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湘西归来后，每逢船停泊长沙，就是我最紧张的时刻，既要完成船上的装卸作业、安全值班、船体保养等各项工作，又要回家探望母亲，更重要的是尽量抽出时间找书籍、请教、拜师、访友。拜访、请教最多的地方是河西湖南师范学院赫石北村，那里是谢清明的家，可以经常遇到中文系的谢轶老师和羊春秋教授。我虚心地拿出在湘西沅水写的诗篇请教，诸如“青坡醉看花舞，深山痴闻鸟唱”、“骚乱镜中年少首，白发青丝暗斗”、“放歌悲慷慨，杯酒破红尘”等诗句请求指正。

    羊老师看后一声不吭，谢老师看后说：

    “宗凡，学写诗，应当先学习诗词格律。”他找出本诗词格律小常识递给我说：“先读读这本书，以后再读王力的书。”他接着说：“写诗的诀窍在多读多写，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然，写诗还要有天赋和灵感，要不然满天下都是诗人了。你有灵感，只是基本功太弱。”

    我带着这本书，回船后苦读，又找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下了三个月功夫，带着新写的几首诗再去请教，其中有看电影《毕昇》观感：“毕昇看罢泪难收，惨痛哀伤恨不休；人世欺凌悲切切，官绅压迫苦悠悠。印书活字惠天下，村野布衣逝水流。自古成灾因士宦，国贫民贱两千秋”。

    羊老师看了诗后，笑着说：“大有进步。你呀，就是少年激进，危险呀！”

    谢老师也说：“诗有境界，有思想，有进步。”他告诉我，中国古代的唐诗宋词已至化境，后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超越，你要定好位，莫把所有精力耗费在这上面，明志、咏时、抒情、写景都可，文史不分家，千万莫沉迷单一的学科。

    他俩都是祁阳人，几十年在外求学谋生，始终乡音未改，与人交谈时，用的是浓厚的长沙祁阳混合音调，如果他俩用家乡话交谈，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在《湖南日报》上读到羊春秋老师的一篇批孔文章，当晚，我在赫石北村8号屋檐下聊天时，笑着问他：“羊老师，‘心不愿而形役’作何解？”他愣了一下，接着笑了，说：“你真的危险，思想太激进了。不是还有句‘奚惆怅而独悲’吗。我是挨过批斗的人、是有家室的人，可不像你那样轻松自由啊。”从他的话中我明白这篇文章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之作。

    1974年底，大弟宗元来信说已在郴县石灰厂上班了，我开始以为是生产队派出的临时工，因为我真不敢相信命运之神会向我家施以援手。后来才知道，宗元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过批斗、殴打，逐渐坚强起来，坚持“犯法的不做，孬（毒）人的不吃”，得理就搅得你大队干部头痛，在知青中有一定的影响，正好上面下来个招工指标，单位工种都不好，大队便顺势把他推了出去。他的招工给我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好一阵我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1975年我日记上的元旦题词是：“东西识否，毅志坚否，我行我吊，自乐自走！”我把陶渊明的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写在四开纸上，贴在床头。同时还贴上范仲淹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船舱床头前再没有了古人画像和小装饰物了。

