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左联”的一段公案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这是曹丕总结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的、相互攻讦的这一现象，“文人相轻”一词诞生。

    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相互攻讦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攻击墨家“无君无父”，指责道家“疏阔无用”；道家批评儒家、墨家“背离天道”； 墨家说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墨家批评道家的反论是荒谬的。战国时的李斯与韩非，同为法家，相轻终至韩非死于非命；还有那李斯焚书的建议大概也是相轻的结果吧。西汉杨雄文理精辟深奥，作品气势恢宏，却深受当代文人指责，甚至说他是“非圣人而作经”，应该天诛地灭、断子绝孙。汉末弥衡可谓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却张口便是“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北宋王安石是文人，又是当代杰出的政治家，被当代著名文人司马光、苏洵、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一致责难。明朝东林党人在讲学中，经常批评排斥与其观点不同的文人，其中包括王阳明等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空前的“文人相轻”景象。不论小说、杂文、评论等文章几乎都是在“骂人”；1927-1929年间，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等左翼文人发生的激烈论战，相互责骂充斥了整个中国文坛。全国著名文人如章太炎、鲁迅、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郭沫若、成仿吾、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等，无一不在骂和被骂之列。

    上面是题外的话，再重回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上来。

    因为出自政治的需要，毛泽东把鲁迅树为旗帜，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好长的时期里鲁迅被塑造成“横眉冷对”的伟人，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后来周作人说“鲁迅是被政治的原因硬给捧起来了。”

    像鲁迅这样永远对“现状”不满的文人，注定不受到任何政党或团体的欢迎。有段记载，今天读来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说斯诺问鲁迅“阿Q没有犯什么罪，为何被处死”？鲁迅答：“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了。”斯诺又问：“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鲁迅曾在书中写到奴隶当了主人比主人还主人，言外之意是说就是奴隶革命当了主人、管理着国家，也绝会有好，因为他们沦为统治者了！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幼稚、性格上偏执的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卷入一场与还没有当主人的左翼文人的斗争之中。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夏衍、茅盾，共产党人瞿秋白、潘汉年、冯雪峰等，“左联”成立之初决定由鲁迅担任领导，因为当时鲁迅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在全国影响力相当大，而“左联”的规章制度、组织程序、组织纪律，是鲁迅难以遵循的，因为鲁迅奉行的是无政府主义。鲁迅就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左联”所有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中。

    所以“左联”一成立，与鲁迅的矛盾就显现了出来，

    1932年左联《文学月报》四期上的登载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被鲁迅批判为“流氓式文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周扬将双方的争论刊登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5、6期合刊里，双方形成公开论战：“左联”《现代文化》《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中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

    1934年廖沫沙撰文指责鲁迅杂文《倒提》表现出“买办意识”：一、“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二、“赞成西洋人统治中国，虐待华人”；三、“反对中国人记恨西洋人”。遭到“左联”围攻的鲁迅写信给萧军、萧红：“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周扬、周立波等把前苏联的“保卫文学”引入中国，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275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再次发表宣言；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继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口号相继而出。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针对周扬的论点，徐行发文批评“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

    胡风根据鲁迅和冯雪峰、茅盾等人的意见，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周扬、郭沫若等人认为“国防文学”理论正确，影响广泛，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唯一口号，再提其他口号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

    鲁迅则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信鲁迅坚持国防文学。鲁迅撰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公开发表，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还说徐“雄赳赳的打上门”来，文中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将左联的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称为“四条汉子”，鲁迅的讽刺，日后竟成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铁证。说白了这个矛盾实际是争夺中国文化界的领导问题，两个口号的争论直到鲁迅去世方告结束。

    “两个口号”之论使双方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周扬在“左联”刊物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一文中，影射“鲁迅是托派”，“以托派观点破坏统一战线”。鲁迅托茅盾转交给周扬的回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却被不予刊登。

    1936年9月间，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筹划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希望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遇到周扬等共产党员人的坚决抵制，结果只有鲁迅、巴金、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参加。接着中共上海文委书记周扬，发动指挥了一场大批判运动，统一思想、启发动员组建新组的“文艺家协会”，要求所有成员对“破坏统一战线”、“托派观点”的行为和观点，进行坚决的批判；鲁迅曾和成仿吾等创造社的作家共同签名《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并且大家同意在《创造周刊》复刊时，鲁迅署名该刊特约撰稿人首位。然创造社新办《文化批判》刊物，并且将鲁迅当作批判的第一对象，创造社、太阳社众多成员群起而攻鲁迅。一时鲁迅又陷入重围，他连续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系列文章以反驳。

