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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乐老师
陈善壎
我没有进过学校，所讲音乐老师是工人合唱团的音乐老师。他姓曾，我不忍提起他的名字。他是音乐家。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靠制作人类骨骼标本为生的人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很喜欢唱歌演戏的，参加过省工人合唱团，曾老师常常来辅导我们。他有名，人也精致，又正好有几支歌被我们满崇拜地唱着。后来晓得他还是一个进步音乐工作者，地下的时候写过骂反动派的歌，组织过迎接解放的群众活动；这就更坚定了我对他的敬意。
我不懂音乐，只是爱唱歌。每当他来，我尽量突出我的音乐天才以求他另眼相看。谁知他根本不理我。有一次他走出工人合唱团的活动室，潇洒多姿的呢大衣从我脸上拂过去，那感受就跟成年后女朋友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去一样。直到今天，在认真回忆他的此刻，才想到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艺术家，怎么会把一个自命不凡的小鬼放在眼里呢。
他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走起路来看得出急躁，总是一脚碰在凳脚上一头砸在门框上。只在他指挥我们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微笑，只在他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才觉得他是可亲的。他总是要求我们唱出力量唱出希望，要把新中国的朝气唱出来。
后来我离开了工人合唱团，把他也渐渐地淡忘了。
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那样离奇。我站在城外的一座荒丘上举着一把半损的锄头，这锄头不知怎么地卡进一口棺材的缝隙里了。我撬了几撬，立即冲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土方队长（也就是包工头）贺驼子走过来，近前看了看，说到：“把酒癫子喊来，等他来收拾。”
不等人去喊，叫酒癫子的人已经闻风来了。他饶有兴趣地绕棺三匝，同时请几个夫子帮忙把棺材挖出来。我一眼认出此人就是曾老师。在我们下力的时候他席地而坐，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身边有一只麻袋和一把小钉耙。这回他用真正欣赏的眼光看着我了。
我注意到每当工地上先天挖出了棺材或者当天要挖掘古墓,曾老师就会悄然来到工地上。他远远独坐树荫下喝酒，有时拿着树枝古里古怪挥舞着。在不是贺驼子的工地上要是出土了骨头，因为人不熟，他会耐心等到收工，会在暮色苍茫中甚至深夜行动。
后来我就才知道，曾老师能这样准确地来到工地，都是贺驼子通风报信。
我刚来土方队的时候不喜欢驼子，都说土方队长是喝血的。慢慢地觉得他还好，还不见得怎样地心狠手辣。他高不过冬瓜，说起话来偏是盛气凌人的。“我不吓了你，老子楼上住的都是音乐家。”原来曾老师是他的房客。
一日，驼子在工地上置酒豪饮，男男女女没大没小地端着泥巴碗你一口我一口。我坐扁担上发痴，空空地看天看地。我起身去捉螳螂，看见曾老师在那里数蚂蚁。我带半瓶酒过去，才知他不是在数而是在跟踪。我装出对蚂蚁有和他相同的兴趣，跟随蚂蚁跑了好长一段路，最后蚂蚁列队钻进一座坟墓里去了。那里有一个很隐蔽的洞，他扒开碎石杂草，说道:“这可能是盗墓贼留下的入口。”而后又把它掩蔽起来。他走上来靠墓碑坐下，喝着我带的酒，重复着工地上打夯的号子。那旋律极单调，不过他重复几遍后就有了发展，开始变奏。