    日复一日的进港出港、装卸航行，平静而奋发，心忧社会而与世无争。

    1975年春节后，小弟宗平通过关系，将二弟宗亮从零陵县珠山公社林家大队迁移到华容县潘家公社潘家大队，虽不在一个生产队，两兄弟同在一处让母亲和我放心了许多。

    1975年9月，家中突然接到小弟宗平的电报，说在工作中遭大队会计陈某殴打，吐了血。母亲打电报到轮驳大队，船队通知在茅草街的我，我心急如焚地立刻赶到华容。宗平任大队出纳，陈某是大队会计，因为陈某的报账单据不清不楚，宗平拒绝为其支付现金，陈某仗着是本地人，二话不说出手打了宗平几拳。二弟宗亮闻讯后赶来,大队支书早将两人拉开，制止了事态的扩大，陈某也自知闯了祸，马上离家躲了起来。我到华容潘家大队，看见宗平神态平和自如，悬着的心放下大半，仔细问了他的伤情和事件的经过，随他一起到大队党支部，向大队书记讲明我的态度，然后气势汹汹地来到陈某家，陈某早已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两位老人，我气愤地当着聚集在陈家禾坪上的十几个农民说：“我只要求见见他，让他给我弟弟赔礼道歉。明天再躲着不见面，我一把火烧了他家房子，我说到做到。”大队书记和言细语地规劝我，他担心事情闹大，会造成整个公社知青的动荡，这个罪名他是担不起的，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让陈某出面，一定要他向宗平道歉并赔偿医药费。他怕我会不计后果，又反复劝我千万别动手，作出傻事来。我知道二个弟弟在他管辖下，今后知青招工首先要过他这一关，我不会自断后路，因此对他谦恭有礼，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上午，陈某来到我们住处赔礼道歉，事情就此和平解决了。

    1975年11月底，我再次来到华容。长沙港务局下属大集体单位港口大队招收搬运工人，这次招工是单位照顾有子女在农村插队落户的职工，所有指标全部戴帽下达。我家有三个知青，姐姐所在的客轮船队分配给我家一个指标，招谁？我和姐姐的想法是招宗亮，宗亮从零陵老家迁到华容，没有知青档案，年龄比宗平大三岁多，活动能力比宗平差，估计以后难有单位会录用他，宗平以后的机会多些。我到华容见到他俩，还没有开口说招工的事，宗平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留下，让四哥招工走！”

    这让前来招工的客运站曾敢赞叹不已，说兄弟间这般友爱谦让实在难得、世间少有。1990年，我调职长沙港客运总公司，曾敢担任客运总公司工会主席，上级工会几次想撤换她，我心里一直感激她挺着个大肚子为宗亮招工在华容劳神费力，坚持继续用她。其实，她工作蛮能吃苦的，只是能力差了点。

    因为宗亮没有知青档案，我费尽口舌说服了华容县知青办，他们说：反正是你们自己单位招工，就由你们单位出个证明，我们给他立个档案就是。我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姐姐，姐姐马上在单位开出证明，连夜冒雨赶赴华容，浑身泥巴地走进宗平的住房。第二天我就在县知青办为宗亮办好手续，十二月初，我和宗亮、宗平三人满怀胜利的喜悦回到长沙，将留在农村的小弟宗平带回长沙，其目的是让他回来安抚情绪，调整心态，尽管是宗平礼让宗亮回城，其被遗弃于农村的心情可想而知，终究回城是千百万知青梦寐以求日思夜想的愿望啊。

    宗亮的回城，母亲放下了一大心病，宗亮六岁随姑妈在合肥生活了五年，回长沙呆了二年多，十二岁随父亲下乡颠沛流离，自食其力吃尽了苦头，母亲一念及此，必定泪流满面，今日招工归来，大喜过望，急匆匆到棉花厂买了一斤肉，回家包上一大碗蛋饺，看着母亲的笑容，我心酸但也倍感宽慰，母亲总算是苦尽甘来了！现在只一个弟弟在农村，招工有望，回城当工人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返城，留在农村的宗平几经公社极力推荐，参军、岳阳造纸厂、岳阳化工厂等等单位，都因政治审查被淘汰下来，家庭出身成了招工的最大障碍。在极度的失望中，1976年4月，宗平选择了华容县注兹口镇建筑队这个镇办单位。不久，国家颁布政策，让全部知青返回城市，我曾经后悔他的选择，然而他后来工作和生活证实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大多数知青回长沙后都就职于街道和大集体，经过努力，他最终进了华容县教育系统，退休后工资比当工人的哥哥姐姐高了几乎一倍。

    紧接着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右运动接踵而至，刚被毛泽东启用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平步青云，登上国务院总理的宝座。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地震，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十六万多人受伤，9月9日至高无上的毛泽东彻底放下了手中的权柄，“万寿无疆”了。

