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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 1935年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71年调入外交部，曾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副代表。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调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主任，1990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主任。章含之与丈夫乔冠华（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参与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80年代以来，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在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出版有《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忆主席、忆父亲、忆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四部著作。
这里讲述一个发生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故事，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的故事。有人曾经把这个女子称作上海最后一位名媛。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章含之，这些追逐的目光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动家章士钊的女儿，而更是因为她传奇般的身世，她28岁成为毛泽东的英文老师，36岁嫁给中国前外交部长乔冠华。
章含之：总督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我这人的一辈子，想干的事一件没干成，不想干的事都发生了，你说你得的多还是失的多。从外人来说肯定说我得到的多，那么我需要不需要这些得到呢？这些事情一辈子也说不清楚。人生中得和失，能够追问的恐怕只有时间了。
章含之出生八个月后，她的生母、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女售货员就决定抛弃这个女孩。
章含之：我实际上是个私生子，我的生父要这个孩子，我的生母就不给。她没有办法对付这个权势大的家庭，就要把孩子送给下支脚的黄包车夫。这可能是一个弱女子在当时惟一的反抗办法。律师出来调停，最后这个律师也蛮有意思，没法调停，说干脆给我得了。就这么简单，他就把我要过去了。
这个律师就是章士钊。凭借章士钊当时在上海的声望和地位，这个小女孩能够进入这样的大户人家成为养女，几乎是理所当然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章含之：我实际上是背叛他的一代人。1962年的时候，当时我不是帮主席学英文吗，毛主席有几次问到我，父亲怎么样？我就觉得他怎么对他那么好。后来有一次他就问我，你对父亲怎么看，我当时根本没怎么考虑：“他嘛，他是旧官僚。我是共产党员，我跟他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阶级，跟他划清界线。”毛主席就说：“你说得倒是容易，划清界线，你划什么界线？”“两个不同阶级嘛！他代表剥削阶级。”他说：“他剥削谁了？”我说：“他那阶级就是剥削阶级。”后来主席就说：“你参加共产党，挖了你父亲的墙角，我们很欢迎。不过你也不能没有任何根据地，就跟他划清界线。”他说：“你要跟他划清界线，你就得先知道他的历史，这样你才去跟他划什么界线去，你知道不知道，他一生做了多少事情？”我当时就傻了，那时候我30岁都不到。我说：“他做了什么，他不是给段祺瑞当教育部长，然后又跟鲁迅吵架吗？”
……这儿还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这个是主要的客厅了。1949年我们就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就在这个台阶上照的，我父亲、我母亲坐在中间，我们全家，我的堂哥堂姐，我站在中间。照片里面，现在恐怕只剩下两个人了。这边是我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他在这里接了很多很多的案子。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时候，南京方面提的名单，共产党都不同意，后来李宗仁专门到上海来拜访我父亲，也在这所房子里头，请我父亲出山，参加和谈的代表团。
他和我基本上很少有交流，所以我们之间的隔阂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敬而远之，特别的不能亲近。他也从来没有更多的话跟我说。就有一次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当时特别特别地喜欢演戏，我就告诉他我将来想演戏，他就生气了。他告诉我说，章家的门里不出戏子。你要是演戏，你就不是章家门里的人。你好好读书，将来我送你出去留学。当时我特受打击，凭什么不让我演戏？演戏怎么了？所以好多事就更不跟他说了，觉得他特别不近人情。可能因为从小就没有这种感情，后来入团、接近革命以后，我一下就跟他划清界线。
小楼里的日子，少女章含之曾经把它描摹成很寂寞很寂寞的一段时光，不过她很快又跟随他的父亲章士钊，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的世界。
1949年，章含之的父亲、民主人士章士钊，让毛泽东从香港请到了开国大典的城楼上。他们的家也搬到了象征着地位和荣耀的北京史家胡同51号。
章含之：1950年的时候吧，怀仁堂有个国庆招待会，我因为父亲的关系去了。后来主席看见这些孩子，就说“江青你把这些孩子带到花园里玩去吧，她们跟我们大人在一起没意思”。后来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跟着江青到中南海的花园里去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主席。
第二次就是1962年的时候，他过70岁生日，请了四个湖南的老乡，我跟我父亲去的，我已经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了。主席就说那你也教我英文好吗，我吓坏了，我说我哪敢呀。他说英文嘛你是可以当我老师的。
