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孙名之——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转帖者言：
名之先生2008年11月仙逝，据网上送别先生的报道：“在场师生无不感受到他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与不求名利一心工作的人生境界，体会到真正大师的人生追求”。
----见《穷冬》作者 钟克煌 《美华论坛自由飞翔版 20140725发表；见自由飞翔版p4》
我的老师孙名之先生，师大教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重建我国心理学呕心沥血的卓越学者；翻译大师，弗洛伊德著《释梦》等的卓越翻译家；毕生为自己的理想苦苦追求、死而后已。
这里是他的孙儿孙平的纪念文章。是一个孩子感受到的真忱与挚爱，所以分外动人。熏染之下，孙平继承了祖父的精神遗产，也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师。
孙老师曾激励并帮助我良多，谨以此为纪念！
———钟克煌 2019
孙名之——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上）
原创： 孙平 2019/5/7
不是这次在箭头湖（Arrowhead）举办的“加州大学系统精神分析跨学科研究年会”，我不会轻易动笔写我的爷爷。
我曾经幻想着自己成名成家，在众人的哄抬和奉承之下，将自己的”家学“渊源娓娓道来。那时，我将让世人知道，我的才华和勤奋，不曾辱没了他的名声。我的志气，亦不比他小。
这是虚荣，带着俄狄浦斯竞争意味的虚荣。但如果我的爷爷，生前若曾有半点在乎过此种虚荣，他也不会带给我如此之深远的影响。
一、童年影响
我的童年，从小学到高中，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在这个家庭中，奶奶给我的印象是：博学而严谨。她一直骄傲于自己在民国读大学（蓝田国立师范）外语系期间，曾在钱钟书门下学习过三年英语。她内心极为认同这位当时的俊年才子。每每以自己在他的熏染下，练成的一口标准伦敦口音为荣耀。
她从我七岁开始教授我英语，有时为了矫正我的读音，她甚至会把剥过壳的熟鸡蛋放在我的口里，以固定我的发音口型。
为了锻炼我的中文古文能力，我每周几乎都会在她的指导下，背诵唐诗和她认为有气蕴的古文观止文章。
在我的童年，日常之中我更多地是受到奶奶的影响，而爷爷呢？他在哪？他始终都在案头。
二、“玻璃瓶底怪人”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我的爷爷，带着一副度数极高的近视眼镜，那副眼镜的近视度数听说有1200度......当时家里的父辈们，在闲聊当中，经常会玩笑地把爷爷的眼镜称为“玻璃瓶底”。因为像汽水瓶那样的玻璃瓶底部，你不知道它们究竟一圈圈绕了多少轮。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每一轮绕着的都是爱。
童年的我，并不知道他爱什么。
只知道，每天下午放学回来，爷爷都坐在他的书桌前，罔顾周围所有人，所有事，兀自在写着什么。
我记得他书桌上的那盏白炽台灯，我记得他用的那支比我当时的大拇指都粗的深绿色钢笔，我记得......在夏天热到不行的时候，他依然光着膀子，吹着电扇，在桌前奋笔疾书的样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怪人。
直到我到美国来以后，前一阵子做梦梦到爷爷，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他的书桌前。我梦到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参考书，有座小山那么高。
直到现在，我人格中有一个部分，依然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三、精神分析
到了初中以后，我和爷爷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
有一次，我问爷爷，我说：“爷爷，我翻了你的书，我发现你书的扉页上有一个美女躶体躺在沙滩上，爷爷你是不是在读禁书啊？”
他眉头狠狠地皱了一皱，在他皱眉的时候，那个被玻璃瓶底所环绕着的一对小眼睛更加眯成了一条缝。
他不太高兴地说：“你看的那本是弗洛伊德的《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那不是什么禁书，那是科学，你们这些不懂的人，就喜欢把这门科学庸俗化......”
