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祖籍湖南省零陵县，父亲名李忻，字伯龄，在南京求学时更名为李其坚。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生于1909年，幼居穷僻的山村，父亲四岁随祖父读书，很小就能识文断字，天生厌弃乡村的贫困和生产劳作的艰辛，少年时立志要走出穷山沟去谋求自己的美好前程。1928年初，孤身一人，怀揣一块银元到南京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华民国沅陵行署合作事业管理处教育组长；湘西月刊、湘西合作通讯半月刊编辑、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合作社经理、中央合作工作协会重庆事务所主任、全国供销社专员兼重庆国营整理工厂厂长、全国合作管理局视察兼合作人员训导所主任训导、中央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视察专员、内政部合作司武汉专员等职。同时担任中国合作协会理事、全国交通学会的发起组织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然而，他的热情很快被阶级斗争消灭殆尽，最终孤独凄凉地辞世在他深爱而又厌恶的贫穷山村里，那正是最恐怖的1967年8月！就在那个时期，父亲的所有文字被焚之一炬，从他幸存的二首诗里看到了他内心的悲凉：
“怕将往事忆从前，检点平生总不然，解放自知觉悟晚，余年进奉艳阳天。”
“山居旷野自陶然，独愧悠悠待岁遷；多病寡闻人世远，残生只合枕头眠。”

母亲名朱光洁，字春娬，1913年农历11月10日生，2002年7月26日仙逝。
远祖明末清初迁居苏州枫林桥，后定居南京。现存家谱记载的一世祖，称紫山公。四世祖朱墉、鹿岗公，文武兼备，游学教习不仕，著有《毛诗春秋通论》、《武经七子注》、《广百将论》等书。
五世祖朱元英康熙乙丑年(1709年)中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南京鼓楼处购地建宅定居。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朱元英重孙、曾任天津知府、按察使的朱澜，购南京鱼市街东边部分民房扩建，建成门楼恢弘，三排十进，进与进中间隔着大小不一的天井和公用的厅堂，住房一百多间的单门独户的封闭式府宅；府邸后门临鱼市街，前门临居安里，建成后成为名动南京的“朱御史府”。府邸第三进大厅中央高悬乾隆御赐的匾额《金殿传胪》，下悬家族名号《春雨堂》匾。
朱门八世祖朱绍曾曾任山西按察使、湖南巡抚，授太常寺卿。九世祖朱桂桢1799年（嘉庆四年）中三甲第二十七名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山西巡抚等职。十一世祖朱和钧1895年任台南知府，台湾割让告假回南京。
1937年日寇侵占南京，“朱御史府”东部遭炮火摧毁，余者几十间房被日寇强占为兵营，沦陷前朱家后人大都离开了南京，日寇投降，逃难的几家人回来重整老宅，简单修缮后入住，空置房间和地基仍属各房所有。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政府没收了“朱御史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留居安里一处三间房由朱亦松后人居住。上世纪九十年代，“朱御史府”完全消失，遗址上耸立起几栋现代的高楼大厦。
母亲在这豪门深宅里长大。
外公名朱传经，民国初在金陵海关监督公署任税务科长、文牍部主任，外公最喜欢母亲，在特别重男轻女的年代不送儿子读书，而让女儿念完初中，实在是件背道离经的事了。
母亲善良、忠厚。她的至理名言是：“让人不折之（吃亏），过后讨便宜。”母亲长年无偿地为人读信、写信，远在十多里外龙王港、左家垅的人都来找她。对四邻唯恐避之不及、又脏又“疯”的孤寡老婆婆一直照顾有加，为她写补助报告，留她吃饭，老婆婆临终前坚持一步一挪地来与母亲话别。
天马山下不足九平米的小屋，永远充满着笑声，永远是相邻十多个孩子们的天堂，四十年后的聚会，他们还盛赞母亲的豁达：“屋宽不如心宽”。
1955年，母亲用羸弱而无比刚强的肩膀独自抚养大十二岁至两岁的五个儿女。面对穷困和饥饿，她清高和坚韧；面对歧视和屈辱，她坦然而孤傲；面对疾病和苦痛，她豁达而乐观。母亲热情和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
我家姐弟五个，依次为姐姐李宗明（乳名渝芳，1943年生），老二是我（1945年生），大弟李宗元（乳名汉英，1947年生），二弟李宗亮（乳名四毛，1949年生），三弟李宗平（乳名建新，1953年生）。
我曾经翻动那本由老大传到老五、业已破旧不堪的64开本新华字典，问母亲：“家里新的辞源辞海都有了，您还留着它做什么？”她说：“你的几个弟弟在异乡，有它，我就能时刻嗅到他们的气味。”
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母亲的精神和博爱
与我同在！所以，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我都能坚持修身养性，誓必坚持到去见母亲的那一天，届时，将我的文字和诗词留给年轻的一代，虽无大家成就，却是最普通百性的真实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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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记忆

