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美学家、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所著《鲁迅批判》不足八万字，却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传世之作。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是惟一经过鲁迅自己阅读过的批评鲁迅的文章，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髙的专著，也是数十年官方讨伐批判最激烈、最尖刻的文章。李长之十九岁开始发表评论鲁迅的文章，二十五岁出版《鲁迅批判》，该书“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论由己出，足以奠定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郜元宝《李长之批评文集》编后记)”。李长之小鲁迅二十九岁，他曾说：“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他称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中“最煊赫的代表者”，称鲁迅作品“是真正渗透了时代的意义的艺术。”

1931年9月18日，日寇自炸南满铁路（“柳条湖事件”）作为借口，以武力占领沈阳。继而在三个多月里兵燹遍及东北全境。
1932年1月日寇进犯上海，中国军民死伤1.6万余人，财产损失20亿元多。3月扶持成立“满洲国”，攻占山东济南。6月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1933年1-5月，日寇先后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屯兵北平、天津郊区。5月31日，强迫中国签定《塘沽协定》，限令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以西、以南地区，划定该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造成日寇占领东北、热河的事实，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
1934年5月，日寇在天津南开八里台修建机场。
1935年11月，日寇扶持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隶属日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
上述是日寇步步入侵事件，也是《鲁迅批判》写作和出版时的历史背景。

《鲁迅批判》的作者说“当时中国的作家论还不盛行，书局或杂志的编辑也还没以这为轰动读者耳目的号召。”作者一贯认为“崇拜一个人，却是往往把他变成正方正圆，像修饰一个面容，把胡须眉毛一律剃得精光似的，填到圣庙里去吃猪肉之后，就一切不问了。这样被构成的人物会伟大么？决不会的！他的精神是贫瘠的，他的生命是枯萎的，这是图案的形式而已，毫没有内容”；因为“人本来是人，人不是照着逻辑长成的。生命力的源头本来有烟、有雾，水至清则无鱼”。作者以求真的目的，不因鲁迅是巨匠而虚美、饰非，李长之说：“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赍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魯迅批判》三版题记）。”
李长之深知某些貌似高深激进的言词影响力和破坏性之强大，特别是出自举国皆知名人的号召力更是不可估量，不苟同当时众口一铄的所谓民族劣根性。
当时最具影响的就是鲁迅对国民的一系列批判：中国民众民风最多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还有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特质，鲁迅置身于世外，站在救世主的高度批评自己的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怒斥中国人是“看客”、“奴性”，录他的部分言论如下：
1921年，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抵制日货运动中，鲁迅却呼吁：“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日本人可谓我们的模范”。
1925年《两地书》：“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1925年《论睁了眼看》：“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1925年《忽然想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1926年《娜拉走后怎样》：“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1932年初鲁迅写的《“有名无实”的反驳》、《文章与题目》等许多文章，以及后来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直接抨击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号召人民反政府。
1933年《真假堂吉诃德》：“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引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
1933年《世故三昧》：“然而倘说中国现在如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1936年《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翻阅了许久，找到这段鲁迅的抗日言论。
鲁迅的才学名气和文笔的凝炼、老辣、简峭、诙谐，以及鲁迅宁折不弯的个性和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誉称，使其名满天下，成为当代的大师、当代文化青年的楷模，其对国民性的批判影响最深最广，其文字、思想、行为和性格无疑影响着整个社会，正如李长之回忆说：“我记得，有位姓郭的朋友，因为读鲁迅的文章，而感到社会的不满太多了，曾主张过提倡‘怒的文学’，终至于在一个期间作了精神病患者。还有位姓沈的朋友，性子是和平些的，但对社会也仿佛感慨甚深，一遇见事情，每每有他锐利的冷然的观察，这结果就使各处对他也不满起来了，他嗛下的，乃是‘苦闷'和‘牢骚’。根源呢，是因为他常读鲁迅的杂感。这都是中学卒业前后的事，大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鲁迅批判》三版题记）。”二个例子，足以证明鲁迅在当代文化青年中影响之巨大。
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肆意贬责自己的民族麻木、卑怯、自私、保守、愚昧，夸大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并时时刻刻鞭笞之，讥讽用大刀抵抗日寇的中国人是假吉诃德，讪笑提倡中国固有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是得到什么祖传秘诀等等。这些盛嚣尘上的负能量不能激发民族的自尊自强的斗志，反而会让人产生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的消极情绪，使青年人认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就不加思索地要去反对甚至扑灭它，本来嘛，一是“看客”、二是“奴性”的民族有生存的价值吗？这样的民族该不该让优秀的民族来重塑改造吗？也许这就是《鲁迅批判》作者后来宁可不出书也不将批判二字改为分析的原因吧。

