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b]下面引用由[u]鲁速[/u]发表的内容：[/b]

孔子的学说的主要精神和核心 - 所谓“重中之重” -  不外乎“八字真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本文作者湖湘思者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众目睽睽之下淋漓尽致地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自相矛...[/QUOTE]

    “君君臣臣”是孔子两千五百多年前对拥有至高权力的君王立下的道德之法，该法禁止君王施暴政，他说“苛政猛如虎”， 唯有仁政才能让天下太平无事、让人民安居乐业。难怪齐景公听后兴奋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子身后百余年，孟子喊出了令帝王们心惊肉跳的“君轻民贵”四字诀。又过了半个世纪，荀子直言不讳地号召天下儒生“从道不从君”，从此，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民间，反暴政的底层民众一边高呼“君权民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边挥舞“替天行道”的大旗浴血鏖战，涌现出一批批视死如归嫉恶如仇的英雄豪杰，如武松、王小波、葛贤……
    在朝廷，正直的贤相良臣与昏君佞臣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出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曲悲歌！翻开浩繁的历史画卷，一个个不朽的英灵顿时扑面而至：他们是“秉笔直书”的司马迁、“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两袖清风”的于谦、敢于“抬棺死谏”的海瑞、高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死犹未肯输心去”的黄宗羲、“身教重于言教”的王夫之、“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但持铁血报祖国”的秋瑾、“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与此同时，秦始皇以《商君书》为治国宝典，焚书坑儒企图将孔孟思想一举扼杀于摇篮中。谁曾料到，结果事与愿违，短短十余年偌大的秦王朝便轰然倒塌。汉武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改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他独尊的却并非孔孟正宗，而是经董仲舒之手改造过的儒术。日复一日，“君君臣臣”慢慢演变成“臣为君纲”。年复一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渐渐成了中华帝国臣民的永恒戒律。
    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昏君佞臣有了一块冠冕堂皇的遮羞布。隋朝的杨素、唐朝的李林甫、北宋的蔡京、南宋的秦桧、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便是这些伪儒生的典型代表。他们白天念叨着“君权神授”的魔咒，对君王卑躬屈膝谄媚奉迎，夜晚却以儒家名义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

[QUOTE][b]下面引用由[u]鲁速[/u]发表的内容：[/b]

如下的批语：

“犯上作乱”，“大逆不道”。

而且，“孔圣”必然号召其弟子们对阁下的犯上作乱和大逆不道群起而攻之！

（在大言不惭、信口开河什么“圣贤和圣贤文化”之同时拼命往“圣贤和圣贤...[/QUOTE]
“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乱臣贼子”在哪一本圣贤书中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不是出自圣贤之口，将别人的话强加在圣贤头上可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伎俩。
我在圣贤书中只看到“苛政猛如虎”“群轻民贵”“从道不从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QUOTE][b]下面引用由[u]关令尹[/u]发表的内容：[/b]

“圣贤文化”的实质就是托古改制，就是扯起大旗当虎皮。从此种意义上说，自称“述而不作”的孔夫子确实堪称该文化的鼻祖。

然而，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下作，正所谓“非愚即诬”。阉割强奸...[/QUOTE]
“用暴政去反对暴政，其结果无外乎两种：第一，失败，第二，成功造就新的暴政”你说得好极了，我非常赞同你的分析，上个世纪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不正是全面反对鼓吹仁义的传统道德吗？不正是鼓吹残酷的阶级斗争吗？暴政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以暴易暴即使打着民主的旗号也无济于事，中国最大的暴君不正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上台的吗？再走他的老路只会让我们民族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QUOTE][b]下面引用由[u]鲁速[/u]发表的内容：[/b]

还“文圣孔子”的“传统道德”之本来面目 - 忧虑“礼崩乐坏”、试图“重整乾坤”（建立与维护他老人家心目中的、源自“文、武、周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慎防与制止“乱臣贼子”的任何“犯上作乱...[/QUOTE]
你还以文革批判孔子的那些大字报为基调，我实在不知怎么与你沟通。孔子以仁为核心，既批判暴君，也批判想当暴君的乱臣贼子，这有什么错？张献忠洪秀全当了皇帝，难道就比唐太宗隋文帝更好吗？

