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湖记忆

    1961年8月20日下午，三百多学生和老师在岳阳楼下登上六艘人力帆船，看着船员撑开船头，升起风帆，驰向浩瀚的洞庭湖深处，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风正一帆悬”的壮观景色。顺利得很，十几公里水路，二个小时帆船抵达钱粮湖国营农场六门闸码头（现属岳阳君山区）。集中在大堤上，老师点名清点人数，突然听到叫“姚时杰”，我猛然心动，居然在这里也遇到个“时杰”，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初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廖时杰，这里有个姚时杰，我顺着他“到”的应答声找到他，少年人见面就熟，他十七岁，说自己在长沙市三中高一肄业，我不由自主地依恋着他，很快就和他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半个多月来，每天建校收工，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漫游在芦苇深处，寻找当地农民种植后遗忘的瓜菜。他却总以累、不舒服为理由，躺在工棚的地铺上，看着我朝外走时，总不忘高声嘱咐：“记得，给我带点东西来。”一二次尚可，老是坐享其成，我渐生厌恶，就有意疏远了他，他亦自知无趣退而维系着同学的关系。

    在寻找摘食各种农作物的活动中，我认识了石门县中的石利、吉首县中的张正森，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礼让，我们三人可谓是惺惺相惜，很快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学校得到“三剑客”的绰号。学校一年中的课外活动，基本是三人结伴进行的，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学校停办，各回各家为止。

    教室和宿舍1961年10月底建成布置好，11月分班上课，按季节安排课程，农忙停课耕耘，农闲整天上课。11月又坐在日思夜想的课桌前，心中无限感慨也充满无限希望，三年，我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12月中旬，学校的期末考试是开学来的第一次摸底统考，统一的试卷，班主任要大家认真对待，考出自己的实际水平。数学、语文的考试我都只用了二十几分钟，监考老师用吃惊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把试卷放在讲台上，我刚离开讲台，她迫不及待地拿起我的试卷，看着看着眉头舒展灿然一笑。

    师大附中初44班是学校五年一贯制的试点班，试卷上的题目大在初二学过，报考前经过恶补，功课还记忆犹新，所以难不住我。

    统考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教导主任办公室，矮小精悍的刘主任说根据个人成绩，学校决定调我到畜牧兽医一班，这个班，学校最重视，师资力量最强，学生成绩最好，是学校的佼佼者。同寝室的郑延智他们还为此欢呼雀跃，纷纷送上“战利品”（打捞来的农作物）以祝贺。

    因为我最要好的朋友石利和张正森在农机一班，第二天我向刘主任提出转学农机一班的要求。刘主任反复说畜牧兽医一班是重点班，想去的人很多，他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叠信纸，扬了一扬说这些都是请调报告，有二十多个学生呢，校部研究只批准了二个学生转畜牧一班，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三个多月来，我和农作四班的同学们特别是同寝室的七位同学相处融洽，陡然要走，心里真有些舍不得。看出了我的犹豫，同寝室的同学就轮番劝我别调班。我再次请求教导处刘主任调农机一班，刘主任想想后说：“好吧，只有一个月就放假了，新学期开学要上专业课，你一定得服从分配去畜牧一班。”因为我的坚持，刘主任失去了耐性，他生气地说：“不调班了，等你想明白了再调。”

    钱粮湖农校学生全免学杂费和食宿费，每月还发放5元津贴费，供学生购买笔墨纸张和零用。中专生口粮定量每月36斤，为保障农忙季节劳动课学生能吃饱，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发三张3两餐票，一张餐票打一份饭菜，一月实发27斤，余下来的餐票用在劳动课时增量，我们称为劳动票，劳动课规定每人一天发四两餐票三张，另增发一张三两餐票，上课结余下来的餐票，掌控在班主任手中，作为奖励品。学校安排的劳动和学习时间基本对等。

    餐票可以在总务处换成粮票，但不退伙食钱。

    农作四班最初只有二十二个人，建校中陆陆续续收录了二十多个农场干部子女，学生增加到五十人，农场子女年龄偏大，最小的也有十八岁。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王，邵阳人，又高又瘦，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对男生严厉，对女生温和，因他明显重女轻男的作风，我送他个外号“鸦片烟鬼”，外号得到全班男生的赞同，从此背地里我们再没有称他过“王老师”。