1935年，李长之主编《益世报》副刊，在该刊物连载《鲁迅批判》的短文。1935年9月完成全书，李长之送书稿给鲁迅审阅并索要相片。鲁迅细读文件，订正自己著作的时日。从自己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去，还写回信以支持，这就是鲁迅伟大而自知之处。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送赵景深处，并要求按鲁迅相片原尺寸置于封面，插页重印相片于卷首，鲁迅书信手迹制版排在插页相片后。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支持，该书初版本的目录上刊有“鲁迅先生近影”、“鲁迅先生手迹”字样。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虑及销量和利润，为成本计，省去封面后的相片插页和手迹，仅仅保留了封面鲁迅的相片。
《鲁迅批判》1936年1月初版发行不到半年就售完了，6月，北新书局赶印第二版，一年后李长之发现书局背着自己，加印《鲁迅批判》第二版在香港发售。盛怒之下撰文谴责“书店老板所加给的戕害”、“初版不印鲁迅书信手迹和相片插页，还将鲁迅手迹丢失”、“所给的版税就更苛了，只给了五十几元，版税也只算过一次，以后再没算过”。失望之余，李长之把《鲁迅批判》委托给东方书社在成都印刷了“第三版”，1943年7月发行。1946年2月，李长之写信给赵景深，请其追讨应得的版税，经赵景深斡旋，此问题圆满解决。
《鲁迅批判》一面世就大受欢迎，半年里二次版印发行，小人物说真话，而且是直接批判“大师”，令人振聋发聩。作者又是深受鲁迅影响的文学青年，而且作者破天荒地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辨析鲁迅的思想性格，并由其精神人格来解读其作品，此评论方法的叛逆性和新颖性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李长之《鲁迅批判》一书，屡遭批判和查禁，国民党时期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日伪统治区里被列为禁书；1950年后，官方圈定该书是“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观点，其观点是反动的，此书就是反动书籍，长期被封固在藏书馆里不许外传；1950年，李长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文中写道：这本书“为普通读者，我以为最好不看，书店也最好自动停售”、“最低限度，书局如果还印行这本书，应该加上我这个批判，那或者可以对读者的毒害减轻些，我也就心安些了”、“这本书指出了鲁迅前半的思想中心是生物学，后半的思想中心是阶级学说。这一点，现在已成了公论。这自然不是说大家受了这本书的影响，但至少可证明这本书和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他无奈地提出解决此书的办法和作了些许苍白的自我辩解。
1976年后，一家出版社找李长之商议重出《鲁迅批判》一书，要求把《鲁迅批判》更名为《鲁迅分析》。“批判”不是“分析”，这就是李长之拒绝的理由：“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这是万念俱灰的反抗，以偃旗息鼓来保护自己，因为谁也不知道政治运动何时会再来！
李长之1978年离世，终未见到书的再次出版发行。
2003年1月，北京出版社整理再版发行《鲁迅批判》，书前刊有于天池、李书合写的《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
2010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鲁迅批判》。
李长之，1931年清华大学生物系、哲学系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受《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影响，正如他在日记里写到的：“先读其年谱，大受激动，时而欲泣。”故1948年很多人（包括梁实秋）买好机票劝他去台湾，他却坚持留在北京。1949年2月，他代表北师大教授起草“迎接解放”、“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宣言和向新政协致敬电。４月后历任北师大工会副主席、文学院工会主席。1951参加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任副团长；1956年加入了九三学社。
1957年“反右运动”中李长之“认罪态度不好”，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他的写作和教学权利被剥夺了，他的名字从报刊杂志、出版界、教育界消失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再版题记)。”“文化大革命”中，李长之饱受了批斗和侮辱，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鼻子骂：“你写的《鲁迅批判》，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1976年，北京师大党委派人看望他，一句“你受苦了”让他嚎啕大哭，几十年的屈辱在这一刻得以抒发。
1978年6月，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忆老舍》，也算是自己的墓志铭吧。