    我和同学、同事对时局经常探讨争论，周恩来逝世后，我和谢几何争论谁当总理，他说非张春桥莫属，我说绝不会是他，果不其然，是华国锋继位。毛泽东死后，谢几何说：“中央一定是华国锋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我说中央可能有大的变化，因为我参加经历了文革，后来虽然回船去促生产了，却对长沙市的政治形势、派性斗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意识到中央同样存在严重而不可调和的派别争斗，就凭张春桥文革起家的人是不可能攫取最高权力的。我俩争论的话音未落，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一夜间被彻底打倒，我知道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真的结束了，为此题了一联：

    真理安在？欲向梦里问究竟；

    主义何存？回头历史探根源。

    面对新一轮的个人崇拜，敲锣打鼓迎接华国锋的标准像，高呼英明领袖、高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等革命歌曲，我对这种文革中盛行的现象极为反感厌恶，转而不相信华国锋能稳坐钓鱼台，掌控十亿人的中国。

    1967年10月6日，“四人帮”一夜间灰飞烟灭，长沙市的“工”“湘”派顷刻失势，长沙船舶厂郭松元（原保皇派）带人抄封省、市总工会（因其主要负责人均为造反派）。在省总工会殴打省总工会副主席刘正良（工人、全国劳模）、省总工会写作组负责人王桂生等人，省委常委刘玉娥见状只是笑着喊了句“同志们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啊！”便扬长而去。三结合中的军代表和领导干部，当年被批斗的遭遇记忆犹新，从骨子里憎恨文化革命和造反派，祭起“放手发动群众”的法宝，层层楸小“四人帮”，一直发动到车间、班组、船舶。

    1977年，中共中央发动全面清查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群众运动，靠“文革”造反起家的，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担任委员、常委、副主任的群众代表，统统划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里，受到审查清洗，1976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视为“突击入党”，全部不予承认其党籍。

    湖南的“清查”运动起于1976年10月下旬，1977年春进入高潮。各级革委会三结合中的所有造反派和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统统被赶进强制封闭的学习班或看守所。长沙港务局文革运动中造反的头面人物李铁凡、李敬林、赵家林等人遭此厄运。清查运动中，李铁凡、邓庆生郁郁而终，年龄都在四十五岁以内。文革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1982年5月由市中院和省高院宣判：胡勇（省革委副主任）判刑15年、叶卫东（省革委副主任）判刑13年、唐忠富10年（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原领导干部）判刑8年；定为“三种人”的有李敬林（湘江风雷）、雷志忠（工联）等一大批人，下层造反的骨干定性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递队人选……湖南最早支持“工联”的章伯森（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84年3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1977年9月，长沙港赵家林被囚禁在学习班里，他的姑母从港务局家属楼三楼不慎摔下身亡，事情发生后，易双桂、罗国华第一时间赶到赵家林家，晚八点罗国华在湖大操坪露天电影场找到我，我立刻随他赶到五一路口长沙港务局家属楼。赵家林虽然从学习班被特批回家料理丧事，几名随从负责全程监督，没有行动自由，他爱人杨萍秀怀抱幼子一直在哭泣。我和易双桂、罗国华忙前忙后协同赵家林姑母的亲戚一起料理丧事，我寻找着原来“海燕”的战友和1962年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找遍了现场只有易、罗、胡正生和我四个人，也难怪，赖宇明在学习班出不来，大多数“海燕”的战友上了船，留在机关和岸上各单位的“海燕”战友，可能是被这声势浩大的清查运动吓怕了，避之唯恐不及，哪里敢来机关大院里赵家林家啊！

    家属楼连着长沙港局本部大楼，白天晚上看热闹的人不少，冷眼旁观、喜形于色、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各种各样的神态表现得淋漓酣畅。当年，赵家林任党委副书记时，人们趋之若鹜，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看着众人的神态，看着动一动都被人看管着的赵家林，从心底感到阵阵寒气和恐怖。赵家林、赖宇明等人经过大半年的审查甄别，给予不承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遣回原单位当工人的处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我从1970年秋上船后，在长沙的时间大多用于学习和拜师、访友，同他们的交往少了许多，往往是在几个航班后，才抽点时间走走看看，和他们的友谊毕竟是长年培养起来的，水上有句话：“人不亲、船板亲”，何况赵家林、赖宇明他俩对我一直很友善，所以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