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 劫 逃 生 記
Hao Jie Tao Sheng Ji
曾庆斯
前言
這本書所寫的，是我於20世紀中後期在中國的真實經歷。
我生於1936年，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助産士。他們畢生兢兢業業，救死扶傷，醫德醫品在服務過的地區留下了良好口碑。我自幼耳濡目染，立志獻身醫學事業。1954年我考上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後，作為師資留校進修一年，1960年分配到昆明醫學院當助教。那時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物質條件極其惡劣，作爲醫學院的教師，仍然免不了餓到營養不良性水腫。但我仍然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作出成績，獲得好評。我性格內向，不善交際，但對人友善，與同事和睦相處。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入團入黨，被認為是“重專輕紅”的落後份子。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因宗教信仰、海外關係，及“重專輕紅”的背景，橫遭迫害，受到自上而下組織的、全學院範圍的大字報圍攻，批鬥抄家，隨後更被勒令“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這種對所謂“階級敵人”的指令。在極度精神壓力下，我被迫鋌而走險，溜回廣州老家兩次逃港，均被抓回。當時廣東逃港司空見慣，我假報姓名地址，在人滿為患的收容所裡，飽受饑餓、疾病折磨，更日夜提心吊膽怕暴露身份被押解回昆明。幸得家人親友大力營救，得以矇混過關。由於我在廣州是外來人口，面對一波波的查戶口，掃“盲流”，家人親友愛莫能助，逼得我東躲西藏。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一年，兩派武鬥白熱化，“清理階級隊伍”濫打濫殺。這時昆明醫學院以軍宣隊為首的“革命委員會”派出打手到廣州抓我，在緊急關頭，我拼死一搏逃往越南北方，在農村及山區流亡達七年之久。我無親無故，不懂越語，不但要為每天食宿發愁，更要日夜提防越南公安，吃百家飯，夜宿山野是常事，多次經歷九死一生的險境。幸得華人同胞同情照顧，多方掩護，化解重重困難，我亦盡力為他們治病服務，彼此建立了魚水般的深厚情誼。1975年，在友人建議和幫助下，我向越南當局申請暫時居留。期間曾兩次被要求將申請暫時居留改為“入越南籍”，我沒有改，最後申請沒獲批准，被遣送回國。輾轉經歷幾個收容所，我回到昆明醫學院，經過一段時間勞動和審查，恢復工作，但仍然處於“內部控制”狀態。
其時，家人在美國申請我移民獲准。但我申請護照被諸多阻難，足足拖延了三年，幾經曲折和努力，終於於1983年底得以移居美國。從此不會因宗教信仰受迫害，不會被意識形態所扭曲，多好！一切從頭開始，我和妻子經過二三年打拼，重新投入我們所喜愛的醫學事業。我通過醫師考試（ECFMG）後，參加醫學研究及實驗室工作，曾取得兩項美國專利。我對中醫素来感興趣，其後再考取中醫針灸執照，分出一半時間自己開診所，結合中西醫知識指導臨床實践，覺得很有意思。72歲全面退休。
回想那曠古浩劫年代，無數同胞慘遭荼毒，千萬家庭都有不堪回首的傷心史，隨着歲月流逝及被刻意掩飾而逐漸被淡忘。為了不讓歷史流失，不少過來人陸續寫出回憶錄，讓年青一代瞭解歷史真相，領悟國家民族悲劇的根源，為制止災難重演作出努力。
我只是一介平民，我的遭遇比起數以百萬計含恨九泉的亡靈，可說是微不足道。但我想：滔滔江河，源於水滴，我有必要把經歷寫下來，并希望有更多人寫出真實往事，為歷史提供活的見證。
我缺乏文學才能，只會照事直敘，幸得親友鼓勵幫助，勉力寫成這本小書。書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便用真名。往事的一些細節及時間，記憶難免有錯漏。不當之處，誠請讀者包涵指正。
目 錄
我的家世
禍從天降——“文化大革命”
背水一戰逃港
越北逃亡歲月
重返祖國
移民來美，開始新的篇章
我的家世
家庭出身
