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

    电影《武训传》1951年初上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一认为“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一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

    毛泽东看后，要胡乔木组织几篇批评文章。《文艺报》第4卷第1期、第2期连续发表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5月16日《人民日报》转发杨耳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强调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错误的，提出要批判“武训精神”。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泽东说电影《武训传》“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指出电影“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强调“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社论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和3本关于武训的书，点名批评48位作者。

    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评论：“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同日，《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刊登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接着教育部、文化部电影局等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下属单位开展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的公开检讨。5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袁水拍《读孙瑜先生检讨后的一点意见》：“我认为孙瑜先生的检讨是极不充分的，思想上还是混乱的。”《人民日报》相继续发表华君武、桑夫、胡绳、何家槐、范文澜等人的批判文章，刊载李士钊、郭沫若、夏衍的检讨文章。

    《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武训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毛泽东夫人江青参与主持调查。《人民日报》7月23日至7月28日，连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四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贬武训、褒宋景诗：

    武训是从“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那个时代“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一场全国性的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里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运动将武训行乞教育救国的行为而受到清朝政府的褒奖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平民教育的理念，当成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彻底批判，从而树立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秩序。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工作组得出的结论：……孙铭勋是持着“教育至上”、“文化至上”的思想办教育的人，解放后孙铭勋在育才坚持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灌注着“武训精神”。

    11月2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登载《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长文说“……孙铭勋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其中有‘请拨伪国防部———即前伪国防中学旧地全部地皮及房屋’，……补助150个工作人员及500名公费生的经费，要农场工厂用具、小汽车、大汽车、钢琴、提琴、收音机、电影机……孙铭勋的个人野心，在这里已充分暴露无遗了。”

    从理论批判到人身攻击，大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教育界和文艺界。《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电影编导孙瑜愧疚之极地说：“是我害了武训！”批判持续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著名编导孙瑜受到沉重打击，四十多人受到牵连。给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１部。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共拍摄16部。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的社论发表后，周恩来首先作了检讨。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讲：“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

    徐特立说：“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关于武训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斗争。”

    最积极的当数郭沫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十天后的6月1日，郭沫若写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登在6月7日《人民日报》上。他说：“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调查记》发表后，堂邑县委宣传部干部郝瑞琛写《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寄给《平原日报》，说了一通理由，最后说：“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平原省把郝瑞琛作为反面人物，《平原日报》编者按说：“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堂邑县委会议开除郝瑞琛的党籍、工作，送回农村劳动。后来郝瑞琛说“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被子回家了”，“一直到1980年10月给我平反。”

    （注：平原省和《平原日报》，1949年8月20日中共华北政府成立平原省，平原省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六个专区，辖56县、1矿区、5城关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11月15日撤销平原省建制，将新乡、安阳、濮阳3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区划归山东省。）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为《武训传》撰写的社论，5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全囯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宣称“把《武训传》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一起抛进垃圾堆”。武训坟墓被掘，祠堂被毁，尸体遭挫骨扬灰。

    武训(1938-1898)：山东堂邑人，乞讨30年，50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3所义学，收教无钱读书地贫民子弟。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 光绪帝颁“乐善好施”匾额，“赐黄马褂”，褒其为“义学正”。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 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被尊为“义乞”、“乞圣”。《世界教育辞典》称其为“无声的教育家”。

    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记载：

    “这年春季临清御史巷义学又告成立，四月初间，先生卧床临清御史巷义学内，他静静地躺在义学房檐下，不吃饭也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虽然在病中，但一听到学生们读书的声音，脸上马上会现笑容，心里仿佛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二十三日（1896年6月5日）正午，先生卒。先生面貌很丑，狭额宽颔，嘴唇扁皱，状似老妪，颜容极其慈祥和蔼，见者莫不愿和他接近。当时三县义塾师生听到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都痛哭失声，遵从他的遗嘱，安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东壁外。”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

    对于武训，蒋介石曾亲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

    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

    邵力子题词：“学不厌，诲不倦，孔子所以成为大圣人。武训先生虽未学，而必谓之已学，虽非直接施诲，而其为诲者实大，其不厌不倦，则犹与孔子无二致。吾人必须发扬孔武之精神，以学以诲，不厌不倦。”

    教育家陶行知说：“山东乞丐武训，开三个学堂”，“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每一个农友都做一个武训，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小武训。”“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中国要想造成一个好学的民族，需要一百万位武训先生，开办三百万所学校及读书处，平均每校每处普及一百五十人之教育，才能叫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家家读书，人人明理。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保证整个民族继续不断之进步。”

    从1942年起，陶行知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1000多人。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会宣讲。

    陶行知(1891-1946)：近代著名教育家，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会”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46年病逝。中国共产党当时盛赞其：“……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985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同日，新华社以发布之一讲话。《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平反。

    资料参考

    《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