刚过夏至，山城重庆的天气比往年凉爽得多，也许是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击日本侵略扩张的战争已临近胜利，老天爷的心情随局势开朗起来，收敛起火炉的炙热，一早一晚让人十分舒适、惬意。
1945年6月23日（农历5月14日），我出生在南温泉父亲的公寓里，依宗族辈份取名李宗凡，乳名泉生。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肺炎，母亲衣不解带地守候在医院里，没日没夜怀抱着我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安抚烦躁不安的儿子，后来姑母告诉我：你妈妈在医院四十二天，睡觉的时间加起来没有四十八个小时。不久日寇投降了，全国光复，百废待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的，特别的忙，妈妈说：“你爸爸只要有点空，总会在第一时间里到医院看望你，听到你病好些了，他就微笑着离去，听到你病情反复，他含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
1946年初，父亲担任武汉市经济接收专员先行去了武汉；10月，怀着弟弟的母亲和姑母带着姐姐和我，乘船直下，迁居在汉口江汉关后面的英国租界公寓里，二弟宗元出生于此，1994年，我因公出差，特地寻访到这个地方，一栋三层楼的西式建筑，现在是长江航运局军事管理处，该机构在三楼办公，一楼做了招待所对外营业，我便退去宾馆的客房特地住进这个毫无印象的旧居。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8年，父亲调任社会部合作司，举家从汉口迁居南京玄武门附近。1937年，母亲全家为逃避战火，离开故居整整十一年，今日归来，异常迫切地去寻访亲人和探看旧居，老宅依然故我，众多朱姓族人入住寥寥，打听南京的旧友亲朋大都不知所踪！好在外婆和舅舅一家人，这些年始终与我家在一起，1946年冬，舅舅扶外公灵柩从重庆回南京安葬，举家先我们迁回南京，住进老宅；这给战乱中飘泊的母亲以莫大的安慰。
回到家乡的日子是安逸欢乐的，在后来艰辛的岁月里，母亲常常讲述起晚饭后带着三个儿女在玄武湖漫步的情景，尽管身处社会最底层，尽管饥肠辘辘、家无隔夜粮，每每讲起往事时总是那样平静和满足，就象刚刚散了步回来一样。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兵峰直指江南大地。大炮的轰声打破了南京城内的宁静，国民政府没有与千年古都玉石俱焚之意，城中的首脑机关和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都在奉令搬迁，一走台湾，一走广州。
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员分发遣散费，用其安置家属。1949年3月上旬，父亲将我们连同舅舅家共十一口人送回湖南零陵乡下，南下广州向中央社会部述职，1949年8月，中央社会部整体搬迁台北，父亲上了飞机，因牵挂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女们，心中惴惴不安，便向社会部合管局局长寿勉臣告假，毅然下飞机匆匆赶回零陵。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断送了自己，却保全了母亲和我们！
时隔五个月，我们全家团聚在距零陵古城六十里的板泮塘镇东乡桥。父母都在方圆百里唯一的板泮潭小学教书，父亲教国语、算术，母亲教图画、音乐。
小学校旁有座破败不堪、阴森森的大庙，庙里的和尚在1948年家乡爆发疟疾时全跑光了，只剩下搬不走的大庙空壳和庙堂中的泥菩萨，门前几棵歪瓜裂枣的大树上乌鸦壘起数十个巢，成群结队的乌鸦飞飞停停、吵闹不休，黑压压的一片从远到近，时飞时落，飞起黑了半边天，落下乌黑一片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母亲每天带着六岁的姐姐一起去上课，我便和两岁多的弟弟和邻居的孩童，壮着胆子摸进大雄宝殿里玩，昏暗的大殿正中一尊残缺不全的坐佛，两旁站立四尊张牙舞爪的金刚，淡淡的日光影拓着渗人的阴影，极度的幽静让人感到极度的恐惧。大殿里金刚身上点点磷光如鬼火般时隐时现，一阵阵的过堂风发出长久尖细的刺耳哨声，夹杂着庙外传来乌鸦凄厉的哀鸣，常常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鬼哭神嚎，争先恐后逃出大殿；我们不敢再进大殿了，便在大殿前的天井里玩耍。只有弟弟宗元一个人胆大，他可以跑进大殿里学鬼叫来吓唬我们，还敢在黄昏时坐到正厅泥菩萨的身上，惹得我和小伙伴们无比的佩服。
1949年9月，母亲临近分娩，父母亲都辞去了工作，搬回珠山山村老屋。
回乡时已近深秋，田里只剩下枯黄的稻杆；秋风吹过田野，吹不尽稻田四周的绿，那绿色充满诗意，竟能让四岁的孩子产生无尽的遐想。南国的山依旧郁郁葱葱，哼着小曲从山里流下的溪水是那么清澈，更增添孩童的欢乐和幻想。
欧阳伯伯的儿子白崽哥哥一担箩筐挑着我和姐姐，我坐在垫着厚厚衣物的箩筐里，颤颤悠悠舒服极了，一路上欣奇地看着这陌生的一切，四岁多的新奇与后来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欢乐和惊喜汇集成我的一生。
老宅是祖父二十世纪初依山建造的一幢两层的青砖瓦房，楼下进大门是个堂屋，堂屋内能摆下六桌酒席，两边各一间正房，堂屋后门进去是长方形宽敞的厨房，宽约两米的楼梯从堂屋后墙跟引申到二楼，早先是父亲兄弟就寝的地方，现在成了杂屋和仓库。老屋左边的一墙之隔是一栋新建气派的大红砖瓦房，在贫穷偏僻的山村里显得格外豪华雄壮，里面住着我唯一的亲伯伯李森龄一家。
祖父名李显懿，字相甫。世代务农，渐渐人丁兴旺形成大族。祖父家有六兄弟，唯祖父一人念过私塾，晚清科考中秀才，是珠山乡唯一的秀才，是家族里光耀门楣的读书人。祖父从此不再农作，教私塾、做郎中，靠着勤勉和盘算，自立门庭，建房置业，在当地算是富贵不足、温饱有余之家，只有能力供一个儿子念书。祖父性格鲠直，好急人难，在乡梓里颇具声望，清末和民国初数次被乡民推举为首领，率民团和还乡团守土卫家，免遭战火和动荡的蹂躏。
祖父1928年初病逝，不久，父亲便离家求学，祖父留下的田产难以维持伯伯全家六口和姑母李玉龄的生活，伯伯每年农闲时外出替人打短工添补家用，以致没能力置办嫁妆而耽误了姑母的婚姻大事。1943年，时重庆和湘南交通顺畅，父亲知道妹妹二十多岁未出嫁，在大哥家里经常挨打受气，派人将姑母接到重庆，从此姑母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回到家乡，乡亲们见到我们时，总喜欢轻轻拍拍我们的后脑壳，亲切地称“相甫先生的孙子，多富态、多喜人。”言语中的尊敬之态在祖父故去二十年后依然呈现，足见祖父的人缘了。
伯伯李森龄，没读过一天书，故目不识丁，少年的父亲到零陵县城上学，每次都是伯伯挑着沉重的行李和生活物资担子步行六十里路送他。祖父的偏爱和繁重的劳动，以及艰苦拮据的生活养成伯伯性格的简单、暴躁和霸道，祖父去世后，伯伯摸爬滚打，独撑门楣，找个老婆也同他是一样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便宜，遇事敢拼敢打一定要搞赢，绝不谦让，输了也决不罢休，一直要纠缠到对方服软认输为止，搞得十乡八里的农民都怕他、躲他，背地骂他是“李蛮矮子”。
伯伯育有三儿三女，大女儿、二女儿（不知道她俩的大名，只知道母亲和姑母称她们为大栓子、小栓子）在我们回乡前已相继出嫁；三女儿李冬芳，幸亏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所以他们都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
大儿子李宗刚，1942年被父亲接到重庆，着意培养，后送进国民党军队，宗刚身上有其父的强悍性格，短短四年，到1949年当上了连长，部队溃败后逃回老家，新中国1953年镇反中被逮捕，不久病死狱中。二儿子李宗毅，因其十九岁时曾在当地乡政府作过杂工，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不久病故。
1998年，我和宗亮兄弟俩回乡扫墓，与大姐、三姐和李兴隆相聚数日。大姐长相极似姑母，七十多岁依然健步如飞，听堂弟从长沙来了，步行二十几里来三姐李冬芳珠山镇的家中相见。