后来我才知道，扉页上的图片是后人画的，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他病人的梦境。
这次对我而言并不愉快的对话，却让我产生了一个个的疑问：什么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爷爷一听到我谈他的书，反应就会这么大？而且这本科学书上面怎么会有美女图？还是躶体？这太奇怪了。
四、爷爷的“黑历史”
产生了这些疑问以后，我对我的爷爷这个人，我对他的历史也产生了疑问。
我开始问他一些他年轻时的经历，而他，倒也很有兴趣告诉那些掌故。
首先，在我爷爷的话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就是高觉敷。
高觉敷是他的老师。他告诉我，高觉敷实际上是中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南高北潘”之说。南方的高觉敷，北方的潘菽，对文革以后中国心理学的恢复，贡献最大。
爷爷1939年就读于蓝田国立师范大学教育系，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得以追随一生的恩师高觉敷先生。
高觉敷之于我爷爷，比钱钟书之于我奶奶，影响可能更大。
大到什么程度？1949年南京解放以前，我爷爷和奶奶其实一直在犹豫是随着家人逃到台湾（太爷爷一家二十余口全部随国府撤到台湾），还是留在他们真的挚爱的这片土地上。
爷爷很犹豫，因为奶奶不想走，奶奶的家人都在湖南，走不了，所以奶奶不想走，不愿走。另一方面，奶奶当时信任新政权，她相信即将到来的，会是一个比民国好很多的新中国。
而爷爷是一个大孝子，他手里拿着自己父亲，我的太爷爷给他两的两张去往台湾的船票，踌躇不定。他想走，因为他原生家庭所有的亲人都会走。他不想走，因为他深爱的妻子希望留。
在极度的为难之中，我爷爷来到了高觉敷老师家，他问高觉敷的意见，高老对他的回答是：“共军围城，我是不会走的，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月的粮食，我会留下。”
我记得爷爷在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其实是带着笑容的。中学时代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笑。
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个人，都笑不出来。
五、“万猪场”
毫无疑问，两个对我爷爷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都决定留，那么忠和孝，我爷爷也就选择了前者。他告诉我，他最终把属于他和奶奶的两张船票扔了。我问他扔哪了，他说不记得了，可能扔长江了。
自此以后的四十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以及他好爱好爱的，即便在去世之前，依然挂在嘴边的，9个亲兄弟姐妹。
此去经年，天各一方，永不相见矣。
1957年，对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劫难。它对爷爷奶奶亦是如此。
后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不想说，我希望把那些事情放在将来我的书里。
只有一件事情，我想稍微提一提，因为我的爷爷，对那个地方印象太深刻。
那是湖南的一个偏远农场，1958年以后，那里放了很多“卫星”，不但说亩产万斤，而且农场里面有一万头猪。但是，显然当时实际可能只有一万头猪的百分之一二左右。所以，明显头数不够。
怎么办呢？画！
如果让农场所有的墙壁上画满了猪，那么不就是名副其实的“万猪场”了吗？
谁来画？我爷爷。
彼时爷爷除了心理学以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在被划为右派以后，他被下放到了这个农场，于是很自然地，他成为了整个农场里面最会画画的人。
爷爷说他因此画了几千头猪。
无论天晴、下雨、打雷、闪电，他都在画。
妻离子散，他也在画。
放弃了专业，没有了教职，他也在画。
得了当时不可治的肺结核，他还在画。
接下来这一段，不是爷爷说的，因为他不记得了，是奶奶补上的。
奶奶说，在一个狂风骤雨夜黑风高的晚上，她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敲门。她爬起来开门以后，发现爷爷就直挺挺地躺在门外。惊慌失措的奶奶把爷爷的头扶了起来。奶奶描述这一段的时候，反复用了一个词，那就是“气若游丝”。
爷爷几乎从“万猪场”爬回了长沙，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肺结核肯定会让他死在农场，但他思忖着，死，怎么样也要死在自己所爱人身边，所以他爬也要爬回来。
他做到了。他没有死。他回到了奶奶身边。
在箭头湖会议中，在和这些尊贵的加州大学系统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们的研讨中，他们有些人在说着自己在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受训经历，是如何如何的僵化，如何如何地死板...