    班主任掌握着全班同学的劳动票，我算了算，每人9斤30张餐票，全班五十人， 450斤共1500张餐票，农忙时一周六天劳动课，一个月劳动25天，每个学生发25张餐票，全班共发放餐票是1250，还剩下250张餐票，班主任老师到底奖励出多少？还有学习课时扣下来的餐票呢？我问石利和张正森，他俩说，农机一班由班主任、生活委员、男女同学各一人组成生活委员会，每月张贴全班餐票发放的明细账目。

    我班是王老师大权独揽，根据自己的喜恶来发放奖励餐票，他把名单和餐票交给班上的生活委员，由她发到个人；从不公布账目，账只有他一人清楚。我向寝室的同学们说出心中的怀疑以及计算结果，大家都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王老师对长沙的男生格外挑剔，劳动中男生的劳动强度明明比女生大、工作量也多得多，但奖励餐票大多落在女生头上，只有那几个农场领导的儿子能得到点奖励餐票。大家敢怒不敢言，我要争，总被同学阻止：“算了，斗不过老师的。”我只好在背地里骂他几句“吸血鬼”“色鬼”来解气。

    长沙和本地学生泾渭分明，俨然是两大团伙。我素与人无争，又因为功课好，常常被农场子弟软磨硬拽地拉去指导他们的课外作业和书中讲义，所以同他们相处融洽，常能参与他们圈子的一些活动。我和城里同学更亲近，吃住在一起，“打捞”在一起，常用《敌后武工队》小说上的战例为大家出谋划策，所以我们每次“打捞”都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王老师知道教导主任欣赏我，也知道我在同学中的影响，曾在班会上公开表示友好，他说：“李宗凡肩宽，是个当军官的材料。”还给过我几次奖励餐票，我看不惯他打压长沙同学，特别是针对刘水生、刘陆生兄弟。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及给他取不雅绰号的事激怒了他，他两次无端扣罚我正常的餐票，我接受了每日两餐的惩罚，心里发誓要报复他。一次劳动中，男生打锹开渠，女生送水搞后勤，收工讲评中他只表扬女生，最可恼的是劳动餐票发完，他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餐票奖励给他喜欢的女生，我忍不住大声质问，王老师不予理会，随即大声宣布散会。气急败坏的我冲到教导主任那里告状。从此班上的生活委员会成立了，而我却成了他的眼中钉，他数次在全班同学面前指桑骂槐地说：“自以为成绩好，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种人迟早要吃大亏的。”

    每次劳动，王老师故意把我分在农场子弟的组里做田里的重活，亏我人缘好，反而比和长沙同学一起劳动轻松得多，长沙同学要我照顾，农村同学却照顾我。特别是团支书兼生活委员刘胜仙，常常背着老师多给我几张餐票，所以我每月能节余点餐票，换几斤粮票寄回家。

    钱粮湖磨练了我的生存能力，初到学校，出外下地，涂凡士林，穿布袜子，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传染上血吸虫病。日久天长，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在沟渠里玩水摸鱼，在芦苇丛里挖芦根、捡菌子，下水田走旱地都是一双赤脚，老天保佑，一年钱粮湖的生活我没染上血吸虫病。

    1962年初，农校已具规模，新建了牛、马、猪舍，养了三匹马自运食物，配备了二台履带拖拉机作耕地和教学用，买回三头荷兰奶牛挤奶供应老师，说为改善学生伙食养了十几头猪。

    每次看到邢场长骑着高头大马来校视察，我们都羡慕不已，于是打起了学校马的主意，几经摔打，我们终于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它们，可怜三匹马每次都在累死累活后，被我们骑着满世界跑。我和石利、张正森曾骑马跑到二十多里远的注磁口，牵着马在注磁口唯一的街道上走上一圈，吃几个藕粑粑，买几颗太妃糖，藕粑粑0.1元一个，太妃糖0.1元一颗。光背马不好骑，马背上的脊骨咯得尾脊骨疼了好多天。

    我第一次看到站着驾驶履带拖拉机的机手，好倾慕，便拿着摘来的菜瓜，爬上拖拉机问驾驶员操作程序，驾驶员说开拖拉机简单，两根直立的操纵杆为左右转向，半圆形的离合器指挥开机、加油、停车和倒车，一个踏板刹车。一天中午趁他休息，我爬上驾驶台，按下离合器顶端圆形按钮，“轰”的一声拖拉机开动了，我慌了神，根本不知道怎样操作，拖拉机径直朝水渠开去，幸亏拖拉机手没走远，飞奔而来，爬上机头刹住拖拉机，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大事故。王老师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将此事定性为破坏公物未遂的严重事件，责令我写出深刻检查，再报请学校想给我开除留校的处分。经教导处刘主任和团委书记段老师的斡旋，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给我任何处分。