伯伯最小的儿子李兴隆，1946年生，一生命运多舛，历尽苦难，生长在恶霸地主家，见惯了捆绑游斗，小学毕业就下田农作，1960年伯伯自杀，十四岁的他离乡背井四处飘荡，过着半乞讨半打工的生活，不久，土改后留置的杂屋年久失修坍塌，他真无家可归了，只有外出谋生存的一条路走。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户口、没有证明，莫说找工作，就是住最简陋的招待所也不行啊。他过住车站、住过废弃的寺庙，他栖身荒野郊外露宿街头，在穷乡僻野找不要证明的没人愿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干，就这样一天挨一天。当外面紧抓流动人口时，就跑回老家，到三个姐姐家蹭几餐饭，苟延残喘，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86年李兴隆四十岁，姑母回乡倾其一生的积蓄，为其娶妻，我2000年冬回乡，他在珠山镇建房，并育有二子，交谈中对姑母由衷的感激溢于言表。
多年来，每逢家乡有灾有难，父亲总倾囊相助。1948年夏秋之际，零陵珠山乡爆发疟疾，父亲闻讯立即汇回二万银元，教伯伯购买奎宁丸，救治病人，伯伯却私吞了这笔钱；正是改朝换代之际，兵慌马乱之时，凡有关系的大户，纷纷贱卖土地举家外迁，趁此机会，伯伯一下买进了几百亩田地和村后的小柴山，同时建造了那幢傲视乡里的大瓦房，本想从此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了，命运的捉弄始终为人力不可抗御！一年后，田租尚未收取到一粒米，便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沦为黑五类之首——地主，由于平日的霸道，还被冠以“恶霸”头衔。
我们回到老宅，推开院门，满坪长着一米多高的茅草，在老宅大门前，白崽哥哥放下我们，我下了箩筐，看着庭院里的茅草比我高，便朝草丛里跑去，白崽哥哥一手把我捉住，唧唧呱呱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手持镰刀，麻利地砍起茅草。欧阳伯伯也手持镰刀割茅草，半个多时辰，砍光了庭院里的茅草，一个五十余平方米的庭院呈现出来。接着又帮着姑母打扫房间，我们才搬了进去。
老屋和伯伯的新楼一墙之隔，庭园墙中开着一扇1.5宽的小门。这是联系两家最捷近的通道，可惜门扣在伯伯那边，我们好奇却始终无法开门去一睹豪宅。
祖父中秀才后，乡里乡亲多好攀龙附凤，祖父选择了世交的孩子作寄子，就是我们口中的寄伯伯，寄伯伯复姓欧阳，寄伯伯父子待我们如亲人，我们的交往一直到维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9年6月母亲收到继伯伯的信后就再无音讯了，接连寄去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多年来母亲无限感伤，常听她自言自语叹息道：“寄伯伯一定是不在了，不然，他不会不来信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五岁半离开家乡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诸多原因再没能见上他们一面。
我家回乡前，父亲买了四十担谷，装满了老屋二楼的谷仓，待我们安家寻米煮饭时，才发现谷仓里空空如也，一粒谷都没留下！米缸里只剩下几颗老鼠屎。趁我们住在东乡桥时，伯伯凭着庭院中的小门将谷仓全部洗劫一空。
寄伯伯见状气愤不已，大骂伯伯忘恩负义，叫儿子白崽哥哥回家去拿来米和菜，应付了我们回到老屋的第一顿饭。第二天，寄伯伯带着姑母找伯伯讲理，任凭你敲破大门、叫破喉咙，里面总寂静无声，他俩只好到东乡桥告诉教书的父亲，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算了，别和他计较，再去买吧。”
傍晚时分，寄伯伯带着几个农民挑回几担谷，带回了一袋米。第二天，我好奇地摩挲着舂谷的石臼和风箱，第一次见证了谷变成米的全部过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底，农村土改工作队进驻珠山，开始了农村“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运动，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的活动在农村遍地开花，寂静的山村苏醒了，农民的情绪沸腾了。
在东乡桥小学上课的父亲接到湖南大学李达的信：“乡村土改运动开始了，快来长沙，你的身份高，捉住了肯定要枪毙。”
父亲接信，立刻离开学校，匆匆赶回乡下老宅，呆了半天时间就告别妻儿，连夜步行三十里到黄沙河火车站，独自一人乘车去八百年都未曾谋面的长沙。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是零陵同乡，李达因为理论认识和理念差异很早脱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教书为业。抗战时期居住在重庆，同父亲常有往来。1941年，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高层发出逮捕李达的密令，父亲获悉后立即通知李达，让其逃过一劫，就是这段渊源，在父亲走投无路时，李达伸出援手召父亲到长沙，安排在他任校长的湖南大学里当国文教师。
随我家南迁零陵的舅舅家五口人：外婆，1882年生人，小时缠足，三寸金莲，走路摇摇晃晃，年逾六旬；舅母1948年病逝后留下四个子女；在乡下的日子，两家人的生活起居全依仗姑母为持。1949年7月，舅舅朱荣森来到零陵，舅舅脾气极好，姑母已经三十三岁了，母亲便从中撮合，8月中旬俩人合卺，几天后，舅舅将全家老小托付给了姑母，离开零陵独自回南京，参加新政府举办的南京革命大学。从此，两家亲上加亲，是姑妈又是舅妈，是舅舅又是姑爹。
1949年11月，二弟宗亮在老屋出生，母亲因水土不服，生下宗亮后，风势入骨瘫痪了，一步都不能动，累苦了姑母，为刚出生的婴儿找奶、四处求医寻药，还要照料两家人的柴米油盐和一日三餐。
后来常听母亲讲述刚瘫痪时痛不欲生的心情，拼命地捶打自己的腿，哭着寻死觅活。是姑妈驱走了她心底的绝望，每当母亲狂躁要寻死时，姑妈会笑着说：“嫂嫂，想寻死吗？门外有池塘，你爬去吧。屋里有绳子，站起来找个地方挂上去就行。”转脸再苦口婆心地劝慰：“嫂嫂，就是要寻死，也得先治好腿，能走路了才行啊。相信我，别着急，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姑母请来东乡桥最好的中医李向荣先生，七帖草药就让母亲能下地行走，但留下了脚跛和心悸的疾患。妈妈终生跛脚，心悸折磨了母亲三十年，直到1979年我们兄弟全有了固定工作，心悸悄然而去了，应了李先生开药方之前说的话：“月子里的风湿深入骨髓，能让你下地走路，但会留下脚跛的后遗症，还有心悸，心悸发作会很难受的，不过，加强营养、开朗乐观、身体强健就能克制心悸。”若不是姑母起锲而不舍的寻医问药，若不是李先生的高超医术，母亲根本无法承担后来的生活重负，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该另写了。
1950年初，时近春节，传承了二千年中华民族的最大节日，乡村里格外讲究，特别是大多数农民分到了土地和浮财，一步登天的得意和手握余财的喜悦让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小山村奢华起来，家家户户宰鸡、割肉，油炸各类食品。家乡的风干鸡，年前宰杀，不腿毛，掏空内脏，用香料和二三位中草药加上点盐，塞进鸡肚子里，封好口倒挂在屋檐前，这种鸡能保鲜很长的时间，吃起来还同刚杀的鸡一样鲜，肉倒是更香了。猪肉的保存更妙，新鲜猪肉用盐腌制一天，洗干净挂出，待表面没有了水气，放进滚滚的油锅里炸，没听见水炸声即刻捞出凉冷，然后泡在菜油里，肉可以保存到第二年过年。
年三十的下午，左邻右舍的大人在屋前禾堂中安放一张大方桌，桌上放香案，燃起二根红烛和三根香，香案前摆上自炸的点心，一个茶碗后平排放三个酒杯，酌上茶和酒，爆竹声响，大人向老天祈福，孩子们各自玩耍趁机拈点点心丢进嘴里。姑母在屋后的树上采两支绿枝插在大门两厢，寓意一年四季常青。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白天，母亲叫表哥表姐和姐姐认字写字，晚上就拢着七个孩子，怀抱着二弟，在熊熊燃烧的柴火地灶前讲故事，母亲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奋发读书的故事，讲二十四孝、人穷志不穷的故事。
