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952年五反运动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1月5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见《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8）。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的文件。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配合党政军民的“三反”斗争。 “五反”运动便同“三反”运动一起发展起来了。

    3月5日，中央规定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1日，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店员工作的指示》，把“五反”的任务及目的归纳为八条：

    （1）、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情况，以利进行国家计划经济；（2）、明确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3）、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业联合会……；（4）、整顿民主建国会……；（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6）、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制度。（7）、从补偿、退赃、罚款、没收中追回国家经济损失；（8）、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共18条。

    运动首先在天津开展。一月四日，天津工商联节约检查分会动员大会后四天内，工商界共检举坦白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的案件六千一百十五件。

    3月12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并颁发《中央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

    补充通知全文：“(一)基本守法户中{乙}种条件中之‘检举立功’，半守法半违法户{甲}种条件中之‘彻底坦白’，均删去。如此从宽处理，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尤其是基本守法户{乙}种所规定的条件，其非法所得总额纵在二百万元以上，只要与当地工商户违法情况相比属于情节轻微者，如武汉所提之六百万元以下{武汉实际是将偷漏税、偷工减料算了二三年，现照规定只算一九五一年}，上海所提之一千万元以下，合此情节，即可下降为基本守法户。(二)基本守法户免退违法所得的标准款额，由一百万元提高到二百万元，以利于迅速处理大多数，并避免或减少基本守法户{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补退之困难，但在二百万元以下，其情节照当地情况算为较重者{如重庆}，照规定可酌退一部。而超过二百万元标准的违法所得部分，{如上海、武汉}则仍应退出，以示严肃。这样，既可使武汉、上海或其他有同类情况的城市的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合并均能超过全工商户的百分之五十，又可使二百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仍然退出，也不致使各地不满，这点已在十日、十一日的电话中取得中南、华东同意。（三）严重违法户{甲}种违法所得总额在二百万元以上，改为‘数量较大’，以示在款额标准上与半守法半违法户亦有所区别，而便于各地机动处理。（四）各地在执行此文件时，必须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社论之精神，以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一种是不根据实际情况核实工商户违法所得。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做到合情合理。

    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五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工商业主和个体私营者，全国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约999707户，被逮捕判刑有1524户，19人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死缓。

    1952年4月公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25日中央批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两个运动同时结束。

    1953年1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党和政府中大问题，要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开展“新三反”运动。

    资料参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