但他们没有想过，彼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有一个和他们有着同样学术素养，和专业热情的同事.......他在画猪，他在因画猪而几乎死去。
当时我的爷爷，不能读英语文献了，他就从零开始自学俄语，并且偷偷地翻译了一本俄语心理学教材。他挑粪、他扫厕所，他画猪，但他依然在阅读，他告诉我没有一分钟，在他的生命中，放弃过心理学和精神分析。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可能会再需要他。
我尊贵的UC系统的同事们，我用英语说出了这些故事的百分之一，你们就已泪流满面。我若说出了这个故事的全部，那会发生什么？
六、关于尊严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尊严。
在奶奶的回忆录中她写到，在后来的文革时代，他和爷爷，关于外在尊严的底线是“剃阴阳头”——如果他们被红卫兵逼着剃了阴阳头，那么两人就约定一同自杀。这是独属于他们俩的尊严。
我的爷爷，曾经被包括我在内的后辈们嗤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迂阔不识世事。我的父辈中有人经商，他经常会用长沙话说爷爷是一个“迂夫子”。爷爷则会反唇相讥说：“放在以前的中国，夫子比商人要受尊敬得多”——这种有些跟不上时代的价值观，如果你从内到外的相信，它也是独属于你的尊严。
爷爷被“改造”的时候，不被允许读书，他就悄悄地读；被揭发以后，他申辩自己读的是俄文，其目的是要学会怎样驳斥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作为“伪科学”的心理学。情况稍好一点以后，他走到哪里都读书，后来还悄悄地带书回来给奶奶，两人一起悄悄地读。这也是尊严。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把知识当资本，有些人把知识当阅历，有些人把知识当晋升阶梯，像我这样的人，有时把知识当成随时可以炫耀的，陈列在我弹药库里的武器。
而有不多的一些人，他们爱知识本身。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不知道，剥夺他们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就是剥夺他们的尊严。
但这些人，若有一丝可能继续获取知识，他们就在内心中怀揣着最后的一点尊严。这种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存在着，他们不会死去。如若有一个公允些的环境，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一个国家的"脊梁"或者“良心”。我在中国见过他们，在美国见到过。我由衷地尊敬他们。
但，这仍旧是一般性的尊严，它还不能说明我爷爷，孙名之先生，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未完待续）
《转帖》 孙名之——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孙名之——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下）
原创： 孙平
接着上一篇，我会开始谈爷爷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当然，这依然是以我的视角展开。
七、他不是精神分析师
我的爷爷，在现实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师。
他从来都没有跟IPA（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sis Assoication）接触过，甚至没有做过精神分析候选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系统的精神分析培训。他也不做临床。
我第一次从南京飞到洛杉矶，落地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我现在受训的研究所——洛杉矶新精神分析中心（New Center for Psychoanalysis），在我的导师Matha Slagerman博士的陪同下参观——现在被我视为第二个家的地方。
我看到了我们的教室，教室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姓名从A到Z的精神分析师的各种重要著作。不想，我当时眼睛就湿润了。
我想起了儿时，爷爷的书架。
在那些书架上面，有一本爷爷在八十年代从香港托人买回来的，弗洛伊德的英文版《释梦》。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本外文书之一。爷爷平时很不喜欢别人碰那本书。
高中时代的我，曾经有一次偷偷地从书架上把那本黄色的《释梦》拿下来看，当然，我那时候基本读不懂。
但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本书，几乎已经散架，很多页已经被翻烂，但是上面一个字的笔记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爷爷爱那本书的程度。他不断地读，不断地看，却根本舍不得在那本宝贵的外文书里做上任何笔记。
现在想来更让我震撼的是，在爷爷的书架上，几乎从来没有一本书看上去像是新的。每一本都是旧的。因此你可以说，每本书都被他榨干了。
1979年，爷爷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以后。他重新出山，和高觉敷老师、李伯黍老师等人一起，从零开始重新翻译西方的心理学教材。同时他们组成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团队，到全国各地的师范学院培训年轻的心理学老师，帮助各大学恢复心理学学科。
爷爷告诉我，有一次他去四川地区做培训。有一位受训的年轻心理学老师非常积极恳切。爷爷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做黄希庭。下课以后，黄希庭老师找到我的爷爷，问他怎么学的英语，为什么英语会这么好？
我爷爷的回答是：“你把一本牛津英语词典翻烂了，你的英语自然就好了”。
他就是这样。我记得他是一个爱体面的人，每次出门办事他都会穿戴整齐，工作场合几乎都是西装领带，并且出门前都会梳理头发。但是他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残破的，每一本都快要被他翻烂.......