他简直跟从前一样没把我放在眼里。我故意哼一支他的歌。这招很灵，他闪亮眼睛瞧我。我边哼歌边装着看蚂蚁。不料他竟没再理我，突然起身就走，差点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我赶忙扶他，边走边说，说他曾经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显得尴尬。我感到可能是我过去的领导阶级身份作祟，便从容告诉他我已经不再是工人，是道道地地的土夫子。他明显亲热些，把手放到我肩上下个陡坡。
曾老师终于邀我喝早茶了。我每次都像赴什么盛会一样，早早起床赶到城边一家离他住处不远的茶馆与他晤面。驼子常常在场，大多是那些老茶客。我到贺驼子家里坐过几回，却不蒙邀请上楼，曾老师只在楼下假驼子“一方宝地”接待我。驼子老婆有点神经质，听到厨房里哧哧的声音，高喊“骨头开了，骨头开了”。她闪着一对大奶子，把一盆排骨汤端到桌上来。
我已经知道曾老师现在赖以为生的手艺是制作人类骨骼标本，贺驼子还是从地上捡了几张过期的合同给我看。“你看，他就吃这个。”这些合同每张除数量参差外其他内容都是相同的：名称——人类骨骼标本；规格——常人高；材料——真骨。或者是：名称——分离头骨标本；规格——常人头骨；材料——真骨。难怪他麻袋里颅骨总是多一些。
他每早跟驼子同赴茶馆，两人很默契地找个僻静角落坐下。驼子就在这时侯向他提供有关迁坟徙墓的情报。告诉他某坟无主，某坟不能动，或者工地上挖出了多少口棺材。曾老师并不专心听，闭上眼睛像睡着了；忽然睁开眼，为吃包子。
有个叫海爹的茶客，天天贩卖南门外闹鬼的新闻，讲得有声有色，情节离奇。每讲到关节处，便缓缓昂起屁股说：“等我拿盘包子来。”海爹刁钻精细，兑开水拿包子是他代劳的时候多，不论排多长的队，钻进去摸起就走，端到桌子上偶尔多一个两个的。他拣两个包子，一糖一菜，在包子肚子上各咬一口，再合拢压扁，精心捏出荷叶边来。随着他牙关节的纵横捭阖，吐出蓬蓬热气，一颗露珠大小的鼻涕沾他髭上发光。“我满舅子那天上山砍柴，亲自看见那鬼从坟里拱出来。”他说着，侃侃罗列出十数条证据。遇上冥顽不灵的，把头一扭，半天不齿那人。他强调：“老子几十岁了，会诌胡说？还有鬼的鬼，影子的影子。魍魉就是。”
驼子手捂茶杯一言不发，狡黠地笑。他双脚离地寸许，自在摆得清高。驼峰威武，显得桀骜简慢。
只有贺驼子敢当面奚落曾老师，笑他手无缚鸡之力，笑他孑然一身顾影自怜，笑他神楞楞鬼楞楞被人传为茶余酒后的谈资。不过只小声说，不让邻座的海爹听见。
逢上下雨天工地不开工，我就到驼子家去玩。可惜曾老师大都把自己锁在楼上。只在他要处理骨头的时候才能接近他。骨头拿回来要执行去除软组织和打磨关节面等等工艺，这些都是在后坪中搭的茅屋里做的。茅屋里有口大铁锅，我帮忙煮过人骨头。做完后，他递支烟酬谢我。
他收拾些骨头背上楼。驼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玩丧葬班子呢？有吃有喝。凭你的本事，还不是头把彩。”他看都不看驼子，严肃得出我之所能料。“艺术是为活人服务的，我还没堕落到那种地步！”这话听上去，就跟他背的骨头一样硬。那时侯死人多，城里的丧葬音乐班子得到蓬勃发展。刚为这边的“英雄”送过葬，又有那边的“烈士”要追悼。一天下来，有几张大票子兑现不说，还可吃得个脑满肠肥。
我这天坐得晚。贺驼子预言道：“你再坐会儿，包能听到他发酒疯。”果然，约莫晚上九点中的时候，楼板响起踢跶声。我记起他的烂皮鞋是钉了铁后跟的。这声音开始极轻，有如一只被风浪击得千疮百孔的小船躺在沙滩回忆往事，一圈圈波澜从他心的深处向空中扩展。踢跶声的节奏慢慢激越，楼板缝里有灰尘落下。驼子端茶避开去，独自坐坪里抽烟。他老婆抱着婴儿从内室出来，欢天喜地地叫：“啊，骨头响了，骨头响了。”
节奏变得紧而密的了，逐渐变得狂热、炽烈，变得多情而贪婪。整座楼房都在抖。我全身紧缩，怕一根牵系他生命的弦突然断裂。灰尘纷纷下落，驼子坐坪里叹气。
楼板上的节奏越来越疯狂，土地都在微微颤动。我相信只有入魔才能把生命倾泻得这样彻底。他是在舞蹈，此刻他是一个舞蹈着的音乐家。一个只有脚功能的舞蹈家在阐释失去旋律的音乐家。他的音乐只留下硬朗节奏，犹如生命只剩下叩击有声的骨头。
