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克煌： 讲真话的巴金
读旧报，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零6分逝世于上海。享年101岁，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极至的寿命。这个被誉为中国一代文学巨匠的老人，更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仅凭早期的《激流三步曲》《爱情三步曲》，巴金就已经确立了文学巨匠的地位。更难得的是，在“文革”之后，他用八年时间写了150篇计42万字的《随想录》，一部讲真话的大书，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标志性的著述。
《随想录》的可贵之处在于：在 “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他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罪恶，人们不但是受害者也多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巴金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他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假话造成的。巴金说“人们正在想出种种办法残害同类”。“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巴金说真话，是为了追求真理。
这是官方新华网对于巴金的报道。我没有读过《随想录》，不过就因为“文革”由假话产生这句话，我直觉地感到这篇报道未必足以全信。巴金不可能对“文革”是如何产生的这么一个其实是常识的问题都搞不清楚。要认真地自己读一读《随想录》这本书。
“文革”分明是由极权下的阳谋，在其制造的个人迷信的土壤上产生的。假话不过是其中主动设陷或被动无奈的存在表达而已。尽管假话害人误国，至今仍在某些方面祸害不已。
自然，呐喊最早、时机可贵的巴金，也是可能只得局促于这样的层面以便先把话说开来的。
可是，如此律己小心、锋芒不着的巴金还是讨不到好，他遇到了麻烦。在《随想录》已经出版，老人宣布搁笔之后，1991年，北京一家报纸公然发表署名文章，攻击巴金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由向老人泼污水，甚至将“说真话”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污蔑“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
这一次老人终于忍不住了，在当年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巴金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那些文坛鬼魅们：“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因为我的病，我的确服老了。……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巴金老人说过：“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而今，巴金离开了人世了，他真是那么心安理得么？巴金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年。这十年，他已经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几乎像一个植物人，痛苦而无望。他曾经表达过希望能安乐死，结束没有结果的煎熬，却因为关心者们而长久不能实现。为此，互联网上有人嗟叹乃至不平，为他临了仍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巴金从小就追求自由，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一生在自己的作品里讴歌自由、鼓吹人权，后半生反对受人控制的说假话。但是他自己，却无能自由地选择个人的生死，巴金的价值和存在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是集团的利益所在，他必得为此而牺牲个人意志。巴金被社会化、政治化了，而社会与政治无处不在！他终身陷入在陷阱之中！这是巴金的悲剧！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悲剧！
巴金老人代表了一个时代，在他的这个时代里，他仍然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与意愿充分地表达得一清二楚。或许在这样的时代里，这种委委屈屈的表达方式才利于面世发挥作用吧？请看看受尽折磨的胡风他们的回忆录，不是一直在自称如何地听话吗？可悲！
2006－5－22 《长滩拾贝》
读后记：
说真话是一种操守，也是自省后的回归与对社会的净化。
还有一种真话也叫直话，则是对人的劝谏。它极可能是造福于人家乃至百姓的一种功德，或有可能创造奇迹。如今年2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文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我说的当然是真话！ 2016/4/13
资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老和侄子李致散步时曾提到，如果自己身体不行了，希望能够安乐死。95岁后他无法自主控制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对老人实际上是个折磨，他已经很难表达自我了。病痛中的巴金曾经艰难地说，“我为你们而活”。华东医院成立了保巴金百岁小组，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在101岁之后再次病危，家属和医院都希望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