我的家鄉在廣東省興寧縣（後改爲市）。興寧地處粵東，鄰近福建、江西，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居民主要爲客家，是自晉朝起不同時期從中原南遷的漢人，以刻苦耐勞著稱。爲求發展和出路，很重視教育，所以説興寧有“三多”：教師多，醫師多，軍官多。1949年以前，幾乎每個區、鎮都有中學；僅興寧縣城鎮，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師就有十多位；全縣出過不少師、軍級軍官。平民百姓大批出外謀生，多到廣州、上海；近的到江西，福建，遠的到東南亞等地。
我們曾姓在興寧縣不算大族，我祖父不是有權勢的人，但有一定名氣，擔任縣商會的常務幹事。他熱心公益，為地方做過不少善事。
那年代，窮人家的孩子難得受教育。我祖父聯絡本族鄉紳，創建了新式小學徳新學校，學費低廉，窮家孩子還有減免。教師都是有真才實學的人，教學質量高，在縣內頗有名氣，所以直到現在仍然保留“德新學校”的名稱，常有國內外校友捐款支持。我的伯父、父親，及一位當中學老師的堂叔，都爲德新學校傾注了不少心血，伯父曾擔任校長多年。
1930年代，興寧還沒有醫院，人們看病找私人西醫或中醫，或民間中草醫。祖父聯絡縣裡有名人士，取得政府支持，於1938年興建了興寧縣民衆醫院，以西醫爲主，兼有中醫，為平民百姓廉價治病。從發起、籌資、規劃、選址到動工興建，祖父都親力親為，後期並得到我父親的大力協助。記得祖父說過，當時選址在寧江對岸，他幾次走過搖搖晃晃的兩塊木板的小橋，還真害怕掉下河去。
每年青黃不接的“四月荒”，是窮苦農民的難關。商人圖利，在收穫季節低價收購糧食，四月荒高價賣出。祖父有見及此，聯絡縣裏熱心人士，建立“惠繼義倉”，祖父被委任爲主任。惠繼義倉將收穫季節買入的穀物，儲存至四月荒時平價賣出；又於每天中午設施粥站，赈濟災民，獲得廣泛的好評和擁戴。
1940年冬，日寇攻到離興寧城百里外的“猴子棟”地方，中國軍民奮勇抵抗，戰役非常慘烈，最後反敗爲勝。一支抗日軍隊借駐惠繼義倉倉庫，裝備簡陋，衣被單薄，夜裏凍得直呻吟。我祖父囑咐倉庫管理員，把破舊待修的蔴袋借給那些兵士禦寒。部隊調動時，那些兵士央求把蔴袋留給他們。由於是公物，我祖父聯同另一位鄉紳，出錢買下那批蔴袋，贈送給那些士兵。
祖父留下的唯一照片，自台灣三叔處得來，聖誕樹飾是三叔加上去的
祖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性格善良，整天笑容滿面，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發脾氣，大不了只是喃喃抱怨一陣。他同情窮苦人家，樂善好施，爲我們立下表率。他愛我們，經常關心我們。一次我找到他，興高采烈地對他說：“啊！阿公，你倒楣了，倒楣了，又給我考了第一，你又要給我兩塊錢了。”他不以爲忤，反而覺得童言天真，高興得逢人便說。
祖父重視子女教育。我父親高中畢業後，祖父希望他讀醫，說可以幫助很多人。在教會推薦下，我父親考進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前身）。震旦大學是一個由法國人主辦的大學，用法語教學，醫學院按法國規制讀七年。父親畢業後在著名的上海廣慈醫院做醫生。
父親讀大學時，通過親友介紹，認識了我母親并結婚。我外公的家在山區，我母親小學畢業成績考第一，由於當地重男輕女傳統習俗，外祖父不想讓她到鎮上繼續讀中學。但我母親知道，只要她能讀上第一年，並且成績優秀，外祖父母就有可能讓她讀下去，於是她預先兩年就結伴去茶山採茶積錢。同伴在茶山分散各處，自己孤伶伶一個人，聽見風吹草動都會疑神疑鬼，突然的響聲還會嚇得她驚叫。她終於積夠錢，考上中學自行交了第一學期學費，期終考試又是第一。外祖父母見她志氣可嘉，就繼續供她讀到初中畢業。畢業後不久，兩家為我父母籌備婚禮，母親與父親商量，與其將錢花在婚禮上，不如央求我祖父將錢省給她，隨夫去上海，入讀助産學校，學得一技之長。我祖父是很開明的人，居然完全同意，並且通告諸親友。由於我祖父在當地有名氣，婚禮開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夠不夠三年學費不得而知，不管怎樣，我母親得如願讀到畢業。隨後在上海母心醫院當助産士。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父親帶著腹中懷著弟弟的母親，和一歲半的我，逃難回到家鄉興寧縣。父親先是開診所，母親任助手。不久，父親被聘爲縣民衆醫院首任院長，母親當助産士。
兩年後，醫院各方面基本上了軌道，我父親不想在行政工作上花很多時間，於是和母親一起辭去醫院職務，自己重新開診所，在興寧頗有名氣。