                   圣贤仇恨者之心理分析
                                         
    历朝历代文人学士著文责骂秦始皇、隋炀帝、秦桧、严嵩早已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因为诅咒昏庸无道草菅人命的暴君和残害忠良阴险歹毒的佞臣合情合理大快人心，该诅咒旨在弘扬正义鞭挞丑恶警醒后人，是对违背仁义道德之人施加的一种永恒的精神惩罚。
    然而，如果诅咒的对象是宅心仁厚智慧超群的孔子，则会令人迷惑不解惊诧不已。这种事居然还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更是叫人匪夷所思惊心动魄！——每天早晨打开网络，那污秽恶毒的语言便扑面而来，一个个跳荡邪灵的文字会一次次深深刺痛你善良的心，使你油然升起满腔怒火……
    为什么有人会断章取义地栽赃我国的古代圣贤？为什么他们至今还沉浸在文革噩梦中难以自拔？若想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对他们进行逻辑思维考察，还得对之展开心理分析，因为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潜意识对人行为的影响决不低于意识思维对人行为的影响。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看，圣贤仇恨者因为长期坚持“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模式，渐渐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正即邪、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他们将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割裂开来使之绝对化，把东方与西方、专制与民主、古代与现代对立起来，简单赋予其绝对意义，偏执而武断地为世界重新制定出新的善恶标准，并顽固坚持政治挂帅思想入罪原则。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从不用逻辑和历史知识对自己业已形成的观点展开反思，也不允许他人对此进行质疑。想让他们平静而理性地与他人沟通、停止对圣贤的诅咒简直难于上青天，为了揭晓其中的奥秘，我们唯有从非思维意识层面入手，从隐秘的潜意识中去寻找答案。
    虚伪有两种形态：一种能被人的意识察觉，一种不能被人的意识察觉。
    第一种虚伪者知道自己虚伪，也知道虚伪不好，所以他们努力用诚实正直来掩饰自己的虚伪。这种虚伪漂浮在表层，使虚伪者时时处处显得言过其实表里不一，因而很容易被他人识破。此外，这种人一旦遭遇打击因而受到强烈刺激，很容易改弦易张复归于真诚。
另一种虚伪深藏在潜意识中、浸透在骨子里，使虚伪者本人根本无从知晓。该虚伪者对仁义道德天生抱有一种敌意，尤其对古代圣贤（例如终其一生寻道求仁育人正己的孔子）恨之入骨，他们不相信世上有真正诚实正直之人（除开他们自己），所以面对受人爱戴的圣贤才会一反常人由仰慕、崇敬到爱的情感路径，而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羡慕——嫉妒——恨”的情感路径。他们坚信被人崇敬的圣贤都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这种坚信使他们怀着某种怪异的热诚不遗余力地去诋毁诅咒他们，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揭开圣贤的画皮将其真面目大曝于天下！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有个惊世发现：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不管分歧有多大、争论有多激烈，最终总会达成一致。如此看来，圣贤仇恨者之所以不能与人沟通达成一致，其症结就在于缺乏真诚。
    于是，接下来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会缺乏真诚？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偏执、如此不可理喻呢？
