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老先生接着说，人们总认为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凭着自己的智巧就可以统治天下，其实这是很愚蠢的呀！
    拿马来说吧，它秉承自然，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饿了吃草饮水，性起时奋蹄跳跃，这是马的真性情呀。即使有高台正殿，对马也没有什么用处。等到世上出现了“善治马”的伯乐，用烧红的铁器灼灸马毛，用剪刀修剔马鬃，凿削马蹄甲，烙制印记，用笼头和缰绳来束缚它们，用马槽来编排它们，这样马就死掉十分之二三了！让它们饥渴不时，骤然奔驰，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前有橛饰之苦，后有鞭策之威，如此一来马死者就过半了！最善于整治粘土的陶工声称，他用粘土制成的器皿，“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善于整治木材的木匠认为，他用木材制成的器具，“曲者中钩，直者应绳。”难道粘土和木头的本性就是希望去迎合圆规、角尺、墨线等规范吗？与此相类，人们就是这样治理天下的呀！如此治理天下，实际上是残害天下呀！
    我问，什么是真正的治理天下？庄老先生说，老百姓的天性就是种地吃饭，织布穿衣，独立自由，任其自然。在那至德之世的时候，山野里没有道路和隧道，水泽里没有船只和桥梁，“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人们与禽兽同居，与万物为一族。基本不需要什么才智，但天性自存；基本没有什么欲望，但自性素朴。哪里有什么君子、小人之分？等到世上出现竭力倡导“仁义”的圣人的时候，天下就开始变得迷惑与猜疑，“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如果白玉不被损害，怎么会雕刻出玉器？如果道德不废，哪里需要什么仁义？如果天性不被抛弃，哪里需要什么礼乐！所以说，“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还是以马作比喻吧，当人们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饰有月牙的辔头戴在它头上时，马也就更加暴戾不驯，千方百计同人对抗了。这就是伯乐的罪过呀！在赫胥氏的时代，人们“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等到圣人出现，矫造礼乐以匡正天下，标榜仁义以慰藉人心之时，人们便开始殚精竭虑地追求智巧，争先恐后地去追逐私利，以致不能停止，这难道不是圣人的罪过吗？
    且慢！我对庄老先生说，您这样批评那些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幸福的圣人有些不公正吧？且不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历史上有那么多英雄“挽狂澜于既倒，拯人民于水火”，还有那不计其数“名留青史，泽及后世”的创造和发明，您老先生又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是圣人之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