父親不善逢迎，交往的多是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他也像我祖父一樣，特別照顧貧困病人，我曾幾次聽他說過：“同是一塊錢，對富人沒什麽，對窮人可不容易啊！” 父親做事，按部就班、不疾不徐。母親的理念跟父親一致，但較急性，說做就做，敢於承當。她常常笑父親“屁股打三棍還放不出一個屁來”。
那年代是抗戰艱難時期，我留下的印象，一是走警報躲避日本飛機轟炸；一是看見一波一波的難民潮——從潮汕等地逃來的難民；再有是我們自己逃難：1940年日寇攻到離興寧城百里外，父母領著我們逃避到山區的外婆家，我和弟弟坐竹籮，一人一頭，請人挑著去。在崎岖的山徑上，望着深深的山溝，心裏直發怵。後來日寇進攻被擊退，我們又回到城裏。
父親不參與政治，但富於正義感，他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聯同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創辦了《天下報》，被推舉為社長。主筆撰寫時事述評的是我同祖屋的堂叔，後來担任遷臺灣國民黨中央日報總編輯的曾憲宦。《天下報》與縣裏其它報紙一道宣揚鼓舞抗日，在知識分子圈中影響不小。抗戰勝利後，繼續發表持平言論，針砭時弊，曾被中共地下工作者誤認為是“黨的地下刊物”。內戰興起後，父親和有關人員感到繼續辦下去有很多困難，才決定停刊。
我的童年
我六歲（1942年）上小學。城裏怕日本飛機轟炸，我和二弟是在鄉間祖屋附近的德新學校上的。
1945年抗戰勝利，我九歲。當時我們住在鄉下，一天夜裏，突然有人狂敲祖屋大門，大聲叫嚷，屋裏的人都被嚇著，後來才聽清楚是“日本投降了！”全屋男女老少一百多人立即沸騰起來，大喊大叫，敲臉盆敲水桶，隨後找出的鑼鼓也幾乎敲破了。有人馬上趕到兩里外的洋里搶購鞭炮，有人跑進城去打聽消息和搶購報紙號外。
以後，我們轉到城裏繼續上學。那時興寧縣城新成立一所小學：“福育小學”，是閩南商人在興寧的福建同鄉會創立的，招收他們的子弟及當地學生，經費充足，學費也較貴。師資有福建來的，也有具備師範學歷的當地人。上課用普通話——當時叫“國語”，而不是用當地的客家話。學生統一穿淺藍色制服。老師引導學生與社會接觸，如參觀電話局，發電廠，織造厰，小型蔬果農場；以及舉辦文藝表演。這些創舉有別於其它學校，社會反響良好，興寧縣比較有錢的家庭，包括多數醫生，都把子女送到那學校去。我和二弟及大妹都先後在那裏就讀。
我兩歲和二弟一歲時的合照。我們所有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時都被抄家毀去，這張是姑姑保存下來翻照的
福育小學對我影響很大，特別是鄧治馨校長，他身材高挑，文靜慈祥，學識淵博，是全校老師的表率，也深受學生家長的敬重。他鼓勵我們多看課外書，在他引導下，我從一個整天愛玩的小孩，轉變爲既愛玩也喜歡讀書的好學生。鄧校長教我訂兒童雜誌，第一次是他幫我寫好訂單，我去郵局訂，我的頭剛剛高出櫃台。以後我就自己接續訂了當時幾乎全國的兒童雜誌：《福幼報》，《兒童世界》，《新兒童世界》，《兒童故事》，《中華少年》，以及杭州的《中國少年兒童時報》，香港的《新兒童》。學校買了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小學文庫》，一共二百本。鄧校長看我喜歡讀，還沒有編好書目便先讓我借。爸爸知道了，便說也可以給我買一套，因為弟妹們都可以讀。但要我自己去郵局訂（爸爸從小就鼓勵我獨立行事），不久書寄來了，鄧校長也為我高興。我每次放學回家，都先到書店看看，那時在我父親診所的那條街就有四家書店，看到有好的書，就回家央求父母給錢買下。
鄧校長告訴我們，抗戰時他作過宣傳員，到前線宣傳鼓舞抗日，有幾次遭日本兵追趕，子彈擦身飛過，炸彈近處爆炸。聽得我們肅然起敬，在幼小心靈裡，覺得鄧校長是個抗日英雄。
福育小學發展很快，我畢業後不久，就在原址重新蓋了很漂亮的兩層樓校舍。可惜一年後就“解放”了，校董事們在他們家鄉被劃爲地主或資本家，受到徹底清算。學校經費無以爲繼，唯有倉促結束，發不出遣散費，教師回去的旅費都成問題。老師們不得已，組織了一場告別表演晚會，向學生家長募捐，不料被新政府的有關部門指控爲“詐財”，落得狼狽離開興寧。福育小學猶如曇花一現，消失於無形，令人惋惜不已。後來我偶然機會聽到：鄧校長回去後，因抗戰時作過國民黨宣傳員的“罪名”，受到整肅，不知所終，令人不勝唏噓和懷念。
宗教浸潤