我没想到第二个星期，他的秘书就给我打电话到党委，说主席跟我说好的，教他英文，叫我星期天就去。后来就是1963年，主席说我的英文学不了了，党内出现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给你两句话：要你经风雨见世面，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
一下子就四年，四年里我就去经风雨见世面去了。象牙塔没了，一切都没有了，都变化了。我觉得必须得回家，觉得只有家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没想到也不安全。那天晚上造了反了。那天我觉得我必须陪着我的父亲和我妈妈。结果所有人里父亲最镇静，他说你们不必这样。他当时还说了一句，说这是国家有难。然后我们就扶他到床上。红卫兵走了以后，歇了一阵儿，他闭着眼睛养神，我们都特别特别害怕，之后他起来就给主席写信，这是第一封给主席写的信。结果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章士钊要保护。然后周总理借着这封信就在我父亲这封信上开了二十多人的名单吧。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郭老，就借我父亲这封信，都要保护起来。第二天这些人全都给接走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家对我意味有多大，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划清界线。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觉得这里是个避风港。就在这样大动荡的时候，看我父亲，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特别不容易。
1973年5月25日，一架专机把92岁的章士钊送到了香港，名为“探望夫人”，实际上92岁高龄的章士钊身负恢复与台湾和谈的重任，一个月后章士钊病逝香港。
章含之在她的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也许我的父亲一生始终没有真正找到能够理解他的知音。我以为我在父亲晚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近他的内心世界了，可是，我甚至还来不及问他当年为什么要收养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女孩，那时候我们总是太忙了，忙于自己的事。
1970年，章含之突然再次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
章含之：主席第一句话就问我，我的章老师，这些年来你经风雨了没有？见世面没有？我当时都傻了，我说主席你还记得这句话。那是四年前告诉我的。我说见了一点，也不能说见得太多。毛主席突然跟我说，你这女同志又能说又能写，就说了这番话，就叫我到外交部去。
1971年的时候，章含之坚定地做出了第二次婚姻的选择，嫁给了比她大22岁的乔冠华，这个选择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章含之得到的耀眼光彩使她迅速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但是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爱情似乎不可能跨越22年的年龄差距，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第一流外交家头上的光环过于炫目，即便他正承受着失去第一位妻子的痛苦。
章含之：叱咤风云的乔冠华已经为很多人所熟悉，特别是他在联合国的大笑那张照片。雕塑家钱绍武先生也是借鉴那张照片做出来的一个创意。那些照片，那些时代，都是乔冠华事业顶峰的时代，都是他叱咤风云、光辉的时代。
我上海的朋友林华，她说你与乔冠华在十年里头大部分的时间是苦难，那么你们共患难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你？林华跟我说——她是很尖锐的人——生活有时候是很残酷的，有的男人在失去了权力之后，就失去了魅力，甚至有的会变得很委琐，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他本来一直在世界的顶峰上，他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他可以说是top Of the world，而一夜之间他就到了黑暗的地狱，这种经历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在我看到他的七年苦难中，他不仅失去了权力，被人误解，而且受着癌症的痛苦。可是大家看一看，他在那七年里的照片，没有一张照片会显得他失落，没有一张照片显得他悲伤。相反的在那七年的苦难中，他仍然笑得那样的自然，那样的自信，那样的灿烂！
章含之曾经说，假若当年我们只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20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可是当我们两人终于劫后余生回到史家胡同51号的时候，乔冠华已经是癌症晚期，他留给我一生的爱情仅仅只有五年的时光。1971－1983这短短12年，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最后我失去了一切……
章含之：20年前我做了一个承诺。那是他弥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正好是中秋之夜，我觉得他要说很多的话，但是说不出来了。我买了一块月饼放在他的嘴边上，我说今天是中秋节，你尝尝。后来他想说话可是说不出来。我就说你不要说了，所有一切我都知道，你没有做完的事我会替你做，你没有说完的话我会替你说。就是这个承诺使得我走了20年。去年的中秋节正好和老乔去世的中秋节是同一天，大概只有我自己记得那一天——21号的晚上，我没有敢在家里过，跑到乡下的一个房子过，想起那年的中秋节，感到很欣慰。我走了20年，把我的承诺基本上完成了。今天老乔塑像的完成也标志着我这段路走完了，我已经让这么多的人了解乔冠华，让真实的乔冠华展示在人民面前，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当然这20年不是太容易过来的，从黑发走到白发，我也可以有别的生活选择，我也可以逃避现实远走异国他乡，但是就是这一份爱的承诺，让我整整地走了20年。也有朋友问我，你后不后悔？我想我的回答是，爱是不可以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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