我从这些记忆中回到了参观的当下，回到了洛杉矶。参观结束后，我跟我的妻子说：“老婆，如果我爷爷看到了这个研究所，看到了那些被人不断翻阅而变得陈旧的书，我觉得他一定会哭出来。你知道，曾经他只有一个破旧的书房，他只有一本《释梦》.......”
是的，我的爷爷从没有占有过很多精神分析资源。和我现在经历的正规系统精分训练比起来，和我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海量精分文献比起来，他所拥有过的，真的只是一点点。
但他对自己的那一点点，却爱之如至宝，惜之为朱玉。
我在考研期间，他告诉我不要老关注霍妮（Karen Horney），还要留意英国的客体关系学派的最新发展，克莱茵理论好像很强势。注意美国的人际间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姆（Erich Fromm），这个人的作品还会有再兴的一天......你可以说，直到今天，他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过时。客体关系就不要说了，弗洛姆随着当今关系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的兴起而重新受到学术界重视，这在十五年前就被他预测到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积累的？他怎么会具有这种精神分析理论的敏感性？要知道，他从1949-1979年这中间几乎被断送掉了一个学者的黄金三十年！他在2000年以后，又因为工作过度而几近失明。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或许我再也不会知道。在那些和其他人家人一起讪笑他迂腐的童年岁月里。这个怪人在做些什么，在读些什么，在写些什么，我真不知道。
但是在你成人以后，有时候，你会记起自己的爷爷，他在读书和写作时，眼里曾经闪烁的那种光。那种真的可以忘掉周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存在的，带着某种迷之专注的光。你甚至会梦到他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温尼科特所说的，“一个父亲对自己工作的爱，可以点燃一个孩子对外面世界的，最初的向往。”
八、弗洛伊德
说来奇怪，我跟弗洛伊德真的有缘。甚至我的命运，一部分被他所决定。今天是他的诞辰，那么我需要来说说他。
我本科读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英语。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小英语成绩就好，以至于高中时代，每次学校来外宾，都要我参与接待。接待了之后，老师还会在班上表扬我，说只有我可以跟外宾聊得欢。
这是我最有自信的一门语言。原因肯定跟我奶奶的启蒙有关，我在上一篇里有交代。
所以很自然地，我大学本科报了外语系，主修翻译。
困难的选择是，硕士报什么专业？
我当时的考虑是英美文学方向的硕士，或者是比较文学。大学四年，我一边玩乐队唱着披头士、枪花和涅槃的歌，一边如饥似渴地读每一本英美文学教材。在我看来这一点儿都不矛盾，枪花的骚劲和拜伦的“给我一张嘴，从南吻到北”其实如出一辙。
直到那个晚上和爷爷的谈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记得是在大三上学期的某一个晚上，爷爷拄着拐杖走到我的房间跟我聊天，当时我正在玩电脑游戏，也就有一句每一句地跟他聊了起来。
他问我硕士想考什么专业？
我说英美文学，我喜欢英美文学。
他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转心理学？
我说没有，因为它跟文学无关。
接下来这段话我记得十分深刻，他说：“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但是我想告诉你，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怎么会无关呢？如果你读弗洛伊德的《释梦》，就会发现那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谈文学的。还有，你以为弗洛伊德这么伟大，他的文学功底会差么？”
我仍然在打着游戏，而爷爷说完这段话以后也就离开了。
虽然仍旧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
直到几个月后，在准备英美文学期末考试的一个晚上，我才明白爷爷话里的意思。
在当时大三的英美文学教材上，有一篇选读文章，恰好节选自弗洛伊德的《释梦》，这篇文章不是考试内容，但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里面，对哈姆雷特向自己的叔叔复仇前反复的犹豫（hesitation），进行了精神分析诠释：他认为这是因为叔叔克劳，杀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而这，恰恰完成了哈姆雷特本人在俄狄浦斯阶段，自己本就有的但成年以后被压抑的弑父娶母的夙愿！哈姆雷特的犹豫在于他的自我厌弃——我自己心内有一部分，其实并不比我的凶手叔叔好多少！