    对民族的先贤缺乏敬意，对自己的民族自然也会缺乏敬意，这种人的目光死死聚焦在一些民族败类身上，他们会重拾国际种族主义牙慧称自己民族为“劣等民族”，用莫须有的“民族劣根性”栽赃自己的同胞，他们还会顺理成章地将民族落后的根源归罪于我们民族的先贤。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就在于缺乏爱，缺乏爱又源于缺乏真诚、缺乏真诚则是过度自恋结出的恶果。
    过度自恋之人会巧舌如簧地欺骗自己，将自己打扮成十全十美无所不知的完人，殊不知“自己”是“我”的第一位听众，一个人只要成功地欺骗了自己，他就得永远将谎言继续下去。久而久之，对他来说真诚便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自恋者是自己最大的谄媚者，他会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对自己阿谀奉承，那些甜美的言词会像海洛因一般使他渐渐失去自知，从而迷失自我……
    意识不到自己虚伪的人会对所有真诚之士暗生敌意，这种敌意他们同样也意识不到，然而这种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敌意却能搅乱他们的正常思维，使他们用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诋毁历史上或现实中的真诚之士。他们的诋毁是“真诚”的，这种“真诚”极具欺骗性，因为自知是谎言而执意说谎无人肯相信，“真诚”地说谎却很容易打动听众。——这也是骨子里虚伪的圣贤仇恨者在网络上能拥有不少粉丝的原因所在。
    “真诚”的虚伪者怎样才能走出心理困境复归于真诚？圣贤仇恨者怎样才能解除心理魔咒回归理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回迷失的自我！唯有找回那个真正的自我，他们才会明白此刻陶醉其中的“自我”不过是自我的幻影。而想要找回真正的自我，他们先得弄清“自我”究竟是什么？
    “自我”是一个人对他人与世界审视观照的可能性，没有对人类与万物的观照，自我只是无尽的虚无——如果你观照的是美的事物，并将那种美用自我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自我”就呈现美的特性，反之则呈现丑的特性。
“自我”是一个人对他人与世界爱与沟通的可能性，没有对他人与世界深沉的爱，自我只是无尽的虚无——当你真真切切爱上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时候，你就无限扩大了自我的疆界，你的内心也会因此而无比充实。反之，恨则会乘虚而入，使自我变成一团身无长物的满腔怒火。
    “自我”是一个人创造的可能性，有了创造自我才会上升为实实在在的存在——创造不是否定对方、打倒对方，因为新事物的依据不在旧事物身上，新事物的诞生才能使旧事物相形见绌，而所有新事物无不是从旧事物中脱茧化蝶进化而来……
    圣贤仇恨者指责孔子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殊不知他们在咒骂中已经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沼：如果他们否定的只是“假仁假义”而非“真仁真义”，那么仇恨终其一生坚持仁义至上的孔子便毫无道理。“仁义”是孔子奉献给世界的一份世纪大礼，除非圣贤仇恨者完全抛弃仁义原则，甘愿做个不仁不义之人，他们的谩骂才有理可依有据可循，否则便是无厘头的乌鸦噪日。其实文革中“孔老二”早就成了咒人戾语，我们国人也对谩骂孔子习以为常（整整十年耳朵都听出了老茧），况且人人心知肚明：咒骂之人总有住口的那一天，太阳的光辉也不会因为乌鸦的聒噪而减损分毫！
    圣贤仇恨者自我标榜为民主斗士，可他们忘了仇恨带来的只能是专制，罗伯斯庇尔便是前车之鉴！民主依傍的是仁爱与宽容，如果连国民崇敬的圣贤都容不下，又岂能包容异己思想和异议人士呢？灭绝某种思想与独尊某种思想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两个极端都会导致思想消亡，而思想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催化剂。思想无罪、信仰自由，真正的民主斗士即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会誓死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因此，为使我国尽早结束专制独裁迈入现代民主社会，摒弃仇恨复归理性才是当务之急。