    于是报复王老师的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

    广袤平原刺骨的北风呼啸，洞庭湖的冬天特别冷，一到晚上，学生们只能躲进寝室，钻进被窝取暖，大胆的男生会在寝室里生火取暖，顺便煮些“打捞”来的食物，为杜绝火灾的发生，班主任老师夜夜都会巡查寝室，王老师足踏一双过膝盖的长统靴，老远老远就听到他“嘎叽嘎叽”的脚步声，正是在最冷的下雨天，我组织寝室的同学，在寝室门口挖了个大陷阱，倒满脏水，半夜听到王老师掉进陷阱的“哎哟”声，自鸣得意的我一时心情大好，拿出些炒黄豆来慰劳大家。

    在钱粮湖农校，我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尝试，看见三头奶牛在宿舍后面的土里吃草，我、石利、张正森几乎同时提出“偷奶喝”的主张，于是把牛偷偷牵到教室后面隐蔽的地方挤奶，可一滴也挤不出。我便到牛棚仔细观看挤奶工人的操作，第二次就会用热毛巾搓揉奶头，再由上向下挤压，成功了。以后，我们常将悠闲吃草的奶牛牵到隐蔽处挤奶，挤上一大茶缸三人分食，鲜奶浓，喝后嘴唇一圈都成白色，有次喝完牛奶，没擦干净嘴唇，班上的生活委员刘胜仙好奇地追问吃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了她，并偷偷送过几次牛奶让她喝，以报答她赠送我餐票的恩情。

    我和学校团委书记段木良老师的友谊始于一次煮私菜，那天，我、石利、张正森在灌溉水渠里摸到一斤多鱼，去菜地摘些红辣椒、西红柿、黄瓜，在废弃的工棚里生火用脸盆煮菜，煮熟后加入捣碎的芝麻，香得令人垂涎欲滴，刚要享受这顿美味时，段老师撞了进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学校规定，学生擅自生火煮东西吃，一、没收所有炊具和食物；二、全校大会点名批评；三、扣罚十张劳动餐票。最怕的是扣发十张餐票，十张餐票是三斤粮食十餐的饭菜。

    段老师默默盯着我们，我低头悄悄打量了他一眼，看到他眼里透着怜惜，我的目光随即扫过特别瘦弱的石利，连忙作起检讨来：

    “段老师，是我邀他们搞东西吃的，您处罚我一个人吧。”

    张正森急着说：“不是他，我年纪比他俩大，是我，东西也全我搞来的。”

    石利也喃喃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段老师扑哧一笑说：“你们还蛮讲义气的嘛，我又没说要处罚你们，紧张什么？我看见这边冒烟，就赶了过来。你们为什么不到野外去生火？算了，下不为例，再让我看见你们违反校规，一定严惩。记住，千万等火熄灭了才能走，千万别留下火星，虽说是废弃的工棚，烧了同样要赔的。”

    从那以后，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同我谈理想、信仰、行为、品德，说前途和现实。送给我一个他戴过的团徽和一本团章，短短几个月的诱导，让我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他的团徽我保存至今。

    存于心底最美好的思念是与畜牧一班陈香君的友谊。公认的、无可挑剔的校花——“黑牡丹”陈香君，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长得很美，肤色微黑，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在学校校舍落成的庆祝大会上，她的美貌、她那《花儿与少年》的甜美歌声让我情犊初开，一看到她竟会心跳加速。

    1961年12月初，我、石利、张正森跟在拖拉机后面，在旱地里拾到一只犁去半边头的刺猬，拿回来躲在教室里，剥去皮把刺猬肉放在脸盆里炖，肉快熟时再放入罗卜、黄豆、芝麻、生姜、辣椒等物，教室里洋溢着浓浓的香气。

    我抬头看见陈香君从教室那头走来，忙要张正森去请她，她大大方方走进来，同我们“哎”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我红着脸说：“我叫李宗凡，他叫石利。”

    她嫣然一笑，款款说：“我知道，你们是学校有名的三剑客。”随后转脸直视着我，问：“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班？”从此我俩便常来常往了，我搞到好东西会送点给她，她收到家里寄来的食物也会拿来与我分享。