《鲁迅批判》从鲁迅作品入手进行分析，然后紧扣其人生性格，从而指出其性格上的缺陷，如此大胆的论证前辈大师实属公允和难能可贵。
李长之评判鲁迅的小说最成功八篇是：《阿Q正传》、《孔乙己》、《风波》、《故乡》、《社戏》、《祝福》、《伤逝》、《离婚》；失败的六篇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兄弟》。成功的原因是鲁迅对农村社会有深切了解，对愚昧、执拗的农民有极大的同情，这些完整的艺术品有其永久的价值。但鲁迅缺乏对城市的深刻了解，兼之他性格偏执、多疑，所以产生了作品的两个极端，写到都市市民时就只剩下颓废、沉闷、羸弱和驳杂了。
鲁迅的杂文别树一格，平铺直叙起笔，（《热风》）后转入曲折，细微和刻画；（《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至通畅特、活力。杂文从《三闲集》到《二心集》到《南腔北调集》，是“思想上是由理论而入了应用的时期了，文字含蓄，而凝整，但是同时他的精神生活似乎停滞在某一个地点了，文字就又有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所偶尔流露的困乏。”鲁迅的杂文“是在常有所激动，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随手即来，话往往比常人深一层，又多是因小见大，随路攻击，加之以清晰的记忆、寂寞的哀感，浓烈的热情，所以文章就越发可爱。”
而《鲁迅批判》一书虽批判鲁迅情感病态中的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但主旨是肯定的，李长之在五章中肯定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文艺创作之出，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奋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上开始有了真正的短篇。”“这都在显示着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
李长之认为鲁迅有超越的天才，道德健康，他同情弱者，抗争权力，却使他步入以反群愚、奴性为理由的攻击国民现象到否定整个中华民族的执拗。他说“鲁迅不是思想家。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他的思想是一偏的，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即如对于国故的见解，便可算是一个例。”言外之意是不能以此苛责和苛求鲁迅，
李长之写此书后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他主张“批评家的批评精神，在有所摧毁，有所探索，有所肯定，他抗战着，也建立着。”“求真而不惜破坏，求善而不惜疾恶如仇，为美而热烈的爱护、礼赞，以与一切不完整、不调和、污秽、丑陋、缺陷相奋战的精神，便是伟大的批评家精神。只有这，才是伟大批评家的根本点。”这就是作者的写作宗旨，《鲁迅批判》包容了鲁迅创作乃思想的各个层面，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涉及到，其研究方法和认真仔细不能不令人赞叹。
李长之有个愿望，是重写《鲁迅批判》，1943年，他在《鲁迅批判》三版题记中、1950年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都表示了重写的愿望。他自认为二十五岁时的作品，在资料采集，理论和学识，观点推敲、文意表述等等方面都大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因此《鲁迅批判》不能完全体现自己对鲁迅的认识，不能更深层次地体会鲁迅作品的精髓，不能更准确地定位鲁迅，不能为中国人还原鲁迅真实的两面。遗憾的是1957年后他搁笔了，因此对鲁迅更深刻、更全面、更准确的评论就被带进了天堂。
为真理，为正义直抒己见或仗义执言，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的时代亟需坚持和弘扬的！

摘录《鲁迅批判》一书中最严厉的批判文字：
第2页：他咒恨中国的医药，这是在他作品里时常见到的，显著的，更有以《药》为题目的一篇小说。
第3页：他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
第4页：我们一方面看出他自身的一种过份的神经质的惊恐，也就是在《狂人日记》里所谓的“迫害狂”，……
第46页：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不是陈独秀在那里办《新青年》，鲁迅是否献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很不一定的；
第136页：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
第138页：我忽然想到鲁迅是一个颇不能鉴赏美的人……他是枯燥的，他讨厌梅兰芳的戏片子。
第139页：强烈的感情，和粗暴的力，才是鲁迅所有的。
第142页：在这里，可说发现了鲁迅第一个不能写长篇小说的根由了，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他只有农村的描写成功，而写到都市就失败的原故。
第153页：鲁迅是没有什么深邃的哲学思想的……鲁迅像一个动物一样，他有一种维持其生命的本能。他的反抗，以不侵害生命的为限，到了这个限度，他就运用其本能的适应环境之方了：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也就是林语堂所说的蛰伏或装死。这完全像一个动物。（《而已集》页六八）
第154页：鲁迅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很厉害。
第160页：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第161页：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
第162页：因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