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一部爱与受难的生命史诗[/B]
文/周一民
综观陈启文的整体文学创作，应该说，他首先是一位有着鲜明风格的新乡土小说家，他的新乡土小说《流逝人生》、《仿佛有风》、《太平土》、《大堡柳船坞》、《河流的秘密》、《逆着时光的乡井》等都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他的新乡土长篇小说《河床》，我觉得不但是他本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新乡土小说的高峰体现。
从陈启文的《河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视野。这种本质决定了他同自己的精神故乡无法割裂的关系。陈启文的故乡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属湖湘文化的边缘。湖湘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虽属于地理上的南方，但它与真正的江南在气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那种典型的南派写作风格是以江南为背景的，以吴文化为依托，而吴文化是沉静的讲究细节的文化，但过于柔软，自恋。湖湘文化无疑属于楚文化的一部分，楚文化既能深切细致地感知生活，又有硬朗、强悍的一面。而具体到陈启文生活的湖湘一地，这里边又掺杂了许多巫文化（巫鬼气息和超自然力）。这样的文化被巫性浸润得十分神奇诡谲。此外，陈启文本人的文化身份还属于长江，这或许更有利于他对生命意义的延伸，而不是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他的乡土表达，他对底层人民现实生存的强有力的关注，缘于他降生的那片河床，也构成了他更宽阔的文化视野。
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新”在哪里？《河床》的文本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河床》换了一种叙事方式，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河床》吗？很可能，那真的就是一部怀念故乡的小说，甚至就是一本流水帐式的老故事。而现在，无论作为“新乡土小说”或“新历史小说”，我想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陈启文此类作品的“新”——先锋品质，一是其鲜明的反结构倾向，一是其浓郁的梦态抒情的诗性，还有著名先锋批评家洪治纲在评论陈启文新乡土小说时指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陈启文“对叙述语言的高度自觉以及在叙述中的准确性”。《河床》的先锋性从本质上则体现在它所叙写的不仅仅是乡土，而是为了揭示多元价值的普遍困惑，我甚至更愿意把《河床》当成具有先锋叙事品质的史诗来读。这种史诗性已经被一些独具慧眼的评论家关注到了。最近，北京大学当代文学课题组主持的《当代最新作品论坛》，邵燕君、王振峰两位新锐评论家对《河床》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继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又一部“生命的史诗”，这三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以儿童成长的视角切入，“莫言的《红高粱》上演的是历史与传统纵横交错的革命传奇，带着一种粗俗的狂野之气”，“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反讽父辈人性的丑恶与卑劣”，“《河床》则淹漫在浓郁的追思情愫之中，原始却不粗鄙，生性忧郁带着诗人气质的‘我’始终缠绵着一股书卷气。如果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前提，这种新乡土小说抑或新历史小说的情怀，有更大和更抽象的历史含量，同时又更有主体的体验性和认知性”，两位评论家还特别提到“《河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诗性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小说并没有中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用散文化的笔法，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生命的神奇。”
对《河床》的误读一开始就存在。陈启文说，有人把《河床》看作生态文学，我也不反对，我只想说，它还有更多别的东西。维柯在《新科学》中说，世界上首先是森林，然后是茅屋，接下来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与此相对应，世人首先是粗野，其次是严峻，然后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很明显，陈启文绝不是要把我们拉回过去，绝不是为了让人类重返原始丛林，他更深远的用意还是为了找到人类未来的启示，调整自己现在的精神姿态，对自我进行重新确认。我深信陈启文写《河床》绝非为了怀旧，恰好相反，他是以重新发现的方式对现代写作空间进行拓展。对乡土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现代写作的一个基本支撑点，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写作者的共识。无论是法国新小说家克劳德•西蒙，还是美国新乡土作家辛克莱，都是如此。