    1962年6月1日，我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突然红肿，又胀又痛，听当地同学们说“这是骨节瘤，千万莫去打针。”他们自告奋勇地用土法为我治疗。

    我居然像母亲一样相信蛇咬了打不得针的话，听任同学用土法和碘酒，涂抹关节处。很快整个左手都肿了，只有将手高高举起时，疼痛才会减轻点，连续两晚手高举着不能入睡，第三天上午，昏昏沉沉中听到一个熟悉、轻盈的焦急乡音：

    “李宗凡，两天没看见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睁眼看见陈香君，痛感减轻了一半，我逞强说：“没事，就长了个骨节瘤。”

    她的手刚刚放在我的额头上，触电般惊叫起来：“你在发高烧呀！为什么不去医务室？”

    我说：“当地同学说骨节瘤见不得铁针。”

    “你蠢啊！信乡里人的鬼话，不信科学。起来，去医务室看医生。”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走，还在医务室外就冲着里面大叫：“医生、医生，看病！”

    校医给我检查后生气地说：“早干什么去了？你手还要不要！”

    他立刻给我打了一针，包了两种药丸递给我说：“两种药，每天三次，一定要按时吃。中专生还这么无知，信巫医不信科学，再不消炎手指的毒就侵入骨头了，到那时，最好的结果是切去无名指，要是坏了血，神仙都治不好。记住，接着来打针，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再莫信撮啊。”

    全班的男生不及一个女孩的见识，惭愧！

    打了三天针，关节处的肿瘤开始退红变白，形成一个大脓包，灌穿流脓的那晚最痛，陈香君一直守在我身边，轻轻地哼唱《花儿与少年》，听着她的歌声我睡着了，睡得特别的香。在陈香君的照料下，校医用五天时间治好了我的骨节瘤，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留下一米粒大的疤痕，至今只要看到这疤痕，陈香君就会清晰地出现我眼前，永远是那么年轻美丽温柔！1962年7月底，钱粮湖农校停办，学生两种选择：肄业回家或转学茶盘洲农校，因寝室大火烧光了我所有的行囊，去茶盘洲起码的生活用品——被褥、蚊帐和洗漱品都没有，加上段老师的死和经历的伤病，我拒绝了一起转学的邀请，与她天涯永隔了。1972年我在三线工作，曾梦见她，她依旧是十年前模样，稚嫩漂亮，眼神忧伤，从我身边飘过，我久久凝视着她的背影叹息，梦中吟出一首诗来：“梦中逢故人，故人飘然去。矫健身影尽，留下空相忆！”梦里的诗，虽不好却是感情的真实记载。几十年来我无数次祈求还能梦见她，然而只留下了这个不尽人意的梦。

    1962年2月开春后不久，一天半夜从农机二班男生寝室传出痛苦的“哎哟”声，一声高过一声，接着寝室里传出大家的吆喝声，吵醒了全校同学。

    第二天，白老鼠精压人的故事传遍学校，而且这种现象越演越烈，先是一个宿舍，后来发展到女生、老师宿舍，发展到几个宿舍同时出现这种现象。弄得全校宿舍都开灯到天亮，半夜上厕所，至少要叫醒一栋寝室的同学。

    睡在我上铺的郑延智也遭遇了白老鼠精，我邀他同床睡，半夜他突然倚靠着床头栏杆，身子一撑一撑地坐了起来，双眼紧闭，大口出气，恐怖地叫：“来了、来了……”宿舍里的同学被吵醒后立刻大喊，接着一栋宿舍的同学喊开了，喊打的、呵斥的、摇人的，忙乱了好一会，郑延智才缓缓睁开眼，如释重负般长吁了口气，极其疲惫地瘫软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我看见一只有狐狸大的白老鼠，从门口进来，跳上床坐在我胸口上，压得让我出不了气，我心里清白，拼命要赶它走，就是赶不走，太可怕了。”连续二天的怪事让郑延智格外疲乏，像生过一场大病，毫无一点精神。这种怪现象持续了二十天，竟然不治而愈了。

    我问过几个被白老鼠精压过的老师和男女同学，她们描述的遭遇基本相同。几十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它看成是世界上的未解奥秘。

    自白老鼠精事件后，学校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事故，最终导致了学校停办。

    第一件事发生在1962年5月底，学生会主席张诚同学，偷吃食堂的米和肉被捉，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学籍遣送回长沙。