我祖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大力協助教會，選址郊區興建了興寧天主教堂，棣屬嘉應（梅州）教區。堂區佔地很大，除了可容幾百人的教堂外，還有節慶日接待各地教友的宿舍和大飯廳，以及一個大花園，教堂後面是“聖山”——教堂墓園。我記得的神父有兩位，一位是馬來（西）亞華人，姓歐，除了拉丁文，英文也很流利；另一位是鄰縣人，姓廖，拉丁文、英文也很棒，曾譯過幾本書出版。附屬女修院有二位美國修女，協助傳教及教小孩學教理。我們喜歡聽聖經故事，輪流做輔祭員，參加各種活動，其中一項是“做好事”：聽父母老師的話，幫做家務，幫助他人等。每做一次，就剪一小截禾桿放入火柴盒，每週交給修女。那些禾稈集中起來作為聖誕節佈景耶穌聖嬰馬槽的鋪墊。修院有一個小圖書館，常從香港購進書籍，我很喜歡去借故事書來讀，新書一到，我總是第一個讀者。中共建政後，神父被捉去勞改，歐神父及本教區的有些神父死於勞改營，美國修女被驅逐出境，教堂被沒收作區政府辦公地。
我母親原來隨家庭信奉佛教，和父親結婚後，漸漸認識了天主教。但她不是夫唱婦隨盲目跟著信，而是看了不少書籍，與佛教及其它宗教作研究比較，最後才轉信天主教。正因爲如此，她的信仰非常堅定，多年後共産政權的宗教事務處找她談話時，她敢與他們公開辯論，互相引用科學和天文地理知識。對方理屈詞窮，只好說：你陳XX思想真頑固呀！1950年代當局掃蕩宗教，她有幾次被宗教事務處“請”去學習。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兩次被拉去石室（廣州的大教堂）批鬥。母親懷第七胎時，向天父許願：“感謝天主，我已有兩個兒子，四個女兒，這第七個要獻給天主。如果天主願意，男的就讓他當神父，女的當修女”。第七個是男孩，後來三弟慶導通過自己的認知，努力，挫折，堅定，果然成了一個好神父。
在母親及神父的引導下，我讀了《科學家的宗教觀》，《科學與宗教》等書籍。前者指出，百分之九十的大科學家如牛頓、巴斯德、居里夫人、愛因斯坦等都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後者談了大自然的種種奇妙：宇宙，地球，特別是生物的奧秘，井然有序的運行規律，如果沒有一個超自然的力量在設計、管理，就像一隻小貓說大廳的音樂報時鐘是“自然就有的”一樣無稽。後來我讀醫學，深入瞭解人體及生物的奇妙，例如，比起眼睛的功能和調節機制，哪怕最精密巧妙的照相機，也不過是笨拙的小孩玩具；最簡單的一個病毒，以它的基因組成和自我複制 就比最複雜的航天器械還要高明千百倍。種種事實令我信服神的偉大，儘管就像小貓沒法理解人的思維，人也沒法完全認識神的奧秘一樣。
由於父母、祖父母敬天愛人，扶貧濟困的表率，也由於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的思考體會，宗教信仰逐漸深入我心。我很慶幸和感謝父母和祖父母引導我確立了宗教信仰，使我以後遭遇到難以想像的困難時，在絕望中看到希望，並且出現一次又一次的奇蹟。
“解放了”！
我上初中一年級不久，共産黨來了。剛“解放”，看見男女解放軍在街頭宣傳表演，扭秧歌，打腰鼓，和老百姓有說有笑，跟國民黨警察那種暮氣和霸氣大不相同，我覺得很新鮮，在幼小的心靈裡産生了好感。學校上課以後，氣氛也很活躍。學生會競選主席，各競選團隊演說，表演，貼標語，很熱鬧，覺得真是民主。我還讀了不少新書，如《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社會發展簡史》，《長征故事》等等。總之，那時我心目中，一切都是新鮮的，前進的，充滿活力。
但氣氛很快發生變化。不到一年時間，先是“鎮壓反革命”運動迅猛開展，沒隔幾天就看見綁著人去槍斃，一個同學的叔父被槍斃了，原來的中學校長也被槍斃了。有一次，學校集隊去看宣判一個家族反革命集團“武軍”，被押上台的二十五人全遭槍斃，其中幾個看起來還是小孩，名單上寫的都是18歲，罪名只有四個字：“包庇武軍”。接著，每天中午放學吃午飯的時候，都會見到在縣人民政府左側的監獄門口，押一批人上車，拉到各鄉鎮去槍斃。我的伯父早年從廣州警官學校畢業，後來被任命爲興寧縣警察局長，做了兩年，覺得與自己的志趣不合，辭職轉去當德新學校校長。那時也被捉去，判刑四年。一個國民黨時代的警察局長只判刑四年，算是異數。不過那時見到天天殺多少人，已把我祖父及家人嚇得半死。
我剛萌芽的新鮮和興奮感覺漸漸消失，開始覺得可怕。
土地改革
