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法”不是“国学”

    网友给我发过来一段凯迪论坛原创文学上的跟帖，问我怎么看，他问我李鸿章口中的“旧法”和中国“国学”明明不是一回事，为什么有人会混为一谈，而且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论坛“天才导师”跟帖原文是：“清末已经想改了，连李鸿章都说，国学若能强国，安有今日这祸。”有网友问：“李鸿章原话怎么说的呀？”他敷衍道：“原话不是这样，大意没错。”别人再问求李鸿章的原话，“天才”回答不出，干脆偃旗息鼓保持了沉默。

    论坛上的热心网友代为表述了李鸿章的原话：“戊戌政变后，有人告李鸿章是维新派，慈禧太后问李‘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强国，中国之强久矣，何待近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摘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晴四十年》”

    把李鸿章口中批判应该改变的“旧法”直接篡改为“国学”，是“伟大”的创新，这么无知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话也敢堂而皇之在论坛上显摆，真的佩服其胆量，也许用“无知者无畏”来诠释他最合适不过了。

    “旧法”和“国学”两个词的区别天差地远，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不相的系统，完全不同的内容，二者根本就不能相互替代使用。

    “旧法”是李鸿章对清政府入关二百年后治理中国政策方针的贬称，“国学”则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文化结晶的尊称。

    李鸿章六岁读书，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秀才。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选为庐州府学优贡，次年入京应顺天府乡试。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中84名举人，在北京从曾国藩学习“国学”，讲求经世之学。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二甲第十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1850年（道光三十年）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1853年，太平军刀兵起，各地争办团练以对抗。1859年12月（咸丰九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参与核心机密。李鸿章深受曾国藩影响，一改睡懒觉的习惯，收敛虚夸大言之缺点，养成待人以诚、百折不饶的性格。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1861年（咸丰十一年），李鸿章依曾国藩湘军制度招募乡勇，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练成一支6500人的“淮军”。

    李鸿章秉承湘军忠君卫道建军宗旨，继承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精神。“以卫吾道”是李鸿章从不离口的话。他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上遵循曾国藩“行军之道，择将为先”的教导。选将以“忠义血性”之品德为首要，文化修养为辅。淮军将领中儒生的比例比湘军高出百分之十以上。李鸿章治军以仁礼忠信为本，而且首先严格要求将领，李鸿章坚持“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的原则。李鸿章学习遵循戚继光的治军方略：“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这是李鸿章统兵的信条。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淮军治理的全过程。

    经历和亲身参与同太平天囯十几年的残酷战斗，经历了面对列强船坚炮利的无奈，特别是太平天囯战乱后江南的凋敝，满目“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意识到中国的政策格局，已经到非变不可的地步，再沿引了二百年的治国方针方略已经过时了，再不能照抄“老谱”来统治国家了，这就是他痛惜的“旧法”积弊!

    1865年，李鸿章痛恨空谈误国，他说：“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患贫”，认识到“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道理，基于对国家的担忧，一朝居庙堂之高，寻求新治国之道，他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率先推行“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以达到“求富”“自强”之目的。

    晚清的统治集团，从上至下从总体说是极其平庸的群体。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衰败，满清专制从鼎盛逐渐走向腐败没落。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求存是当务之急，也是普天下有识之士焦虑而图变的大事。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李鸿章的确是这一辈人的翘首。

    而在众多旧大臣眼中，凡“祖宗成法”中没有的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第251页）

    面对非议，李鸿章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文忠公文集》）

    清朝之成法历经了二百余年，已不能治今日社会的疾症了，故步自封、墨守成规、闭关自守已经使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摇摇欲坠了，这就是李鸿章要抛弃旧法而图强变法的思想根源。于是，李鸿章首倡对外开放，力排夷夏之论，接受外来事物，妥善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把“借法自强”看作强国的关键所在，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戎是求大环境，目的是变法图存。他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卷2），坚持改革军事、学习西方。他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外国的船、炮、枪。培养全新人才，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发展工商业。练淮军教洋操；兴建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陆续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军事工业。办开平煤矿；倡建铁路。都是在“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卷2）。李鸿章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卷17）。李鸿章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关系，只有“船坚炮利”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卷43）。李鸿章兴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设立上海织布局等民营企业。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1882年6月9日《申报》形容上海商人投资情形：“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1883年1月22日《字林西报》称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这些都清楚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开始发展。

    李鸿章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卷39）。外国人悻悻说李鸿章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八）。自1872年至1880年的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难怪李鸿章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卷77），另一方面李鸿章遏制洋商办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机器进口（同上书，卷78）。

    李鸿章长期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有人说其“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特别是甲午战败，李鸿章声名扫地，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声。弱国无外交，把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罪过怪在李鸿章头上，实在有失公允，应当由挪用海军军费任意资淫享乐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腐朽的朝廷承担全部责任。严复的挽联说明了这一点：“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如果李鸿章的主张和谋略能够实施，大清的国势必定不至衰败如此，以致李鸿章带人受过，遭国人唾骂。对联写出了李鸿章的无奈和委屈。

    就是在国人的一片辱骂声中，日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美国人说李鸿章：“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感慨“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时间总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李鸿章虽为统军大帅、朝中重臣，他骨子里始终是个书生！ 一个以四书五经博取功名的儒生，一个终生视国学大儒曾国藩为楷模的儒将，什么时候批评过国学啊，他一直痛惜国学的衰微，对太平天国摧毁国学的行为痛心疾首，故特别赞许曾国藩的《讨匪檄文》，一生以履行国学教义、追求富国强兵为己任。李鸿章的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人事国事全融入诗中，让人读了唏嘘不已，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