一天晚上，大表哥朱家骏拿着一本书，起身去问生字，路过我身前时，不小心带翻了架在灶火上的开水壶，开水直倒在我右小腿上，我惨叫一声，撕心列肺地哭了起来，姑母抱起我小心翼翼地剪开裤腿，整个小腿后部立时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姑母连夜到村里挨家挨户讨要狗油，拿回来将整个小腿涂遍。那一夜，我痛得翻来覆去，母亲和姑母彻夜守护在床前，这是我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伤痛；二个月后烫伤好了，留下一大块永不消失的烙印。2005年我和宗元到安徽东关看望大表哥，大表哥还关切地俯身查看我小腿上的伤痕，深情地怀念我的母亲，说：“大娘（大姑母）心地真好，宽容而善良，我把你烫伤了，她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还一直宽慰我别害怕、别着急。”“唉——”长叹了一声。
1950年1月，农村土改如火如荼，缺田少地的农民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热情之高、行动之快前所未有，“搞好土改过好年”，诱人的口号在山村里回荡。我的伯伯就在这分田地、分浮财、斗地主的农民运动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田地、柴山、房屋、谷和衣物连同自己饲养的鸡、猪、牛全被瓜分一空；将他全家赶到我家老屋外的两间破旧堆放柴火的杂屋里。
运动之初，伯伯几乎天天被反剪双手戴高帽游乡示众，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我们村就剩下他一户地主，加上他平日贪小利又霸道，得罪了不少乡亲，有机会打便宜人农民最高兴，又是革命运动中拿他出气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比较很多经过土改的农村，伯伯算是幸运的，因为整个土改运动中，有200余万地主、富农人头落地。（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伯伯只是跻身于2000余万戴上“地、富、反、坏”帽子没有公民权的人之中。
随着农村从单干到农业社到人民公社，伯伯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乱说乱动，他还是没有捱过1960年的饥饿，冒天下之大不违偷了人民公社地里的一个红薯，被民兵捉住爆打了一顿，自高级社后，伯妈和宗毅相继病故，伯伯心境一直悲凉，再逢此摧残，绝望地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艰辛屈辱、可悲可叹的一生。
农村的阶级成份划分在农协会和工作队的商定下公布了，寄伯伯父子都是农协会骨干，白崽哥哥担任民兵队长，后出任初级农业社社长、珠山人民公社林家大队总支书记直到退休。经他们的辩解，兼之父亲多次赈济乡梓，被乡民颂为“珠山第一好人”，所以，农协会一致赞同，土改工作队将我家成分定为中农，其实我家一寸土地都没有。
土改运动一开始，伯伯就被批斗游乡，挨不过连日的殴打，为减轻体罚，他哀求民兵们说：“我弟弟是个大官，他家里有成箱的金子，我替你们找金子去。”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五花大绑的伯伯闯进我家，朝抱着二弟的母亲，扑通跪倒，哀哭道：
“弟妹呀！救救我，快拿金子来换我的命呀！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你。”
我怯生生地依扶着病情刚有好转的母亲，母亲也哭了，气恼而委屈地说：
“我家哪来的金子，你不是要我的命吗？”
伯伯无止无休地磕头哀嚎，正在相持间，寄伯伯和白崽哥哥闻讯赶来，他们怒斥伯伯：“你弟弟的钱都给了你，你都买了田和柴山，连安家的四十担谷你都不放过，还来逼什么！想逼死他们吗？”
母亲胆怯地轻声问寄伯伯：
“你弟弟不在家，我们该怎么啊。”
寄伯伯说：“你家是中农，就真有成箱的金子，我们也不会拿。”
往这伯伯狼狈的惨象，母亲真的于心不忍，她流着泪替伯伯哀求：
“我把家里值钱的衣物统统交给农会，能减轻他的处罚吗?”
寄伯伯正想开口，带队来的民兵副队长抢先说：
“那好，交些财务减轻他的罪过吧。”
谁也不再说话了，母亲就当着大家的面，翻箱倒柜找出九件七成新的大衣和旗袍交给了民兵。几天后，伯伯就被放了回来。
在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后，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偃旗息鼓了，得到土地的农民都欣喜若狂，沉醉在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儿子热炕头”的斗争成果里，无暇顾及其他，只留下几个运动骨干在从事巩固政权的工作。
农民安静了，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静，母亲又接到父亲的信，知道他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心情豁然开朗，身体大见康复。
伯伯失去了一切，不敢招惹分了他家财产的农民，便把一腔怨恨迁怒于我家，他带着儿子宗刚各持扁担闯进家门，对着母亲狂吼：
“你们好过，看我挨打挨斗就是不拿钱出来！你们冒得金子？鬼都不信！我是穷光当了，姓朱的，把钱拿出来平分，要不然，大家都莫活！”
姑母在厨房里看见来势汹汹的大哥和侄儿，立刻从后门跑去找寄伯伯，母亲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怕他们伤害到我们，将四个孩子紧紧地护在身后，全家都吓得嚎啕大哭，哭声和怒吼声几乎要震垮老屋。救星来了，寄伯伯和白崽哥哥冲了进来，寄伯伯手操锄头，白崽哥哥背着步枪，伯伯他们的气焰立刻消失，还没等寄伯伯开口，带着儿子灰溜溜地跑了。
风波过后，寄伯伯在我家堂屋里支了张床，守护着我们。寄伯伯有自己的家，还有农会的公务，不可能长期守护；寄伯伯家离我家有十多里远，万一伯伯真的横了心，救都来不及。姑母一女流之辈，从小被大哥打怕了的，看见大哥心里发怵，哪有能力保护我们。为今之计只有离开这里，才能逃过伯伯的侵扰和伤害，大人们商议后，决定我们去长沙找父亲，1950年11月，我们全家在寄伯伯、白崽哥哥、姑母的簇拥下离开了居住一年多的零陵老家。
我们走后不久，舅舅在南京革大学习结业，被分配到安徽省交通厅工作，要姑母带着外婆、表哥朱家骏、朱家骝、表姐朱家珍、朱家玉去合肥团聚。姑母变卖了我们老屋里所有家什、农具和谷物，还是凑不齐到合肥的路费，无奈之下，将六岁的小表姐朱家玉送人做童养媳，换回两担谷，外婆一家才顺利抵达合肥。
在乡下的一年多里，经历了几件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恐怖。
第一件事是：1949年冬初的一天，姑母带我到村后的小山上打柴，突然间姑母惊恐异常地抱住我钻进了灌木丛中，手紧紧地捂着我的嘴，在我耳边连连叮嘱：“有‘梁子’，千万莫出声。”顺着姑母手指方向望去，看见两个背着长枪的士兵在山下的小路上行走。1949年下半年，乡下经常发生溃兵烧杀奸淫掠抢的事情，乡下人把散兵和土匪统称为“梁子”，谈兵色变、谈匪色变。此后好长的一段时期里，我看见背抢的兵就全身发颤。
第二件事发生在晚上，姑母正在灶台边炸过年的豆腐，我守在滚滚的油锅旁，不时拈一个烫嘴的油豆腐吃，刚刚炸出来的油豆腐外脆内嫩，在嘴里咀嚼，那是满嘴流油、满口香甜，这种味道追随了我一生，遗憾的是此生再没吃出过家乡童年的味道了。正在馋兴未尽之时，突然，村里响起了锣声，有人急促地高声喊叫：“快躲呀！‘梁子’到村边了！”于是，姑母将我抱上二楼的杂屋间，在农具堆里拿出个箩筐，把我放进去，再用个箩筐罩住，反复叮嘱千万别出声，没回来接我前，别出来，再用些锄头、耙子等物靠在箩筐外面。
安置了我，姑母匆匆下楼扶着妈妈，抱着小的、牵着大的躲进了屋后柴山的灌木丛中。我似怕非怕地团缩在箩筐里，还念念不忘放在灶台上的那碗刚出锅的油豆腐，昏昏沉沉中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就问油豆腐呢，这事让姑母笑了我一生：“真是个二呆子，不晓得怕。”
至于有天晚上，村里突然响起急促震耳的锣声，接着就是相互传递的高叫声：“老虎来了！关好门窗。”姑母带着舅舅一家人全挤进了母亲的房间，用二根扁担顶着门栓，不停地嘱咐“莫出声、莫出声”，躲在房间的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敢动，只有我和宗元时不时地凑到门口和窗前附耳倾听，好想看看真老虎的模样。十几分钟后，又传来锣声和轻松的叫声：“老虎走了——”。
童年记忆里虽然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而恐怖却是最深最深的了。