緊接着，1950年冬，興寧開始土地改革。初時，我們在老師帶領下，懷著莫大的興趣學習“土改法”，下鄉到山區去宣傳。那時山區還不大寧靜，政府發給帶隊老師一支手槍，但是我們還是熱情地挨家逐戶解釋土改法，組織歌舞表演，發動貧苦農民參加土改。隨後發現不少老師情緒低沉，說是家裏被劃了地主富農，要退賠很多錢。那時政府號召購買“勝利折實公債”，實際上是分派到各人頭上一定數額，從薪資中按月扣除。我們發現很多老師都愁眉苦臉。
我家被評爲自由職業兼小土地出租者，因爲父母親都是醫務人員，只有祖傳的很少一點田，土改後把田獻給政府，沒有受到直接衝擊。但我祖父被定爲“工商業兼地主”，其實他已七十多歲，既沒有工商業，也沒有多少田地了。他被拉回鄉下鬥過幾次，可能因爲人緣好，沒有受到太大折磨，但是要退賠。我祖父家裡能用的東西都被抄去一空，還一次一次來要錢，實際是看在我父親份上，由我父親拿出，最後我父母把新建的三層樓房賣掉，才算沒有再來。那樓房是我父母辛苦積累了十多年的錢建成的，正準備搬過去，樓下作診所，樓上當住家。不料一下子就成了泡影，父母傷心得直掉淚。
土改後农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曾經高興過一陣。但很快地政府號召“合作化”，把土地收回“集體所有”，組成“生產合作社”進行集體勞動。接著又實行“糧食（及其它產物）統購統銷”，農民交了“公糧”還要交“餘量”，所剩無幾，全國開始出現蕭條。最後更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大躍進”，種“高產田”，直接導致連續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這是後話。
1952年春，上頭（後來知道，是毛澤東及中南局書記陶鑄）指斥廣東土改“右傾”，“殺反革命太少”，指令“村村都要見紅（殺人）”（見《梅州文史》第十六辑，2003年），另派南下幹部來“補課”，大批當年出生入死打游擊的當地幹部，都被說成是“地方主義份子”撤職或投入監獄。所有地主富農都受到殘酷鬥爭：雙手反吊或綁住大拇指吊起來“蕩鞦韆”，口灌泥漿或糞水，火燒胡子，用繩子穿鼻當牛拉著遊行，把蛇放入褲襠等等，被當場鬥死的不計其數（參見《兴宁县志•大事记》1985年）。最激烈階段，差三隔五便會聽到這個同學或那個老師的家庭遭到變故。我有一個要好的同學，他父親少年時去南洋打工，積了一些錢回來買了幾畝田，也被劃爲地主。那同學因此失學了，有一次我們遇見，我關心地問起他父親，他臉一沉，馬上把頭轉過去，說“沒什麽，沒什麽。”語音梗咽小到聽不清，原來是被槍斃了。
縣裏所有較有名氣的人（“毛選”所謂“大大小小的‘蔣介石’”）都被羅織罪名，加以殺害。我那仁慈善良的祖父，因他在社會上尤其在教會裡的地位（所謂“帝國主義走狗”），也不能倖免。據說當時有農會代表委婉提出不殺我祖父，但被南下幹部粗暴否決。
祖父遇害幾乎令我父親精神崩潰，也使得我們無法在當地立足，每日處在哀傷和恐怖之中。那時正值“抗美援朝”，政府號召有大學醫學院畢業學歷的醫師參加“國防建設”，支援偏遠地區。我父親和另外兩位醫師參加了，三位都是當時興寧有名望的醫生，我父親悲憤之餘，決心永遠離開這個“心頭滴血”之地；其他兩位選擇離鄉背井，也各有苦衷。三人被分派到粵西的幾個縣份，我父親到信宜縣人民醫院。1953年，那時還有遷居自由，母親帶著我們七兄妹遷居廣州，要照顧七個小孩，沒有再去找工作。
遷居廣州 我考進北京醫學院
初到廣州，人地生疏，不會說廣州話，居住、轉學都遇到很大困難。教會的教友和神長雪中送炭，領著我們各處奔走，先後幫助我們找到房子安頓及幾個弟妹轉學。我由後來成為我妻子的玉鷗（化名）幫助聯繫，轉入市立第四中學，和她同班。
1954年高考，我決定學醫，做一個像父親一樣治病救人的醫生。我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我知道這是最後的專門學習機會，必須認真學好，以後才能爲病人服務。我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不參加團，也不靠攏黨，因此被視爲典型的“只專不紅”落後份子，倍受孤立冷眼。
