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

    我此生最敬重的人是岳父熊侃文。

    与熊兴华交往了近两年，1978年9月24日，她带我去株洲杉木塘化工厂见她父亲熊侃文，算是让老人认女婿吧。岳父原先是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1958年为支持株洲的工业建设，随原领导一起调到株洲，七十八岁的熊侃文先生仍在单位上上班，白发红颜，精神矍铄，工厂照顾他管理厂图书馆，图书馆在厂区后面的小山岗上，四周多有空地，得闲时开垦出几块菜地，种上丝瓜、茄子、白菜等作物，种的蔬菜让临近职工家属常常受益。这天中午就是吃他种的丝瓜和白菜。老人慈祥和蔼、说话侃切，与熊兴华的优柔寡断和絮絮叨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1979年6月20日，我和熊兴华再次到株洲杉木塘化工厂向熊侃文老先生商议结婚之事。听说我们来了，厂长和书记立马就到了图书馆，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熊老”，随后赞扬岳父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忠厚，心胸开阔，随和大气，几十年如一日，在厂里无论是职工家属、干部工人、男女老幼都喜欢他，是我们化工厂的第一好人。寒暄了一阵，便把我和兴华请到了厂长办公室，两人诚恳地对我们说：“熊老有点固执，79岁了就是不肯退休，在他65岁以后照顾他管理厂图书馆。现在厂里职工子女待业的多，熊老退休没子女顶职，就有一个指标来解决一个待业青年的问题；请你们劝劝他退休吧，腾出个指标也是为厂里作的新贡献。”我理解厂领导的用心，想想也是，公家规定六十岁退休，岳父快八十了，还坚持在厂里上班，这个工厂对岳父真的不错，是该让出位置让年轻人就业。我和兴华马上一左一右劝说起岳父来，到吃中饭的时候，岳父终于松口，而且答应立即随我们一道回长沙。厂领导异常高兴，连连说：还是子女的力量大！

    吃完中饭，岳父马上去办理离休手续和移交工作，我们则在房间里收拾号岳父简单的行装，下午三点十五分，我们在厂长和众多职工、家属的簇拥下，在株洲杉木塘登上了回长沙的班车。

    第二天一大早，岳父嘱咐兴华买几样好一点的糕点，一行三人由我领路从文昌阁十间头出发，去往河西去见我的母亲，用岳父的话说“去会会亲家”。一路上我都忐忑不安，那九平米破败不堪且一贫如洗的小屋令我羞愧不已。却不料，岳父对环境熟视无睹，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我母亲说：“亲家，今天带兴华是拜见婆婆的啊！”

    两位老人一见如故，她们从儿女亲事到家庭，从各自的过去的经历到现在的境遇，从家常到书本，从长沙到重庆；谈资丰富，谈兴浓郁，真不象是两个白发老人在交谈，到像是两位饱经沧桑的仕子在谈体会和感受。看着他们融洽亲密的交谈，我忐忑的心终于变成了喜悦。

    交谈中母亲忽然歉疚地说：“我拖累了宗凡，兴华过来要吃苦了。”岳父爽朗地一笑说：“哈哈，自古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只要人好，日子会越过越好的。”多么豁达的老人！

    陪同岳父回十间头家的路上，他几次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你妈妈有知识、通情达理，一生吃了很多苦，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她。”

    1979年9月24号，我们的婚礼后，决定到北京和天津看望兴华的叔叔和姐姐熊祥华。去购买车票前，我问岳父：“您快八十了，给您买张卧铺票吧。”岳父爽朗一笑，坚决地说：“千万不要买卧铺，我这辈子几乎跑遍了全国，到哪里都是硬去硬来的。”拗不过他，我只得买了三张坐票。出发前，岳父笑着向我介绍出远门的经验：“带的东西越少越好，椋嘎（liang ga）骨头走路最好。”因此我们的行囊很简单，劳动力就用在40斤大米和数量可观的湖南土特产上，这些东西都是岳父购买的，岳父说：“我八十岁了，还能走几次？弟弟喜欢吃大米，给他带一次算一次吧。”在北京下车后，我们直奔建国门春雨巷信叔（岳父大弟弟）的家，当晚两个耄耋老人彻夜长谈，之后在北京的每个夜晚两位老人谈兴不减，总是要到下半夜才休息。

    岳父做事很讲究计划，一路上他就计划着在北京的行程：那天去二女婿唐健工作的总后304医院看看，那天到北兵马司去看岳祖父的遗孀朱端绶和同父异母的妹妹熊畅苏，那天去探望前五妹丈廖沫沙，那天去八宝山拜祭岳祖父熊瑾玎，什么时候游历北京的景点……都一一列了个时间表。我们用十二天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所有计划，10月5号，我们便离开信叔的家前往二姐熊祥华工作的天津。