踢跶声停下来，寂静了好久。听见他开门。又隔了好久，听见他下楼。他只下一半，形销骨立倚在楼梯扶手上问驼子：“没酒了，你有么？”
雨季来临，这是土方队的淡季。贺驼子带上比他高出一头的老婆下乡走亲戚。我只得另谋生路，去一家街办工厂做钳工。一天下班，出厂门就碰见曾老师在麻石街上踟躇。一个可能是他旧游的人与他劈面相遇，站住想跟他打招呼。他却用如醉如痴的目光从那人脸上扫过，带着有点酒香的微笑蹒跚走了。我追上去，叫他“曾老师”，他很高兴，怪我好久不去看他。我邀他喝酒，进一家偏僻的小酒店。他记起来我是工人文工团里最小的成员，回忆了一些当时的情景，谈得很投机。
他忽然沉默，自顾自喝闷酒。他说，弹钢琴的不行，手指太短了。我以为他是说的从前乐队里某人。我断定他醉了，搀他回去。一路他都咕嚕着，不行，不行，再找一个。天上乌云翻滚，道路漆黑。我很后悔喝得太久了。前头还有好长的泥泞路。
我扶他上楼。他的手不听话，费了点功夫才打开锁。灯光一亮，我大吃一惊。
这是一间很大的空房，面积是楼下一间堂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杂屋的总和。没有天花板，瓦缝里不时漏出闪电的白光。一个很整齐的阵容摆在我面前，那是一群制作精良的人类骨骼标本。它们被按照舞台上的乐团那样布置。每具标本的颈椎骨上都用绸带系了一个领结。这些标本有站的有坐的（要使标本坐着可要费很多心思）。一架旧钢琴前也坐着一具标本，摆出弹奏的姿势。他摸着它的指骨给我看：“太不修长了，对么？是个做粗活的。”我打了一个寒噤。
木板放在四块窑砖上，看来他是睡在上面。旁边火缸上的小碟里有吃剩的卤菜，横七竖八许多空酒瓶。乐谱满楼板都是，我发现有他新写的手稿。在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忽然响起急促的踢跶声。他又那样踏起楼板，兀然林立的标本随着楼板的震颤摇头摆足，在昏黄灯光下产生惊怖心目的效果。
过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夜，我知道他是不能离开艺术的了。离开艺术，他便是凡夫俗子，便是平庸的多余人。他已经有了集这种标本的癖好，面对这些连缀起来的骨骼，他有不同于比较解剖学家的发现。
他跟白骨打交道的时间不短了。起初不过为了果腹，许多医学院校及综合大学的生物系都找他定购人类骨骼标本。他有了制作的热情，觉得是门不错的手艺，同样需要专心致志，需要勇敢和勤劳。记不得从哪天起，学校不再上课了，再没人上门要货。就是原本定了货的也没人来履行合同。标本积压半楼，他整日面对这些标本发木。长久地无所事事，他开始精益求精于自己的作品，不断地摆弄它们，终于走进了自己的梦幻。他把这些由生命中最坚实的材料制成的作品组成乐队，是他赋予了它们灵魂。他又可以创作，又可以排练、演出了。在这城市边缘的木楼上，他把自己封锁在自己制造的幻境里。
那天早上我是顶着雨回家的，蒙头睡了一整天。我梦见他在荒原上呼唤，他呼唤一位大师，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他爬到山顶，看不清脸，只能听到声音。这声音已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了，是雄浑的大合唱，继而变成万籁之交响。这个梦很长，老是重复几个镜头。有几次我清楚是梦，刚到醒的边缘又沉回梦里去。等我挣扎醒来之后，已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
没等到吃晚饭我又去找他。我想把他从魔境中拖出来，长此以往人会消耗殆尽。路上碰见送葬的队伍，一路十几辆汽车。他们用冲锋枪送葬。柏油马路上满是子弹壳。头辆车载的灵柩，二辆车上坐满丧葬班子的吹鼓手。他们声嘶力竭吹着最流行的丧葬音乐，暗示死者是死得其所并重于泰山的。