共産黨的政策是“你不過問政治，政治要過問你”。1955－56年，毛澤東發動清算“胡風反黨集團”，接着導入“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1950年是鎮壓反革命——“鎮反”）。氣氛日趨緊張，班上一名同學突然被拘押，有些同學被叫去問話，各班級輪流開鬥爭會。同學中有不少基督教徒，他們定期團契祈禱，被指爲小集團，好些人被審查批鬥，至少一人被逮捕。一位和我同是從廣州四中考上來的同學周X也多次被批鬥。黨團幹部幾次找我談話，說他們掌握了充分證據，周X是反革命份子，要我揭發周的罪行。我莫名其妙，一再表示我從來不覺得周有什麽反動言行。他們大為不悅，指責我不相信黨，不聽黨的話。但是周被批鬥幾次之後，也就沒有下文，並沒有當作“反革命份子”遭逮捕，可見“掌握了充分證據”純屬虛張聲勢恫嚇。
同學中信天主教的較少，互相間雖有個別接觸，卻沒有集體活動，不成“小集團”，可是我仍戰戰兢兢，擔心有一天會整到我頭上。聽說有教友老師或同學也遭到整肅。
整風 反右 “大躍進”
1957年春，毛澤東發動“整頓黨的工作作風”，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要“向黨交心”，要“百家爭鳴”，“大鳴大放”，。黨支部書記（註）在大班會上信誓旦旦宣稱：“保證言者無罪”，“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扣帽子。”“那麽偉大的黨，說話能不算數嗎？”於是一時沸沸揚揚，“大鳴大放”，紛紛“向黨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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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共産政權的統治分兩套體系：行政體系和黨團組織體系。行政體系各部門有各級（如科、處）負責人，但又有與之平行的黨組織：黨支部、黨總支、黨委會，相應有支部書記、總支書記、黨委書記。各級黨組織頭頭永遠比相應行政單位負責人高一等。行政單位的正職（如科主任、處長）可以不是黨員，例如是業務上有成就的人，不具實權，甚至僅作爲花瓶擺景，而掌握實權的副職必定是黨員。或正職雖也是黨員，但副職才是書記，他可以決定正職黨員的去留。當然，也有正職就是掌握實權的黨員同時擔任的。此外，一個或幾個單位（例如科）的黨員組成黨支部，該各單位便歸該黨支部領導（包括非黨團員）。黨便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行政系統。
學生也一樣，各班級有班長、組長，但同時有各班、組的團組織來領導。大學生有黨員，黨組織更在團組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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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也提不出什麽意見，能規避就規避，一有空便往北京圖書館跑。那時我們三四年級的臨床課程在城內西什庫校本部上，離北京圖書館很近。北京圖書館位於北海西邊，隔“海”就是北海公園，環境幽靜。我借了書就躲到北海邊看書，這裏不怕班幹部來找我去開會。
“大鳴大放”才沒幾天，不料風雲突變，《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社論：《這是爲什麽？》（後來知道是毛親自組織撰寫），要“反擊右派進攻”；說什麼號召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反右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初時大家還以爲：只是說說話而已，頂多不過是“思想犯”。甚至有位中央大人物也說：“右派是人民的右派”。可是事態發展遠非如此，那些提過意見的人被輪番批鬥。最後，黨支部書記拿著名單，在大班上逐個宣讀誰是右派，如何處理。於是有的被監督勞動，有的開除學籍，有的抓去勞教（註）。就這樣，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只由黨委會決定，在教室草草宣佈，那些同學便因區區幾句說話，斷送了青春和前途。據說“右派”的定額是5 %，只能多不能少。