                   恐儒综合症
                                   
    恐儒综合症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一种新型精神类疾病，罹患此病的人大约六十岁上下，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十年浩劫”中饱经政治风暴的洗礼，满脑子“破旧立新”革命造反思维，只要一听见“孔儒”二字就会污言秽语骂骂咧咧无止无休。他们把孔子当成中华民族最大恶人，把孔子门生——不管是孟子、荀子、黄宗羲、谭嗣同还是董仲舒、朱熹、和珅——都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无论有无听众、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都用同样的言辞和语调喋喋不休没完没了。这种强迫性偏执症状已经大大影响病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探寻此病的具体症状及产生原因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罹患恐儒综合症的人通常表现出显著而持久的抑郁悲观情绪，轻者闷闷不乐、无愉悦感、总感觉心上压着什么东西；重者悲观绝望、度日如年，视自己民族为劣等民族，用莫须有的“民族劣根性”栽赃自己的同胞，对身边的人由初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逐渐升级成与日俱增的憎恶与狂怒（症状相同的病人除外——同病相怜嘛）。
恐儒综合症以突出偏执妄想而无持续幻视为特点，其临床表现与偏执狂有近似之处，但妄想结构没有偏执狂那样系统，亦不固定，虽伴有轻微幻听，但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妄想分散与荒诞离奇、伴有持续而强烈幻觉不同。具体症状如下：
    1、释义妄想：在解释孔子及孔子门生的书时完全不顾历史与古汉语常识，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地按自己的臆断肆意解读。
    2、评论性幻听：评论现实与历史时既不尊重他人意见，也不尊重逻辑，一味沉浸在自己偏执的妄想中，且时常被偏执妄想产生的幻听困扰。
    3、强制性思维：偏激思维一旦成型便不再受人的意志控制，即使有时产生怀疑与厌烦也欲罢不能。
    4、行为孤僻退缩、与现实格格不入，情感冷漠、尖刻，对朋友亲人充满疏离感。
    引起恐儒综合症的原因很多，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性格心理方面的，还有生理方面的。这些原因有的隐伏在人的意识表层，经过仔细梳理能够被人类认识；有的藏匿于潜意识深处，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被人类感知。
    思想认识方面的病因是“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方式。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将从古至今几千年华夏文明史用“封建专制”简单予以否定，根本不顾中华民族曾几度领先世界潮流的事实，完全无视中华民族在孙中山领导下曾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事实。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简单地将“专制”与“自由”对立起来，把“专制”的标签粘贴在自己民族身上，全然不顾“专制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然无视思想绝对化带来的恶果。更为荒谬的是他们还把近现代民族落后的原因不加区分地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把孔子说成阻碍中华民族迈入现代民主社会的罪魁祸首！
    性格心理方面的病因有冷漠、忧郁、固执、敏感多疑、自尊心强、自命不凡、以自我为中心、有强烈的自恋倾向等等，这些病因有的由于思想偏激引起，有的因为从小缺乏爱所导致。
    生理方面的病变则因长期情绪激愤和心理压抑而引发，首当其冲的便是肝肺肾，这些器脏的病变会极大加速恐儒综合症的形成与发展，此外某些难以言齿的生理隐疾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恐儒综合症虽是继阿尔茨海默病以后大陆老年人的又一杀手，但比起后者来仍不足为惧，因为这一新型精神疾病很容易治愈，只要患者不固执己见、不讳疾忌医，几乎个个都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永绝后患。要根治该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回归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最好的药方莫过于《道德经》和《论语》，仔细读几遍（不懂的就请教古人或询问今人），然后用“阴阳平衡矛盾互变思维”取代“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
    众所周知，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一个东西的两面——阴与阳，阳即阴，阴即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矛盾双方相异相对又相辅相成，若即若离又和谐统一。这个道理我们的先人老子和周敦颐以及大洋彼岸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但自黑格尔将矛盾分出正反以后，情况就大大变了样。矛盾一旦分成正反，对立便不可避免，相生相克的理论也应运而生。从此以后，好与坏、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变成了可以脱离对方独存的客观存在，人性的弱点又让人纷纷把自己打扮成真理与道德的化身，将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不齿于人类的恶魔。于是，人世的纷争从此拉开序幕，人与人之间残酷的斗争渐渐无止无休。