厄的妈呀，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背完雪莱的《西风颂》以后，接着读这篇文章的感受：你就感觉，弗洛伊德，真特么是文学世界中的一股泥石流！太牛啦！太有创造力，太深刻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爷爷说的，其实没错。
但是后来，我在读心理学硕士期间，家里有人也开始讪笑我，说我接了爷爷的班，开始准备去研究死人的理论。
我当时没有反驳他们，因为当时我没有足够的语言和自信，去应对那种讪笑。现在我有了：
1. 首先，我做心理学，并不是接爷爷的班，我从小就是一个独立而逆反的人。没有人，可以让我没有信仰就下跪。我做心理学，做精神分析，是因为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我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而言最有穿透力的理论。它不但可以指导文学创作，而且其本身就可以以文学的形式来组织。
2. 是的，如弗洛伊德、弗洛姆、克莱茵、科胡特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确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开掘。研究他们的理论和临床，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深切地理解自己，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治愈他人，是为自利利他。这是佛陀的事业。
九、爷爷的眼泪
我的美国精神分析老师们，比如说我的督导Estelle Shane博士，她今年九十岁，她告诉我她有接近六十年的分析生涯。
而我的爷爷，虽然他活了接近九十岁，却只有二十年真正的职业生涯。
在那80-00年的那二十年里，他就像从牢笼里放出来的猛虎一般，抓住所有机会，做他一直希望做，却没有自由做的事情。到了1999年，他用功过度，双眼几近失明了。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患上了癌症。我知道他知道，但他并不害怕。
当时我在南京读心理学研究生。每次回长沙，爷爷都会把我叫去他家。读书和聊天。
读什么，读他在那二十年时间里面，翻译的著作，和写的文章。还有帮助他清理他的书架。
聊什么，聊精神分析，聊我对精神分析的各种新理解，而他则对此进行回应。
他真的翻译了很多书，很多文章（这让我读得很累）。而且他很多很多的翻译，曾经都是替高觉敷老师无偿做的，做完甚至连署名都不要。当时也顾不得有偿无偿，要不要留名。那时候，这些人，都怀着一种要恢复中国心理学学科的急切心情，一种迫切的使命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金钱名利放在学者生命的末期，真的已经算不上重要。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下午。我们坐在客厅里，茶几上堆满了爷爷之前的译著，他们分散在以高老署名的各本教材里。
其中有一本，是爷爷的最爱，它是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高老主译，我爷爷则负责翻译“精神分析”那一章。
那天下午，我为他读的，就是他翻译的那一章。我记得那一章最后的一句话，好像是“我们有幸地能够看到，精神分析，这只条顿小虫，终于蜕变为了一只飞翔在美利坚这片自由土地上的，骄傲的蝴蝶”。
读完之后，我合上书。
我朝爷爷的方向看去，他在哭泣。 眼泪，从他已经失明的眼里，止不住地流淌出来。他并没有哭出声，他只是默默地流泪。
那一刻，于我而言是震撼的。一个89岁的老人，在他25岁的孙子面前默默的流泪、哭泣。不因别的，只因他年少时的那份热爱，那份热爱。
十、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在加州箭头湖，我把爷爷的故事中的百分之一不到，在"精神分析师的老去和死亡"这个panel disussion中进行了分享。
会后，不断有美国同事，年轻的，年老的，向我走来，真诚地跟我拥抱，与我握手。
有一位名叫Sandy的女士告诉我，在会上，她听了我的讲述，哭了足足二十分钟。她希望给我做一个访谈，把这些故事完整地写下来。我说好啊，我们约时间出来吃饭，大家都在LA。
她接着说：“我很高兴你把自己的家人这次都带来了，我真的希望你把这些动人的故事传递下去”
我显然被她的话所触动，我说道：“是的，Sandy, 那些可以代际传递的，不光只有创伤。那些传递下来的，也将继续传递下去的东西里面，可能也有一种比生命还要宏大的精神（a spirit which is larger than life）”.
然后我们拥抱，告别。
但是，在用英文做访谈或者写作以前，我想先用我的母语中文，把这些关于爷爷的片段串起来。
我知道，这是我爷爷希望看到的事情。他生前，真的没有一天不惦念着自己的国家，不惦念着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他对国家的爱比任何人都浓烈。
他无力冲破时代和环境的囹圄，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师。但他“有创造力地去爱、去工作”的一生，让他不失拥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尊严，和从未妥协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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