”然而，效果并不大。
考场内一女生很明显地从桌面上抄东西，我走过去检查，她理直气壮：“这是桌面上原先就有的。”仔细一看，桌面上的题与试卷上的一般无二，还敢嘴硬，简直胡说八道，所在教室的学生所学内容与他们的又不同，何来原先就有之说，“换张桌子！”。这里刚换完桌子，那边又有学生对着左手掌用功，让其伸开一看，满满一手掌蓝色原子油拉扯出的字符，手没法换，只好让其去洗刷间洗干净。课桌换了三四张，手也洗了两三个，总算安定下来。
单从学生作弊的手法来看，你不能不承认他们还是蛮聪明的。这些考试，关系本不是很大，因此犯不上花大价钱去准备，无非是准备些小抄。而小抄的准备就各有各妙，最懒的莫过于抄书（当然有些连书也懒得抄，一场考试就那么干坐着。），考前把书放在屁股底下，或放在衣服里，大热天也不嫌热了；勤快一点的做几张小抄，放口袋里、文具盒里，有时甚至把课桌后板挖个洞洞藏起小抄；有的更直接，考场抱佛脚，以借还文具为由，把问题或答案写在橡皮或透明胶上，也有打手势的，也有传试卷的，桌面、手上这是新发现。前几年，一个女生考试过程中总是将试卷掀掀放放，明明是在作弊，过去拿起她的试卷，下面只有一张做垫板的硬纸片，再无长物，一场场的疑惑后，忍不住拿起那张硬纸片，好家伙，原来她把纸片从中间冲开了，满满两面的题，好隐蔽的法子，你能想出来吗？
第一场考完了，同伴去订卷，我直接找到了教务主任：“主任，今天上午副主任问我是不是泄题了，下午您就宣读了这个文件，我想确认一下说的是不是我？”
“你觉得呢？”
“我没有泄题。”
“没有泄题？这次试题98％以上与期中试题相同，你怎么解释？”
“期中考试之后，学生值周一周，去实践基地锻炼一周，中考学生来住宿又放假一周，本来时间就不多，再去这三周，他们根本就没有再学多少新内容。我看到他们期中试题把重点都考察到了，就没有大变，再说了，哪个文件也没规定期末试题不能与期中相同啊。重点内容让他们多巩固巩固不是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即便这套题犯了低级错误，但泄题我是不承认的。出题者有他出题的套路，教师复习有他复习的套路，学生准备有他准备的套路，你不能因为学生准备到了试题，就说出题者泄了题。每年高考有多少老师猜到了高考题，难道你能说出题者泄了题？”
“这个问题还没有定性，你也不必过于激动。”
“今天午睡前，我还在想这件事，能发现问题，这是一件好事。”
“你也不必表扬我，其实这些隐性的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是表扬你，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主任有些不想将话题继续下去了，我意犹未尽地离开了主任室。
是的，我确确实实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已幻想着当处理我的决定在大会上宣读后，我自告奋勇上台慷慨陈词：“今天虽然通报批评了我，可我心里非常高兴。从大我的角度讲，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看到了教学秩序井然的希望，这也是我们全体一线教师深以为盼的大事。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并不是事情本身难做，往往是因为需要我们加以揣摩、变通，才使得我们感到很累。自此以后，我们将告别这种曲折的处理事体的方法，明明白白地做，轻轻松松地活，再也不用想什么权宜之计，变通之法，老师们不会在相同的班里把相同的内容被安排讲上三遍，学生们也不会在不同老师的讲解下把同一本书学上三遍。我相信在我们英名领导的领导下，我们的教学秩序一定会有大的改观，再也不必为学生不听讲生气，也不必为领导不理解发愁。这是我们老师的幸事，也是我们学校的幸事。”
我们学校实行春秋两季招生，每次开学几周后，就是对新生重要至极的注册学籍考试，若达不到要求的分数，三年后就不会有毕业证发。不知是为了每个学生一份的学费收入，还是怕这些小小少年过早的无学可上，每次考试，领导与监考老师都心照不宣，每场考试将要结束时，总会有一位教师挨个考场去说答案。答案当然不会全部说出，总是隔三差五地空出几个，以免出现雷同卷，本来学生还是紧张的要命，重视的没治，一场下来，见了真经，从此那根紧绷的学习的神经彻底放松了下来，安心放心并且舒心地不再为学习担心：关键时候学校会为我们想办法。殊不知这才是害他们的元凶。
初来之时，这些学生虽然学习能力有限，但如粗糙的花瓶胚体，虽质地不佳，终还具其形态，而一旦注册学籍考试一过，犹如一次大地震袭过，这些粗具形态、尚可雕琢的花瓶无一例外地变为了满地的碎片，校领导还似全然不知，一味强调学生不愿学是老师教的不好：“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殊不知学生们那点对学习的尽力之心，已然被众位领导的包容之意抛到九霄之外了。若想让老师将碎片一一整理，拼成花瓶已是登天之难，又何求将其加以雕琢，岂不是难上加难。
第二场，又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事情。一个考场内一考生在试卷发下后，笔记收慢了些，监考老师拿来一看，竟是试题答案，顺手交给了巡视领导。任课老师听说后，唯恐下午宣布的各项惩治制度实施，立马找到监考老师理论，监考老师委屈不过，连哭带叫找了校长。
晚饭后，随口说了几句：“如果我是害虫，请用敌杀死把我灭了；如果我是毒瘤，请用手术刀把我割了；如果你是汉奸，我要把你灭了。”
孩子说：“真好玩，你再说一遍。”
2008年7月15日凌晨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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