何谓正？阴阳平衡即为正，阴阳失衡则为反。如果将阴阳——矛盾分成正与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好与坏、对与错，而正与反、好与坏、对与错能和谐相处吗？不能！它们只有斗争，只有一方灭失另一方！于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理论便应运而生。要问极端思想怎么产生的？正是割裂阴阳把正与反绝对化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只要陷入这种绝对思维，就会将自己摆在真理与道德的绝对高度，从而变得偏执武断，最终将自己同胞视为敌人并毫不容情地宣判其死刑，恐儒综合症患者咬牙切齿诅咒“孔儒”正是中了这种极端思想的毒害。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再来分析历史与现实便易于反掌了。历史是怎样形成的？你争我夺、改朝换代只是表象，沧海桑田、兴盛衰亡才是实质。评判历史不能对仁君与暴君不加区别、不能对贪官佞臣与清官贤臣一概而论、不能将盛世与败世等量齐观，用“封建专制”将一个民族几千年文明统统扼杀何其荒谬！我们不能因为暴君与贪官佞臣使国家陷入败世就断定那个民族为劣等民族，因为仁君与清官贤臣同样也曾使自己的民族领先世界潮流。纵观历史人们会发现：孔子思想恰恰是仁君、清官贤臣与盛世产生的原因，暴君、贪官佞臣与败世则因背离其思想所致。至于暴君、贪官佞臣及其御用文人歪曲利用孔子学说，其责任不能归罪于蒙冤受屈的孔子。
    儒家学说从古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和荀子用“君轻民贵”“从道不从君”传承孔子思想，揭开全民族“替天行道”反抗暴政的序幕，“得民心者得天下”“君权民授”更是闪耀着现代民主思想的光辉。与此同时，董仲舒却用“君为臣纲”曲解孔子“君君臣臣”思想，把儒家学说引入歧途，此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权神授”更是将儒家学说变成暴君的附身符与杀手锏。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绝不可概而论之，无论继承或扬弃必须先弄清对象，笼统地指称全体的做法武断而偏颇。那些将儒家文化当成整体弘扬或批判的人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犯这种低级错误正是“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模式惹的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恐儒综合症患者仅仅改变认识方法远远不够，同时还需要努力克服其自身的性格弱点。首先需要克服的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之人总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们认定孔子是民主的敌人、是“封建专制”卫道士，认定“三权分立”“多党制”“全民普选”是民主的本质。可是他们不知道民主也和中庸一样是一种态度、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民主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民主不能单靠言辞表述，而是语言与行动的统一；民主不能复制他国的现成模式，必须由每个民族自个儿去创造。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仁爱与包容，是尊重他人、彼此和谐共存，民主的基础正是孔子的中庸！
    其次需要克服的是“好高骛远”。一个人既然认定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当然渴望一夜成名万古流芳，于是绞尽脑汁想开出一剂救世良方。可是世上真有救世良方吗？没有！绝对没有！希特勒曾经幻想过、马克思曾经幻想过，结果统统失败了！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崛起需要人们在哲学、经济、文学、科技、政治各个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会有什么先知先觉！“打倒孔家店”绝非救世良方，同样的道理，老子和孔子书中也不可能有救世良方，我们能找到的只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人生态度，这种仁慈包容的人生态度正是我们今天摆脱贫穷落后走向民主繁荣的有力保障！
    最后需要克服的是“尖酸刻薄”。因为尖酸刻薄会使人变得日益冷漠与自恋，而自我的膨胀容易使人对自然、对生命、对真善美失去敬畏，刻薄地谩骂孔儒、恶毒地诅咒一个宽厚仁慈的老人正是这种敬畏心消淡的体现。
    盘点历史，反孔第一人要算商鞅，他把孔子“六艺”比拟成六只祸国殃民的跳蚤；随后秦始皇将《商君书》当成治国宝典，焚书坑儒企图将孔子思想扼杀于摇篮中；洪秀全接下来将孔子妖魔化，杀书生之余不忘毁孔庙砸圣像；毛泽东做得更绝，文革中将全中国几百万“孔儒”打倒在地，还让红卫兵小将踏上一万支脚！我不明白今天恐儒综合症患者反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我清楚他们一定不想让“封建专制”在我国继续留存，然而当一个人的动机与目的背道而驰时，我只能将这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毫无疑义，民主靠具有民主人格的国民来践行，民主意识的培养比民主思想的传播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民主型人格的人即使身为帝王也可能带领臣民迈向民主（蒋经国就是最好例子），而一个具有专制型人格的人即使成为民选总统也可能将国家重新引向专制（希特勒和普京便是前车之鉴）。
    我偏激而固执的同胞，不知以上这些逆耳忠言能否使你幡然醒悟，如果你依然余怒未息，不妨去宝岛台湾走一遭，那儿可是古老中华唯一没被赤潮玷污的净土！你去那儿走一走、瞧一瞧，听听海峡对岸的同胞如何评价孔子，看看他们怎么刀不血刃地过渡到了现代民主社会，但愿你在那儿能邂逅大陆民众迷失已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