迁居长沙

1950年11月下旬，母亲抱着刚满一岁的宗亮、三岁的宗元坐在寄伯伯叫来的滑竿上，姑母和白崽哥哥背着五岁的我和七岁的姐姐，步行三十几里赶到到黄沙河火车站，时近黄昏了。买了一张全票和一张半票，用的是开国初的第一套人民币，全票票价为一万四千元（1.4元），半票七仟元（0.7）。
1949年，父亲刚到湖大的工资是按600斤小米折算成12000元（12元）新币；1952年从教书转到百货商店工作，工资定为220000（22）元；当时是参照新政府公职人员工资发放标准。1954年定为行政23级，工资40元，逐步增加到了47元。国家发行的货币面额为万元、千元、百元、五十元（1元、一角、一分、五厘），1955年货币面额才改为元、角、分。
临别前，看见妈妈与姑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赶紧爬上车厢躲了进去，在乡下能记事起，看到母亲太多的眼泪了，从此我最的是妈妈的眼泪。
火车下半夜开，不对号入座，车厢里不算拥挤但也有不少的人，我家占据三人坐的长凳，座位是条形硬木做成，母亲拿件棉衣垫在凳子上，三姐弟横七竖八地卷缩在一起。对面坐着带婴儿的年轻农妇和一位不出二十岁的学生，在他与妈妈交谈中，我知道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路上，他热心地帮我们打开水，带我们上厕所，时刻看顾着放下座位下的行李。随着火车的一路颠簸，好奇、欣喜和对新生活的憧憬相伴左右，很快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临近中午。火车是站站停，三百多公里的路整整爬行了十八个小时，到长沙已下午四点钟了。
到站，那学生背扛手提拿起我家的全部行囊，牵着我，姐姐牵着宗元紧随在妈妈身边，下了火车，出站叫了一辆人力车，连行李带人全挤了上去，那学生站在车后的横杆上紧紧抓着车身，遇到上坡便敏捷地跳下，推着人力车上行，其精明敏捷的动作令我倾羡。到了灵官渡口，他将我们搀扶上小渡船坐好，将行李放在渡船前部的干燥处，详细说明到湖南大学的路线，然后转身离去。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泛起强烈的依恋，从此这种感觉扩展为不设防，深信世间全是好人，以致一生中遭到过许多可以避免的伤害。
初冬长沙，天气阴冷，北风虽不大，渡江的小船颠簸得利害，承载七、八个人的划子在波浪中起伏，我害怕得紧闭双眼，两手死死抓住船边，唯恐晃入江中。
船到江心，一阵北风袭来，吹落了我头上新的黑白羊毛线相间的帽子，我睁开眼，伸手赶紧去捡，垫脚船仓的木板稀松，正中有条间隙宽约三寸，仓内有积水，手刚触及到帽子，帽子就从垫脚板的间隙里滑了进去，随摇动的水晃进垫脚板里面，帽子不见了，我也忘了害怕，离凳俯身到船板上，伸手想插进间隙里摸寻，突然，驾船的艄公吼道：“不要命了，谁让你乱动，坐好！”我吓得坐回原位；艄公又说：“你莫动！再动，会掉进河里的。”又降低了声调对母亲解释说：“船底下通到河底，帽子已经随水沉到河里去了。”
我听不懂他的话，却被他的疾声厉色震住了，虽然是我最喜欢的东西，而且是母亲一针一线编织的帽子，刚戴一个月，心中万分的不舍。抬头看看艄公，他冷脸上那横七竖八纵横的深沟让我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了，母亲也在不断地叮嘱：“算了，坐好，千万莫动。”
船靠西岸，同渡的大人把我们一个个抱下船，又将行李搬上岸，一直送我们上到河堤上。一个中年人悄悄告诉母亲：“船底通河，船怎么能浮起来，他欺负你们是外行，又是外地人，帽子就在船上，我经常乘船过渡，不好当面说穿。”
母亲无奈地望望摇到河心的小船，安慰我说：
“别伤心，再给你打一顶更漂亮的帽子就是。”
到我成年上了船，成了水手，知道了船体结构，才明白最荒谬无稽的谎言也能哄骗欺诈善良的人，还会将此事当作架船人被骂作“船拐子”的证据。
七岁多的姐姐牵着我，从牌楼口码头走上通往岳麓山的牌楼口简易公路去找父亲，母亲指着这条笔直的大道，嘱咐姐姐“不要转弯，一直走。”母亲抱着两个弟弟和行李坐在河堤上等候。
傍晚时分，全家团圆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百货商店门市部二楼父亲的办公室里，吃完晚饭，父亲在楼板上开个大地铺，我和宗元调皮快活地翻着跟头，几分钟后就钻进被窝里呼呼入梦了。
父亲初被聘为湖南大学国文教师，教了半年书，他始终惦念着自己的经济才能，而且从中国的历史经验里也认定：“凡一个新生的政权，必定实行绥靖政策，任何政治家和当权者都会大量起用原政府的旧人。”因此在与李达的交往中，不断流露着对重回经济工作的意愿。1950年4月，湖南大学决定在校区内建立一个百货商店，李达校长便任命父亲为湖大百货商店筹备办主任。商店建成，父亲被任命为副经理；当时商店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空缺着经理位置是留给党的干部的。百货商店门前挂着块临时木招牌，12月初，我看到父亲在商店门楣上用颜体工工整整地写下两排字：“国营百货商店湖大门市部”；书写时一笔一划是那么专注虔诚，回想起他的神情，我不知道他的心情与在重庆市统辖二十八个商店有否区别，但从那苍劲端正的字里，我看到他敬业而一丝不苟的精神。
1952年7月，李达校长调任武汉大学，邀父亲同往，有他的保护，父亲也许能平安地生活在新中国里。父亲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天下大定后，必然须要人来建设、管理，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况且已经向组织上彻底说清了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丝一毫的欺瞒，是真心实意愿意为新政权贡献力量。还有个主要原因是母亲怀五弟六个月了，一家连快出生的弟弟七口人搬迁不易，于是谢却了李达校长的邀请，留在自己亲手创建的百货商店里。
1962年9月，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聚交谈，我直率地问他：
“你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父亲没有一秒钟的思考，坦诚地说：“最得意的是与你母亲缔结连理；最后悔的是没听李达校长的劝告，到武大工作。”因为他看到了新中国当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怀柔，其实他们谁也料想不到，高级知识分子能逃过建国初的历次运动，难逃1957年的反右运动，绝难逃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那场劫难：李达高楼一纵了却残生，父亲被批斗后，连气带病逝于家乡山村，年仅58岁。悲乎！