我感到震驚和憤怒，如果說以往的各項運動令我逐漸感到共産黨可怕，那麽，反右運動的前前後後，出爾反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令我認識到毛澤東共産黨的卑鄙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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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種不經過司法審判，只由本單位黨委會決定，就把人送到農場或農村監管勞動的制度，叫“勞動教養”（勞教）。勞動教養不同於經法院判刑的“勞動改造”（勞改），一個有權勢的黨員，往往可以左右黨委會的決定，甚至一錘定音。因此公報私仇、挾怨報復的事情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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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着，1958年的一場政治運動是“紅專辯論”（“紅”指忠於黨，加入黨團組織，做黨的馴服工具；“白”指它的對立面。“專”指專業上的努力和成就）：佈置師生寫大字報，自我批評并互相揭發，批判“重專輕紅”。要“拔白旗”，我成了小班的重點“白旗”，在大食堂側門被貼了一大版大字報，在160多人的大班上被集中批判了一次，說我只專不紅，只管學習專業，是自私份子；不關心政治，不跟黨走，註定沒有前途，因為黨不會培養這種人。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集中批判，令我膽戰心驚。醫學院的許多教授都挨了批判。有一次，一輛小轎車把一位大專家送來接受大會批判，原來是鍾惠瀾教授，國際知名的傳染病學專家，衛生部顧問。他坐在台上的一側，一言不發。
“紅專辯論”還沒有完，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鬧劇：
全民打麻雀：運動一開始就特別強調：“四害”（蚊、蠅、鼠、雀）中的麻雀，是毛主席加上去的，罪名是啄吃穀粒麥穗，浪費糧食。一聲令下，全民圍勦。首都人民身先士卒，組織起來日夜不停地敲臉盆，吹口哨，打彈弓，追殺麻雀，實際上是不分任何鳥類，見鳥就打，整整三天。除了少數鳥類逃到外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得以倖免，其餘都給趕盡殺絕。據說有某大使館人員倚在大使館門前，扠手觀看嘲笑這場閙劇。全民打麻雀的結果，引致連續幾年蟲害橫行，糧食大幅減産。
“大躍進”——要“超英趕美”。先是全民大煉鋼鐵，把鐵門窗，鐵樓梯，以至門環鐵把，鐵鍋鐵鏟，總之能抄到的鐵器傢什，都把它打碎投入土高爐；又把大樹亂砍亂伐當柴薪，為實現年産1070萬噸鋼而日夜奮戰。我們醫學院（城外部分）的右鄰是鋼鐵學院，有一天，周恩來總理親自到來動員學生去各地“指導”土法煉鋼。結果是煉出一堆堆連泥夾沙的鐵坨坨。
接著是農業高産“放衛星”（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那時中蘇還沒有公開分裂，中國跟着吹捧），種“試驗田”，“深耕”要挖地二三公尺，“密植”是把幾坵田的稻谷移種一處，小孩可以在上蹦跳。每天報紙頭版用大紅套印報道新的高産量，畝産幾萬十幾萬斤“放衛星”，把牛皮吹上天。毛還請出錢學森作科學論證，說有充分的光合作用和肥料，這樣高産完全可能。可歎一位受人尊敬的大科學家，竟然一時失智淪爲幫凶。據說日本的一個左派代表團來華訪問，“不無敬佩”地說：“你們中國人真了不起，我們日本如果這樣密植，不僅水分供不上，恐怕連空氣都透不進去。”
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惡果，造成連續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以上，超過半個法國人口。可是直到2011年1月的官修黨史二卷，仍然自欺欺人堅稱“三年自然災害”。其實，專家查證當時全國氣象記錄，那三年根本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從北到南，基本上都風調雨順。
從“解放”初期，我從一個對共産黨抱著好感的小孩，轉而對一波一波殺人整人感到可怕，對反右“陰謀”“陽謀”感到可鄙，對“大躍進”等一連串瞎折騰感到荒謬厭惡。導致這種轉變的理由只有一個：眼見事實。
但是我從來沒有任何反抗意識，只是不想與政治沾邊。
分配到昆明醫學院當助教