    当时我在长沙河西天马山荫马塘搞了间十平米的楼房作为婚房，因为太破旧，岳父就要我们住在了十间头，直到1984年5月，长沙港务局在裕农街新建的宿舍楼分给我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我便搬离了岳父的房子，搬家的第二天，岳父风尘仆仆地扛着二根五米多长的晒衣竹篙和一个塑料水桶敲开了我的房门，笑吟吟地说：“祝贺乔迁之喜！”我接过二十多斤重的竹篙，说：“这么重的东西，还有这么远的路，累坏了，你叫我于心何安。”岳父依旧是一脸的春风：“我又不是泥捏的，那么娇气。从九墙弯到你裕农街就二十几里路，顺着沿江大道一路看风景，轻轻松松就到了。”八十三岁的老人，负重徒步近三十里，居然没有一点疲倦之态，太令人震惊了。

    岳父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他常以他的经历和领悟教导我，如“人应该积累知识以图上进，积累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积累健康以图长期奋斗。”“人要有三不怕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失败。”“一个家庭中最宝贵的是相互爱护、是平等和谐、是清吉平安。”“做一个正直的人、干净的人、奋进的人”等等。1993年8月3日，他写信勉励给远在俄罗斯海参崴工作的我，信中写道：“……你壮心不已，事业心重，不怕任何困难总是向前奋斗，可喜可贺。人活着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愈困难愈坚强，不颓丧不做逃兵，这才有意义。”与岳父交往的二十多年里，他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巨大，以致后来每当我遇到挫折时，百岁来人的身影总会浮现在眼前。

    1984年我们搬走后，岳父就一直跟着儿子住，每次去看他，他总嫌我们买了东西，都会说“你常来看我就够了，你的工资比我低，省着点多孝敬你妈妈，记住，下次别买东西了。”他不愿意花子女的钱，生活上更不愿麻烦子女，买菜做饭家务事，总是亲力亲为，劝他说毕竟是过九十的人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他总是一个理由：“人呀，不动不挪（na）就成了个坐栏猪，桂华他们忙，我做一点他们就轻松一点。”他九十三岁时，为做萝卜干，居然从树木岭菜市场背回二十几斤白萝卜，从树木岭到三十七中宿舍少说也有十里远，回家后就腰痛颈椎痛，兴华见状便把他接到裕农街来调养，进门他不好意思地对说：“真的是年岁不饶人啊，这点活就累趴下了。”他说：“生命在于运动，振起做人，莫成为别人的包袱，特别莫给子女添累赘。”调养刚好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地回三十七中做保姆去了。发生了几次这种情况，我心中产生出一丝不满；“身体好就为儿子儿媳当保姆，累垮了该由女儿女婿来照顾”。1996年因为工作失误我背上了巨额债务，几年来奔命于大街小巷，1999年7月的一天傍晚，我又是失望地回到家，见到兴华刚接来的岳父，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没有往日的热情和亲近，淡淡地叫了声“爸爸”就离开了，岳父很敏感、自尊心也极强，第二天傍晚我回到家，妈妈告诉我，岳父清早在我出门后就回儿子家里去了，立刻，自责、愧疚充斥于心，自己不顺心给九十八岁的老人脸色看，我这人做得太差劲了。可在几天后我见到岳父时，他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依然与我无话不谈，我更是歉疚了。 2000年初，兴华从哥哥家回来对我说“爸爸说想来家住。”啊，终于有补偿的机会了，我马上在卧室里架了张木板床，整理好被褥等着他，可惜因某种原因岳父未能前来，不久岳父就住院了。

    1998年兴华远在北京，5月30日是端阳节，照惯例我去拜节，进门岳父高兴地说：“宗凡，知道你会来，今天可以吃你做的菜了。”随后，馋馋地说：“做点红烧肉吧！我要肥的奥。”我把带来的菜放进厨房，见岳父仍然穿着大棉衣和拉毛裤，问他热不，他笑着反问我：“你说会不会热？”我赶紧找出薄毛衣毛裤帮他换上。然后走进岳父的卧室，床上依旧是过冬的行头，我立刻将冬天的被褥撤去，换上薄薄的垫絮和棉被。他看着整洁的床长叹一声说：“今晚总算能睡个安稳的囫囵觉了。”九十七岁的老人竟流露出孩童般的满足笑容，真令人心酸。饭后，他把我叫到床前，讲了很多他儿女们的事，讲的最多的媳妇和孙子，最后叹了口气说：“人生哪来的尽善尽美，自己的日子再不如意也得笑呵呵的过呀，是不！”然后，语重深长地说：“宗凡，兴华娘死得早，我又一直在株洲工作，没能好好陪伴她、开导她，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她从十二岁起就是一个人生活，有事无人商量，只得存在心里，一个人反复思虑，导致她的思想渐渐杂乱无章，总找不到重点，兼之性格有点啰嗦，说话办事不侃切，就说照顾我吧，那次生病不是他照顾的，没有她，84年那次就见阎王了，唉，真是我拖累了她！我知道，她对娘家关照的多，但对你还是有感情的，我知道你重情重义，肩膀头硬，做事靠得住，兴华就拜托你了。”对此，2015年后我只有遗憾了。