第二天，湖大总务处安排我家住进魁星楼下的麓山门四号，百货商店的两个工友送我们一家到新居，看到吊在房间中央的电灯头，我逞英雄地将手指探入灯头的两极，“唆”一下就被击打在地上，爬起来后一生再不敢随便玩弄直流电器。
这是栋两层旧房，住着八户人家。我家住堂屋右边两间最好的正房，同时运来两张大床和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张四方桌、几把椅子，家就安好了。
麓山门四号依山而建，坐东朝西，后面的山叫凤凰山，不高，爬一百余米就到大山顶；凤凰山南头在麓山门近牌楼口路，北尾到桃子湖路，西面麓山公路，东边是桃子湖河大片的水田直至湘江。凤凰山全长二里多；山上石头居多，后来修建荣左水泥公路多开采此山的石子；凤凰山上稀稀拉拉的栽着些颓废干廋的桔子树和难得一见的浅薄菜地。
麓山门四号房前黄土和碎石铺的简易公路，北起荣湾镇，南至左家垄中南矿冶学院，名荣左路，每当汽车驰过，黄灰遮天蔽日，老半天才能尘埃落定。
公路西边有座小山岗，岗上一栋三层小楼，传说古代时，一颗流星落在这里，流星叫文曲星，所以这里就出了个状元，后人建楼以为纪念。山岗本无名，因楼而得了个响亮的名字——魁星楼。
魁星楼南是十多亩荒地，中有一口小水潭，荒地上长满了一米高的杂草，中间一条小路，从麓山门斜插到自卑亭，这是住在麓山门一带的人，往返麓山脚下踩出来的路。荒地上面是湖大修建的能容纳数百人的简易操场，操场西南角上屹立着千年来文人自诩“登高必自卑”的自卑亭，沿自卑亭右边小路经湖大图书馆直到岳麓书院，左边的山路直上岳麓山。
我们喜欢上魁星楼和斜插小路到自卑亭玩，更喜欢的在荒地草丛里躲猫猫。一天，母亲给姐姐一张五十元（即半分钱）钞票到湖大百货门市部买盐，那时的盐200元（0.02）一斤，姐姐拿着把蒲扇，叫上我和宗元说去扑蝴蝶，走上小路，姐姐将钱平放在扇面上，三人一路上捉蜻蜓、扑蝴蝶，到了自卑亭处，扇面上的钱早已不翼而飞，三人返回寻找未果，只得找妈妈再要钱买回盐来。
从麓山门四号朝南走一百多米，折向东走二里就是牌楼口，也叫朱张渡，渡口因朱熹、张栻讲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相互交流学术往返渡江而得名，朱张渡是河东河西渡口的总称。长沙人把河东的渡船码头叫灵官渡，河西的渡船码头叫牌楼口；两渡口之间横亘着水陆洲，洲上东西均设船渡码头。
父亲管理着这个小百货门市部，尽管他的工资已不及在国民党政府里工资的十分之一，他对工作始终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兢兢业业、日以继夜，足见他为新政权服务的诚意；家里的事务和儿女的教育全是母亲的事，我们很少见到到他，一个月里，父亲难得和我们一起吃几顿饭。
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父亲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允许家属探视，三天两头里，母亲便安排我去送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每次见到父亲，他总要详细询问妈妈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学习情况，临别时都会反复叮嘱：“告诉妈妈，别着急，审查是政府对我的爱护，我绝对没有问题，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家。你是男孩中的老大，听妈妈的话，带好两个弟弟。”在我一生的记忆里，只在这几次的探视才体会到父亲的唠叨和柔情，其他留给我的全是严肃、简洁、一语中的和勤奋好学的形象。
果如父亲所言，不到三十天，住在楼上的湖大工友谢伯伯，傍晚时推门进来，悄悄告诉母亲：“李经理的审查结束了，他没有问题，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母亲很高兴，从严格计划的菜钱里挤出钱买了两包“大前门”香烟。1952年父亲工资220000元（22元），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非得精打细算。1953年初父亲工资加到42元，家里又添丁，双喜临门，让父母高兴了好一阵。
第二天，父亲回家了，他一脸的阳光，家里扬溢着难得的、豪放的、自信的成年男人的笑声。而更让我终生不忘的是他那坚毅的神态和对母亲说的话，虽是一知半解，但铿锵的语言让我记忆终生：“就是饿死，我都不会攫取不义之财，有损自己的品德和清誉！”
丰盛的晚饭，其丰盛不过是加了道母亲做的南京口味的红烧肉而已。晚饭后，父亲拢住我们，一脸正气地给我们讲起他的一段往事：
1944年，父亲在全国供销社和全国合作管理局视察任上，下管全重庆28个国有商店和物资工厂，有个商店经理谋求连任，父亲不喝酒，唯一嗜好就是抽点烟，经理投其所好，登门汇报工作，放下两罐香烟匆匆告别，父亲打开罐头盖，里面全是金灿灿的金条，第二天，父亲召开全系统管理人员的大会，怒气冲冲地将两罐金条重重地摔在桌上，呵斥说：“你当我李其坚是什么人，贪官污吏？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我都不再用你了！”当场作出开缺的处理。
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将我们送到乡下，父亲叹气说：
“我一生清廉，从没有额外的收入，大学毕业后一直搞经济工作，捞钱的机会确实很多，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经济接收专员大把大把的钱过，而且管理还混乱的很，国民党就是倒台在这腐败上啊！
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克己慎独，人的品德和名誉比什么都重要，无论身处何境，都会独善其身。再说，当时不是还带着你外婆一家人吗？唉！那个时候，我要是真的有钱，也会像同事陈岩松一样，先送你们去台湾了。”
我家就是那种中国传统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几经折腾，家底早已掏空，现在一家七口赖以生存的只靠父亲的月工资42元，好在母亲擅长精打细算，女红也不错，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全家人的衣物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有天妈妈为宗元缝了件新布上衣，他高兴地穿着新衣反复游走，一面得意地说：“你们看，我像不像个小客人？”从此“小客”取代了他“汉英”的乳名。
在新环境里，我很快就和大四五岁的陈婉、张德忠成为好朋友。