    第二件事源于报复，1962年6月上旬的一天晚饭后，刘陆生跑来悄悄告诉我：“我看见王老师叫涂美丽出学校了，我哥水生在吊尾线。”十九岁的涂美丽是长沙县平塘镇的学生，成熟丰满，妖艳轻佻，他是王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享受餐票奖励最多的女生，也是我最反感的女生。我想这次一定要让王老师出洋相，我叫上赵应明等七、八个同学，急匆匆跑去，要郑延智去报告教导主任，在离学校两里的玉米地旁我们看见了刘水生。水生小声说：“他们刚进去了。”看见教导主任和保卫科长到了，我们马上高声吆喝，向玉米地里扔泥块。王老师脸色惨白、低垂着头从玉米地里走出来，身后跟着惊慌失措的女生涂美丽。钱粮湖的玉米三月下种，六月玉米疯长到二米多高，是隐秘的地方。三天后，王老师被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原籍；我不知道事情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更不知道少年的“恶作剧”能轻易毁掉一个人，当时只想出出气而已，当看到王老师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押送走时，我后悔极了，懊恼了好多天，发誓今生就是受了天大委屈也决不再报复任何人。

    第三件事发生在1962年6月17日星期天，团委书记段木良老师，不幸在灌溉渠里溺水，结束了二十六岁的生命。灌溉渠宽四米，最深处不到两米，不幸的是常在灌溉渠里摸鱼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在场，听到同学们的呼救声，我拼命跑向灌溉渠，渠里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和老师在搜索，很快就把段老师抬上了岸，我蹲在他身旁，他一身红紫、经脉隆起，肚子塌平，身体软绵绵的，校医压胸控水没见效果，于是一针强心针下去，慢慢经脉收缩，生命随之消失了，第一次看见好朋友的死亡，我伤心欲绝，坚持同校工一起到层山为他挖墓送其入土。

    第四件事瞬间烧焦了我读书的希望，1962年6月27日中餐时，同栋农三班同学躲在寝室里炒蚕豆，火苗飘到芦苇墙上，芦苇的墙、茅草的顶，在夏天烈焰的烘烤下全干透了，一遇火星顷刻燎燃，看见冒烟到火熄灭，只有短短二十几分钟。从食堂到宿舍二百米，我拼命跑进房间抢出同学冯正昆寄放在我处的木箱，箱子里装着我冬天的衣裤，箱子之外的所有物品全化为了灰烬。一栋宿舍十间房，分住农作三、四班八十几个男生，绝大部分同学除了身上穿的夏天衣裤，其他物品全烧没了，望着废墟，几十个人哭声一片。

    最可怜的是我喂的三只兔子，三月份发津贴时买的兔崽子，段老师给了张破课桌，我把它钉成悬空的兔窝，精心喂养，已经有一斤多重了，放暑假时每只会超过二斤重，带回家是全家人最好的营养品，这点小小的愿望也被大火吞噬了。我从房门冲出来时，火舌轻轻在左臂肘上舔了一下，起了个大水泡，烧伤治疗了十多天，总不见好，还是回长沙母亲用消治龙药膏治好的。

    学校给受灾的同学每人补贴三尺农场布票，拿着布票没钱在当地买布，我就用这布票换了三斤重的一条鲤鱼，在教室里，用脸盆煮熟，底子还烧糊了一大块，狼吞虎咽除了刺连烧焦的鱼皮都吃了个干干净净。

    第五件是我闯的祸事，火灾后，学校安排我们住在教室里，天热蚊子多，虽然发了蚊烟和清凉油，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每晚睡觉前用稻草的浓烟熏教室，上半夜能睡，下半夜就只听到啪啪的拍肉声。晚上睡不好，烧伤也未愈，白天还要上课和劳动，我的心情跌到谷底，烦闷死了。一天下课回到临时宿舍，一只四十多斤重的猪在我床下拱地，我气不打一处来，抄起门后的扁担，朝小猪的屁股狠狠打去，小猪哼哼了几声，后脚一软就站不起来了，我提心吊胆地提着猪尾巴把它送回猪圈交给管理员，第二天猪死了，便宜了老师吃了顿计划外的猪肉。

    学校保卫科长让我准备接受处分，懊恼、害怕、担心交织着，我惶惶不可终日，处分我不怕，就怕要赔钱，那就真的要我的命了。几天如坐针毯、度日如年，过了一个星期，我没接到处分通知，就麻着胆子找教导主任请假回长沙治烧伤，刘主任对打死猪的事只字未提，爽快地批了假，笑着对我说：“早去早回，回来就上畜牧一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