    197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一则简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熊瑾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我的岳祖父熊瑾玎，上世纪初加入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在船山学社任教务主任、兼职女子师范学校事务主任。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许克祥清剿共产党，熊瑾玎亡命湖北洪湖。1928年4月，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职，公开身份是“福兴商号”“老板”，并协助毛泽民的印刷厂。不久，熊瑾玎和小二十岁的朱端绶结婚，从此彻底将发妻抛给了长子熊侃文，即使是长子携母亲在上海中共中央联络站工作的二年时间里，也没来同结发妻子见过一面。也就是说自1927年成为职业共产党人后，就割断了与发妻的一切情愫。

    熊侃文是熊瑾玎的长子，字述前。岳父一生胸怀坦荡，性格温和，却可称铮铮硬汉，一生历经了战火烽烟、亲人离散、颠沛流离……，在坎坷磨难面前从来没有退缩过，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岳父1901年农历7月初八出生，毕业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他是那种恪守礼仪、道德和秩序的人，一辈子循规蹈矩、一辈子坚守单位兢兢业业，一辈子与人为善，没有媚骨，从不投机取巧，事业虽平淡却保证了一家人衣食无忧、无惊无险。1929年应父亲召唤，带着母亲、妻子和二个女儿迁居上海，充当小杂货店老板，小店是共产党的联络点，是全国各地交通员获取消息的地方，小店的利润全部上缴父亲，由父亲拨给养家糊口的费用。1931年7月，岳父奉命给隐居在上海的贺龙家属薛明送生活费，进大门就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工捕获，他们喜出望外，以为抓到了贺龙，连夜秘密押解到南昌，关在森严的单间牢房里，经叛徒辨认不是贺龙，便转到大牢房收监，大半个月的审问中，他坚持说是受湖南老乡所托去送钱的。经国民党当局甄别，因为岳父不是共产党员，便释放了他。在上海送钱的那天是雨天，被捕后一直穿着套鞋，一直没脱过鞋、没洗过澡，大热的天，二个月来身上长满了跳蚤，迈出监狱大门，时热时冷打起摆子来，勉强登上从九江到上海的轮船，倒在甲板上昏睡了两天两夜，靠着同船好心人的照顾，捱到上海，跌跌撞撞回到了家，店铺被查封，家中被搜查，所幸的是一家老少无恙。病好后去寻找父亲，此时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人和自己熟悉的人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里已无余钱，无法继续在上海生活，更怕的是“红”帽子的危险，于是举家回到故乡长沙，在长沙工业局找了个工作，从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几十年，始终追随单位，恪尽职守，让一家人的生活得以温饱安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长沙工业局分配他到到长沙自来水公司，1958年为支援株洲的工业建设，调到国营株洲衫木塘化工厂。1946年在长沙购买长沙十间头一栋面积近200平米的二层单门独户的住宅（这栋住宅1958年被政府强行收缴，只留下四十平米房间给他们居住）。

    1979年岳父同我讲述在上海、南昌的往事时，是那么的平淡而轻松，他庆幸地自嘲说：“当年要是加入了共产党，在南昌就被枪毙了。”他顿了顿又说：“看来，君子不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们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啊。”

    当他说到1950年初，因其在党中央机关服过务，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国家论功授职，安排岳父到北京一家小型工厂当厂长，岳父果断地、没有一丝留恋地拒绝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愿到北京去当官，岳父说：“原因有三，一、我不是当官的料，况且无官一身轻嘛；二、官场多有勾心斗角，我做不来的；三、故土难离，一家老小搬迁太麻烦。我呀，就是个一家一室之人，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全家团团圆圆、清吉平安。”最后笑着说：“你看，我这样不是很好吗？要真当了厂长，文化革命中难逃被批斗的命运，说不定被斗死了。这就是塞翁失马的道理。”

    与岳父交往的二十几年中，他反复说：“在任何情况下，千万莫脱离单位！”他的乐观和求稳思想影响了我，以至在1982年他“千万莫脱离单位”的话左右了我最终的工作选择。

    岳父一生至孝，终生奉养母亲。

    岳父为人厚道，非常和蔼慈祥，无论是对亲朋好友，还是对邻里乡亲，始终如春风沐面，从没有训斥过谁、和谁红过脸。对小他五岁的继母朱端绶也是毕恭毕敬，还常常说：“父亲能长寿健康，她居功至伟。”岳父在乡下奉父母命成婚，结发妻子生下女儿熊鬯虎后去世；继弦王氏，生祥华、亚华、桂华、兴华三女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