克己慎独！

向老师学习，这种品质，这年头少见了……

谢谢大家！

  入学初小

    湖南大学最早可沿引到宋朝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终为文化教育圣地，1903年清政府改制取名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2月更名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497号指令）改为国立湖南大学，成为当时第十五所国立大学；1946年国立商学院并入；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接管，更名为湖南大学。

    1929年，地方政府在岳麓书院文庙里创建湖南民众学校，招收岳麓山脚下的适龄儿童入学。1950年，湖南民众学校由湖南大学接管，改名为“湖南大学子弟小学”。1953年8月，中央教育部作院系调整，撤消湖南大学，分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两所高校。“湖大子弟小学”再更名为“湖南师范学院附属小学”；1974年，湖南大学在岳麓山脚、爱晚亭南桃源村处建立“湖大子弟小学”。两所高校有了各自的小学，其主要服务对象均为本校员工子弟。

    1951年8月，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前往“湖大子弟小学”报考应试，我们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考试，姐姐插班三年级，我入学一年级。

    开学前数日，一到晚上，母亲就会对我重复着听过多次的“东汉孙敬头悬梁、战国苏秦锥刺股、西汉匡衡凿壁偷光、孙康囊萤映雪”等古人发奋学习的故事，讲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不厌其烦地解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摘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一起走的三个人中，肯定有自己的老师，向好的品行和行为学习，看到不好的行为就检查对照自己，发现缺点一定要改正。”告诫说：“不求你长大后能做什么官，只要求你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从记事的那天起，我的大脑里只盘旋着母亲讲述的励志奋发、豁达乐观、人穷志不穷的种种故事和人物，从来没听到过悲观颓废、萎靡不振、灰心丧志一类的任何故事，这就注定了我们姐弟五人一生达观积极的性格。

    “湖大子弟小学”设在岳麓书院北边的“文庙”里，文庙依山而建，坐西朝东；自从孔孟学说成为中华文化正朔，孔子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先师后，各地兴建书院，必建“文庙”，官员每年祭拜孔圣人和古人入书院读书前必祭拜先师；其仪式都在文庙中进行。岳麓书院“文庙”东面是高十数丈的风火墙，南北耸立着两座麻石垒成的雄伟高大的牌楼，是为第一道大门，大门宽约三丈，骑马、八抬大轿可以直接入内。南牌楼正额刻“道冠古今”四字，北牌楼正额刻“德配天地”四字，进入大门，庭院西台阶上设四叶门扇的二门，大门和二门之间是宽敞的庭院，供来朝拜的官员停轿栓马，现在成了子弟小学学生们的游戏场所。

    二门台阶左右各立着个一米多高精美的石狮子，前腿直立，后腿盘坐，雄赳赳气昂昂地拱卫着二门，两个石狮子咀里含着个能转动，却怎么也拿不出来的鸡蛋大小的园石球，入学后我无数次地摆弄它，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63年我在丁字湾麻石场看到工匠雕刻石狮，才明白和钦佩石匠巧夺天工的技艺。

    登上二门前十几级石阶梯，二门门楼径深约五米，左右两边各有一间教室；同样下十几级台阶进入正院，正院呈长方形，约一百五十平方米大，位处二门和文庙正殿之间，原是祭拜仪式时学生集合恭立的场所，现在是全校学生集合和几个初小年级学生课间操的场地，全校学生叫它为“大操坪”；两厢南、北走廊宽二米、长约五十米，走廊里面建有间间房屋（原为庙宇管理者和莘莘学子住宿之用），南北各四间大房，大房间面积约六十平方米，正好作间教室，大房间与大房间中夹着小房，小房间共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