1959年我北醫畢業，被安排作為師資留校進修一年，1960年分派到昆明醫學院當助教。那時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時期，除了少得可憐的糧油副食定量供應外，買不到任何可以充饑的東西。作爲醫學院的教師，仍然免不了餓到水腫，早上起來在前額一按一個凹；尿頻尿急，常常來不及去厠所而尿濕褲子。我當然知道這是“營養不良性水腫”，但有甚麼辦法？
同事告訴我，郊區農民有賣田螺的，於是我常去買來吃，也寫信告訴爸媽我可以買到田螺，“報喜不報憂”，免得他們擔心。幾次以後，爸爸回信說：“每次都說田螺田螺，那些橡皮塞子（黑黑的田螺肉，很像藥瓶塞子）有什麼營養？”不過他們也無可奈何。
有一次，一個農婦用衣服遮遮掩掩地抱着一隻母鷄到醫學院附近郊區來賣，一問要二十元（我月薪56元），我喫了一驚。偶然與一位來自州縣的同事談起，他笑著說：“聽說上海郊區農民一隻鵝賣一百多塊呢。”我咋舌，說農民要發財了。他不以為然，小聲說：“你知道農民養隻雞容易啊？每戶限養兩隻，養多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也沒有飼料多養。還要定額交售鷄蛋，收購站的人每個月提着籃子到各家收購。我看那農民抱着雞來賣，很可能是家裡有人生病或其它原因急需錢用。還得偸偸賣，給城管（城鎮市場管理委員會）看見會被沒收。我們城裏人雖然也難，起碼還有定量供應。農民交了公糧和“餘糧”（一種強迫徴購的苛捐），還有甚麼？糠菜半年糧，農民難吶。”我聽了心裏惻然。其實他不敢說出更多事實：農村餓死了多少人！
雖然物質條件非常惡劣，但我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一心爲人民做些事情。科裏安排給我的課最多，幾乎把能排的時間都排滿，連晚上都要給中級醫士及護士進修的“夜大學”上課。我是最受學生歡迎及院務委員會肯定的青年教師之一。醫學院按上級指示進行教學改革，重新編寫教材，我是重點組的成員。我勞動積極；連業餘體育活動都領先。按照他們的說法：曾慶斯樣樣都好，就是重專輕紅。
黨支部曾動員我參加“黨課”學習——申請入黨的第一步。事實上誰都看得清楚，你要“上進”，得到特權和利益，不入黨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怕政治，怕那樣的“黨”，雖然黨員也有好的，也有不辭勞苦、認認真真做工作的，但我看不慣那些踩在別人頭上往上爬的黨員，或寧左勿右，形左實右的黨員，而往往那樣的黨員才得勢。我看到黨員雖然有特權，卻也受到更多制約。共産黨的統治就像一張網，群衆在底層，各級黨員是層層網眼，自上而下收緊網眼，才能控制群衆，我不想成爲網眼，因此婉言推卻了參加黨課的邀請。但我會“聽黨的話”，會認真做好業務工作，願意以實際行動“爲人民服務”。
可是，即使我想這樣做個“順民”也不可得。業務提升了，工作做好了，但你不是黨團員，就是“重專輕紅”。還在北醫師資進修期間，我寫了一篇關于血沉研究進展的論文，經二弟補充完成，1963年發表於《中華醫學雜誌》。這很自然地成了我“重專輕紅”的物證，雖然不便明說。但無休止的政治學習，批評和自我批評，鑒定，評比，“重專輕紅”的帽子如影隨形。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不靠攏黨”，“不跟黨走”的“落後分子”定性，更如加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無時無刻威脅着我。
由於共産黨內務實派施行了“讓農民喘口氣”的經濟糾偏政策，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至1962年後期開始緩解。可是從1963年起，毛澤東又發動了連續三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高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階級鬥爭日日講”。幾乎每天白天或晚上都有兩小時政治學習。氣氛越來越繃緊，隨後毛澤東更直接發動了舉世震驚的“文化大革命”，把國家人民進一步推入災難深淵。
（承蒙蕭振先生之邀，及網路技術協助，試將拙著<浩劫逃生記>連載於美華論壇。小人物小故事，也算是過來時代的一個小小見證。讀者高明，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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