而对于陈启文，故乡的这片河床让他充满了叙述的冲动和激情，浩荡恣肆的语言，丰厚的原生态质地，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极力凸现河床上原始生命力量的强悍以及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以此来反衬现代都市文明的脆弱。那个沉痛得让人唏嘘落泪的守林人（林真老汉），则代表了岁月长河中伟大的慈悲力量。整部作品堪称是元气淋漓之作，热烈饱满，充盈的原始生命力流贯其中，有一种蕴积深厚的审美价值取向。最近出土的战国道家佚书《恒先》（共十三简），古人认为，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用行不殆，为永远的创造力之“道”。而这一切都在《河床》中达到了极致。俄罗斯评论家利哈乔夫在论述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时说，它既是写西北利亚乡村命运，同时它也是世界主题的作品（大意）。在此，我愿借用这句话来说明陈启文《河床》的价值。我觉得《河床》也同样是一部世界主题的作品。
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陈启文一直致力于让诗性理想回归文学。他把诗的语言带进了乡土小说中，使乡土小说的品格因而得到了提升。《河床》以人生之有涯，写无尽之时空，有一种悲怆的宿命意识。一个作家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原罪，必须以洗礼的方式清除灵魂里的杂质。他以最纯净的方式，来清洗自己的精神。《河床》的诗化，空灵，澄明，令人明心见性，使那种非常纯粹的精神性叙事进入乡土有了可能。我甚至觉得，能够写下这种文字的人，不但是懂得美的，而且一定是深深懂得生命的。那些日常的生活，平淡的琐细的事物，一到他的笔下，便显示出神奇的力量。而生命，在他的笔下是最美的。那种原生的几近于本真的人性状态，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给我们制造某种幻觉和错觉。你无法用确定性的语言去解读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你所看到的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里面还包括了对时间的重新发现。它颠覆了我们对乡土小说的单一思维模式。这样的纯粹，唯美，是否意味着他在潜意识中要以纯粹的审美追求去抵抗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功利化？
很多人把陈启文的新乡土叙事视为散文化写作，这是极大的误解。的确，他的叙事不是一般小说那种线性的展开，而是以“场”呈现，为的是寻找一种更为广阔的也更自由的乡土视野，他用心地、一以贯之地感受着，从《仿佛有风》中的诗意，到《太平土》的深厚，一变而为《河床》的大气象。它以磅礴的气势突入不同的时空，叙述是多层次叠加和反复穿插的，读者可以听到各种叙述的声音。陈启文试图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无论从它的多义性、多重象征性到隐喻层面的表达，还有它的许多意象，都是认知和理性难以抵达的，而艺术的最佳状态，即难以言说的状态。陈启文创作这部作品，无疑也是处于他最佳的精神状态，你能感觉到，这一刻他完全属于自然和时间。
一部小说，可能在写作之前很久就开始叙述了，文字只是让一切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这是我读《河床》时的一种独特感觉，感觉他就在现场叙事。在你阅读的同时，仿佛就是他正在写作的同时。这种阅读和写作的共时性很有趣，可以互相碰撞，互相激发灵感。你感到这一切都是你熟悉的东西，但它却是以一种你不熟悉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这样的文字被感觉灌满了。陈启文对那片《河床》的情感也是深沉而复杂的。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是异化了的人。他们的残缺是主体精神的缺陷和主体人格的残缺，命定的只能在不可言状的痛苦中煎熬。每个人都盲目地活着，谁都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而无所不在的诱惑与压迫，正在考验并瓦解乡土的基本伦理和血缘亲情。在同陈启文的一次交谈中我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对他的新乡土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的不是小说家，而是诗人勒内•夏尔，这位年轻时积极投身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诗人，逐渐认识到，“词语是材料，心灵和技艺的介入是奇异的转化力量，转化之后，才有诗境，才有生命的强度”。他的诗，也始终呈现为一种贴紧生命的运动。既达到了一种神秘的状态，又避免了晦涩。陈启文试图通过对本土经验的细腻记录和感性触摸、对精神家园的绝望与重建，来实现这种从生活素材到精神资源的转化，回溯生命的精神源头，重新检视、调整和确认自身，由此而调整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姿态。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化，才能从新乡土的意义上延伸开去。如果真的存在永恒的生命意义，那么，永恒的文学抑或经典意义的文学必然是沿着对个体生命的体贴、沿着人类灵魂图腾的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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