    “大操坪”西底端高处是文庙正殿，“正殿”东下端设两道斜梯，斜梯之中安放座二十几平方米大小的花岗岩浮雕，浮雕雕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龙，龙头昂首向东方、龙身盘旋四周，浮雕南北两侧是十几级麻石台阶，上了台阶后方能逾越正殿正门，南北走廊里也建有台阶通往正殿的檐阶。

    正殿共三层，原来一楼是供奉孔子的大堂，二楼是供奉朱熹、张栻等其他人的厅室，三楼是藏书阁。现在“湖大子弟小学”一层做了礼堂，二楼做活动室，三楼仍是图书室，只是书籍完全的不同了；正殿后面还有几间杂房，修整后也做了教室，1956年后学生增加，学校便在文庙后面的山坡上建造了数间新教室。

    “文庙”北石坊外四米处有一个小水塘，水塘中建了座茅草亭，不久成了师范学院生物系的领地，水潭放干了水，养着数只猴子，自从有了猴子，这里便成了我们最喜欢停留的景点。“文庙”外南几十米外也有个同样大小的水塘，塘中心亦建了座茅草盖顶的小亭，潭中的水来自爱晚亭山泉，四季清澈见底。

    岳麓山上的泉水长流不息，每到春季雨水多时，坐在教室里就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再听听整齐悦耳的童音读书声，真如古人联境：“书院书声，掩卷难忘南宋子；名山名寺，流泉长洗古今愁。”

    “文庙”进二门登正殿的北走廊，开着扇二米宽的门，通往岳麓书院半学斋；正殿后杂屋东侧亦有一扇小门直通爱晚亭。四周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参天的古树和翠绿的草丛，环境特别的幽静和清雅，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每天上下学，必经岳麓书院赫曦台，赫曦台南北两边各有一片小树林，面积不足六十平方，放学后，那片树林成了我们实践元帅和将军的游戏战场。

    开学的第一堂课文、学会的第一首歌至今音犹在耳！

    我背着新书包，不时摩挲着新发的书本和新文具盒，心底充满着幻想和快乐、好奇和忐忑，跟着姐姐从魁星楼北边的小路蹦蹦跳跳地跑进学校大门。怯生生地走进教室，怯生生地坐在课桌前，怯生生地翻开课本，用几乎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跟着老师读课文：

    “开学了，大家来上学！”

    第一周里学会了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谁也不能低估教育的力量，这首歌左右了我四十年，那么笃信，那么虔诚，即使是身处人生的最低谷，即使是受到不公平的非人待遇和打击，我对领袖的崇拜和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为之贡献生命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

    进入学校，接触到了老师慈祥的脸庞、严肃的教诲，还有同学们的幽默表情、风趣话语和关切问候，都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与生俱来的热情真诚的性格很快得到充分的发挥，融入集体，结交了扬子元、金声震等等许多朋友。那儿时的琅琅读书声、同学欢笑声、老师讲课声一生都萦绕在我的耳边，令我兴奋、令我年轻。小学的生活多姿多彩，有时像欢乐的小鸟，有时像霜打的茄子，有时像昂扬的斗士，有时像得胜的将军，件件往事永远荡漾在记忆的海洋里。

    一年级课本上的字，母亲全都教过，读来就毫不费力，加上幼年在家里受到的良好教育，自然成了班上的优等生。那时学校布置的作业少，考试只有期中和期末两种，我总是抢在老师布置作业时做家庭作业，放学回家剩下的就是玩，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进入三年级，班上有了少年儿童队组织（1954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规定吸收年满九岁、品学兼优的学生，入队由个人申请，班级儿童队辅导老师主持大会，经全班同学举手表决，有半数以上同学赞成才能上报校儿童队组织，获得批准才能入队。一个班里的少先队员是少数，特别是刚跨入三年级的班级，少先队员就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少年们都以带上红领巾为荣。

    那时我八岁零三个月，按规定不能入队，但我提交申请书后，很快获得了批准，与同班五位同学在大礼堂里宣誓：“时刻准备着”。面对队旗，我心中充满着自豪，一股前所未有的神圣感在胸中涌动，朦胧的理想油然而生，加入青年团、加入共产党成了我的终极目标。入队宣誓后，辅导老师指定我担任三年级乙班刚组建的儿童队小队长，我的心情激动而紧张，激动的是突如其来荣誉落到了我的头上；紧张是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我怎么领导他们呀。老师看出我的忐忑，对我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热爱班集体，友爱同学，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威信是能够树立起来的。”自系上红领巾，特别是佩带了一杠臂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十双稚嫩的羡慕眼神和大家的亲热态度。

    自此，我像上了发条，抢着打扫卫生、整理教室，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我记忆尤深的得意之作是：一、代表班级参加全校朗诵比赛，朗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获得优胜奖；二、在湖南大学大礼堂里，面对几所小学的师生和家长，表演班级自编自排的话剧《一个黑板刷》，旨在倡导学生爱护公物。

    三年一期，我的心底是那么的纯真，希望是那么的美好；生活在掌声和赞扬声中，正是这种状况，让我飘飘然了，以至在三年二期生出几个反复来。

    小学里最恐怖的事是看见了死人，一天课间听说爱晚亭水塘里淹死了人，同学们争先恐后从学校左边小门穿岳麓书院奔向爱晚亭，我随着人流到塘边，一男一女相拥，颈部拴着根大石头的绳子，安静地睡在水底，池塘的水不足一米深。看后，我连续做了一个多星期的恶梦。

    “文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回归岳麓书院，两边池潭早已干涸，潺潺流水声早已湮灭，学校早已迁移，稚童读书声早已消失，换来的是门房票价牌和游客的喧哗声，是面目全非的书院，还有那动人心魂的隐约铜钱叮咚响。

    上世纪末，我再次来到和岳麓书院一起被圈禁起来的“文庙”，隔着铁门朝里观看了很久，心中涌出了许多的感慨，便作了两首诗。

    题岳麓书院、

    一

    十里山溪绕石礅，千年书院今尤存。

    学斋堂厅旧颜改，庭院古樟毁无痕。

    票房楼阁辉相映，虔诚调侃两共存。

    端严肃穆育人地，处处铜钱扰朱魂。

    二

    题岳麓书院·五律

    漫步儿时路，沉吟人黯伤；新潮无岳麓，复古有残墙；

    楼阁非书院，碑文见旧章；赫曦台上静，独自忆朱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