我直往城外走去。大门上挂着好大的老式铜锁。连去几次都是这样。等到贺驼子一个多月后从乡下回来，才请驼子打开楼上的锁进去。楼上依然如故，只是钢琴前的那具标本被撂到墙角去了。驼子认为，他是去了外地推销产品，这年月自己不找门路不行。
有件事情使我和驼子非常不安。那天我去茶馆找驼子聊天，顺便告诉他，有朋友介绍我去南门的一家街道工厂，那里的活要轻松些。驼子挽留我，说无论什么时候有难处就找他。
邻座有茶客挑逗海爹，“海爹呀，您老人家那鬼如今安在呀？”说完抿起嘴笑。海爹并无难色，喝口茶从容答道：“那鬼么？早打了。如今祖坟山清吉了。”
驼子和我同时一怔，茶没喝完就去他家商量这事。驼子很慌：“哎呀，这酒癫子！莫不是去挖那座坟了？我跟他讲过那坟动不得，那坟虽说无主，却在人家祖坟山上……”后来又说，“不至于罢，总得有个尸呀。”
曾老师终于没有回来。
我去了南门大古道巷的工艺美术厂。谁介绍的记不清楚了，可能是钟叔河？这家街办厂有点意思，是个“藏污纳垢，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正在天井里做石膏胸像的年青人是写《火烧红莲寺》的平江不肖生向恺元先生的孙子。躲在后院墙角煮骨头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讲师郑英铸。做几何教具的陈孝弟是某大学数学老师，他一边工作一边给大学还没毕业的年轻右派讲傅利叶级数。旁边小房里埋头钉板板鞋的是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的“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她满脸沧桑，沉默、高贵。钢琴家罗世泽不知做的什么业务，跑上跑下。钟叔河夫妇做字画装裱，他们的裱糊手艺精到。与钟叔河莫逆的朱正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描图，他是解放后第一本《鲁迅传》作者。
这里有一个做人类骨骼标本的人，更怪的是也有一个驼子。这个驼子要是不驼便是美男。他待我好到只能用温存来形容。他姓张，叫张衢鹏，是这个工厂的女厂长易嘉兴的儿子。易嘉兴是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身份兼厂长，我们都叫她易主任。这么多牛鬼蛇神能聚在这里安身，多与易主任有关系。那时的街道干部没几个好人，而易主任不但人好，有着那个时代绝迹的娴淑。我不明白她怎么会被重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她有一个孙女出了名，唱歌的，叫张也。
我问郑老师，你认识做你这行的一个姓曾的吗？他说，那是我徒弟，是我教他这门手艺的。郑英铸说了许多曾老师跟他学艺的事。（1980年后，郑英铸先生在长沙教育学院教书，工水墨画。上门求画者多惮其床下的一堆人骨头不敢进门。）
多年之后，蚂蚁、微生物，还有老鼠、黄鼠狼们足以把一个人的筋肉啮尽刨光的多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驼子的土方队。驼子在我重遇曾老师的工地附近又承包了工程。原来的工地上，本该出现一个大工厂的，现在立着的还是稀稀拉拉的手脚架。到处堆着砖头、石灰、水泥。
要掘一座大坟了。土夫子们奇怪驼子为什么抖个不停。我依稀记得这是我跟曾老师追踪蚂蚁的地方。坟墓被掘开，棺材早已腐烂。人们诧异地看到，在躺着完整的人体骨骼的棺材旁边，还有一具斜倾的骷髅。他一身雪白，他是干干净净的，右手握住钉耙，手电筒被朽塌的木屑埋了半截。我迅速注意到棺材里那副骨架的指骨，的确修长。
我觉得贺驼子早就有所推测，只是今天才证实而已。他捧起曾老师的颅骨，伤心地落泪。颅骨上有裂纹，是为钝器所伤。驼子完全懂得把人当鬼打的扁担砍下来的痛快劲。他猜想，那夜曾老师被打伤后钻进坟墓里躲避，就这样再没能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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