    1935年的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不断斥责周扬（左联党团书记）等人是“工头”、“奴隶总管”、“横暴者”，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声称自己是“苦工”和“奴隶”，称这种建立在“同志”之上的新型阶级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此时鲁迅完全将共产党人周扬等视为更可怕的敌人了。

    1935年2月，“左联”中共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等被国民党逮捕，文委书记周扬和夏衍逃逸，左联群龙无首，其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至信“左联”，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转交，外界只知鲁迅是“左联”的公开领导人，自然信交到鲁迅的手中。萧三在信中毫不留情地批评“左联”的“左倾和关门主义”，提出解散“左联”，另组文学团体。此信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留存。该信后经胡风、王尧山转呈周扬。

    1935年“左联”常委会，新任书记的胡乔木支持解散，会议一致同意解散“左联”，由徐懋庸传达给鲁迅。鲁迅提出：“‘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初，“左联”党组等负责人同意“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1936年2月18日，鲁迅得知“左联”解散的消息，“脸色一沉，不发一言”，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条战线”。左联解散了，1949年后却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当事人轮番遭到空前的批判，甚至使残酷血腥的斗争，这是那些已经当了主人的左翼文人意料不到的结果。

    “左联”解散后，左翼文人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周扬指示何家槐写信要求鲁迅加入作家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名，鲁迅对左联解散时没听从自己的意见耿耿于怀，复信拒绝参加：“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1936年5月2日，鲁迅在给徐懋庸的信中要求了却与他们的纷争：“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

    “左联”的英雄们批判鲁迅的力度和尖刻，哪里有同路人的味道：

    一、冯乃超说鲁迅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等。成仿吾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李初黎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堂鲁迅”。郭沫若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

    二、否定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除了《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之外”、“样式已没落”等等。

    三、攻击鲁迅是“绍兴师爷”，“醉眼矇眬看人生”，“满口黄牙”，“狂吠”，说“买一本《呐喊》，每天上厕所时撕一张”等等粗俗的言论。

    与“左联”的笔墨官司，诞生了鲁迅的《花边文学》。事件缘起1934年7月3日，廖沫沙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 说鲁迅在为西洋人辩护，是“买办”；讽刺说那种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的文章是“花边体”；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批评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的论调即使算不上“买办”文学，至少算得上是“西欧中心主义者”。

    鲁迅将1934年以来的答辩杂文编为一集，取名《花边文学》，在《序言》中写道：“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

    （以上有关左翼与鲁迅之争论引用的资料，多出自《“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是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发行的书。）

    自1949年后，政治批判主导着“文人相轻”，从“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化论点的批判，最后上升为阶级斗争，以敌我双方来界定，批判者则真理在握，被批判者只能低头认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一时令五十五万人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右运动，整人的是文人，挨整的是文人，理由无稽到空前绝后；手段惨烈和人数之众更是史无前例，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煎。政治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怕啊。

    论坛上出现了一种观点：说文人相轻是好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文人相轻激活了人的斗志，被“相轻”的人，奋力反击、发愤创作，才有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盛况，才有了章太炎、鲁迅、胡适，沈从文、朱光潜等中国文坛和各学科的宗师、大家。甚至举例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就是文人相轻之大成，殊不知诗中凸显出骨肉相残的血腥残酷，这权力和政治的残酷啊。这种荒诞无稽的论点混淆了学术之争和人身攻击，抹杀了大师、学者们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掩盖了相轻之中的忌才妒能、打压排挤的丑恶，特别难让人接受的是说一代宗师们的成就获益于文人相轻。

    今天论坛里还有一种不良的倾向，不同观点一来一往，由阐述、争辩发展到争吵、谩骂，慢慢引发到群与群的谩骂，一群人对抗另一群人，打到乌烟瘴气，诬言秽语、人身攻击屡见不鲜，……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网民相贱”啊，实在不值得花笔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